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達

尹達(1906年-1983年) ，原名劉燿，字照林，考古學家。在考古發掘、史學研究和學術組織工作中，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中國考古學會第一、第二屆理事會副理事長，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10月17日，尹達出生於河南省滑縣牛屯，原名劉燿。民國八年（1919年），五四運動之初，尹達始讀私塾，民國九年（1920年）入滑縣小學，民國十一年（1922年）升入滑縣十二中。民國十四年（1925年），尹達考入中州大學（河南大學前身）預科，民國十七年（1928年）升河南大學本科，先在哲學系，後轉國文系。

同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河南省組成“河南古迹研究會”，開始殷墟發掘。根據本人函呈、學校查核成績，民國二十年（1931年）3月，尹達與石璋如作為河南大學“函送學生”參加殷墟發掘。尹達最初在安陽小屯北地見習，隨即赴安陽后岡參加梁思永主持的發掘。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尹達從河南大學畢業後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工作。民國二十十三年（1934年）秋，尹達研究生畢業，為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員，參加梁思永主持的安陽侯家莊西北岡發掘，負責西區1001大墓，后又進行東區小墓發掘。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夏初，尹達參加梁思永主持的山東日照兩城鎮發掘，負責瓦屋村遺址。不久，為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下半年至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上半年撰寫兩城鎮發掘報告，“抱病從事”，圖版及器物草圖基本完成。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后，尹達於當年底，赴延安參加革命。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1月改用母姓，始稱“尹達”。 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陝北公學任教，5月，進馬克思列寧學院學習，11月，到陝北公學關中分校任教。延安工作期間，尹達撰寫的《中國原始社會》一書，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進行中國原始社會研究的有益嘗試。后將該書的一部分修訂為《中國新石器時代》，於1955年出版（1979年再版時改名為《新石器時代》）。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抗戰即將勝利時，為促進國共合作，傅斯年一行6人在王若飛陪同下飛抵延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到機場迎接。尹達與傅斯年面晤，以《中國原始社會》一書相贈。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2月，尹達即將調赴北方大學（在河北），捎信給在重慶的傅斯年，告知“日內即赴華北，橫過山西，擬便中作考古調查；過去山西雖然發現多處遺址，但大都未能分析清楚，故欲於不妨礙旅行中作此調查”，“今後甚願與諸師友取得聯繫，以便共同致力於學術事業”，這才有《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1947年3月在《中國考古報告》第2冊和《北方雜誌》2卷1、2期的同時發表。信中表示“未完成之書，仍願續作；今後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至北方大學，當設法完成之”的意願，雖因時局變化未能實現，卻表現出尹達對“未完成”的兩城鎮發掘報告的牽掛之情。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5月，到晉冀魯豫邊區北方大學任教。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7月，北方大學與華北聯合大學合併為華北大學（位於河北正定），尹達任華北大學教務長。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初，尹達兼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文物部部長，負責接管古都眾多的文物單位。

新中國成立初期，華北大學改名中國人民大學，尹達曾任中國人民大學研究部副部長和北京大學副教務長。1953年12月，尹達調入中國科學院，協助院長郭沫若籌建歷史研究所第一所，郭沫若兼所長，尹達為副所長，主持全面工作。1954年6月，尹達為中國科學院黨組成員，兼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

從1955年起，尹達擔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會常務委員。曾任《歷史研究》主編。參與主持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建館工作，具體組織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一書的編寫工作。

1959年，尹達兼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1960年2月，歷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併為歷史研究所，郭沫若兼所長，尹達為副所長。1963年，尹達辭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一職。

尹達晚年致力於史學理論的研究工作。197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建院，尹達繼續擔任歷史研究所副所長。1978年，他組建研究室，招收研究生，以中國史學史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為主要課題。

1979年，被推選為中國考古學會第一屆理事會副理事長。1980年被選為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 1982年，他帶領史學研究室的人員開始著手編著《中國史學發展史》。這部書第一次把中國歷史學的發展寫到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對於中國史學史的研究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1983年初任文化部國家文物委員會委員，又被推選為中國考古學會第二屆理事會副理事長。

1983年7月1日，尹達不幸病逝。遵其遺囑，人們將他的骨灰撒在河南境內的黃河裡。

新石器時代

尹達的《新石器時代》，突破安特生（瑞典學者）的錯誤體系，建立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科學體系，是尹達致力於一生的重大學術貢獻。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冬，在延安寫成《中國新石器時代》一文，推測出龍山文化（兩城期、龍山期、辛村期）與仰韶文化（后岡期、仰韶期、辛店期）的絕對年代，填補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空白，一個具有堅實基礎的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體系初步建立。

