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維埃

1917年 十月革命時期，俄國各地成立了工人士兵代表蘇維埃和農民代表蘇維埃，作為勞動人民的政權 機關，與當時的臨時政府並存。

1917年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俄國人民在B．И．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推翻了地主資產階級政權，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勝利的當天即召開了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列寧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農民書》，宣布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從此，蘇維埃成為俄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組織形式。十月革命勝利后，合併為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成為各級國家的權力機關。1934年改稱勞動者代表蘇維埃。

1917年11月～1918年3月，全國各地相繼建立了蘇維埃政權。1918年1月25日全俄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宣布俄國為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同年7月10日，全俄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根本法）》（簡稱《蘇俄憲法》），確立了以蘇維埃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

1922年12月30日，蘇聯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聯盟條約》和《聯盟成立宣言》，宣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1924年1月31日，蘇聯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憲法》（簡稱《蘇聯憲法》），確認蘇聯為統一的蘇維埃社會主義的聯盟國家。1934年蘇聯宣布剝削階級已經消滅，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已佔統治地位。1936年12月5日蘇聯蘇維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會通過的蘇聯憲法，進一步完善了蘇維埃制度。

1977年10月7日第九屆最高蘇維埃第七次非常會議通過蘇聯憲法。該憲法繼承前三部蘇聯憲法的思想和原則，宣布蘇聯已經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憲法以專章規定了蘇聯的政治制度，宣布蘇聯是社會主義全民國家，代表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國內各族勞動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規定蘇聯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人民代表蘇維埃，並規定蘇聯共產黨是蘇聯政治制度的核心。（註：蘇聯最高蘇維埃是蘇聯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它的常設機構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

1988年12月以後，蘇聯多次修改憲法，其政治體制不斷變化，1989年，蘇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改作人民代表大會，其常設機關為蘇聯最高蘇維埃，由大會選舉了第一任總統和副總統。直至1991年底蘇聯解體，蘇聯解體后，蘇維埃名存實亡。很快，在俄羅斯它就被強行解散。而在烏克蘭等國，其議會仍然沿用蘇維埃之名，但與原來的蘇維埃沒有任何關係。

十月革命勝利以後，根據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年輕的蘇維埃國家於1918年12月8日在莫斯科成立了自己的最高軍事學府——工農紅軍總參學院。在這段十分艱難的時期，擺在學院面前的首要任務是為紅軍培養軍事幹部，而且要在學制縮短和艱苦的戰爭條件下完成，任務非常艱巨。

來自工農紅軍的第一期學員一半以上出身於工人和農民家庭，有25%只有初等教育程度。蘇維埃政府始終關注學院的問題。包括人民委員會主席、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共和國武裝力量總司令和其他領導人在內的國家重要領導人不止一次地視察學院並幫助解決了許多緊迫的問題。

蘇維埃政府用最好的幹部充實學院。1918年10月11日，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頒布命令，從全俄總參謀部和軍事部門各總局調一批軍事專家到學院任教，其中包括А.А.斯韋欽、В.Ф.諾維茨基、Е.И.馬爾蒂諾夫、Г.И.傑奧多里、Н.А.達尼洛夫等著名軍事指揮員和學者。

在學院全體工作人員的努力下和政府的關懷下，學院圓滿完成了所賦予的任務，其成績得到蘇維埃國家領導人的肯定和高度評價。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特別命令指出：“在國內戰爭中……在蘇維埃政權經受嚴峻的戰鬥考驗的緊要關頭，紅色總參謀部軍官們響應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號召，加入到正規紅軍的行列中去，在不同的崗位上以年輕的革命熱情，不可阻擋的勇氣和忘我的工作精神，為保衛革命的事業注入了共和國最頑固的敵人也不能抵擋的強大精神和活力。”許多早期學員成為後來的著名蘇維埃軍事指揮員，其中有К.А.梅列茨柯夫、В.С.波波夫、В.Д.索科洛夫斯基、И.В.丘列涅夫等。

