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力

郭大力七歲時隨其在南康縣立高等小學任校長的父親在該校就讀，他勤奮好學，聰慧出眾，加之父親教育嚴格，成績一直名列前茅。1919年小學畢業后，考取江西省立第三中學。中學階段，他離開父母，過著艱苦的寄居生活，學習卻更加刻苦，整日里遨遊在知識的海洋中，多方面采覓各種知識。1923年，他完成中學學業后，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廈門大學，后隨部分師生轉入上海，在新創辦的大夏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就讀。就在這段時間，他開始廣泛涉獵社會科學著作，接觸馬克思主義，並由此始決心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為後來翻譯《資本論》打下了紮實的基礎。1927年，郭大力大學畢業，他一邊尋找職業，一邊繼續為翻譯《資本論》做準備。幾經周折，直到1938年秋，終於把馬克思的巨著《資本論》最早的中文全譯本奉獻給了中國人民。

一郭大力翻譯《資本論》是從1928年開始的。那時，由於蔣介石叛變革命，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了，嚴酷的白色恐怖籠罩著中國大地，革命處於低潮。經過在大學幾年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郭大力深感要改變中國的面貌，非常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大革命的失敗，並沒有使他灰心喪氣，他獲悉紅色政權已在靠近自己家鄉的井岡山建立，更感到作為熱血青年要為革命貢獻一份力量，於是決心把《資本論》這部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中的偉大著作完整地介紹給中國人民。

1928年1月，郭大力從上海來到杭州。正是春寒料峭的時節，西子湖畔，冬裝未卸，遊人稀少。在湖邊，郭大力漫不經心地走著，陷入沉沉的思索之中。幾個月以前，自己從大廈大學畢業后，經朋友介紹到上海的一所中學教書，可是好景不長，臨到快放寒假時，莫名其妙地被解聘了。本來，大學畢業了，又值春節之際，這年該回鄉去看望一下年邁的父母親朋。可是，從上海到贛南，得繞道香港，廣州，路途遙遙，自己根本無力支付這筆路費，加上春節后的生活還無著落，因此他只得打消回鄉的念頭。他來到杭州，只是為了尋覓一個比較清靜，便於讀書，而又開支較少的環境，聽同學說，杭州大佛寺是一個好去處，就這樣隻身來到了這裡。轉過幾條小徑，郭大力終於找到了大佛寺。

的確，正逢戰亂年頭，寺里僧人零落，香火蕭條，但是寺外古樹參天，曲徑通幽，看來確是一個讀書的好地方。也正是這樣，不少謀業無著，遠離家鄉，又立志刻苦攻讀的窮學生都把這裡當作棲身之所，郭大力此行就準備在這裡仔細研讀馬克思的《資本論》，並計劃把它譯成中文。

《資本論》這部傾注了馬克思18年心血的巨著，是馬克思的生活陷入極其困難的境地，在與貧窮、疾病、飢餓作過頑強鬥爭，渡過重重難關之後寫成的。這部書用德文寫成，1867年9月，第一卷在漢堡正式出版，它的第一卷英譯本過了二十年才問世，而最早的俄譯本1872年就與讀者見面了。但是在中國，直到20世紀初才為讀者所知道。多年來，中國也曾有少數知識分子計劃翻譯《資本論》，但都因為這部著作篇幅宏大，內容深奧，費力費時，加上其他各種困難的限制，以致譯成中文的願望始終難於實現。

郭大力在上大學時就知道《資本論》在中國有德文原版和日本譯文，後來由於一次偶然的機會，他碰到書店出售英文版的《資本論》，看后愛不釋手，終於把它買了下來。他認真讀了第一卷，更為它的博大精深所吸引，為它揭示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與其相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最終目的是揭露近代社會經濟運動規律”所折服。

雖然郭大力也知道，要把這部巨著譯出並非易事，但是他深深地感到，作為正在發生深刻社會變革的中國，太需要這部解剖資本主義生產，並從歷史方面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命運的經典著作了，在中國，早就該有一部完整的中文譯本了。失業的困苦，生活的艱難，更加堅定了郭大力翻譯《資本論》的決心。於是，在大佛寺的青油燈下，郭大力攤開了稿紙，寫下了“資本論”幾個漢字。自此，翻譯被稱作工人階級的《聖經》的《資本論》的偉大工程就這樣開始了。