瑞典人安特生（J. G. Andersson，1874年—1960年）於民國十四年（1925年）發表了《甘肅考古記》，把甘肅的遠古時代分為六期。尹達對此並不迷信。通過一系列發掘實踐，尹達從地層學上第一次了解了龍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疊壓關係和年代序列。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尹達發表了考古史上劃時代意義的論著《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分析》，在文中，尹達對“中華文化西來說”的謬論和安特生關於分期的錯誤理論給予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尹達認為安特生的這一錯誤理論對中國的考古界帶來了深刻的負面影響，在一定程度上錯誤的引導了許多的學者，曾一度成為“權威”，後果十分嚴重，“不突破安特生在中國新石器時代研究中所造成的混亂，就不可能把中國遠古社會歷史這一階段的情況搞清楚。”所以尹達為了消除安特生的錯誤觀點帶來的影響，在《論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問題-關於安特生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理論的分析》一文中，對大量當時發掘的新資料運用科學的方法進行了系統的分析，最後用得出的客觀結論論證了安特生關於新石器時代的分期理論是錯誤的。幾十年間，尹達寫的有關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論著都是圍繞“從批判過去的關於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研究工作中，以建立起中國新石器時代的體系”這一觀點來展開的。

尹達於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完成了《中國新石器時代》一書，指出此書的目的就是“試圖突破安特生的體系，建立起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比較可信的科學體系”。1955年4月，尹達寫成《論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分期問題——關於安特生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理論的分析》一文，對安特生的錯誤理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進一步指出，“安特生對於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問題的基本論點，建築在‘單色陶器’早於‘彩色陶器’之上；從中國考古學的新資料中證明這樣的理論是錯誤的。……齊家坪遺址確屬另一系統的文化遺存，不得和仰韶文化混為一談；目前所知，它晚於仰韶文化。安特生把齊家坪放在仰韶期前面是錯誤的”。同時，提出填補中國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空白問題。最後他強調：“我們應當用科學的方法，綜合大量的關於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新資料，早日建立起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的標準來”。自此，一個具有堅實可靠基礎的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分期體系，初步建立起來了。

尹達認為“中國氏族制社會能否科學的復原歷史的真實面貌，將取決於綜合研究工作的科學水平”。因而他提出“史學家應具備考古學的基本知識，要能消化、掌握、運用這樣豐富的原始資料”，只有史學與考古學的有機結合才能使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真正能夠成為歷史科學的有機組成部分。謝保成先生評價《中國原始社會》 一書時，認為此書“既是尹達先生溝通近代考古與‘用新的史學觀點探索古代社會’的標誌，更是先生‘從考古到史學研究’邁出的極為重要的一步”。這本書實際上是尹達正式研究原始社會的起點。

尹達在完成《新石器時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這一長篇論文之後不久，便將“精力移到史學理論方面”。1977到1978年，尹達決定在歷史研究所創建史學史學科研究陣地，著手組建研究室、招收研究生，逐步對中國歷史學的發展進行探索。

1982年，尹達與研究室成員討論制定《中國史學發展史》一書的編寫原則，規定：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中國歷史學的起源、發展，直至逐步形成為一門科學的基本過程和規律予以探索和總結；確切地劃分其發展階段，闡明各階段史學的特點及其內在聯繫；對中國豐富的史學遺產進行批判、總結，重點放在史學理論和史學思想上。同時，強調在面對新問題時，應該“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下去探索這些新課題，進而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中國史學發展史》一書對中國史學的起源、發展以及演變規律進行了深入的探索，在當時被認為是“中國史學中出現的一種新氣象”，“史學研究中出現的許多新的趨勢都在這部著作中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反映”。