在國內戰爭期間，蘇聯同時存在2所專業相同的總參軍事學院：一所是站在白軍一邊的尼古拉總參謀部學院，一所是工農紅軍總參謀部學院。而前者的最後一批學員於1921年底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俄羅斯島）的第3西伯利亞步兵團的兵營里畢業。

國內戰爭結束后，由於軍隊大規模裁減和對戰役戰略層次指揮員的需求減少，1921年，學院轉為以培養戰術指揮幹部為主，改名為工農紅軍軍事學院。但教員隊伍沒有發生變化，高級指揮人員的培養也沒有中斷。培養高級指揮人員的機構最初是軍事學院高級集訓班，後來是高級首長進修班，從1931年起改為戰役系，該系成為1936年4月重建的工農紅軍總參學院的基礎。

在集訓班（進修班）的畢業學員中有Г.К.朱可夫、И.С.科涅夫、К.А.梅列茨科夫、К.К.羅科索夫斯基、В.Г.索科洛夫斯基、С.К.鐵木辛哥、Ф.И.托爾布欣等許多衛國戰爭著名將領。1941-1945年的偉大衛國戰爭著名的統帥和英雄Л.А.戈沃羅夫、П.А.庫羅奇金、А.И.安東諾夫、А.М.華西列夫斯基、И.Х.巴格拉米揚、Н.Ф.瓦圖京、М.В.扎哈羅夫等都是學院的第一期學員。

在戰前的5年時間裡，學院共培訓了超過600名具有高級軍事業務水平的中、高級軍官。正是他們在實踐中出色地運用了學院在戰前創立的“縱深進攻戰役”理論。學院成為培養真正統帥的學校，這些統帥在前線和總參謀部證明了蘇聯軍事理論與實踐具有最高水平。

學院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奠定了蘇維埃軍事科學的基礎。在這一時期出版了А.А.斯韋欽的《戰略》和《軍事藝術自古至今的演化》，В.К.特里安達菲洛夫的《現代集團軍作戰特點》，Г.С.伊謝爾松的《軍事學術的發展》，Н.Е.瓦爾福洛梅耶夫的《突擊集團軍》和《進攻戰役》,В.А.梅利科夫的《大型諸兵種合成兵團的組織》和《根據世界大戰和國內戰爭經驗談戰略展開》等一批有價值的科學著作。

А.А.斯韋欽、А.Е.斯涅薩廖夫、М.В.伏龍芝、В.Ф.諾維茨基、А.А.涅茲納莫夫、М.Н.圖哈切夫斯基等人的名字被永遠載入學院史冊。В.К.特里安達菲洛夫、М.Н.圖哈切夫斯基、Г.С.伊謝爾松及其他軍事思想家對武裝鬥爭的深刻形式進行了的科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經過衛國戰爭檢驗的縱深進攻戰役理論今天仍是世界軍事科學之林中的一朵奇葩。

三十年代中期，由於爆發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日益增加，擴充和加強蘇維埃武裝力量極其需要培養大量的高素質高級指揮員，這一任務被賦予了1936年11月重建的工農紅軍總參學院，學院同時仍承擔研究現代軍事科學重要問題的任務。此時院長由基輔特別軍區參謀長Д.А.庫欽斯基擔任。學院內薈萃了當時蘇聯軍事科學界的全部精英、最優秀的教育家和教學法專家。138名指揮員成為第一批學員，其中有Л.А.戈沃羅夫、П.А.庫羅奇金、Г.К.馬蘭京、А.И.安東諾夫、И.Х.巴格拉米揚、А.М.華西列夫斯基、Н.Ф.瓦圖京這些後來的著名衛國戰爭將領。

1936-1941年，有5期學員從學院畢業。800多名受過高等教育的指揮員和高級參謀人員被充實到軍隊中去，他們構成了各戰役軍團、總參謀部、國防人民委員會各局指揮人員的骨幹力量，在衛國戰爭期間擔負起了領導這些部隊和機構的艱巨任務。

學院這一時期的勞動成果不僅在學院內發揮作用，還被紅軍戰役層次的指揮人員所使用。最有名的著作有Г.С.伊謝爾松的《新戰爭形式》（1940年）。該書在研究西班牙內戰和1939年德波戰爭作戰經驗的基礎上，得出了關於戰爭發動方式和初期作戰形式的有益結論。

