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

蒙文通先生（1894--1968），名爾達，字文通，四川省鹽亭縣石牛廟鄉人。我國現代傑出的歷史學家。從二十年代起即執教於成都大學、成都師範大學、成都國學院、中央大學、河南大學、北京大學、河北女子師範學院，四十年代即任四川省圖書館館長兼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教授。建國后，任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教授，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員、學術委員，並先後任成都市人民代表、市政協委員、中國民主同盟成都市委和四川省委委員。蒙文通先生在中國古代史及古代學術文化研究領域中，辛勤耕耘了一生，造詣很深，成就甚高。蒙文通先生佛學造詣也很高，據雲是朱德老師能海上師的繼承人之一。

主要著作有：《古史甄微》 、《輯校李榮老子注》、《輯校成玄英老子義疏》、《周秦少數民族研究》、《經學抉原》等

蒙文通的教育是在國學大師的精心指教下進行的，他早年受業於清末國學大師廖平與劉師培，從研究傳統的經學開始了他漫長的學術生涯，後來又向近代佛學大師歐陽竟無先生問佛學與古代學術思想。

一九二七年，蒙文通先生撰成成名之作《古史甄微》 ，提出了中國上古民族可以江漢、海岱、河洛分為三系，其部落、姓氏、居處地域皆各不同，其經濟文化各具特徵的學說。其後又以《經學抉原》一書，進一步從學術文化的角度豐富和完善了此說。“三系學說”和當時《古史辨》學派的觀點迥異其趣，但就其對學術界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而言，實可以與之媲美。

強行將成都大學、成都師範大學、公立四川大學合併為國立四川大學。日偽政府多次強“邀”其撰寫政治學術文章，並以重金相誘。蒙文通雖一家七口，經濟拮据，加之抗日戰爭爆發，家計日益困頓，仍對來者嚴辭相拒。後來舉家遷往四川，執教於川大。而他對胡適的態度則近乎有幾分“牛”氣。在北大期間他竟一次也沒有前往胡適家拜訪，錢穆先生亦稱“此亦稀有之事也”。這事弄得胡適十分難堪，胡適以至置北大隋唐史無人授課一事於不顧也不再續聘蒙文通，蒙文通也處之泰然，仍我行我素，後轉至天津一女師，與徐錫予及其他人交往依然如故。

蒙文通先生數十年未離講席，誨人不倦，循循善誘，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學術人材，可謂桃李遍全國。

1968年，蒙文通撰完《越史叢考》的初稿后便與世長逝，享年七十四歲。長眠于山清水秀的長松寺公墓。

有別於徐中舒自學成材，蒙文通的教育是在國學大師的精心指教下進行的。蒙文通五歲入私塾，1906年又隨其伯父入四川高等學堂分設中學，五年後被選人當時國學最高學府四川存古學堂。四川存古學堂是趙啟霖仿張之洞在湖北創辦國家機構而設，對人選學生要求極高，大多要求為舉人，貢生及新式學堂中頂尖人才，而其旨在“保存國學，尊重蜀賢”。蒙文通進入學堂后，仍“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只讀經史書”，時刻鑽研於國學之中，且不拘於大師們平時所言，課餘自行購置大量書籍，廣涉經、史、子、集，對四庫全書也開始涉及，早年廣博的知識使蒙文通在後來治經、史、佛中都能顯示出深厚的根基。

蒙文通治佛學，發源於中國20年代初期的今古文的大論戰。1918年蒙文通從四川存古學堂畢業后，返回家鄉鹽亭以辦私塾為生，繼續在破廟裡從事經史研究，長達三年之久。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掀起一場新興的文化革命。以魯迅、陳獨秀等為代表的新文化幹將與吳宓、章士釗等學衡派發生激烈論戰。在這場莫衷一是的爭論中蒙文通難以取捨，便辭去重慶府聯中和重慶省立二女子師範學校的職務，“遊學於吳越之間，訪學於各大經史家門下，與章太炎論古今之流變，與歐陽竟無論佛典之影響”。在長期的遊學過程中，蒙文通仍難以在二者之間取捨．卻悟及佛學在中國思想中的深層的潛意識影響，蒙文通便停留在歐陽竟無所辦的“支那內學院”內，潛心研究佛學，從1923年到1927年，長達四年之久。此期，蒙文通與湯用彤、熊十力、呂澄等朝夕相處，互相爭論，雖各論不一，相異甚大，甚至針鋒相對者亦有之，但這對蒙文通佛學研究益發登堂入室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在長期的“閑話”與“爭辯”中，蒙文通得以旁及各學派立論的根基及其論證的過程，從而使自己的體系益發精密、嚴整，以致在佛學研究上當時少有人能及。歐陽竟無由此而寄希望於蒙文通，希望他繼承衣缽專研佛學。“改好刻竣（《中庸傳》），先寄此。此惟我弟能知，個中人談其事，欲其速達也。……全恃觀行，一絲九鼎；繼續大難，德孤鄰寡，亦可悲矣！”“孔學，聊發其端，大事無量，甚望我弟繼志述事。”蒙文通離開“支那內學院”后，歐陽竟無己又常致函問訊，希望“共剪西窗燭、共作刻入談”，“奈何經年不遺我一字！”

