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幹校

五七幹校，是上世紀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全國各地各部門根據毛澤東《五七指示》興辦的農場，是集中容納中國黨政機關幹部、科研文教部門的知識分子，對他們進行勞動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看了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后，給林彪寫了一封信。在這封後來被稱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澤東要求全國各行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這個大學校，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毛澤東還要求學校縮短學制，教育要革命，不能讓“資產階級統治”學校。

《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澤東要在全國每個基層單位開展“批判資產階級”的思想。《五七指示》出台後，中共中央轉發了這封信。1966年8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徠的大學校——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39周年》，對《五七指示》作了進一步闡述及推廣。1968年，黑龍江柳河幹校命名為“五七幹校”，成為中國第一個以此命名的幹校。此後大批的五七幹校在各地開辦，許多老幹部被“下放”到幹校勞動。“五七幹校”由此也成為了中國現代史上一個特定的名詞。

當時包括中共中央、國務院等大批國家機關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個省區創辦了105所五七幹校，先後遣送、安置了10多萬名下放幹部、3萬家屬和5千名知識青年。而各省市地縣辦的五七幹校更是數以萬計，在那裡接受改造的學員有數十萬人。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人民日報》刊發社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1972年4月24日），要求正確執行黨的幹部政策，“解放”了一大批老幹部和專家教授。隨著他們的返城，五七幹校也漸趨衰落、冷清。但誰也不敢貿然撤銷；仍有一批人滯留在此。大多數地方則把五七幹校當作讓幹部輪流去勞動、學習一段時間的場所。當全國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評法”、“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評《水滸》”運動時，各地的五七幹校則成了辦應景學習班的場所，平時則只有看守房舍和農具的留守人員。直至1979年2月國務院發出《關於停辦“五七幹校”有關問題的通知》，各地此類幹校方陸續宣告正式撤銷。

這類幹校一般選址在偏遠、貧窮的農村，去幹校的人被稱為“學員”。無論資歷深淺、品級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戰士”。他們中間有機關幹部、大大小小的走資派、科技人員、大專院校教師、反動學術權威……有的還拖家帶口，未成年的小孩被托給城裡或家鄉的親友代管。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如中國作協、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等單位，連老弱病殘除外的政策也被置於不顧，統統攆進幹校；年紀最長的有七十（俞平伯）、六十（冰心、陳伯翰等）以上的人，喪失勞動力的、體弱的、深度近視的人就更多了。他們被不分年齡、性別，統統按照軍隊編製，編到劃定的連、排、班去，由軍宣隊或工宣隊管理。他們被規定過軍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須整隊呼口號，唱語錄歌；甚至參加野營拉練。他們的學習內容是體力勞動：種田、挑糞、養豬、做飯、挑水、打井、蓋房……要求自食其力。有很多人因不堪重負，被勞累折磨誘發的疾病致死。美術家朱宣咸以自己親身經歷創作的木刻版畫作品《五七幹校的夜讀》，就是非常形象、生動與典型地反映了五七幹校這一歷史史實。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提出各行各業均應一業為主，兼學別樣，從事農副業生產，批判資產階級。1968年5月7日，黑龍江省在紀念毛澤東的五七指示發表兩周年時，把大批機關幹部下放勞動，在慶安縣柳河開辦一所農場，定名為五七幹校。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報》在《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一文編者按中，引述了毛澤東的有關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此後，全國各地的黨政機關都紛紛響應，在農村辦起五七幹校。黨政機關、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戰線的大批幹部、教師、專家、文藝工作者等知識分子被下放到農村，到五七幹校參加體力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中央、國務院所屬各部委及豫、贛、鄂、遼、吉、黑等18個省共創辦五七幹校106所，下放的幹部、家屬達10餘萬人。“五七幹校”是為貫徹毛澤東的指示辦起來的，強調體力勞動的重要，反對只重視腦力勞動，使大量知識分子和幹部受到了全方面的鍛煉。

