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聞慘案

1946年7月18日，周恩來舉行記者招待會，嚴厲譴責國民黨反動派連續製造血案的罪行。他指出：李、聞被殺，是和平民主運動中的一種反動逆流，是反動派想用這種卑鄙手段嚇退民主人士。這些問題的嚴重性不亞於內戰。

1946年7月11日，著名民主活動家李公朴在昆明遭國民黨特務暗殺。15日，西南聯合大學教授聞一多也在同一城市遭特務多人狙擊身亡；同行的其子聞立鶴亦身中數槍，生命垂危。由於一城之內，五日之間，續演兩起殺人慘案的時空聯繫，由於李、聞都是中國第三大政黨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更由於這一事件發生在全面內戰一觸即發的形勢下，因此這一慘案對當時時局的影響不言而喻。本文擬對聞一多被刺事件為個案進行考察與研究，相信有助於對“李聞慘案”與1946年政局演變關係的全面把握。

“李聞慘案”震驚全國，毛澤東、朱德分别致電李公朴、聞一多的家屬，對兩位先生的遇害表示沉痛哀悼。延安各界舉行了反內戰、反特務大會。朱德總司令在大會上講話，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堅決反對國民黨的法西斯內戰政策和特務政策。在南京，周恩來代表**中央向國民黨出席政協會議的代表團提出強烈抗議，強烈要求國民政府嚴懲兇手、安葬死者、取消特務機關等。民盟中央主席張瀾從成都致電蔣介石，怒斥國民黨的罪惡行徑。在全國各地，人民群眾的抗議此伏彼起，掀起了反內戰、反迫害、爭民主的鬥爭**。

1946年7月11日，著名民主活動家李公朴在昆明遭國民黨特務暗殺。15日，西南聯合大學教授聞一多也在同一城市遭特務多人狙擊身亡；同行的其子聞立鶴亦身中數槍，生命垂危。由於一城之內，五日之間，續演兩起殺人慘案的時空聯繫，也由於李、聞都是中國第三大政黨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更由於這一事件發生在全面內戰一觸即發的形勢下，因此這一慘案對當時的時局影響不言而喻。本文擬對聞一多被刺事件做以個案考察與研究，相信有助於對“李聞慘案”與1946年政局演變關係的全面把握。

聞一多被刺的社會反響

1946年，是中國社會出現重要轉折的一年。這年初，在美國特使馬歇爾斡旋下，國民黨破天荒地第一次與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及無黨派代表坐在一起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並通過了有利於國內團結與民主進步的五項協議。

政協五項協議的誕生，曾給中國人民帶來美好憧憬。然而，視中共為心腹之患的蔣介石不甘心中共力量坐大，於是，國民黨先是糾纏於政協協議的修改，繼之又在東北問題上挑起爭端，重慶較場口慘案、南通慘案、南京下關慘案等一系列流血事件，就發生在這一形勢下。就在全國各地掀起反對內戰高潮的之際，剛剛在較場口慘案中身受重傷的李公朴竟又殘遭國民黨特務暗殺，繼之聞一多更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特務多人圍攻狙擊。這一法西斯行徑，理所當然引起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

7月17日，參加國共和談的中共代表團向國民黨提出嚴重抗議，指出：國民黨一面大舉進攻解放區，一面“縱容、指使特務機關在大後方暗殺和平民主領袖，如此野蠻、卑鄙手段，雖德意日法西斯國家政府猶不敢肆意為之”。18日，周恩來在上海舉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指出李聞慘案的“嚴重性不亞於內戰”。中國民主同盟也嚴正指出國民黨對民主領袖的迫害，“時間一步比一步緊促，手段一步比一步毒辣”，並表示“民盟對爭取中國的和平民主，絕不因這類暴行事件有所恐怖與退縮風們只有更積極更勇敢的向前猛進，爭取中國的和平民主，亦只有如此始足以慰李聞兩先生地下之靈”。