不負歐陽竟無重望，蒙文通在佛學研究上相繼取得重大突破。歐陽竟無看完他所撰的《中國禪學考》、《唯識新覺羅》后，大喜過望，竟又重閱一遍，時而憤筆於原稿之間，時而揮墨於稿紙之上。之後，蒙文通所撰兩篇皆被刊於院刊《內學》創刊號上，緊接於歐陽竟無的《佛法》、《心學》二文之後。

在經史文學上，蒙文通早在四川存古學堂便顯示出深厚的根基。蒙文通於1914年所著的《孔氏古文說》，筆觸深入舊史與六經的根基，由此辨其差別進而解開以後學者在二者上爭論的癥結。蒙文通獨特的見地深得其師廖平的讚譽：“文通文如桶底脫。佩服！佩服！後來必成大家。”之後，蒙文通又相繼撰述《近二十年漢學之平議》、《經學抉源》、《天問本身》、 《周秦民族史》 、《中國史學史》、《考古甄微》、《儒家政治思想之發展》、《墨學之流變及其原理》等專論。

對於經史，蒙文通一向視之為歷史的經緯，二者與文學互相交疊共同組成歷史的洪流。他的著述論證也常以經治史，以史注經二者相互疊交，相互出人而輝映成趣。1968年蒙文通所著的《越史叢考》一書即詳細引用一百三十餘種古文獻資料，有經有史，經史互證。文章從十二個角度探究越南的起源、發展、擴張、削弱的過程，論證謹嚴，資料詳實，極具說服力。80年代初期，越南當局授意其國內學者著《越南古代史》，以期為侵略我國尋找輿論借口。1984年，中華書局即將蒙文通所著《越史叢考》資料整理出版，《越南古代史》一書產生的輿論效果由此而消失。

蒙文通先生最重要的史學思想是“通觀達識，明其流變”，認為歷史是發展變化的，史學家的任務，在於指出歷史變化的痕迹，揭示發展的原因。在實踐上蒙文通先生注重從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中去探索歷史發展的原因。《中國歷代農產量的擴大和賦役制度及學術思想的演變》一文，就是“史以明變”觀點的代表作。蒙文通先生晚年致力於民族史和地方史的研究，提出崑崙宜為上古一文化中心說，認為巴蜀文化當系自西東漸，楚文化也頗受巴蜀文化影響，山海經就是巴蜀楚上古文化產品的著名學術觀點。這裡，值得大書一筆的是，作為史學家，蒙文通先生懷著維護中華民族崇高利益的責任感，用他生命的最後四年時間，寫成了一部考論古代百越民族史的專著《越史叢考》。這是一部充溢著實實在在的愛國精神的書，它的成就標誌著我國古民族史研究的新水平。此外，還有《古地甄微》、《儒學五論》、《道書輯校十種》、《巴蜀古史論述》、 《先秦少數民族研究》等專著和學術論文數十篇。他在古代歷史、古代地理、古代民族、古代學術、古代宗教等很多領域都給後人留下了十分豐碩的成果。此外還有數十萬字遺稿尚待整理刊布。

蒙文通是近代著名經學家廖平的學生，他對廖平經學的修正、發揮與發展，突現了他對今文學家的理想制度及其思想實質的揭示和闡釋。

歷史上，漢代的經學分為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近代著名今文經學家廖平首倡以“禮制”的不同來區分今古學，他的經學是經學史上的高峰。蒙文通作為廖平的學生，不只是繼承了廖平的學說，更重要的是進行了修正、發揮和發展。

廖平對今文學主要是以地域分派，對古文學主要是以典籍分派，他的劃分是不夠科學和規範的。為此，蒙文通修正了廖平區分今古學派別的說法。

蒙文通認為，在古文學的組成中晉學佔了大部分，此外還有壁中書和流傳於民間的學問。

蒙文通指出： 《六藝》是魯人之學，《穀梁》是魯學，魯學是《六經》的正宗，是孔子學說的嫡派，是謹守舊義的、謹守師傳的、純正的儒學。《伏生尚書》、《夏侯尚書》、《田何易》、《梁丘易》、《魯詩》、《后氏禮》都是魯學。