1940年出版的《作戰詞典》具有重要的科學和實踐意義，直到60年代中期總參軍事學院編纂的《基本軍事術語詞典》問世之前，它都是軍事理論家和實踐家的參考資料。

А.И.施特羅姆伯格（將軍）、А.В.基爾比奇尼科（將軍）、П.П.伊奧諾夫（旅長）、Б.П.傑普林斯基（旅長）、Н.И.特魯別茨基（旅長），Д.М.卡爾貝舍夫（師工程師）及其他學者則就各兵種的戰鬥和戰役使用問題著書立說。作者們的許多論點在衛國戰爭中得到了證實。

學院完成了其主要任務。一個有力的證據是，衛國戰爭中蘇聯軍事學術取得了對德國戰略家的勝利，這一勝利的創造者們也是學院的畢業生。其中3人擔任過總參謀長：Б.М.沙波什尼科夫，А.М.華西列夫斯基，А.И.安東諾夫；1人擔任過總參作戰局長：С.М.什捷緬科；5人曾擔任方面軍司令：И.Х.巴格拉米揚，Н.Ф.瓦圖京，Л.А.戈沃羅夫，Г.Ф.扎哈羅夫，П.А.庫羅奇金；13人曾擔任方面軍和軍區參謀長，22人曾任集團軍司令，265人曾任師長，82人曾在總參謀部及方面軍、集團軍指揮機構任要職；63人榮獲“蘇聯英雄”稱號，而3人榮獲最高榮譽——勝利獎章，其中А.М.華西列夫斯基曾榮獲兩次。

戰爭年代，學院的工作一直處於緊張狀態，並按照經強化的大綱，對正規軍的需要迅速作出反應。學院在此期間特別重視培訓諸兵種高級指揮員。學院1942年4月9日易名為伏羅希洛夫高等軍事學院，也體現了學院這一新的活動方向。戰爭年代，2000多名紅軍軍官和將軍在這裡接受了培訓。為了表彰學院所建立的功績，國家授予學院一級蘇沃洛夫勳章。

其一，就權力來源看，議會民主制下的權力的合法性來自議會。政府或者直接由議會選舉產生，或者按議會通過的特定法律組成。也就是說，權力的產生是以承認和遵循現存的法律秩序為條件的。而蘇維埃則來自人民群眾的直接創舉，是直接的“奪權”，它是不承認現存的法律秩序的。在革命年代里，歷史的發展和創造採取的是特殊的方法，即人民親自登上政治舞台，他們“不承認無論什麼人定出的任何法律和任何規章”，直接地使用暴力，實現政治自由，創立政權機關。世界上歷次革命都是如此。蘇維埃也不例外，它是在俄國革命中創造出來的政權機關，“這種政權就是專政”，“它不是依靠法律，不是依靠形式上的多數人的意志，而是直接依靠暴力”。