也就在這時，郭大力結識了王亞南（《資本論》和其他幾部書的合作譯者）。郭大力在大佛寺已經住了些日子，一天，又住進來一位學生模樣的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兩人見面后便寒暄起來。原來，青年是湖北人，大學畢業后謀職不成，投身到北伐軍中，做了一陣子政治教員，誰知後來蔣介石、汪精衛公開背叛革命，血腥屠殺革命者，他對“國民革命”感到失望，憤然離開北伐軍，想到上海謀職，可是，他在上海無親無故，找工作談何容易，於是又孓然一身，到了杭州，打算寫小說賺點稿費維持生計。共同的遭遇使兩位萍水相逢的青年一見如故，幾天下來，經過幾次促膝交談，雙方發現彼此學識相當，志趣契合，不久就成了好朋友。

在與郭大力的交談中，性格開朗的王亞南感到面前這位比自己小几歲的青年沉穩、樸實，而且學識廣博，從他所翻譯的《資本論》譯稿來看，更感到此人的翻譯功底很深。幾天後的一個寒夜，兩位新結交的朋友都因蓋的棉被太薄而被凍醒，於是，遂開始了又一次徹夜長談，他們從個人身世談到現實社會。聽了王亞南對“國民革命”的前途的估計，郭大力陷入沉思，沉默了分把鍾后，頓然冒出一句：“我意改造社會，應該從經濟制度著手。”王亞南聽后覺得有道理，前些天，自己的小說寫得不順手，曾經翻看了郭大力翻譯的稿子，竟為《資本論》吸引住了。就這樣，當郭大力提出要王亞南一起研究和翻譯《資本論》時，王便欣然應允。終於，在這個早春的寒夜，郭大力和王亞南訂下了合作計劃。

經過商議，他們決定先從翻譯古典經濟學的名著著手。因為郭大力在翻譯《資本論》第一卷時，看到馬克思經常提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代表人物，如亞當·斯密以及李嘉圖，由此感到，如果不熟悉古典經濟學，就難於理解和譯好《資本論》。

不久，郭大力和王亞南先後離開了大佛寺。為了溫飽，郭大力又回到上海，經同學介紹，在大夏中學講授倫理學。王亞南則在友人資助下，東渡日本。就這樣，他們為完成共同的計劃，分頭做著翻譯的必要準備。

在隨後的幾年中，郭大力一直在大夏中學任教，業餘時間則潛心研讀和翻譯。幾年下來，幾位著名的古典經濟學家的主要著作他都讀過了，並且用中文把它們譯了出來。1931年4月，郭大力和王亞南第一次合作翻譯的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出版發行了。此書在上海與讀者一見面，便引起轟動，因為據原作者，該書“全英國不會有25個人能看懂”，但這樣的名著竟被兩位名不見經傳的譯者翻譯成了中文。

就在一些人多方打聽郭、王身世簡歷時，他們合譯的亞當·斯密的名著《國富論》又相繼問世。三十多年前，嚴復曾經譯過這部名著，如今經郭大力和王亞南重譯，不少學者教授看后都覺得重譯本非常認真細緻，不失為優秀的譯作。

增添了郭大力的自信心。儘管當時生活清苦，工作條件也差，但他全然不顧。身居鬧市，他卻甘願寂寞，整天坐在書桌前閱讀寫作，經過日復一日的辛勤勞作，隨後他又獨自翻譯出版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約翰·穆勒的《經濟學原理》，耶方斯的《經濟學原理》，伊利的《經濟學大綱》，洛貝爾圖的《生產過剩與恐慌》，等等。這期間，又與王亞南合作譯出了《歐洲經濟史》，還與李石岑合譯了《朗格唯物論史》。短短的幾年，郭大力譯出了古典經濟學的主要著作，總計達幾百萬字，這些翻譯加深了他對馬克思《資本論》的理解，也為日後的翻譯積累了經驗。從1934年起，郭大力又與王亞南商議，開始繼續進行中斷了的《資本論》翻譯工作。