在蒙文通看來，漢武帝獨尊的儒學，不是真正的儒學，已經是變了味的了。這種儒學拋棄了儒家的理想和孔子學說的真諦。傳授儒家真正理想的的人是有生命危險的，他們只能進入秘密狀態進行傳播，於是就形成了漢代的緯書之學。但是，今文學的傳播並沒有絕跡，儒家的“微言大義”逐漸由秘傳轉入到了躬行實踐，今文學的《齊詩》和京房《易傳》中講的“革命”思想進入了道教，成為黃巾起義的指導思想了。

蒙文通對今文經學研究的最大貢獻是：他把今文學的主要制度歸納為五種，並且詳盡地進行了分析，深刻地揭示了今文學思想的實質和意義。蒙文通認為，漢代今文學有內學和外學之分，內學中蘊含著儒家的“微言大義”，外學不但背叛了今文學的革命思想，也不研究“禮制”，對禮儀制度是“幽冥而莫知其源”，陷入了“分析文字，煩言碎辭”的煩瑣哲學之中，這種學風在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極壞的影響。蒙文通沒有走康有為的路子，而是沿著廖平的學術方向往前走，他著重去分析今文學的理想制度，通過其理想制度的分析來揭示今文學思想的革命性和進步性，從而大大豐富了今文學思想的內涵。

蒙文通認為，對今文學影響最大的是墨家和法家。

首先，今文學家的進步思想深受墨家思想的影響，其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今文學家的“平等思想”來源於墨家；今文學家理想制度的的中心“明堂”，也來源於墨家；今文學家吸取墨家最顯著的是《禮運》中的大同說；“素王”說導源於墨家；《孝經》思想也來源於墨家。

其次，蒙文通還認為，漢代今文學還吸收了法家的思想。就是說，今文學家吸收了法家反對“世襲貴族”的思想，因為世襲制度是與“一律平等“的思想相對立的；其次，還吸收了法家“大一統”、“尊王”等方面的思想。

所以，在蒙文通看來，由於今文學經過吸取了各家的思想，發展和總結了先秦儒家和諸子的思想，其中最顯著的是吸收了墨家和法家的思想；在創樹理論時，重視制度，詳於制度。因而使今文學的思想更豐富、更宏大、更全面、更具體，從而適應了當時社會歷史的要求，滿足當時統治者的需要。這不僅有其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有其內在的邏輯依據。

從上可以看出，蒙文通在繼承廖平經學的基礎上，對之進行了“修正”，有所發展，有自己“獨立”於廖平的東西，這些“修正”和“獨立”的部份，就是蒙文通對今文經學研究所做出的貢獻。

《蒙文通文集》共六集，由巴蜀書社（1987年～2001年）出版。該文集以類分卷，分別為《古學甄微》、《古族甄微》、《經學抉原》、《古地甄微》、 《古史甄微》 、《道書輯校十種》，收錄近百篇（部）著作，共約230多萬字。

該書內容包括先秦兩漢的經學及諸子學，晚周、六朝、兩宋史學，佛學中的禪學和唯識學，道家和道教學，宋明理學，古地理學，古代民族史，古代社會經濟史等方面，如百川競發莫涯涘，近世大家，少有出其右者。涉及範圍之廣博，論述之精深，令人驚嘆。所論莫不探源明變，往往出人意表，許多篇章已經成為20世紀學術領域中最有代表性的篇章。聲譽播於海內外，受到眾多學者的服膺，充滿著很大的學術魅力。

蒙文所著、所講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斷代史為當時國內權威。湯用彤先生曾在1957年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會上發言提及蒙文通的專長：“現在很多人知道蒙文通是個史學家，並且是個上古史學家，但很少有人知道蒙文通在中國思想史方面也有特長，因為研究中國思想史特別離不開經學和佛學。此外，他對唐宋思想史的發展也極有研究，特別注意了過去向未被人注意的那些思想家。”因此，當胡適不再延聘蒙文通時，錢穆曾言：“文通所任，乃魏晉南北朝及隋唐兩代之斷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離職，至少三年內，當物色不到一繼任人選。”後來蒙文通離職北大，隋唐史一門先由陳寅恪先生擔任。還未教一個月，其夫人就威脅說：“若不辭職北大，即不再過問其三餐。”隋唐史只得由各學者分授，學生甚為不滿，胡適為此也大傷腦汁，卻也拉不下學者的臉面到天津去延聘蒙文通，授課一事也只好敷衍了事。