在眾多譴責聲中，被視為人心走向晴雨表的中間知識分子的態度最值得重視。中國的中間知識分子人數不多，但在兩頭小中間大的中國社會，卻始終充當著“中間大”那部分的代言人。同時，由於這部分人多以教育學術等文化活動為職業，其立場、觀點與傾向，常常可以通過各種媒體對社會產生影響。更重要的，是在動蕩不安的時代里，這一群體的向背就勢必關係到政治天平的傾斜。

相對救國會七君子李公朴而言，聞一多的留美經歷、詩人學者身份，以及他的自由主義者形象，使中間知識分子對他的被刺反應更為強烈。眾所周知，聞一多從13歲起就生活在用美國退還部分庚款所辦的清華學校，1922年畢業后赴美留學，19 25年歸國后相繼在北京藝專、中央大學、武漢大學、青島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擔任教授。在聞一多的早期生涯中，他“是個在領導地位的新詩人”，後來又在“卜辭金文及先秦文獻的研究成了海內有數的專家”。所以，當人們談到聞一多時，想到的是詩集《紅燭》、《死水》，想到的是他參與創立的新詩“格律派”，想到的是與胡適、徐志摩、梁實秋等密不可分的“新月派”，想到的是他那些關於楚辭、詩經、唐詩的學術著述。當然，一些人還知道他早年是個熱烈的國家主義者，大革命前夕曾與中共和國民黨左派發生過正面衝突，其後在對待“九一八事變”、在“一二九運動”、在“西安事變”等事件中，也與政府保持一致，即便是抗戰中期，他還認為蔣介石是民族英雄。

聞一多的政治轉變是抗戰後期才開始的。1944年，他有感國民黨抗戰不力，統治腐敗，民不聊生，於是投身民主運動，不久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並成為雲南省支部負責人之一。在民主運動中，他發表過許多相當激烈的言論，曾在大庭廣眾面前指名道姓罵蔣介石，在國民黨第五軍軍部座談會上呼出“現在只有一條路——革命”等等。但是，人們理解他，認為這不過是出於詩人氣質的義憤，是一個書生在公開場合說出的有目共睹之事實，況且這些並未超出言論自由的原則，充其量也只是左傾色彩鮮明些罷了。

正是聞一多的這一人生特徵，使許多中間知識分子特別是學術教育界人士無法接受他被刺的事實。報載聞一多被刺的消息傳到北平時，教育界特別是“清華教授更為震驚”，“不少美籍人士亦與聞教授熟稔，竟相追問‘這是怎麼回事？’”《大公報》曾用“聞一多之死，各方震動”一語，傳遞了人們對這一事件的吃驚、不解、憤怒等許多無法準確表達的情感。與聞一多朝夕相處過的朋友與同事尤其激動，清華大學校長、主持西南聯大工作的梅貽琦教授在日記中寫到：“日來情形極不佳，此類事可能繼李后再出現，而一多近年來之行動又最有招致之可能，但一旦果竟實現，而察其當時之情形，以多人圍擊，必欲置之於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陰謀，殊使人痛惜而更為來日懼爾。”清華中文系主任朱自清教授用“這種卑鄙兇狠的手段，這世界還成什麼世界”表達悲憤；楊振聲教授說“我難過得說不出話來，並相信其他友人亦系如此”；胡適、薩本棟、李濟、梁思成、傅斯年也在唁電中表示“無任痛悼”；而沈從文教授則說這一事件“實在象徵國家明日更大的不幸”，他忍不住反問：孫中山“難道當真就死了嗎？”。7月18日，重慶《時事新報》、《世界日報》、《新民報》、《新華日報》、《民主報》、《國民公報》、《西南日報》、《大公報》同日刊登聞一多之子聞立雕、聞立鵬的《是誰殺死了我的爸爸？》。對於這個不尋常現象，天津《大公報》專門發表了一則消息，強調它表明“輿論界以及社會無不同情聞一多氏之不幸遇害”。