其二，在議會制下，人民選舉代表治理國家，管理國家事務。在蘇維埃制下，人民直接參與國家管理，這表現在：

第一，國家的最高權力全部屬於人民，人民代表由人民選舉產生並可以隨時撤換；人民代表組成單一的人民議會，即單一的議院。

第二，用全民的直接武裝代替脫離人民、同人民對立的機構即常備軍和警察；國家的秩序由武裝的工農自己來維持；工農武裝力量同人民保持著極密切的聯繫。

第三，官吏或者也由人民自己的直接政權取代，或者至少要接受特別的監督，變成不僅由人民選舉產生、而且一經人民要求即可撤換的官吏；他們處於普遍的受託者的地位，從領取資產階級高薪和佔據肥缺的特權階層變為特殊“兵種”的工人。其報酬不超過熟練工人的一般工資。也就是說，在蘇維埃制度下，人民對官吏不僅有直接的選舉權，而且有隨時撤換的權力，官吏不再是一種特殊的職業，而是人皆可為的。這樣就保證了這個機構同群眾、同大多數人民的極密切的、不可分離的、容易檢查和更新的聯繫，而這是以往國家所沒有的。也就是要“使所有的人暫時都變成‘官僚’，因而使所有的人都不能成為‘官僚’”。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原始民主”的許多東西都必然會復活起來，人民群眾不僅獨立地參加投票和選舉，而且獨立地參加日常管理。“這樣，所有的人將輪流來管理，因此很快就會習慣於不要任何人來管理。”第四，議會制下，人民除了在選舉時或較少見的全民公決的情況下，一般是處在政治生活之外的。而蘇維埃則依靠它的層層組織把廣大勞動群眾組織起來並捲入政治領域，“它為先鋒隊即被壓迫工農階級中最有覺悟、最有毅力、最先進的部分提供了組織形式”，是被壓迫階級的先鋒隊用來發動、教育、訓練和領導這些階級廣大群眾的機構。

其三，針對議會民主制中地域代表制存在的弊端，列寧明確提出用蘇維埃的生產單位代表制代替之，即在蘇維埃制下，選舉單位和國家的基層組織不按地域劃分，而是按經濟和生產單位（工廠等）劃分的。這種選舉辦法可以使蘇維埃同各個行業和生產單位、經濟單位建立密切的聯繫。此外，蘇維埃的多級選舉制也保證了廣大群眾與代表之間和政權機關的緊密聯繫，因為勞動者與基層蘇維埃之間、基層蘇維埃與上級蘇維埃之間及各上下級蘇維埃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賴關係。

其四，蘇維埃“能夠把議會制的長處和直接民主制的長處結合起來，就是說，把立法的職能和執法的職能在選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結合起來。同資產階級議會制比較起來，這是在民主發展過程中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一大進步”。巴黎公社已開始嘗試廢除立法權與行政權分立的議會制形式，目的是為了克服由這一形式產生的消極的一面。這種廢除是以人民可以隨時撤換、罷免自己的代表這一強有力的監督和制約手段為先決條件的。蘇維埃力圖繼承這一傳統。

新政權規定，蘇維埃不僅把立法權和對執行機關的監督權集中在自己的手裡，而且通過蘇維埃全體委員把直接的執行法律的職能也集中在了自己的手裡，以便逐步過渡到由全體勞動居民人人來履行立法和管理國家的職能。也就是說，蘇維埃代表要親自製定和通過法律，親自執行自己通過的法律，親自檢查實際執行的結果，親自對自己的選民直接負責。這便是列寧設想的作為“工作機構”而不是“清談館”的蘇維埃。

那麼在什麼意義上說它是“工作的”機構呢?

第一，在經濟上，它的成員是工作者；

第二，在政治上，不是“清談”，而是辦事情，不是分立，而是結合；

第三，把立法職能和行政職能結合起來——向消滅國家過渡，就是說，處理國家事務的將不是一個或幾個特殊的機關，而是國家的全體成員。

列寧認為，“現在必須把‘管理’和體力勞動結合起來，不僅有工廠勞動的換班，而且還有工廠勞動（農業勞動、一切體力勞動）和管理的彼此換班”。這是建立在另一種基礎即高級基礎上的“原始的”民主。

其五，資產階級民主只限於宣布形式上的全體公民一律平等的權利，例如集會、結社、出版的權利，至多也就是在一些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取消過這幾方面的全部立法限制。但實際上當局的實踐及勞動者所受的經濟奴役（這是主要的）總是使勞動者在資產階級民主制下不可能稍微地享受到權利和自由。

蘇維埃民主不是在形式上宣布權利和自由，而首先主要是讓居民中曾受資本主義壓迫的那些階級能實際地享受權利和自由。為此，“蘇維埃政權剝奪資產階級的房屋、印刷所和紙庫，並將它們全部交給勞動人民及其組織支配”。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為印刷所和紙張都從資產階級手裡奪過來了；最好的建築如宮殿、公館、地主宅邸等也是如此。蘇維埃政權把成千上萬座最好的建築物一下子從剝削者手裡奪過來，這就使群眾的集會更加民主百萬倍……它也因而使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民主百萬倍。

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導致蘇維埃失敗、蘇聯滅亡這個結局？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不能簡單歸結為某一個原因或者某一個人的失誤。

