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

道光元年（1821）十二月初二日，出生於德清縣東郊南埭村（今乾元鎮金火村），是時他的父親俞鴻漸在京任職。

四歲以後，因南埭鄙鄉難以從師讀書，他乃隨母親姚太夫人和哥哥俞林到母家杭州臨平求學，從故鄉出走。從此踏上與父業相襲的道路，考進士，入翰林。

道光三十年（1850）庚戌科，俞樾中進士第十九名。而在此前的複試中，他的表現尤為出色，深得主考官曾國藩賞識。俞樾對曾國藩的識拔之恩感激涕零，豈料他畢竟太書生，不善應對，不會做官，僅當了一任河南學政便被御史彈劾，削職歸田。

咸豐十年（1860）春，彼時他主講於蘇州紫陽書院，因太平軍攻克江南大營，於是自蘇州避戰亂至德清縣新市鎮居留半月。

同治六年（1867）冬，俞樾偕姚太夫人回德清治父葬事，選址於金鵝山之原祖塋之側。以後每歲蘇杭往返，他都要繞道回德清一次。

同治八年（1869）春，他在掃墓之暇，遊覽了慈相寺、半月泉、寶慶寺、蟠龍石諸勝跡，作有一組懷古詩。

同治十一年（1871），他專往瞻拜西門城上柳侯祠，是祠供奉柳宗元祖父柳察躬，並作《柳侯祠》志之（見《民國德清縣新志》）。

光緒十年（1884），他特陪孫俞陛雲回德清趕縣試，果不出所望，中秀才第一名。

光緒十三年（1887），故鄉拱元橋坍圮亟需重修，他出銀三百兩資助，並欣然撰《重修拱元橋碑銘》。

光緒十五年（1889），湖州各縣陷洪災，而德清尤甚，他聞之，印書一千本，以書款匯付德清賑局。

光緒三十二年（1907年2月5日），俞樾八十六歲，以“美名”謝世，葬西湖三台山東麓。臨終前作留別詩10首，代訃辭行。

俞樾是晚清有影響的學者。他長於經學和詩詞、小說、戲曲的研究，所作筆記搜羅甚廣，包含有中國學術史和文學史的珍貴資料。善詩詞，工隸書，學識淵博，對群經諸子、語文訓詁、小說筆記，撰著頗豐，一生著述不倦，主要著述有《小浮梅閑話》《右台仙館筆記》《茶香室雜鈔》等，輯為《春在堂全書》，凡500卷。

在通俗小說方面的重要貢獻是修改《三俠五義》，使這部小說得以廣泛流傳。1889年俞樾初見此書，認為第一回狸貓換太子“殊涉不經”，便參考《宋史》和《默記》等加以刪改；他還認為書中所敘不只三俠，“南俠、北俠、丁氏雙俠、小俠艾虎，則已得五俠矣。而黑妖狐智化者，小俠之師也；小諸葛沈仲元者，第一百回中盛稱其從遊戲中生出俠義來。然則此兩人非俠而何？即將柳青、陸彬、魯英等人概置不數，而已得七俠矣。”就改名為《七俠五義》，與《三俠五義》并行流傳。這裡反映了俞樾關於小說的學術觀，可供歷史小說創作的參考。

“通經致用”是俞樾治經治學的宗旨所在。他所謂“致用”，主要是就傳統道德的教化而言。他尊尚孟子的“返本”說，要求以傳統道德為本；又提倡荀子的“教化成性”說，強調道德教化。故他以孔、孟、荀為“一聖二賢”。對於中國古代的各種人性論思想，他完全用一種為我所用的態度加以對待。只要不與道德教化相衝突，他都加以吸收利用。他對一些公羊學思想也進行了一定的改造與發揮，以便進一步突出道德的基礎地位。他將《白虎通》中的“三統”論與董仲舒的“三統”論結合起來，從而淡化了“運次”在“三統”循環中的“規律”性作用，而道德的作用因此更加突出。他又發揮“眾所歸往謂之王”的思想，強調為政以德的重要性。他對公羊學中的“三世”說也進行了重大修正，認為“三世”進化到一定階段，由於諸夏的道德達到很高的水平，“夷”、“狄”與諸夏的鴻溝進一步擴大，不再有融入諸夏的可能，因此，“夷夏之辨”愈嚴。為解決這一思想與當時時代趨勢的矛盾，他又用“小九州”和“大九州”思想加以調和。可以說，保守傳統道德、擔承“守先待後”的文化使命，成為俞樾所有學術活動的基礎。