以上，僅僅是從社會反應中選擇出的若干，卻已足以證明不同群體與個體在聞一多被刺事件中的反應。可見，通過這一事件，有助於進一步考察1946年中國轉型時期的知識分子思想演變軌跡。

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結束以後，國共間一直圍繞東北問題進行著較量與談判，而這次談判的推動者，是著眼於戰後遠東利益的美國。幾個月的邊談邊打中，國民黨隨著戰場上頻頻得手，談判籌碼也不斷抬高。孰料就在蔣介石志在必得之際，李聞慘案發生了。這一事件的出現，既再次暴露了獨裁專制統治的黑暗，也使倡導“自由民主”的美國十分難堪。

按照戰後在遠東與蘇聯抗衡的戰略規劃，美國需要在中國扶持一個穩定的政府，這個角色被選定為國民政府。作為扶持的重要條件之一，自然是經濟軍事等援助，但是李聞慘案的發生，使本來就對蔣介石政權反感的美國輿論一片嘩然，許多團體要求停止對華援助。《紐約郵報》20日的社論建議馬歇爾正告蔣介石，要其“立即停止用暗殺為政治武器，並決心解除內戰威脅”，否則“美國將斷絕租借援華”。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及紐約市等大學53位教授，聯名致電杜魯門總統、代理國務卿艾奇遜及美國國會，指出“美國學術界莫不為之震駭”，要求“美國政府必須立刻撤退其駐華軍隊”，並且“在中國尚未成立民主之聯合政府之前，美國必須停止其對一切軍事及財政援助”。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全體教授，亦在給杜魯門的電報中表示：李聞被暗殺的“這種出於若干反動分子的殘酷行為，刺痛了中美兩國思想自由的公民良心，這刻畫出中國局勢在迅速的惡化，美國也深深的被捲入了”。

資料表明，馬歇爾當時就決定向蔣介石提出調查處理李聞事件的要求。當天下午，他與新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一起自南京飛至牯嶺會見蔣介石。晚宴后，馬歇爾向蔣介石鄭重指出這次事件足以對居中調停的美國帶來負面影響，說：“這次暗殺針對了中國最有教養的一群人，其中許多人是從美國的大學畢業的，美國人會把他們的貢獻同那些受教育較少的打內戰的軍事領導人相比”，所以美國輿論肯定“對蔣不利”。

坦率表示“政府已在知識分子和大眾中逐漸失去號召力”，因為“最近的謀殺造成的極大的恐惶”已使“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對政治思想和行為進行壓制的開始”。當時，司徒雷登曾建議蔣採取三項措施，即“一，公開聲明中央政府不贊成謀殺；二，解除對報紙的限制；三，召開政協會議作為建立立憲政府的開端”。

不能不對馬歇爾的調停產生影響。在美國外交檔案中，保存著美國駐昆明領事斯普勞斯當時給大使館的一份報告。報告指出：“李被暗殺后，在大學的開明人士中引起了強烈的譴責。然而，他們不相信自己受到了威脅，因為大家感到，李是一個實幹的政治活動家而不是一個知識分子，儘管他們自己也接到了可能有危險的警告，但這種感覺還是存在的，可是，聞一多被暗殺使局勢完全改觀，因為聞是開明人士中的佼佼者，受到知識界的高度敬仰。聞過去完全不關心政治，直到兩年前他才突然極為關心中國的政治局勢。隨後，他參加了民主同盟，成了最能代表民盟說話的人士之一。同時，在昆明在大學生中，他的影響比任何人都要大些。”我們不知道馬歇爾是何時看到這份報告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他得知李聞被刺時，馬上感到了一種壓力。