首先，從社會歷史背景來看，俄羅斯這個國家有370年沙皇專制主義統治的傳統，它缺少資本主義民主憲政的實踐。沙皇專制的傳統，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對民眾有著深遠影響，對最革命的共產黨也有影響，這是客觀原因。

其次，沒有解決好共產黨如何領導蘇維埃的問題。列寧時期還有黨內民主，蘇維埃民主 已經不充分，多黨合作的民主1920年以後已經不存在。如果能夠發展黨內民主、蘇維埃民主和多黨合作的民主，應該說蘇維埃不至於敗亡。最後，領導人個人的特點也起作用。如果列寧能夠多活20年，蘇維埃制度肯定不會變形、衰敗。列寧是喀山大學法律系畢業，又在西歐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生活15年之久，還在俄國開創了社會主義民主制；而斯大林只是神職學校中學未畢業的學生，長期從事地下革命鬥爭，多次被逮捕流放，作風粗暴，缺少民主思想，貪圖個人權力。

還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在民主資本主義國家，執政黨下台一般不會導致社會制度的變革，而在蘇聯和東歐的前社會主義國家，一旦執政的共產黨下台就產生了亡黨、亡國、亡制，那麼亡黨與亡國、亡制之間有什麼必然的內在聯繫嗎? 蘇聯亡黨以後就亡國、亡制，表明這種國家和社會制度缺少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跟人民群眾還沒有血肉的聯繫。

它這種制度主要是靠一黨專政強力維繫著，跟人民群眾沒有打成一片、融為一體，所以一旦黨垮台了，這種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都要垮台。隨後一個問題是：有人提出蘇聯很多領導人都試圖進行改革，然而到戈爾巴喬夫這一代領導人執政的時候經濟改革失敗了，他一轉向搞政治制度改革，整座蘇維埃大廈就灰飛煙滅，全部崩塌了。

最後一個問題是，有人認為蘇聯劇變不是蘇維埃的失敗，而是背棄列寧創建的蘇維埃政權的結果。其理由是列寧、斯大林時期的蘇維埃是好的，黨政領導職務合一是任何民主國家的正常體制，而戈爾巴喬夫執政后推行錯誤路線才把蘇維埃政權搞垮了。

政治體制比政治路線更加重要。如果蘇聯實行的是民主共和的政治體制，如果蘇維埃是擁有實權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那麼它就能夠糾正執政黨的錯誤路線。斯大林實行的並非一般的黨政領導職務合一，而是首創了集黨政軍三大權於一身的個人集權制、職務終身制和指定接班制等，從而把蘇維埃變成橡皮圖章、表決機器，甚至完全架空了。

所以，最後蘇維埃既無法糾正斯大林從1929年起長期推行的急於求成的“左”的路線錯誤，也無法糾正戈爾巴喬夫後期推行的右的路線錯誤。可見，背棄列寧創建的蘇維埃政權是從斯大林開始，到戈爾巴喬夫終結。因此，從蘇聯劇變應該汲取的首要教訓是要大力加快改革權力過度集中的政治體制，是要發展並擴大社會主義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由，加上科學理論指導，就能形成正確的政治路線；有了科學和民主自由，即便政治路線錯了，也能及時得到糾正。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

“蘇維埃”這個詞，人們耳熟能詳，然而確切知其含義及歷史流變者卻不多——

“蘇維埃”是怎樣引入和退出中國的

正如毛澤東所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相偕而來的還有令中國人耳目一新的外來詞，“蘇維埃”就是其中一個具有重大影響的常見外來詞。在中國革命實踐中，“蘇維埃”一詞的引入與退出，反映了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曲折進程。

“蘇維埃”一詞是俄文漢語音譯，原意即“代表會議”或“會議”。沙皇統治時期的國務會議就叫做國務蘇維埃。但自從革命以來，“蘇維埃”一詞便與由工人階級經濟組織成員選舉出來的某種形式的議會相聯繫。