俞樾的群經、諸子研究，以乾嘉皖派漢學的實事求是精神和治學門徑為依歸，要求“原本經典”、“即訓詁名物以求義理”（《重建詁經精舍記》，載《春在堂雜文》），反對空談義理和迂曲之言，特別重視“因聲求義”和“以意逆志”的法則。在此基礎上，其治經治學又形成了自己“以疑存疑”、大膽置疑的學術個性和風格。在他看來，不管某種觀點成立的理由多麼不充分，只要能獲得至少一條材料的支持，就應該兩存其說。在《詁經精舍自課文》和《經課續編》中，他常常就同一論題出示多個答案，例如“皋比解”，他以不同的角度和材料，列出了結論迥異的五種答案。因此之故，在俞樾的著作中，既存在兩存其說的情況，也存在據孤證以立異的情況，還存在自我否定的情況。這些都應該從其“以疑存疑”的立場來理解。對俞樾這一學術風格的評價，學術界存在一定的分歧。章太炎、黃侃等抱有微詞，梁啟超、劉師培、宋恕等似乎傾向於贊同的態度，錢玄同則大力提倡。客觀地說，“疑則闕”與“以疑存疑”屬於不同的學術風格，兩者都有其合理性。因為任何學者都要受自身的學識修養和思想立場的局限，自以為有“十分之見”的結論未必絕對正確，而“疑則闕”則往往容易使一些珍貴的材料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化為烏有，後世學者因此便失去對同一問題加以重新研究的機會和條件。“以疑存疑”、大膽置疑則能給後學者留下更廣的研究空間和更多的研究思路。

俞樾長於經學研究，一生著述豐富。所著《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等書，為乾嘉學派後期代表作；《春在堂隨筆》《茶春室叢鈔》等筆記，搜羅甚廣，保存了豐富的學術史和文學史資料。

俞樾工書法有江聲之風，以篆、隸法作真書，善以隸筆作楷書，別具一格。尋常書札，率以隸體書之，尤工大字。

清末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江蘇巡撫陳龍重修寒山寺時，有感於滄桑變遷，古碑不存，便請俞樾手書了這第三塊《楓橋夜泊》石碑。其時，俞樾雖已八十六歲高齡，仍以其飽滿的情懷，穩重的章法，渾圓的筆意，揮灑淋漓，一氣呵成。俞樾作書後數十天，便倏然長逝了。所題詩碑成為絕筆。這塊由俞樾補書詩碑名擅當時，拓本流傳甚廣，古雅拙樸。

俞樾被認為近代中國主張廢除中醫的第一人，他提出“醫可廢，葯不可盡廢”的觀點。他在治經之餘，對中醫藥學也有所研究，且能處方治病。在《春在堂全書·讀書余錄》中，有“內經素問”篇四十八條，乃俞氏校讀《素問》所做的札記，也是他用考據學方法對中醫經典著作《黃帝內經》進行“探賾索隱”、“辨訛正誤”的結晶。基於對中醫的理解，為他的“廢醫存葯”思想的產生埋下理論的根苗。這一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兩篇論著《廢醫論》和《醫藥說》中。《廢醫論》和《醫藥說》基本涵蓋了俞樾的醫學觀點，即“醫可廢，葯不可盡廢”的結論，實際上構成了近代“廢醫存葯”思想的濫觴。家庭的不幸成為俞樾憤而議廢醫的直接原因，而晚年的病弱和無助又是促成他撰寫《醫藥說》的重要動機。

1839年，俞樾十九歲，與文玉成了婚。兩人雖然情深意重，但無奈輾轉流徙多年，家境窘澀，俞樾不得已和妻子住到了岳父家。

1850年，獲得部考第一。然而，仕途剛剛開始，俞樾就因“試題割裂”被彈劾而罷官回鄉，永不再用。

1858年，文玉四十八歲的時候，一家人定居蘇州，俞樾從此再不問時事，一心治學。多年的風餐露宿漂泊艱辛，讓文玉很早就開始掉牙。把妻子的落牙細心包好，俞樾心痛不已。

1874年，曲園建成，這是俞樾和文玉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個家，憶起當年，兩人相對唏噓。

《清史稿·列傳二百六十九》《清代七百名人傳》《清代樸學大師列傳》等書中有傳。

孫詒讓在《哀世丈俞曲園》輓聯中稱：一代碩師，名當在嘉定、高郵而上，方冀耄期集慶，齊算喬松，何因夢兆嗟叱，讀兩平議遺書，樸學銷沉同墮淚；卅年私淑，愧未列趙商、張逸之班，況復父執凋零，半悲宿草，今又神歸化鶴，拈三大帙手墨，餘生孤露更吞聲。

人民網：俞樾是一位通儒，涉獵範圍廣泛，其學術成就以“通”見長。單就其著述而言，在具體領域的研究方面，與後世學者的成果相比，似乎不那麼精深。但就俞樾而言，其學術地位不僅體現在具體的研究成果方面，更體現在傳統學術的傳承方面。他本人一再強調，其學術以“梯梁後學”為取向。俞樾的三部代表作完成於1864至1868年，對其後一、二十年的傳統學術發展有著重要影響。

章太炎《俞先生傳》：浙江樸學……昌自先生，賓附者，有黃以周、孫詒讓。

趙景深：“事迹新奇，筆意酣恣，描寫既細入毫芒，點染又曲中筋節。正如柳麻子說《武松打店》，初到店內無人，驀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聲；閑中著色，精神百倍。如此筆墨，方許作評話小說；如此評話小說，方算得天地間另一種筆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