7月17日上午，馬歇爾與周恩來在南京海寧路5號舉行會談，馬歇爾就是在這次會談中從周恩來處獲知聞一多被刺消息的。當時，周談到此事時很激動，說：聞一多不僅是留美學生、詩人，還是胡適的朋友。周這樣提出問題，顯然是想以作為中國自由主義精神領袖胡適的態度，來強調聞一多被刺的嚴重性。馬歇爾聽到聞一多繼李公朴之後復遭暗殺的消息也十分驚訝，他毫不掩飾承認自己也同周“一樣的震驚和憎惡”。不過，習慣用西方思維推論勢態發展的馬歇爾，認為國民黨“應該知道讓這種事泛濫會有什麼結果”，同時還表示“美國使館的行動雖然無法使李聞的生命生還，但由於輿論的轟動，特別是外界不可避免的強烈反響，對阻止類似事件的繼續發生會起到強有力的約束”。當時，馬歇爾希望李聞事件不要與蔣介石有直接關聯，“希望暗殺起因於地方上的仇恨，是地方的決定”。當然，馬歇爾並不敢為蔣介石打保票，他深知“昆明早就有這樣的問題”，因為他“剛到中國時就有學生在那裡被殺害”。

李公朴、聞一多接連被刺不是孤立事件，周恩來提醒馬歇爾注意自從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以來已發生的重慶較場口慘案、新華日報社被搗毀，還有西安、南通、下關等一系列事件，並強調“全國特務做了布置的絕不止一個昆明”，“如重慶的鄧初民、史良，上海的沈鈞儒、羅隆基，均在黑名單內”。因此，如果昆明事件不能得到公正解決、如果任這種暴行繼續下去的話，那麼民主人士就只有逃到共產黨地區，而其他人也會放棄努力。說到這裡，周恩來強調美國應該負起責任，因為“中國的最大悲劇是中國人自己不能保護自己的生命”，而“對其中一些人來說，唯一希望是得到美國的保護”。否則，“也許有人會提議成立另一種調解總部，以保護民主運動”。周所說的“另一種調解總部”，是暗示聯合政府或其他民主政權。馬歇爾很清楚這一點，於是帶著補充與解釋的口吻說：“換句話說，當一個組織消亡時，另一個必須產生”。會談結束前，馬歇爾表示他要與司徒雷登午餐時，再看看昆明有什麼報告，然後商量能做些什麼。會談后，馬歇爾立即向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彙報了李聞事件。

如果說馬歇爾、司徒雷登的批評還不是公開的話，那麼昆明領事館的對昆明民主領袖的保護性措施則頻頻見於報端，從而客觀上對李聞慘案的嚴重性起著推波助瀾的傳播作用。

清華大學校長、主持西南聯大工作的梅貽琦教授，在聞一多被刺當天給教育部的電報中，曾用了“同人極度恐惶”這種公文中極少見的字句來反映該校大民主分子當時的心態。事實上，7月15日聞一多被刺當夜，昆明領事館就用吉普車將潘光旦夫婦、費孝通夫婦、張奚若等接到領事館加以保護。29日，美聯社在一則消息中透露說：美“國務院聲稱，昆明美領事館此種措置乃因”這些人“顯然有亦被暗殺之可能”，故“南京美大使館已與中國外交部商談此問題”，一旦上述諸人“安全獲有充分保障”，這些人將“脫離美領館之保護”。

顯然超越了其外交職權，為此，昆明副領事特向大使館解釋到：說：由於領事館的人相信國民黨“已決定謀殺昆明民主同盟領袖”，並且獲知雲南民盟支委楚圖南等也列入了黑名單，因此有必要對這些人加以保護。報告還稱：“證據表明，謀殺經過經心策劃並將繼續，有可能反動分子擔心最終會和自由黨妥協，已決定不管最終會產生什麼政治後果都要將他們徹底消滅”，因為反動分子認為“在昆明的謀殺不會象在南京、上海和北京那樣對政治產生巨大危害”。基於這些判斷，領事館提出了數項應急方案，其中包括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恐怖活動”、“保障人身安全”、“與民盟及馬歇爾將軍派人調查”。對於這次越權行為，無論是馬歇爾、司徒雷登，還是美國國務院，都非但沒有批評，反而予以認可。在美國的馬歇爾調停檔案中，就保留著貝爾納斯通知美國大使館的“如必要時，可以繼續提供保護”的明確意見，也保留著昆明領事館、南京大使館與美國國務院之間圍繞採取什麼措施保護雲南民盟負責人的往來函件。