早在1905年3月，烏拉爾的阿拉帕耶夫斯克工廠的工人首先建立了工人代表蘇維埃，作為領導罷工的機關。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蘇維埃由領導罷工的機關轉變為領導武裝起義的機關，成為革命政權的萌芽形式。1905年俄國革命失敗，蘇維埃被沙皇專制政府取締。

俄國二月革命時期，各地又重新建立了蘇維埃。1917年6月召開了全俄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蘇維埃在1917年11月7日爆發的十月革命中起了領導作用，組織了俄國無產階級的政權。1917年11月—1918年1月，蘇維埃的名稱為工兵農代表蘇維埃。1918年1月改稱工農和紅軍代表蘇維埃。1936年改稱勞動者代表蘇維埃。

在十月革命勝利初期，中國報刊是把工兵代表蘇維埃、工農代表蘇維埃意譯為勞兵會、勞農會。到1918年蘇俄憲法、1924年蘇聯憲法把“蘇維埃”列入國名成為專有名詞之後，就不宜採取意譯。據著名學者高放考證，中文“蘇維埃”一詞是由當年北大教授、後來擔任中國民主社會黨主席的張君勱於1918年音譯的，1922年以後廣為流行。

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7月成立之後，開始在城市組織發動工人運動；在農村，嘗試組織農民協會。不久，作為共產國際支部的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致力於國民革命，參加北伐戰爭。這時，還不具備實行蘇維埃制度的條件。但在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發動反革命政變后，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

1927年7月28日，斯大林在發表的《時局問題簡評》中指出：“在幾個月以前，中國共產黨人不應當提出成立蘇維埃的口號”，“現在，相反地，成立蘇維埃的口號可以成為真正的革命口號”，但又指出：“因此，現在，在高潮沒有到來以前，除了爭取以革命的領導代替目前的國民黨的領導之外，還應當在廣大勞動群眾中間極廣泛地宣傳擁護建立蘇維埃的思想，不要冒進，不要立即成立蘇維埃，要記住只有在強大的革命高潮的條件下，蘇維埃才能興盛起來”。

1927年8月9日，聯共中央通過的關於國際形勢的決議中說：“既然共產黨促使國民黨革命化的意圖得不到成果，既然不能將該黨轉變為廣大工農群眾的組織，並使其實現民主化，而另一方面，革命勢將走向高潮，那就必須將蘇維埃這一宣傳口號變為直接鬥爭的口號，並著手組織工農和手工業者蘇維埃。”

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決議案》中，在肯定“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是一種革命的政權形式”的同時，仍然強調：“本黨現時不提出組織蘇維埃的口號——城市、鄉村、軍隊之中都是如此。只有到了組織革命的國民黨之計劃，完全失敗，同時，革命又確不〔在〕高漲之中，那時本黨才應當實行建立蘇維埃。現時，本黨既組織革命的工農暴動於左派國民黨旗幟之下，自然還只限於宣傳蘇維埃的意義。然而這種宣傳現在就應當開始，而且要做得非常得當，非常廣泛。”

直到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通過的《關於“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中，指出：“現在的任務不僅宣傳蘇維埃的思想，並且在革命鬥爭新的高潮中應成立蘇維埃”。至此，中共中央就將蘇維埃作為工農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形式接受下來，並把建立蘇維埃政權作為黨的中心任務來抓了。

此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權組織形式開始由農民協會等形式向工農兵代表蘇維埃轉變。井岡山、廣州、黃岡、麻城等地的黨組織，先後領導工農群眾武裝建立了工農兵代表蘇維埃。這當中，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為海陸豐蘇維埃政府，是由被毛澤東稱為“中國農民運動的大王”的彭湃領導創建的；影響最大的則是廣州蘇維埃政府，主席由著名工人運動領袖蘇兆征擔任。

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舉行了“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又稱“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樣，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制度，就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地方工農民主專政政權的組織形式，轉變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家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雛形時期的一種形態。

中國共產黨在1930年代在全國各地建立革命根據地時，普遍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故當時的革命根據地簡稱“蘇區”。從此，“蘇維埃”一詞作為政權組織形式的名稱，由中國共產黨在局部執政的條件下進行執政探索時所普遍使用。當時，蘇聯是世界各國共產黨執政的唯一樣板，其政權組織形式“蘇維埃”也自然被當作典範引進了。對此，中國共產黨也不例外。

