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略

近人張鵬一《魏略輯本》謂魚豢死於晉太康以後，則魚豢入晉后還活了十六年以上，可知魚豢不曾仕晉。看來，魚豢是忠於曹魏而恥為晉臣者，故《魏略》敘事頗注重品節作風。裴松之注《三國志》，引用之書，以《魏略》為最多，《魏略》雖早已亡佚，但從裴注中尚可窺知其梗概。從《魏略》的內容和文字看，還是相當好的。魚豢是關中人，所以對西北的風土人情多有敘述，例如《三國志》卷30《東夷傳》裴注引《魏略·西戎傳》不僅能補陳書之缺，而且史料價值極為珍貴，被史家譽為“殊方記載，最為翔實”。

《魏略》，共50卷，編者為魏郎中魚豢，為中國三國時代中記載魏國的史書。一般認為《典略》也是此書中的一部分所構成的，《三國志注》多引用《魏略》的內容來註釋。

本書原卷數，各史記載相異，如《隋書·經籍志二》載“《典略》(疑《魏略》之誤)八十九卷”，《舊唐書·經籍志上》載“《魏略》三十八卷；《典略》五十卷”，《新唐書·藝文志二》載“《魏略》五十卷”。有的學者認為《典略》及《魏略》為同一書，有則認為是二書。

此書久佚，現今只留有佚文。其內容分別由《後漢書》、《翰苑》、《北戶錄》、《三國志》、《法苑珠林》、《太平御覽》等書所引用。清代時史家王仁俊、張鵬一分別為此書作了輯佚工作，其中以張鵬一輯本為佳，輯有25卷並附遺文6條。

內容未對魏朝與晉國的重要人物作出避諱。從魏武帝曹操開始撰寫，《史通·古今正史》謂“事止明帝”。但從佚文內容來看，尚記載至魏高貴鄉公曹髦被立之時，則知《魏略》記事非只於魏明帝時，而是止於三少帝之時。

本書敘事頗注重品節作風。裴松之注《三國志》引用內容以《魏略》為最多。本書雖已佚，但從裴注中尚可得知其大概。

此書記述魏國與漢末中原群雄相當詳細，而對偏方地區的記載較略，甚至與他書的記載不大相同，如有關劉禪被人口販子出賣，孔明見劉備的史事與《三國志》“三顧茅廬”的內容多不相符。有關外國的記述詳細，有對邪馬台國和大秦國（羅馬帝國）的記載。特別是關於大秦國，是中國方面對羅馬帝國的文獻中，現存最古老的史料，與中國的皇帝專制制度有所有差異，如有關元老院的存在等的記述（關於內容請參照《三國志》注引《魏略·西戎傳》）。

《魏略》中可知的傳名還有〈清介〉(《三國志·常林傳》引《魏略》)、〈苛吏〉(《三國志·梁習傳》引《魏略》)、〈純固〉(《三國志·王修傳》引《魏略》)、〈勇俠〉(《三國志·閻溫傳》引《魏略》)、〈知足〉(《梁書》卷52)、〈遊說〉(《三國志·三少帝紀》引《魏略》)、〈佞幸〉(《三國志·明帝紀》引《魏略》)、〈儒宗〉(《三國志·王肅傳》引《魏略》)、〈西戎〉(《三國志》卷30引《魏略》)等傳名。清代學者錢大昕謂“諸傳標目，多與他史異。”；高似孫稱“特為有筆力”、“亦一時記載之雋也”。

唐代劉知幾的《史通·古今正史》中有如下記述：

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監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為時諱，殊非實錄。

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丁孚、郎中項峻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敕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覈，訪求往事，相與記述，並作之中，曜、瑩為首。當歸命侯時，昭、廣先亡，曜、瑩徒黜，史官久缺，書遂無聞。覈表請召曜、瑩，續成前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為五十五卷。

至晉授命，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為《國志》，凡六十五篇……先是，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

由上可知，曹魏宮撰史書為王沈主撰之《魏書》。孫吳宮撰史書為韋昭主撰之《吳書》。《晉書》卷39《王沈傳》言王沈於魏正元年間（254年至259年）“與荀覬、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那時，高貴鄉公曹髦因不能忍受當傀儡皇帝的恥辱，決定對司馬昭發動突然襲擊。當曹髦把這個計劃告訴給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后，沈、業二人立即馳馬向司馬昭告密。因此，王沈受到司馬氏重用，宮運亨通，但為眾議所非，《魏書》也因袒護司馬氏，被譏為非實錄。

《吳書》的主撰韋昭，孫晧時為侍中，領左國史。因孫晧暴虐，群臣多阿諛順旨，數言天降祥瑞，以博得孫皓歡心。晧以問昭，昭曰：“此人家筐筐中物耳”。晧又欲令昭為父和作紀，昭以和“不登帝位”，不予照辦。諸如此類的事，使晧銜恨在心。鳳凰二年（273年），晧竟殺昭。與昭共撰《吳書》的薛瑩、華覈皆正人君子，且有才學。故《吳書》尚為史家所許可。

《魏略》系魏郎中魚豢私撰，《史通·古今正史》謂“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然據《三國志》卷4《三少帝紀》注引《魏略》記有嘉平六年（254年）九月司馬師廢齊王曹芳及郭太后議立高貴鄉公事甚詳，則知《魏略》記事非只止於明帝，而是止於三少帝時。《魏略》很注意對三國時各階層人物的描寫，例如魚豢為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七人作《儒宗傳》，其序曰：

從初平之元（190年）至建安之末（220年），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粗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沉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

由上可知，曹魏時，子弟入太學，多是為了避役，而在太學教授生徒的博士，也大都粗疏，學無根底。朝中公卿以下能執筆為文者也不到十人。無怪乎魚豢要嘆息學術的墜落了。魚豢在《儒宗·董遇傳》中介紹了董遇接受弟子的先決條件，即不論學習什麼書，都“必當先讀百遍”。他說：“讀書百遍而義自見”。魚豢在《儒宗傳》中，還揭露了地方舊姓豪族欺凌單家（非富強之家）的情景。如在《薛夏傳》說：

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閻、任、趙四姓，常推（可能為“雄”字之誤）於郡中，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后四姓又使囚遙引夏，關移潁川，收捕系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為本郡所質，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

由上可知，天水郡四姓豪族平素稱霸郡中，單家薛夏獨不肯降事之，四姓豪族便千方百計地想對他下毒手，薛夏投奔曹操后，四姓仍企圖捕他論罪。地方豪族對名聞中原的學者，尚如此狠毒，一般單家百姓所受不法豪族的欺壓程度自然更不在話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