立三路線

1929年10月26日共產國際來信，它斷言“中國進到了深刻的全國危機的時期”，“現在已經可以並且準備群眾，去實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而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獨裁，積極的開展著並且日益擴大著階級鬥爭的革命方式”。認為“盲動主義的錯誤，已經大致糾正過來”。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表示：“日前全國的情形，正如國際來信所指出確已進到深刻的全國危機的時期”。這—“革命形勢的速度，即實行武裝暴動直接推翻反動統治的形勢的速度”。“我們必須如國際所指示，在現在就準備群眾，去實現這一任務，並積極的開展和擴大階級鬥爭的革命方式”。

1930年5月，蔣馮閻大戰爆發，這是規模空前的新軍閥大戰。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周恩來已去蘇聯向共產國際報告工作)的李立三等認為革命危機已在全國範圍內成熟。6月1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案。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佔據了統治地位。

通過一省數省的發動，尤其是通過城市暴動，奪取全國政權。

這個決議案的“左”傾冒險主義表現在：第一，對形勢作了根本錯誤的估計，認為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到了大決戰的前夜。它寫道：“中國經濟政治的根本危機，在全國任何一處都是同樣繼續尖銳化，沒有絲毫根本的差別”。“總的形勢，都表明中國新的革命高潮已經逼近到我們的前面了”，全國範圍內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勢”，並“有極大的可能轉變成為全國革命的勝利”。它還認為：中國革命一爆發，就有“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後的階級決戰到來的可能”。第二，主張在實際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積聚和準備革命的主觀力量，因為群眾已經不要小干只要大幹，也就是只要武裝暴動，而且是全國性的武裝暴動。第三，堅持“城市中心論”，強調：“無產階級的偉大鬥爭，是決定勝負的力量，沒有工人階級的罷工高潮，沒有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決不能有一省與幾省的勝利”，批評“以鄉村包圍城市”是一種“極錯誤的觀念”，“過去的游擊戰術”“必須根本的改變過來”。第四，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認定“資產階級已經是反動聯盟的一部分”，主張革命如果在一省與幾省首先勝利，“要沒收中國資產階級的工廠、企業、銀行”，並且“必然需要從工農專政進到無產階級專政”。

在這種錯誤思想指導下，李立三等制訂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計劃。重點是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並要求各路紅軍“會師武漢”，“飲馬長江”。8月初，成立全國總行動委員會，作為領導武裝暴動和總同盟罷工的最高指揮機關；把共產黨、青年團和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併為各級行動委員會，停止了黨、團、工會的正常活動；進一步提出準備全國暴動的詳細計劃，還要求蒙古出兵配合，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

這次“左”傾錯誤在黨內統治的時間雖然只有三個多月，但黨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國民黨統治區內，許多地方的黨組織因為急於組織暴動而把原來的有限力量暴露出來，先後有十一個省委機關遭受破壞，武漢、南京等城市的黨組織幾乎全部瓦解，紅軍在進攻大城市時也遭到很大損失。

“左”傾冒險主義脫離客觀實際，單憑主觀願望或想像，急於求成使得自己原本的力量也被消耗殆盡。它必然受到那些了解並尊重實際情況的黨內幹部的抵制。在革命根據地，—些黨和紅軍的領導人在不同程度上對李立三的錯誤表示懷疑或作了抵制。因此，“立三路線”在實際工作中，特別是紅軍和各根據地中，並沒有得到全面的貫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