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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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生活

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842年8月6日），王先謙生於湖南長沙營盤街。出生時，王家的家庭事務全都由父親王錫光支撐，生計艱難，即使上頓不接下頓，但家中日子十分溫暖。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王先謙始入家塾，跟從伯兄王先和學習。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王先謙由父親王錫光命名先謙，字益吾，父親開始教他學詩文，以杜甫、蘇軾詩為宗。

咸豐二年（1852年），王先謙跟隨縣學生閔振瀚學習。不久，先後隨從縣學生林樹榮、黃錫濤學習時文。

咸豐七年（1857年），王先謙應縣、府試，都名列前茅，於是進入縣學，參加鄉試落第。

咸豐十年（1860年）三年後，參加科試，中一等第八名。

幕僚三載

咸豐十一年二月十八日（1861年3月28日），王錫光過世。遭此一變，王先謙家境更加困難，遭親戚嗤笑，見好友黃士畸從軍湖北，遂萌生投筆從戎的念頭。六月，王先謙抵達武昌，由父執胡心泉及兄友李謨引薦，再赴安徽安慶入長江水師嚮導營，狼山鎮總兵王吉聘其為掌書記。九月，王先謙辭歸。

同治三年（1863年），王先謙在湖北提督梁洪勝營充任幕僚。

同治四年（1864年）二月，捻軍圍困霸山，王先謙隨梁洪勝率軍赴援。圍解后，清軍追至光化（今老河口市）。恰逢捻軍將領賴汶光、陳得才會軍於湖北天門，梁洪勝部被圍困於此，大敗。四月二十四日（5月29日），清軍再敗於九真廟，王先謙隨梁洪勝突圍出，倖免者僅百餘人。被困期間，梁洪勝欲派兵護送先謙等人突圍先走，王先謙堅辭，執意留下。六月，王先謙辭軍南歸，有詩勉勵梁洪勝以本次敗績為鑒。九月，王先謙參加鄉試，中舉人第四十名。

科舉通暢

同治四年三月初六日（1865年4月1日），王先謙參加會試，中進士第二百名。覆試中二等第二十五名，殿試二甲第九十二名。朝考一等第四名，被欽點為翰林院庶吉士。

同治七年（1868年）四月，王先謙參加散館考試，位列一等第六名，被授翰林院編修。

主持闈場

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王先謙被任命為雲南鄉試副考官。九月初一日（9月25日），抵昆明。鄉試榜發，王先謙提拔許印芳、彭啟商、宋廷梁、楊鳳朝 等人。隨後，王先謙作《雲南鄉試錄》復命，又乞假三月省親。

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王先謙充會試同考官。四月榜發，龍起濤出王先謙房，中進士。繆荃孫、李慈銘、朱一新、趙銘等人，雖經過王先謙力薦，但均因種種原因落第。

光緒元年（1875年）六月，王先謙出任江西恩科鄉試正考官。副考官為其同年編修潘衍桐。九月九日（10曰6日），出自王先謙房中的彭毓海中舉人，請求其為父作墓誌銘。

光緒二年（1876年）六月，王先謙出任浙江鄉試副考官，正考官為潘斯濂。八月，榜發，其試得的陳昌紳來訪。王先謙隨後回京，並作《後序》。十二月，王先謙補任實錄館纂修。

光緒三年（1877年）正月，王先謙轉補左中允。八月，奏派纂修《穆宗毅皇帝聖訓》。九月，實錄館全書過半，總裁奏請嘉獎尤為出力人員，王先謙位列其中。

中樞議政

光緒六年（1880年）四月，王先謙升補國子監祭酒，不久刊刻《國朝試律詩鈔》《館課詩存》。五月十六日（6月23日），因英、法等國使臣請寬減私自簽訂對俄條約的崇厚罪名，王先謙與內閣學士胡聘之奏減免其罪。二十四日（7月1日），內閣會議再議俄事，王先謙認為對俄戰爭不可輕易開，並奏洋務事宜。七、八月間，又曾有函與劉坤一談及輪船招商局事宜。十月二十六日（11月28日），彈劾招商局盛宣懷、唐廷樞等營私害公、敗壞局務等，請加整頓。折上后，慈禧太后諭令李鴻章會同劉坤一認真查究。李回奏中，仍竭力回護盛等人。劉坤一回奏，則力劾盛宣懷。此事遂不了了之。

光緒七年三月二十一日（1881年4月19日），曾紀澤自巴黎來函，談及赴俄改約之事，並勸先謙出國遊歷。王先謙復函中談及對時局的看法，以照顧母親為由婉拒出洋請求。九月初六（10月28日），左宗棠補授兩江總督。王先謙向宗棠請籌太學經費，增加諸生津貼。左宗棠允諾抵江督任后撥款。