1979年2月7日，國務院發出《 關於停辦“五七”幹校有關問題的通知》，各地的五七幹校陸續停辦。

自從毛澤東認為蘇聯黨已經變質、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以來，他就一直在研究蘇聯是怎麼變的，一直考慮在中國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他通過對各種材料的 分析發現，蘇聯的幹部是不勞動的，他們高高在上，脫離人民。不光如此，蘇聯幹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在蘇聯，黨員、幹部，要由幹部子女來當，普通勞動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當黨員、幹部。他還看到，中國的幹部中也有脫離群眾、脫離勞動的現象。許多幹部從來不勞動，搞特殊化。他們穿得乾乾淨淨，吃得好，還看不起工人、農民，對工人、農民搞瞎指揮，甚至打罵群眾。經過觀察和思考後，毛澤東得出了一個初步的認識：幹部搞特殊化，脫離勞動，脫離人民，是產生修正主義的重要原因。為了避免中國的幹部腐化變質，毛澤東形成了一個幹部要參加勞動，通過勞動，與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繫的思路。毛澤東的這個思路反映在他寫的兩個批語中。

一個批語是1963年5月9日，毛澤東對《浙江省七個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寫的批語。毛澤東在這則批語中寫道：“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員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另一個批語是1964年12月12日寫的。毛澤東在這個批語中寫道：“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勞動——筆者注），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須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此外，毛澤東在1964年回答法國總統特使馬爾羅的提問時說：“我們採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義道路。”他所說的具體措施中，很關鍵的，就是幹部參加勞動。可見，毛澤東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個良好的願望——通過幹部參加勞動來防止中國出修正主義。但是，在當時，毛澤東還沒有找到一個將幹部統一組織起來參加勞動的好形式。

1966年初，毛澤東對中國政治形勢的分析已經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此時，他認為，在中國已經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領導權不在無產階級手裡，而落入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手裡。“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央有，省里有，地區一級有，縣一級有，公社一級有，甚至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一級也有。而且，從面上看，工廠、機關、學校、部隊裡面，都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隨著毛澤東這一認識的形成，他對幹部參加勞動的問題，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過去中央光是號召幹部參加勞動，但各地執行的情況很不一樣，可以說，大部分沒有認真執行。許多地方流於形式，走過場。那麼，怎樣才能找到讓幹部參加勞動的最好形式呢？

正當毛澤東認真考慮這一問題時，林彪給毛澤東寄來了一份報告。林彪寄給毛澤東的是1966年5月2日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給中央軍委的報告。這份報告說，從近幾年的情況來看，軍隊搞生產確實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一）恢復了我軍的老傳統；（二）可以為國家開墾一批農田；（三）可以為國家提供一批糧食；（四）全生產的部隊仍可進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五）邊疆部隊搞生產，可以同發展邊疆經濟、建設國防結合起來，具有特殊意義。我們總的想法是：假如軍隊在戰備時期多搞點生產，在三五年內為國家提供四五十億斤糧食，這就等於準備好了大約七八百萬人一年的軍糧。這是戰備的物資條件之一。

毛澤東看了這個報告后，肯定了報告中提出的五條做法和總的想法。但毛澤東考慮問題的思路，卻不限于軍隊生產的範圍。他考慮得更深更遠。他由軍隊搞生產，聯想到辦一種“大學校”的問題。這種“大學校”，各行各業都要辦。在“大學校”里，可以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生產，由此形成一個體系。這個體系，正好與他1958年所設想的辦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合。

毛澤東於1966年5月7日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來的總後勤部的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幹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後報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作出適當指示。請你酌定。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麼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於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15日批轉“五七指示”時指出：“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從毛澤東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此時已經把辦軍隊式的“大學校”與“黨政機關工作人員”聯繫起來，認為“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也要這樣做。此時，他的思路已經向把幹部集中起來辦“大學校”轉變了。在這個“大學校”里，不光是參加生產勞動，而且把生產勞動與學習軍事，學習政治，學習文化，批判資產階級聯繫起來。但是，毛澤東的這一思路，只是初步的。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農民、解放軍、學校都辦這種“大學校”的同時，提了一下幹部。具體怎麼辦，他還沒有考慮好。