無疑增加了李聞被刺所引起的緊張空氣。7月18日，雲南警備總司令霍揆彰接到要其保護有關人士的命令，命令還說如有人提出離開昆明，也應提供必要的條件。23日上午，馬歇爾在與周恩來舉行的會談中，亦說他一直通過昆明領事館關注著事態發展，並稱台灣地區行政機構負責人宋子文也已指示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要其對發生的事負起全責。

中共、民盟和國內各階層的強烈抗議、馬歇爾與美國輿論的態度，使蔣介石如坐針氈。當時，蔣為了集中精力解決東北問題，急於從尷尬局面中擺脫出來，於是才一面囑台灣地區行政機構發出要各地“政府為維護地方治安”負責“人民生命完全與自由”的通令，一面先派內政部警察總署署長唐縱，繼派陸軍總司令顧祝同、陸軍總部參謀長冷欣、憲兵司令張鎮赴昆明處理。顧祝同等抵昆后，匆匆舉行了兩次應付輿論的公審大會。而蔣介石明知李聞慘案的主謀是雲南警備總司令霍揆彰，但只槍決了兩個特務，對霍則名為革職實則保護了起來。

在中國人民爭取民主權力的進程中，聞一多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為民主事業的獻身者。在國民黨統治史上，不知有多少愛國志士殘遭殺害，但都不了了之，唯獨聞案有蔣介石親自過問，繼之數員大將出馬，再之公審處決兇手，並且查辦封疆大吏，這些罕見的舉動確實有些獨一無二。然而，它只能在國共軍事較量尚未完全明朗、全國民眾反對內戰的呼聲日益高漲的環境下，才可能作為特例而出現。國民黨在聞案的善後處理上儘管屬於特例，但仍存在許多十分可疑之處。

首先，按照國民黨內的重大舉措均須最高當局裁決的貫例，刺殺第三大政黨民主同盟的中央執行委員絕不是一件小事，也必須得到蔣的批准，否則，霍揆彰就沒有必要飛往南京請示。因此，雖然目前尚未見到蔣介石同意殺害李聞的手令或其他文字材料，但也不能排除蔣曾有口諭或默許的可能性。

其次，國民黨早就有殺害李公朴、聞一多的預謀。1946年初，李公朴在重慶較場口慘案中被特務毆傷，而按照特務的計劃，本是要把他推到一口枯井裡殺死。對於聞一多，也在這年5月的昆明近日樓附近，就張貼出要用40萬元買他頭臚的標語。至於霍揆彰、王子明等制定的黑名單，亦在李公朴死後從警備部內部傳了出來，梁漱溟、周新民赴崑調查時，包括“警備部工作人員及特種分子”，也曾“秘密的、自動的”寫信提供材料，而且“美國大使館曾專為此事派員到昆徹查清理”，“人證物證都有”。

再次，作為一個整體的李聞慘案，李公朴案卻被束之高閣。7月28日，蔣介石召見唐縱時，唐建議“李聞二案宜分開，以示非有計劃之行動”。唐主張“聞案以受刺激而出於義俠之偶然行為”，而“李案以雲南人出面承擔為報復李公朴構煽部隊之義俠行為”。蔣認為不妥，主張“李案如不破，則暫時作懸案”。於是，李公朴案始終被排除在外，這種伎倆只能證明蔣介石處理聞案也不過是迫於無奈。