然而，就以江西蘇區而言，群眾普遍不知“蘇維埃”為何物，這個外來詞首先面臨的是本土化思維，很多人稱之為“蘇先生”。把蘇維埃稱之為蘇先生，使之人格化，反映了當時群眾的認知水平。又比如在鄂豫皖蘇區：“建立蘇維埃政權是一件更艱難的事，這個區域的人們大多不知什麼是蘇維埃政府，他們的了解是相當可笑的。少數知道蘇維埃是工農政府，‘蘇維埃’這個字是由俄文翻譯過來的。有的說到蘇維埃政府是共產國際創立起來的，總機關在莫斯科，中國的總機關在江西，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只是一個分機關。”更可笑的，有的猜測著說：“蘇維埃就是蘇兆征的別號，蘇兆征是廣州暴動中蘇維埃政府主席，因而我們的政府是蘇兆征的別號來命名。”另一位則反駁說：“蘇兆征同志已經死了，鄂豫皖乃蘇兆征的兒子。皇帝死了，便由兒子繼承；現在我們的蘇兆征主席死了，也由他的兒子‘蘇維埃’繼承，因此我們的政府叫做蘇維埃政府。”

這樣，些許的史實在中國百姓固有常識的發酵下，驅使承載外來新思想的外來詞，變成了完全另外意義的東西，甚至變得荒唐和可笑。具體說來，由於普通民眾對理論知識和外語辭彙的無知，外來詞經過本土化思維處理后，會產生完全地方化、庸俗化的解讀，使脫離外來詞本來含義的傾向日益嚴重。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其中對外來詞“蘇維埃”的重新認識使歷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共產國際七大(1935年7月25日—8月20日)是一個重大的歷史機遇。該會議通過了《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決議》，確定了必須把擴大蘇維埃運動與人民反帝運動連結起來的方針，中國共產黨改變了蘇維埃存在的方式以適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這充分體現了依據形勢變化而逐步轉變的策略思想，避免了180度大轉彎所造成的不利局面。

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指出：“如果說，我們過去的政府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府，那麼，從現在起，應當改變為除了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外，還要加上一切其他階級中願意參加民族革命的分子。”這意味著政權不再僅僅歸屬於工農，而應歸屬於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黨派。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對蘇維埃的認識突破了原有階級基礎的局限性，從“工農”到“人民”，擴大了群眾基礎，推動建立了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

後來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又將“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改為“民主共和國”。1937年5月3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宣布：“為了和平、民主和抗戰，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領導的陝甘寧革命根據地的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受南京中央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指導”。1937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取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稱號，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改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即陝甘寧邊區政府。歷史至此，“蘇維埃”的口號退出了中國的政治舞台。

1948年9月，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傑出代表的毛澤東，深入淺出地說明了為什麼要實行人民代表會議，而不實行蘇維埃。他指出：“過去我們叫蘇維埃代表大會制度，蘇維埃就是代表會議，我們又叫‘蘇維埃’，又叫‘代表大會’，‘蘇維埃代表大會’就成了‘代表大會代表大會’。這是死搬外國名詞。現在我們就用‘人民代表會議’這一名詞。”

表面上看，從“蘇維埃”到“人民代表會議”的轉變，好像只是一個名稱的簡單變動，但這卻使得政權組織形式的變革的陣痛相對較小。這種擺脫話語困境、實現制度變遷的策略非常高明，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即將全面執政時話語範式的悄然轉型。從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到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蘇維埃，從而形成人民代表會議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一詞最終完全融入中國政權建設的視野。

僅就“蘇維埃”這個外來詞而言，不僅從其字面意義上，而且從其內容和策略等方面，中國共產黨通過解放思想，逐步達到實事求是，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水平邁向一個新的高度。這其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慘痛的教訓。我們要倍加珍惜這當中漫長曲折的探索歷程，從中汲取寶貴的經驗教訓。重溫這個歷程，能獲取許多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深刻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