“文化大革命”中的機構精簡，使機關幹部的安置成了一個大問題。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區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同時宣布成立。這樣，全國（除台灣省外）的29個省、市、自治區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這在當時被稱為“全國山河一片紅”。此後，成立革命委員會的重點，由地方轉入中央各部。

當時，國務院的部級機構有90個。毛澤東決定，在這些機構中也要成立革命委員會。在成立革命委員會時，要實行精簡的方針。林彪得知毛澤東的這一指示后，向毛澤東建議：現在中蘇關係緊張，可能馬上打仗，應該對一些重要的部委實行軍管。毛澤東當時也估計到有發生大規模戰爭的可能，便同意了林彪的意見。於是，林彪先後派出軍隊幹部，對18個部委實行了軍管。在這些參加軍管的軍隊幹部中，有很多是林彪的親信。這些軍隊幹部到這18個部委后，由他們組織領導班子，建立革命委員會。對那些沒有宣布軍管的部委，林彪以各種理由，向毛澤東提出建議：派軍隊代表去那些部委掌握領導權；成立革命委員會時，也要以軍隊幹部為主，建立革命委員會的核心。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員會過程中，這些單位里原有的幹部，大部分沒有得到安排。這樣，就又出現了許多沒有工作的富餘幹部。

同時，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員會過程中，毛澤東也考慮到了精簡問題。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報》在報道《靈寶縣革委會實行領導班子革命化——精兵簡政，密切聯繫群眾》時，加了一個按語，按語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建立革命委員會，要做好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走“精兵簡政”的道路。實際上，那時地方都已經建立了革命委員會，毛澤東此時所說的“精兵簡政”，主要是針對中央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員會來說的。機構精簡了、幹部編製壓縮了，多餘的幹部怎麼辦？毛澤東於1969年1月指示，幹部要下放勞動。在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九大上，毛澤東再次強調了機構精簡的原則。在精簡原則和幹部下放勞動的號召下，中央開始全面考慮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員會的問題。

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的《關於國務院各部門設立黨的核心小組和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中確定：國務院各部委機構，由原來的90個精簡為27個，各部委的幹部編製總數壓掉82%，27個部委幹部只留下原來幹部編製總數的18%（實際上，原幹部留用少於18%，因為有後派來的軍隊幹部佔了一定的編製——筆者注）。各部委均建立革命委員會。在建立革命委員會的過程中，一些部委被保留；一些部委進行了合併，成立一個新的部級機構；有些部委被撤銷。這樣一來，在中央機關里，富餘出來的幹部數量就更多了。

中央國家機關幹部的精簡，直接帶動了各省、市、自治區機關及其下屬的地、縣一級幹部的精簡。接著，各企業、學校、群眾團體的幹部也大量精簡。精簡之後，多出來的幹部數量，當時雖然沒有數量上的統計，但肯定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如何安置精簡出來的幹部，就成了一個大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被打倒的幹部的安置問題。“文化大革命”中，批鬥幹部的熱潮過去之後，有大批幹部被關進了“牛棚”。但是，當各造反派把注意力轉向爭奪本單位、本地區領導權時，大家誰也顧不上管“牛棚”了。何況誰管“牛棚”誰就要花費人力，還要承擔被關押者自殺或者逃跑的風險。於是，各造反派開始相互推來推去，最後誰也不管了。被關在“牛棚”里的幹部到底往哪兒安置？這是一個大問題。當時，許多地方的負責人，包括接管一些單位權力的軍代表、工宣隊負責人，都紛紛向上反映這一問題，請示如何處理關在“牛棚”里的幹部。這個問題自然逐級地反映到了毛澤東那裡。毛澤東一時也拿不出一個好辦法來。一時間，中國出現了一大批被精簡的幹部等待安排，一大批被關進“牛棚”的幹部等待安置的問題。