1934年，郭大力為譯事頻繁地來往於真如車站自己的住處與王亞南在法租界的居室。郭大力告訴王亞南，在杭州翻譯的《資本論》第一卷譯稿早在“一·二八”事變中毀於日寇侵華的炮火之中，現在只有從頭開始。他們說干就干。為了使譯文更加縝密，他們常常在一起討論，力求使譯文更合原意。因為，這時在上海和北京已經分別出版過《資本論》的第一卷，如果自己的譯文不比已出的強，要想另行出版是不可能的。那時，出版社都是各自選擇著譯稿，並沒有統一的規劃，一時間，郭大力並不了解別人是否也在譯《資本論》，或者有的出版社正在出此書的中譯本。在一時難於找到出版社出書，自己結婚後生下兩個孩子、家庭開支又日漸增多的情況下，不得不常常靠“爬格子”以取得稿酬來維持家庭生活，使得翻譯《資本論》的工作只能時譯時停，三年下來只譯出幾十萬字。

就在這時，由艾思奇、黃洛峰、鄭易里等人負責的讀書生活出版社，有感於《資本論》中文本第一卷出版後幾年未見第二卷和第三卷問世，並覺得已出的第一卷譯文比較難讀，決定出版新的中譯文。1937年初，艾思奇在物色譯者時，聽一個親戚介紹了郭大力的情況，即與鄭易里登門拜訪。郭大力得知讀書生活出版社決定出版《資本論》中譯三卷本，不禁喜形於色。這幾年，他已碰過幾次釘子，有的出版社耽心出版進步書刊會遭到查封，有的出版社則耽心學術著作太深奧無讀者問津，都不願意出版，而現在出版社找上門來，真是求之不得呀！當出版社提出簽訂出版合同時，郭大力當即欣然同意，除了接受出版社主動提出的每月給40元生活費外，郭大力再沒有提出其它條件。就這樣，郭大力全力以赴，專心致志地加快了翻譯工作。王亞南也暫時放下手頭的著述，一道投入到了《資本論》的翻譯之中。

正當翻譯工作順利進行的時候，日寇於這一年的8月13日侵入上海。郭大力住的閘北區，敵機整天在上空盤旋，不停地狂轟濫炸，許多街道成了廢墟，大火燒了幾天才熄滅。戰亂擾得人們驚恐不安，紛紛四處躲藏。為了避免損失，讀書生活出版社經理黃洛峰把出版社的人帶到了漢口。艾思奇則輾轉去了延安，只剩下鄭易里留守上海。郭大力把已譯好的《資本論》第一卷譯稿交給了鄭易里，也偕夫人攜兒帶女回贛南老家來了。

1937年8月下旬，為了躲避戰火，郭大力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家鄉——斜角村。江山依舊，人事變遷。三年前，大力做了父親，當了祖父母的大力父母不顧路途遙遠到上海看望了他們。但是人有旦夕禍福，那次遠行以後，大力母親從上海回家不久就一病不起，告別了人世。這次大力逃難回到家，未進家門，先見母親的墳墓立在路旁的山坡上，不免凄然淚下。儘管如此，父親見兒子偕媳和孫男孫女能從戰火中平安歸來，自然還是高興，一家人忙裡忙外，騰出了西廂房，把大力幾人安頓下來。

回家幾日，郭大力先帶妻兒在母親墓前祭掃一番，又走親訪鄰，一來讓久居城市的妻子和兒女熟悉一下鄉間的環境習俗，二來鬆弛一下因戰亂繃緊的神經，消除旅途的疲勞。稍事休息之後，郭大力就在所住的廂房裡擺開紙墨，繼續翻譯《資本論》的第二、三卷。遠離集市，又沒有機器的轟鳴，這裡安靜倒是安靜，但生活工作的其他條件確是太差了。黃土壘成牆的土屋，雖說冬季還能抵禦風霜，但夏天卻不好過，窗子太小，又悶又熱，光線昏暗，且又沒有電燈，蚊蟲特別多，這些對於土生土長的郭大力倒算不了什麼，最大的困難是離開上海時太匆忙了，沒有多帶幾部字典，而在這窮鄉僻壤卻根本找不到這類“寶貝”。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郭大力每天從早到晚幾乎不停地看書，不停地譯稿，每天要譯上萬字，間隔幾天就把譯好的稿子用航空稿紙譽清，用掛號信寄往重慶，再由重慶轉寄到上海，後來局勢相對平穩后就直郵上海。王亞南這時在重慶，也把譯好的稿子寄往上海。《資本論》第二的全部和第三卷的大部份譯稿，就是在這種動蕩的社會。