文如其人，蒙文通生性剛直而不輕易苟同於人。他先後執教於重慶府聯中、重慶第二女子師範學校、成都大學、中央大學、河南大學、北京大學、天津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四川大學、華西大學等校。任教期間，蒙文通不僅學術迥異於人，而且脾性也有剛氣。1931年四川軍閥為節省教育經費以挪至他用，強行將成都大學、成都師範大學、公立四川大學合併為國立四川大學。蒙文通憤而辭去職務以示抗議，后執教於河南開封；在河北女子師範校期間，日偽政府多次強“邀”其撰寫類似《越史叢考》之類的政治學術文章。

從河北女子師範大學轉至四川大學后，蒙文通應郭有守之邀，出任四川省圖書館館長。新中國成立伊始，蒙文通又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員和學部委員。此期蒙文通猶喜撰述從未被人注意的思想家，辨其本源，考其流變，進而論其在歷史中的影響，同期而地域、傳說的注重較前期大為提高。在巴蜀史的研究中，蒙文通的研究也貫穿了他由經人史、經史兼治的學風。

1968年，蒙文通撰完《越史叢考》的初稿后便與世長逝享年七十四歲。

蒙文通是近代“蜀學”傳人，經史大師。歷任中央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等校教授。回憶起大師的生平點滴，盡可用“儒者豪邁”來概之。

蒙文通一生治經史之學，著作頗豐，但他曾告訴兒子蒙默，自己學問最深處，恰恰是不著一字的宋明理學。“理學不是拿來講的，是拿來躬身實踐的。”四川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蒙默，能一字不差地回憶起父親的原話。

蒙默說，父親指導研究生，上來先是兩句話。第一句引陸象山言：“我這裡縱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第二句是他自己的信條：“一個心術不正的人，做學問不可能有什麼大成就。”

蒙文通以教書為業，卻曾兩次遭遇未被大學續聘的尷尬。一次是上世紀30年代在北京大學。他在歷史系任教年余，卻始終未去文學院院長鬍適家拜訪過一次，因而被同事錢穆稱為“此亦稀有之事也”。據說此事弄得胡適難堪，以致置北大隋唐史無人授課一事於不顧，也不再續聘蒙文通。而蒙文通也處之泰然，仍我行我素，後轉至天津一女師任教，與“領導”交往依然如故。

另一次是上世紀40年代在四川大學，由於學閥玩弄手腕，蒙文通未被文學院續聘。但一干學生傾倒於他的學識，請求他繼續授課。他說：“我可以不拿錢，但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於是讓願意上課的學生到自己家裡，繼續傳授。

曾經有川大學生回憶蒙先生：“先生身材不高，體態豐盈，美髯垂胸，兩眼炯炯有神，持一根二尺來長的葉子煙桿，滿面笑容，從容瀟灑地走上講台，大有學者、長者、尊者之風。”

他講課有兩個特點，第一是不帶講稿，有時僅攜一紙數十字的提要放在講台上，但從來不看，遇風吹走了也不管；第二是不理會下課鐘，聽而不聞，照講不誤，每每等到下堂課的教師到了教室門口，才哈哈大笑而去。

他的考試也頗有趣味，不是先生出題考學生，而是由學生出題問先生，往往考生的題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學生的學識程度。如學生的題目出得好，蒙先生總是大笑不已，然後點燃葉子煙猛吸一口，開始詳加評論。考場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邊望江樓公園竹叢中的茶鋪里，學生按指定分組去品茗應試，由蒙先生掏錢招待吃茶。

蒙文通曾對蒙默講，自己對問學者知無不言，就像鍾，“大叩之則大鳴，小叩之則小鳴”。他的學生常晚上登門問學，他總是熱情接待，有問必答，侃侃而談。夜深，學生告辭，他常不準走，令再談一陣，等他燃過兩根抽水煙的紙捻后才放行。

若白天登門問學，他多半邀對方去家隔壁的茶館，一邊吃茶，一邊講學，一邊操著帶些鹽亭土腔的四川話得意地說：“你在茶館裡頭聽到我講的，在課堂上不一定聽得到喔。”

他的學生吳天墀說：“先生豁達大度，不拘小節，行乎自然，喜交朋友，社會上三教九流，一視同仁，所以有不少和尚、道士跟他有交情。喜歡上街坐茶館，和人作海闊天空的閑談，也愛邀熟人上餐館小吃一頓。”

蒙文通愛聽川戲，戲園子里好多人都認識這位“蒙先生”。他又好酒，據蒙默說，父親喝黃酒至少有一兩斤的量。

許多學者都曾慕名到成都拜訪蒙文通，交往過後，他們往往發出這樣的感嘆：“讀先生的書，以為只是一個恂恂儒者，沒想到先生還這麼豪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