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豢

魚豢

魚豢(生卒年待考),長魚氏,京兆(今陝西西安)人。三國時期曹魏國郎中、著名史學家。

著作詳解


魚豢是曹魏末期至晉朝初期的著名學者、史學家,撰寫有著名的紀傳體史書《魏略》。《魏略》為部八十餘卷,每部皆有數十篇,約合八百餘萬字,是魏、晉時期不可多得的史學巨著。
《魏略》,是魚豢私自撰著的,一般皆說其記事止於魏明帝。但據《三國志·三少帝紀》注引《魏略》記有嘉平六年(公元254年)農曆9月司馬師廢齊王曹芳郭太后議立高貴鄉公事甚詳,則知《魏略》記事非只止於明帝,而是止於三少帝時。
近代學者張鵬一在《魏略輯本》中稱:“魚豢死於晉太康以後,即魚豢入晉朝後還活了十六年以上,可知魚豢不曾仕晉。”看來,魚豢是忠於曹魏而恥為晉臣者,故而在《魏略》中敘事頗為注重品節作風。
裴松之所注的著名《三國志》,其引用之書以《魏略》為最多。如今《魏略》雖早已亡佚,但從裴松之的注中尚可窺知其梗概,從《魏略》的內容和文字看,其內容還是相當嚴謹的。
魚豢是陝西關中人,源出春秋姬姓晉國長魚矯氏族,所以對西戎故地即西北的風土人情多有敘述,因此在《三國志·東夷傳》中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傳》,不僅能補諸多陳書之缺,而且史料價值也極為珍貴,被歷代史家稱譽為:“殊方記載,最為翔實”。
在《魏略》中,魚豢很注意對三國時期各階層人物的描寫,例如他為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七人作《儒宗傳》,其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公元190~220年),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太和、青龍中,竟無能習學……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沉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
由此可知,在曹魏國時期,貴族子弟們入太學多是為了躲避服役,而在太學中教授生徒的博士們也大都粗疏,學無根底。當時朝中公卿以下能執筆為文者也不到十人。無怪乎魚豢要嘆息當時學術、文化的墜落了。
魚豢在《儒宗·董遇傳》中,介紹了董遇接受弟子的先決條件,即不論學習什麼書,都“必當先讀百遍”。他說:“讀書百遍而義自見”。
魚豢在《儒宗傳》中,還深刻揭露了地方大姓豪族欺凌非富強之家(單家)的情景。如在《薛夏傳》中魚豢說:“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閻、任、趙四姓,常雄於郡中,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后四姓又使囚遙引夏,關移潁川,收捕系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為本郡所質,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
從中可見,當時天水郡四姓豪族平素稱霸郡中,單家薛夏獨不肯降事之,四姓豪族們便千方百計地想對他下毒手,薛夏在投奔曹操后,四姓仍企圖捕他論罪。地方豪族對名聞中原的學者尚如此狠毒,那麼一般單家百姓所受不法豪族的欺壓程度,自然更不在話下了。
在《魏略》中,還記有《清介》、《純固》、《勇俠》、《知足》、《遊說》、《佞幸》等諸多傳記。宋朝學者高似孫稱讚《魏略》:“特為有筆力……亦一時記載之雋也”;清朝大學者錢大昕亦稱讚《魏略》:“諸傳標目,多與他史異”。
關於《魏略》的卷冊數目,在史籍《隋書·經籍志二》中記載:“《魏略》八十九卷,魏郎中魚豢撰”。在史籍《舊唐書·經籍志上》中記載:“《魏略》三十八卷,魚豢撰;《典略》五十卷,魚豢撰”。而在史籍《新唐書·藝文志二》中則記載:“魚豢《魏略》五十卷”。
萬分可惜的是,魚豢所撰的《魏略》,在唐朝後期的戰亂之中絕大多數皆已亡佚,今天人們所見的兩種輯本,其內容還不到原著的二十分之一。