1938年4月，郭大力在家鄉收到一份上海發來的電報，要他趕快到上海去。原來，讀書生活出版社留守在上海的鄭易里陸續收到郭大力和王亞南譯的《資本論》大部分譯稿后，即與在重慶的經理黃洛峰商議，決定利用上海租界的暫時平靜這一有利時機，抓緊出版《資本論》。為了預防不測，需要在盡量短的時間內一氣出齊，於是，只好請郭大力到上海共同安排印校事宜。收到電報后，郭大力一家又喜又憂。對郭大力來說，眼看多年的宏願將要實現，特別是在戰亂中還能看到自己多年的心血將要變為成果，那自然是值得慶幸的大事。但是對於父親和妻子來說，卻又憂大於喜。因為從贛南到上海，交通本來就十分不便，時值戰亂，又必經交戰區，誰能保證此行平安無事呢？父親極力阻止郭大力上路，但是，郭大力苦口婆心，爭取到原先反對自己去上海的妻子的支持，倆人又轉而一同說服了父親，最後總算踏上了從南康去上海的旅程。

繞道廣州、香港，郭大力經過一路艱辛，終於來到日寇侵佔的上海。其時出版社處在秘密狀態，條件很差，僅有兩間房子。為了工作方便，郭大力住進了鄭易里為他安排的出版社的一個小房間，裡面擺著一張行軍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既做卧室又兼作工作室。稍事安頓，郭大力顧不得旅途的勞累，立即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他的任務真是太繁重了，必須一面趕譯第三未譯完的那些章節；一面又要校訂全書的譯文；一面還要審校排印出來的清樣，連書的封面裝幀也要他自己設計，簡直是事無巨細，都得親自動手。經過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地努力，8月13日，郭大力在為《資本論》中文本所寫的“譯者跋”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后，十年夙願終於變為現實。在出版社的同志，特別是鄭易里夫婦的密切合作下，經過四個多月的奮戰，《資本論》一至三卷中文譯本，於1938年8—9月在上海出版了，這部表現人類智慧的巨著終於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出現在中國讀者面前。書一印出，郭大力就懷揣著鄭易里特地為他製作的、書脊上燙有“大力珍藏”四個金字的樣書從上海踏上了返回家鄉的旅途。

這次仍取道香港經廣州回家。登上由上海開往香港的輪船，郭大力站在甲板上，任海風吹拂著疲憊的面頰，這時他太需要放鬆一下繃緊了好幾個月的神經了。但此刻他仍在思考著。心想，這次總算了卻了一件心事，回去后可以安心受聘到省立贛縣中學去當英語教員了，而且要不了幾天就可以見到日夜思念自己的妻子兒女和其他家人，他不由得露了了微笑，暗暗慶幸此行的順利。

誰知，天有不測風雲，就在幾天以後，當郭大力快到家門口的大庾嶺時，卻陷入了險境。他在粵漢鐵路上的韶關站下了火車，搭乘上了由韶關開往贛州的汽車，不料車到粵北南雄縣境內深山密林中時，被一夥手持大刀棍棒的人攔了下來，這夥人把全車旅客的隨帶行李全部搶走，又把旅客一個個蒙上雙眼趕下車來，用繩子捆住雙手再將眾人連結一串，牽著在山中轉來轉去，妄圖在他們身上榨出一些“油水”來。