正當中央高層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都為安置上述幹部發愁時，遠在邊陲的黑龍江省，突然冒出了一個柳河“五七”幹校。

原來，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也一直在為如何安排精簡下來的幹部和“牛棚”里的幹部而發愁。一開始，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負責人只是安排這些人打掃衛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雜活。但這些活畢竟有限，幹完這些活，這些人仍然閑著無事做。後來，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負責人想出一個辦法：把這些幹部集中安排到農村，辦一個農場，保留工資待遇，讓他們在體力勞動中“改造”自己。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負責人派人經過專門考察選址，最後選定了慶安縣的柳河，作為辦這種農場的試點。

柳河這個地方，自然資源比較好，也有一部分空出的房舍，安置第一批幹部不成問題。第一批幹部到達柳河后，還可以繼續建房、開荒、種樹、辦小工廠，為安置第二批幹部創造條件。去柳河的幹部，採取分期分批的形式，且在那裡的時間有長有短；幹部勞動的時間，也根據體力而有長有短；又保留原工資待遇，幹部們很容易接受。於是，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在1968年5月7日，毛澤東的“五七指示”發表兩周年之際，正式啟動這一計劃，當天組織第一批幹部到達柳河，並把這個農場命名為——柳河“五七”幹校。

柳河“五七”幹校初辦時還算順利。到達那裡的幹部，與當地農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們的生活和勞動也得到了當地農民的幫助。這些幹部在柳河種了不少地，又新開了一些荒地，蓋了不少新房子，還種樹，搞副業生產。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把辦柳河“五七”幹校的經驗介紹材料進行了上報。這個材料最初在1968年9月29日《文化大革命情況彙編》第628期上發表。經驗材料中說：辦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改革上層建築走出了一條新路。幹校共有學員141人，主要是原省、市委機關幹部和革命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機關幹部辦農場，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深受廣大貧下中農的歡迎。不少幹部到幹校后，親臨三大革命第一線，接近了貧下中農，增強了對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目前，幹校耕種土地3000餘畝，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並自力更生辦起了小型工廠、企業。實踐證明，‘五七’幹校是改造和培養幹部的好地方，是實現機關革命化，搞好鬥、批、改的一種好辦法”。

毛澤東看到這個材料后，於9月30日寫了一則批語。他寫道：“此件可在《人民日報》發表。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以上請提到碰頭會上討論決定。”

姚文元接到毛澤東的上述批示后，對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報上來的材料又進行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修改，定題目為：《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並在他寫的編者按中引用了毛澤東的批語。這個由姚文元寫的按語說：毛主席關於柳河“五七”幹校經驗的批語，“對反修、防修，對搞好鬥、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應引起我們各級革命幹部和廣大革命群眾的高度重視。希望廣大幹部（除老弱病殘者外），包括那些犯過錯誤的幹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勞動的過程中重新學習，使自己的精神面貌來一個比較徹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員會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幹部，也要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勞動，使自己不脫離勞動人民，既當‘官’，又當老百姓。新幹部要特別注意不要染上脫離群眾、脫離勞動、一切依靠秘書、做官當老爺的剝削階級壞作風，要保持無產階級朝氣蓬勃的革命的青春”。姚文元寫好這一按語后，報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批示：“可用。”10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的報道，同時刊發了姚文元寫的編者按。

這樣，柳河“五七”幹校便成了受到毛澤東肯定的典型。各地紛紛仿效柳河“五七”幹校，辦起了許多幹校。中央各機關，包括中央辦公廳，也都在外地尋找地點，分別辦起了各自的“五七”幹校。一時間，“五七”幹校在全國到處“開花”。

1979年2月17日，國務院發出了《關於停辦“五七”幹校有關問題的通知》，從此，“五七”幹校從中國的歷史舞台上陸續消失。

1976年5月7日，在毛澤東發表“五·七”指示10周年之際，郵電部發行了這套紀念“五·七”幹校郵票。

編號J9，全套三枚，第一枚認真讀書，第二枚生產勞動，第三枚插隊鍛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