代表作品


《以武帝配天議》:昔后稷以功配天,漢出自堯,不以堯配天,明不紹也。且舜已越數代,武皇肇創洪業,宜以配天,以先後配地。(《通典》四十二,又四十五)
《典略儒宗傳序》(《魏略》以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七人為《儒宗傳》。):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子弟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粗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台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末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佈,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魏志·王肅傳》注)
《儒宗傳論》學之資於人也。其猶藍之染於素乎!故雖仲尼,猶曰“吾非生而知之者”,況凡品哉!且世人所以不貴學者,必見夫有“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於四方”故也,余以為是則下科耳,不當顧中庸以上,材質適等,而加之以文乎!今此數賢者,略余之所識也。檢其事能,誠不多也。但以守學不輟,乃上為帝皇所嘉,下為國家名儒,非繇學乎,繇是觀之,學其胡可以已哉!(《魏志·王肅傳》注)
《武諸王傳論》: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乃令楊修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魏志·任城陳蕭王傳評》注)
《王繁阮陳路傳論》: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辨之雋也。今覽王、繁、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戇,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粗疏,文尉性頗忿鷙。”如是彼為,非徒以脂燭自煎麋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於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為光澤亦壯觀也。(《魏志·王粲傳》注)
《佞幸秦朗、孔桂傳論》:為上者不虛授,處下者不虛受,然後外無《伐檀》之嘆,內無“屍素”之刺,雍熙之美著,太平之律顯矣。而佞幸之徒,但姑息人主,至乃無德而榮,無功而祿,如是焉得不使中正日?,傾邪滋多乎?以武皇帝之慎賞,明皇帝之持法,而猶有若此等人,而況下斯者乎?(《魏志·明帝紀》注)
《許攸、婁圭傳論》:古人有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鳥能遠飛。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眾毛之助,則飛不遠矣。”以此推之,大魏之作,雖有功臣,亦未必非茲輩胥附之由也。(《魏志·崔琰傳》注)
《勇俠傳論》:(《魏略》以孫賓碩、祀公道、楊河若、鮑出四人為《勇俠傳》)
昔孔子嘆顏回,以為三月不違仁者,蓋觀其心耳。孰如孫、祝菜色於市裡,顛倒於牢獄,據有實事哉?且夫濮陽周氏不敢匿跡,魯之朱家不問情實,是何也?懼禍之及耳,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猶貴其竟脫季布,豈若二賢,厥義多乎?今故遠收孫、祝,而近錄楊、鮑,既不欲其泯滅,且敦薄俗。至於鮑出,不染禮教,心痛意發,起於自然,跡雖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若夫楊阿若,少稱任俠,長遂蹈義,自西徂東,摧討逆節,可謂勇力而有仁者也。(《魏志·閻溫傳》注)
《徐福等傳論》:(《魏略·列傳》以徐福、嚴干、李義、張既、游楚、梁習、趙儼、裴潛、韓宣、黃朗十人共卷。)
世稱君子之德其猶龍乎?蓋以其善變也。昔長安市儈有劉仲始者,一為市吏所辱,乃感激蹋其尺折之,遂行學問,經明行修,流名海內。后以有道徵,不肯就,眾人歸其高。余以為前世偶有此耳,而今徐、嚴復參之,若皆非似龍之志也。其何能至於此哉?李推至道,張工度主,韓見識異,黃能拔萃,各著根於石上,而垂陰乎千里,亦未為易也。游翁慷慨,展布腹心,全軀保郡,見延帝王,又放陸生,優遊宴戲,亦一實也。梁、趙及裴,雖張楊不足,至於檢己,老而益明,亦難能也。(《魏志·裴潛傳》注。)
《外夷傳論》:俗以為營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大;浮遊之物,不知四時之氣,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與其生之短也。余今泛覽外夷、大秦諸國,猶尚曠若發矇矣。況夫鄒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測度乎?徒限處牛蹄之涔,又無彭祖之年;無緣托景風以迅游,載??以遐觀,但勞眺乎三辰,而飛思乎八荒耳。(《魏志·烏丸、鮮卑、東夷傳》注)
《張昭傳論》:余曩聞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蚩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如正平言,以為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蘊籍典雅,不可謂之無筆跡也。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干,恨其不於嵩岳等資,而乃播殖於會稽。(《吳志·張昭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