郭大力遭綁架后，並未感到驚恐。自己一介書生，著裝雖然貌似商人，但除了隨身替換的衣物和幾本書外，別無值錢的東西，供路上用的旅費已花去大部分，剩下不多的錢早已被歹徒們搜去，沒有錢他們能把自己怎麼樣呢？幾個月前，當自己離開家人去上海的時候，早就料到此行危險，但是偏偏沒有想到快到家了還會遭此厄運。幾天後，歹徒們把郭大力和其他旅客帶到深山中的一棟房子里，——進行訊問“審查”，把他們認為沒有“油水”可榨的人先行放走，最後只留下幾個他們認為是有錢的人，郭大力就是其中之一。又一次問話開始了，郭大力看到問話人笨拙地拿筆的樣子，乾脆讓他問，自己把回答的內容寫到紙上。郭大力告訴他自己原來在上海讀書，現在在做編輯，因為日本人佔領上海，失業了，自己才不得不回家，沒有錢。可是那些人不信，硬要他出二千元贖金才把他放了。這時郭大力再也忍不住了，他一反平日沉穩的性格，激動地說：“錢算得了什麼？日本人來了，大家一樣要完的。我這回去上海，在船上見黃浦江兩岸，吳淞口上下，沒有一所完整的房屋。從租界看華界，只是一片瓦礫。有幾十萬流離失所的難民。……我從韶關來，親眼見敵機殘暴的惡行。我覺得死是無所謂的，但要死我要上前線去和日本人拼殺而死，不應該死在你們手裡。而你們，年輕力壯，又有武器，委實不應該把槍口對著自己的同胞。”那伙人看到郭大力義正辭嚴，無所畏懼，只好知趣地停止了訊問和威逼。幾天後，事情急轉直下，自從訊問以後，那伙人中的一個頭目因考慮到需要一個讀書人做文書工作，竟想讓郭大力留在他們的隊伍里，郭大力反覆向他們說明自己不便留下的原因，但願意幫他們抄寫幾天再回去。那伙人此時正想改變一下形象，就要郭大力幫他們起草一份不為匪，不侵犯民眾，自此改編為“抗日自衛團”的文告。也許是“團長”良心未泯，加上郭大力苦口婆心向他們宣傳民族大義，又看到郭大力的的確確不是有錢的生意人，終於，幾天之後，又很客氣地釋放了他。

經過一番歷險，最終化險為夷，郭大力總算回到了家鄉。為了有一個條件較好的地方從事譯作，也為緩解日趨嚴重的通貨膨脹而引起的家庭經濟危機，1938年9月，郭大力應江西省立贛縣中學校長周蔚生之聘，到設在贛州市的該校高中部做了英語教師。對於郭大力來說，做一個英語教師自然是輕車熟路。但他仍一絲不苟地備課，不厭其煩地講解，認真細緻地批改作業。他平易近人，學生們都喜歡和他接近。一些人得知他是翻譯行家，又久居大都市上海，所以課餘飯後也喜歡到他那在校門口的小房子里聊天，每每這時，郭大力總是不厭其煩，把知識、真理、文化的種子播進學生的心田，激起他們對智慧和真理追求的熱情。

繁忙的教學之餘，郭大力又開始了做另一項工作，即翻譯《（資本論）通信集》，這些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關《資本論》的25封通信和3篇論文的原文，本來附在德文本《資本論》各卷的後面，當時因怕耽誤《資本論》中文本的出版時間，沒有與《資本論》中文全譯本同時譯出出版。所以，郭大力每天夜裡批改完學生的作業，又趕譯了這些通信和論文，於1939年交給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

郭大力是一個具有嚴謹治學精神和對工作認真負責的人。當《資本論》全譯本和《（資本論）通信集》出版后，他並未就此結束這項工作。1939年，郭大力又開始了對《資本論》譯文的校訂。這一年，由於日寇的空襲，贛縣中學不得不遷移到離市區四十公里的山區王母渡，郭大力也和妻子余信芬一同遷往。就是在這種極不安定的生活環境中，郭大力不顧奔波和勞累，將已出版的《資本論》又對照原文逐句進行校訂。他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把三卷譯文從頭到尾全部校訂了一遍，並把校訂結果編製成一個包括近一千七百處更正的詳細勘誤表，於1940年5月寄給了讀書出版社。當時出版社考慮不能馬上重版三大卷的《資本論》，為了方便讀者，便將這個勘誤表與彭迪先譯的《（資本論）第一卷補遺》編在一起，以《（資本論）補遺勘誤》的書名印出，隨《資本論》一同甘共苦行。

