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

南北朝宋泰始初年（公元465年），生於京口（今鎮江），字彥和，原籍東莞（今山東省莒縣境內）。很早就成了孤兒，發憤圖強，熱愛學習。因為家裡太窮而沒有娶妻結婚，和沙門的僧人住在一起，十多年後對那些經文都很精通。他分門別類地整理了這些經文，抄錄下來，還為經文寫了序言。如今定林寺裡面藏的經文，都是劉勰編寫修訂的。天監初年，劉勰開始擔任奉朝請，兼職做中軍臨川王宏的秘書，后升職擔任車騎倉曹參軍。擔任太末縣縣令時，政績清正廉潔。擔任東宮通事舍人時，劉勰向皇帝建議，祭天地應當同祭太廟一樣，只用蔬果，不用犧牲（牛、羊、豬），皇帝下詔命尚書討論此議，最終決定按劉勰的建議處理。后升任步兵校尉。

32歲時開始寫《文心雕龍》，歷時五年。

卒年歧說甚多。一說卒於梁普通元年（公元520）和二年（公元521年）之間，一說卒於梁大同四年（公元538）和五年（公元539年）之間。

語音

在語音修辭方面，沒有沿習名人沈約的“八病說”，而著重提出了“飛沉”問題、“雙聲疊韻”問題。

在《神思》中，就提出了“尋聲律而定墨”的主張，在《聲律》中又說：“凡聲有飛沉，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沉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劉勰認為，作韻易而選和難。足見劉勰不但非常重視而且準確把握了漢字漢語的語音特點，對語音修辭在理論上作出了可貴貢獻。

語彙

在語彙修辭方面，提倡慎重遴選詞語。

語彙修辭中，還涉及用字，劉勰在《鍊字》提出用字“四要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復。無怪劉勰嘆曰：故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為難也。

語法

語法修辭部分在《章句》中提出了要按內容安排章句和按情韻安排章句的主張。劉勰主張，句式的選擇上，用長用短，或長短穿插，整散結合，完全要符合情韻需要，情韻急，少音節短詞句，情韻緩，可用舒曼之長句，情韻起伏跌宕，則可長短並用整散結合，以收蕩氣迴腸之效。

修辭美學最為璀璨的部分，在篇章修辭。

重涵養，立風格。文章有風格，更有風骨，才煽情動人，辭采煥然。要使文章含風樹骨，則須“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

感人的才情和生動的語言固然重要，但一定要為情而造文，而不要為文而造情。要寫真情實話，不要假意虛言。

重熔裁，明隱秀。文章長短、內容詳略、語意顯隱、精警庸凡，亦為文之必慮。

文章秀句，或自出錦心，或得益援引。劉勰並非反對引用，而是反對抄襲。

運用

在具體運用方面，劉勰指出“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

《誇飾》專講誇張。劉勰抓住誇張得是否合乎事義情理這一關鍵，將誇張分為兩類並指出其不同效果：“然飾窮其要，則心聲蜂起，誇過其理，則名實兩乖。”——如果誇張得合情理得神髓，就會引起強烈共鳴，反之，就會違背事實不合情理。

作品介紹

《文心雕龍》共10卷，50篇。分上、下部，各25篇。全書包括四個重要方面，由劉勰在江蘇省鎮江市南山寫下。上部，從《原道》至《辨騷》的5篇，核心是《原道》、《徵聖》、《宗經》3篇。從《明》到《書記》的20篇。下部，從《神思》到《物色》的20篇。《時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以上四個方面共49篇，加上最後敘述作者寫作此書的動機、態度、原則，共50篇。

文學史觀

《文心雕龍》的文學史觀，認為文學的發展變化，終歸要受到時代及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把已往這一方面的理論提到一個新的高度。同時，劉勰也很重視文學本身的發展規律。在《通變》篇中，他根據揚雄關於“因”“革”的見解所提出的“通變”，即文學創作上繼承和革新的關係。他要求作家要大膽的創新：“日新其業”，“趨時必果﹐乘機無怯”。又強調任何“變”或創新都離不開“通”，即繼承。所謂“通”，是指文學的常規：“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文學創作只有通曉各種“故實”，才會“通則不乏”（《通變》），“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畫奇辭。只有將“通”與“變”、“因”與“革”很好地結合和統一起來，文學創作才有可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通變》），獲得長足的健康的發展。

批評論

按《序志》的說法，從《時序》到《程器》的五篇屬批評論。不過，其中《時序》、《物色》兩篇，兼有創作論和批評論兩方面的內容。《時序》從歷代政治面貌、社會風氣等方面來評論作家作品及其發展情況；《物色》從自然景物、四序變遷方面來評論《詩經》、《楚辭》、漢賦及“近代以來”的創作情況。兩篇比較起來，《時序》側重於文學批評，《物色》側重於文學創作。

劉勰紀念館設於南京鐘山南麓的定林山莊內，紀念館分前、中、后三個展廳，以南京“鐘山與六朝都城”、“鐘山定林寺”、“劉勰與《文心雕龍》”三個展覽單元，揭示了劉勰及《文心雕龍》與六朝首都、鐘山及與定林寺的密切關係。劉勰在鐘山定林寺前後生活了20年左右，他在這裡藉助定林寺豐富的藏書，潛心學習和研究，最終完成了標誌著輝煌成就的文學理論巨著《文心雕龍》。鐘山定林寺也因劉勰的學術成就而名垂青史。

劉勰能在距今1500餘年之遙，提出這如許之多的至今難超其苑囿的精闢修辭理論實為難能可貴。其修辭之論，既有理性的闡釋，又有言證、事證，既涉文章內容形式，又關作者思維、氣質、涵養、才情。他能從美才、美德、美情與美辭美文的關係方面，闡釋情動而辭發、因內而符外的修辭美學觀，他承認“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辭必巧麗”，儘管當時還沒有堂皇的辯證唯物主義之說，然而在今天看來，這完全符合這種觀點。在這種觀點指導之下，他從內容決定形式的認識出發，建立了系統的剖情析采理論，他從歷史唯物主義和現實唯物主義的認識出發，提出了“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這種選擇繼承、據時創新的修辭觀，這種服務於時代的“時文”修辭觀，時至今日，也是必須遵循的一條修辭美學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