複次，國民黨的所謂公審也使人疑竇叢生。第一次公審時，新聞界連《大公報》記者也拒之門外，僅指定中央社兩記者旁聽。而湯、李兩兇犯在法庭上氣焰極為囂張，公然“說聞一多是賣國賊，他們二人氣憤不過，故予殺之”，這證明其所恃者，不正是國民黨後台的撐腰么。公審時，梁漱溟、周新民要求聞立鶴出庭辨認兇手，竟遭到拒絕，這隻能進一步暴露其欲蓋彌彰的企圖。1947年，霍揆彰與沈醉談起李聞案時，倒說出了心裡話，他說當時“幹得太早一點”，因為“時機還不到”，“才惹出這場麻煩”，“如果等到今天來干，那就不是過錯而是有功了”。昭昭事實，表明國民黨統治集團無論在聞案上採取什麼措施，都絲毫不會改變與人民為敵的立場。

早就極端憎惡國民黨的獨裁專制，一系列的禁錮與摧殘，只能使他們離統治中心越來越遠。國民黨不可能意識到他們的種種倒行逆施已不同程度激地發起更多的中間知識分子必須面對現實，而聞一多的被刺只不過促進了這一進程。

歷史表明，一些與聞一多有相同思想基礎的知識分子，在悼念聞一多時已經越過了人道主義的界線。著名化學家黃子卿教授在稱讚聞一多“學問道德，夙所欽佩”的同時，更推重他“見義勇為，當仁不讓”和“為主義而犧牲”的精神，認為聞一多“生為河嶽，歿為明神”，其死“重於泰山”。清華大學教務長吳澤霖教授，指出當前社會是“暴政橫行”，而“一多兄為真理為民主而犧牲其精神將永生矣”。堪稱清華元老的蕭公權教授，在《挽聞一多教授》詩中寫到：“危言抗議震清流，狷極甘心與俗仇。豈冀憐才飛鶚表，不辭據亂學麟游。離騷別解尺驚人語，死水新篇刻骨憂。正氣何妨偏處見，捨生成禍亦千秋。”一位姓李的西南聯大物理系從軍學生，聽到聞一多被刺的消息后大哭一場，隨即開小差離開了青年軍，後來走上了另一條道路。葉聖陶說他就是由於聞一多之死，才對國民黨徹底失望的，國民黨連聞一多這樣的學者都不能容忍，學術自由思想還有出路嗎？

可見，對於具有民主意識的知識分子來說，無論他們是對現實如何無可奈何，還是在國共之間觀望，甚或對國民黨政權還抱有某些幻想，聞一多的死都使他們切身感到一種實實在在的威脅和打擊。1948年4月23日，北大、清華、燕京、師院90教授在抗議北平市黨部威脅迫害許德珩、樊弘、袁翰青三民主教授時，便指出：“我們更要追問，第二次聞一多事件是否已在預謀製造中？我們願意提醒當局，聞一多教授的被害不但沒有消除學人對於現狀的不滿，且更加深了他們的警惕與憤慨。”

讓國民黨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價。多年後，一位台灣學者對此進行反思時，說：“在國共兩黨的政治鬥爭史上，聞一多之死是一個里程碑。由於聞一多過去的背景，他的死對國民黨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其重要不下於金圓券的發行與失敗。”發表朱文的刊物主編，是當年西南聯大學生，這位屬於“走過來”的人在按語中承認：“聞一多之死，其影響絕不在平津等重要城鎮的淪陷之下”，“在國內，引起全國知識分子更進一步的責難政府，不滿政府；在國外，美國許多重要學府如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校著名教授聯名抗議，並主張干涉中國內政，斷絕對中國的任何援助。在中國調處國共糾紛的馬歇爾將軍更曾向蔣主席提出嚴重抗議”。由此可見，失去了中間階層的結果，勢必只能是削弱國民黨的統治基礎，而國民黨之所以喪失大陸政權，這難道不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