1940年春，郭大力又按計劃著手翻譯《剩餘價值學說史》。這部收作為《資本論》的歷史部分，馬克思是當作《資本論》的第四捲來寫的。因此，郭大力認為，只有把《剩餘價值學說史》也全部譯成中文，才算把《資本論》完整地譯介給了中國人民。

郭大力翻譯《剩餘價值學說史》和翻譯《資本論》一樣，經歷了不平常的過程。當郭大力開始翻譯的時候，還在江西省立贛縣中學臨時校址王母渡山區。1940年秋季，郭大力應廣東文理學院院長林礪儒之聘，到該院講授經濟學。廣東文理學院其時駐地為廣東連縣東坡，這裡地處山區，交通不便，非常閉塞，生活條件也很差，郭大力沒有考慮這些，只希望找到一個更能發揮自己作用的職位。他一邊任教，一邊在課餘翻譯《剩餘價值學說史》。但是，“皖南事變”發生后，國民黨反動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他們的魔爪同樣伸到了東坡，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在這窮鄉僻壤也無法逃脫迫害。1941年上學期尚未結束，郭大力就被迫辭職，從連縣又回到江西南康斜角村定居。從此，他回絕了一切聘請，在家鄉一心從事譯作。鄉間的生活是貧困的，沒有職業，沒有固定收入，一家四口的生活就靠有限的稿費和他夫人在離家不遠的鄉村女子師範學校任教所得來維持。為了節省開支，夫妻倆自己種了一些蔬菜，經常到菜園除草施肥澆水。見此情景，有人曾揶揄郭大力說，人家讀書當官光宗耀祖，可是你卻在這裡挑糞桶。郭大力聽后只好付之一笑，因為他不便把自己從事的工作詳細地告訴別人。唯有埋頭苦幹，完成自己訂的計劃，方能實現遠大的目標。到1943年11月，終於將一百多萬字的《剩餘價值學說史》全部譯出初稿。在以後的幾年中，郭大力不斷地為譯稿加工潤色。但是，這一浸透郭大力心血和汗水的譯稿，又差一點遭到毀滅的命運。1944年冬，日寇侵佔了贛南，騷擾了郭大力的家鄉。日寇燒殺掠奪，村民們東躲西藏，郭大力也帶領家小東奔西跑，但每次外出，他從不帶罈罈罐罐，只帶一個沉甸甸的紙包——《剩餘價值學說史》的譯稿。後來，他怕帶在身邊反而容易丟失，便把它埋在菜園裡。經過精心保護，總算使譯稿免遭劫難，最後在1948年由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

從郭大力1928年開始初譯《資本論》到1948年《剩餘價值學說史》的出版，正好20年的時間，是什麼力量使一個初出茅廬的大學畢業生成長為一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和經濟學家呢？從郭大力翻譯《恩格斯傳》這件事也許能使人們找到答案。1939年，郭大力在家鄉時曾把柏林大學教授古斯達夫·梅爾著的《恩格斯傳》譯成了中文，但譯稿在寄往上海時不幸遺失。1940年，他應聘廣東文理學院時又全部重譯了一遍，可惜在他返回家鄉時譯稿又遭厄運，被弄丟了。郭大力並未就此罷休，他又重譯了第三稿。在該書的序言中他寫道：“我不惜再三重新動筆，是因為這位思想家的生活太使人敬愛了。他的勇敢，他的熱情，他的謙虛，實在使人神往。同一工作的反覆所以不致令人厭倦，主要就是為了這點。”這段話，真實地表現了郭大力對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無限敬仰之情。由於長期從事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研究和翻譯，郭大力不斷地從中汲取理論營養，使他堅定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愛屋及烏，進而，郭大力產生了對馬克思、恩格斯這兩位偉人的敬仰，他為革命導師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所折服，因而對自己的工作充滿了熱情，歷經長久而不衰。