《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之分析》的寫作即已顯示出這方面的特色，將最初17年間“發掘中國境內新石器時代遺址”的情況作系統清理，“綜合”各遺址中有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層位關係”的五處堆積情況，將“許多方面的材料加以比較和分析”，最後作出結論。寫作《中國新石器時代》，更進一步運用綜合研究的科學方法批評安特生“在方法論上正犯著這樣的毛病，所以免不了要演出‘瞎子摸象’的笑劇”。《中國新石器時代》一書結集出版之際，《後記》強調：“實事求是的綜合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沒有綜合性的研究，就不可能使這種學科的理論逐步提高，也不可能從全面的綜合研究中發現問題，從而找出解決問題的鑰匙。”在系統總結新中國考古收穫之後寫成《新石器時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更是把綜合性的研究作為“新石器時代研究工作中的極為重要的經驗”來強調。這一經驗或方法，的確是諸多學術研究領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既包含理論與史料的關係問題，又包含個別與整體、局部與全局、現象與本質的關係等問題。

考古理論

尹達主張將多學科交叉研究納入綜合研究之中：“新石器時代考古學，需要其他學科的扶持和協作，才能夠全面而健康地發展起來。”尹達認為考古學是歷史科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研究考古學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了解中國古代社會的歷史，考古工作的目的是把考古發掘的遺跡遺物進行分析，從而展現出它們所代表的當時的社會生活，並用社會歷史的語言來表述出來。

尹達認為考古工作要與史學研究有機結合，就要注重綜合研究。首先是要了解科學的田野考古及其綜合研究的關係問題，表現為科學的田野考古為綜合研究提供比較可信的材料，而綜合研究的成果，又反過來指導和推進田野考古。對發掘出來的遺物遺跡進行科學的比較研究和綜合研究，在更大程度上復原那些遺跡遺物所代表的比較真實的社會歷史。研究中國原始社會繞不開氏族制度，而考古學家對新石器時代的發掘與研究，正是研究氏族制度的基礎，經過科學的分析，把研究氏族制度信史建立在考古學的基礎上。

考古學應該與其他的學科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研究，需要從歷史學等其他的學科汲取營養材料，以便取得更大的成果。“考古作為一門學科，有自己獨立的體系”，但是“考古的最終目的應是為人類歷史提供可靠的、生動的實際資料，應該成為歷史科學的有機構成部分，通過實際的歷史資料的研究，以了解人類以往的歷史。”考古工作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就會迷失方向，甚至走入歧途。

尹達對於考古資料的觀點，主要表現在對殷商考古資料的研究。尹達認為殷代後期的社會是在崩潰過程中的氏族社會，是沒落的氏族社會走向墳墓里去的前夜。尹達強調，研究殷商社會，考古學上的材料是很有力的物證，他在《關於殷商社會性質爭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中曾寫道：“甲骨文和考古學上的材料是我們研究殷商社會的主要憑藉，只有研究這些具體的大量的史料，從這裡搜尋當時社會生活的史實，才能夠了解殷商社會的本質。”

民國十七年（1928年）10月，董作賓主持了殷墟第一次大規模發掘。民國二十年（1931年）3月，在張邃青、朱芳圃、馬非百等教授的帶領下，尹達、石璋如、許敬參等三位同學加入到安陽殷墟的發掘隊伍中。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尹達從河南大學畢業，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讀研究生。他一邊學習，一邊繼續參加殷墟和各地的田野考古工作，並已經能夠主持發掘工作。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研究生畢業后，尹達留在史語所工作，繼續參加考古發掘。通過大量的考古實踐和不斷地學習，尹達已成為優秀的青年考古工作者，他首次糾正了瑞典人安特生對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的錯誤。

主要作品有《新石器時代》（《中國新石器時代》增訂本）、《中國原始社會》、《中國史學發展史》。其中《中國原始社會》，至1940年9月，完成全書主體部分，即第一編《從考古學上所見到的中國原始社會》、第二編《從古代傳說中所見到的中國原始社會》。

父親：劉紹宣，最後一次鄉試舉人，先任縣立小學校長，後到開封新式中學任職。

大伯：劉紹周，秀才出身，先後在滑縣、偃師當過師爺。

小妹：劉涑（劉淑芬），在山西靈丘黃木溝轉移群眾時，為搶救一個孩子而犧牲。

在尹達誕辰100周年之際，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考古所、史學理論研究中心和中國史學會於2006年10月16日到17日在京聯合召開了“紀念尹達先生誕辰100周年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學論壇”。田餘慶、沙知、林甘泉、張忠培、石興邦、李學勤、陳祖武、王巍、趙文洪、關愛和等老中青學者100餘人參加了紀念會。石興邦、王世民分別報告了尹達在中國史前考古學方面的成就與貢獻，瞿林東、桂遵義分別報告了尹達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