經過八年抗戰，中國人民趕走了日本侵略者。1946年秋，郭大力應王亞南的邀請到廈門大學任教，講授政治經濟學。在相對安定的生活環境中，郭大力依然保持他一貫的工作作風，一絲不苟，刻苦認真，這期間，他在教學之餘，又幾次三番校訂《剩餘價值學說史》譯稿，寫了專著《生產建設論》，並對風靡一時的凱恩斯的學說用馬克思主義進行分析批評，寫出了《凱恩斯批判》一書。　1949年春，在共產黨組織的精心安排下，郭大力的一家先後離開廈門到了香港，不久又從香港到了北京，從此，郭大力即在黨組織的直接領導和關懷下工作。

1950年，郭大力調到中央馬列主義學院工作。在這時，郭大力可以全身地投入到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工作中去了。憑著他對新中國和共產黨的誠摯感情，郭大力精神勃發，把每天的工作安排得滿滿的。他除在院內講台上向學員認真地講解《資本論》外，還經常應邀去院外的工廠、學校等單位講社會發展史和《帝國主義論》。繁忙的教學和寫作活動佔去了郭大力每天的時間，但他時時為一樁心事所困擾。這就是，他感到1938年出版的第一個中譯本《資本論》受當時的條件限制，還不夠準確和通俗，不能適應新中國廣大幹部和群眾的學習需要。因此，他決定對《資本論》譯文作一次修改。1953年、1954年，他花了兩年時間，終於使修改後的《資本論》中譯本相繼出版。　1957年10月11日，是郭大力一生中最值得紀念的日子。經楊獻珍、龔士其倆同志介紹，郭大力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郭大力決定翻譯《資本論》起，他奮鬥的目標就和黨的事業，革命的事業聯繫在一起了。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特殊的環境和條件，郭大力一直從事翻譯和教學工作，但他的心是向著黨的。在廈門大學任教時，他還曾被地下黨員誤以為是共產黨員。正因為這樣，當新中國一成立，他就立即聽從黨的召喚，參加了革命工作。如今，郭大力從組織上入了黨，更加感到要為黨的事業竭盡全力。他不顧患有腦血栓後遺症和高血壓，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除了研究學問，他幾乎放棄了其他任何業餘愛好。

入黨以後，幾易寒暑，郭大力又把《資本論》譯文全面修改了一次。1963年、1964年，經他第二次親自修改的《資本論》第一、二卷相繼再版，1968年，第三卷也出版了。

在一起的。一向正直無私的郭大力，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也和許多正直善良的知識分子一樣，遭到不公正的待遇。正當郭大力完成《資本論》中譯本第二次修改，準備按照最新德文版本重新翻譯《剩餘價值學說史》的時候，卻被戴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屢遭批鬥。這時，他身患重病，又慘遭誣陷，真是命運多舛，人生艱難，但是他卻以驚人的毅力，克服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堅持著一字一句地重譯《剩餘價值學說史》，即使被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幹校期間，也沒有間斷過，靠著堅韌不拔、百折不回的埋頭苦幹精神，年已古稀的郭大力在妻子余信芬的幫助下，硬是把蘇聯馬列主義研究院編輯的新版《剩餘價值學說史》重譯了一遍。

1976年春天的一天，郭大力在稿紙上寫完了譯稿的最後一個字，劃上了一個句號。

從開始翻譯《資本論》到重譯《剩餘價值學說史》的完成，他花了整整的48年，他的人生也從朝氣蓬勃的青年進入滿頭白髮的老年。四十八個春夏秋冬，經歷過多少艱難曲折、含辛茹苦，真是一言難盡啊！但是，郭大力沒有時間回顧走過的歷程，他知道自己人生的時光不會太長了，他計劃著手寫一本介紹《資本論》和《剩餘價值學說史》的著作，幫助人們更好地學習理解馬克思主義。

可是，壯志未酬身先去，郭大力這個願望終究未能實現。1976年4月9日，郭大力心臟病突然發作，來不及送往醫院就與世長辭了。稿子上的句號和人生的句號重疊了。他人去了，只把用畢生的心血和智慧凝結的寶貴精神財富留給了中國革命事業，留給了子孫後代。他象古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將天上的火種竊取到人間，從此人間有了光明，他自己卻被毀滅了。不，應該說他們都在光明中獲得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