光緒十一年六月十五日（1885年7月26日），王先謙再次出任國子監祭酒。二十三日，奏《三海工程請暫行停罷折》。七月二十日（8月29日），奏《請國學添設舉監名目，准舉人入監肆業折》及《請恩准職官入監》，均依議准行。

督學蘇省

光緒十一年八月初一日（9月9日），王先謙出任江蘇學政。十一月，王先謙在江陰南菁書院開設書局，匯刻先哲箋注經史遺書，並捐千金為倡。

光緒十二年（1886年）三月，王先謙重修學署後花園，即“寄園”，搜集存雪亭詩碑重建碑廊，名曰“墨華榭”，並建“永慕廬”三間，俸父母之遺像。又建“虛受堂”為“朝夕讀書遊憩之所”。

光緒十四年（1888年）六月，《皇清經解續編》歷時三年刊成，成書1000餘卷。同年又刊《南菁書院叢書》。不久又選嘉慶年間以來名人時文，刊為《江左制義輯存》。八月初十日（9月15日），奏《交卸后請假兩月回籍修墓》一折，奉旨准假兩個月。十一月二十九日（12月31日），王先謙抵長沙，住在喻家巷族祠公屋。

杏壇歲月

光緒十五年（1889年）二月，王先謙假期已滿，便呈請湖南巡撫王文韶代奏開缺，卸江蘇學政任，回長沙定居。

王先謙畫像

光緒十六年（1890年）正月，王先謙應郭嵩燾之請，主講思賢講舍。並於講舍內設一書局，搜刻書籍。

光緒十七年（1891年）二月，王先謙任城南書院院長，並推薦楊書霖主講思賢講舍。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陳寶箴由直隸布政使遷湖南巡撫任。王先謙曾與其論練兵 和創辦和豐火柴公司事宜。十二月，王先謙所刻《釋名疏證補》八卷將成。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王先謙刻《葵園校士錄存》成，自為序，其中頗見其對時文的矛盾心態。十月，參與創辦寶善成機器製造公司。十一月，籌議開辦學堂。十二月，王先謙與公司諸紳上書陳寶箴，呈請設立時務學堂。陳寶箴接到稟呈后很快批准，並責成公司、學堂歸併辦理。

保守衛道

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六日（1897年11月29日），時務學堂開學。熊希齡任學堂總理，王先謙等人任學堂紳董隨陳寶箴出席學堂開學慶典。同年，王先謙在長沙創辦發電廠。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南學會成立。二月初一日（2月21日），南學會首次開講，王先謙隨陳寶箴到場聽講。二月十五日（3月7日），譚嗣同等集資創辦《湘報》，刊登南學會演說。不久，南學會、湘報館受到各方面的壓力，包括來自張之洞、歐陽中鵠的指責。閏三月，熊希齡等邀請先謙前往南學會演講，先謙辭拒不往。畢永年指責王先謙“作為院長，不住院督課”，“拒絕到南學會演講”。先謙復函，逐一駁回對他的指責，表示對南學會“空談”的不滿，分歧較大，但並未公開攻擊南學會。隨即，王先謙等聯名函告京師，稱“陳寶箴不守祖宗成法，恐怕會有大的有礙社會的事情來。”旅京湖南官紳接函后，很快請御史徐樹銘據信彈劾。張之洞聽聞后致電徐仁鑄，請飭“即日截止。”五月初，葉德輝向王先謙出示時務學堂教習批語、札記，間激進言辭連篇累牘。五月十二日，守舊派學生賓鳳陽等人上書王先謙，以維護“名教綱常”為名，攻擊時務學堂，要求從嚴整頓，辭退梁啟超等人，另聘教習。五月中旬，陳寶箴委任黃遵憲為時務學堂總理官，並批准韓文舉、葉覺邁、歐矩甲三教習和熊希齡的辭呈。五月二十二日（7月10日），王先謙等十人聯名向陳寶箴呈遞《湘紳公呈》，要求整頓時務學堂。二十五日（7月13日），熊希齡也聯合黃膺等士紳，上書陳寶箴，痛陳湖南書院積弊，懇請遵旨力加整頓。當陳寶箴準備調查此事時，王先謙則為賓鳳陽承擔責任，以辭館相要挾，陳寶箴不得不讓步。

六月，嶽麓、城南、求忠三書院師生又簽訂《湘省學約》，提出辟異端等約定。學使徐仁鑄查究“倡議主筆之人”，王先謙雖刪去“驅逐熊希齡、唐才常”等語，但聽聞康有為民權之說，便“挺身獨任”，表示要維護“名教綱常”，徐仁鑄只得作罷。七月初六日（8月22日），時務學堂控告嶽麓書院生賓鳳陽等“匿名揭帖”。陳寶箴、徐仁鑄傳訊，王先謙又與陳、徐多次辯白，幾成水火。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戊戌政變發生。此前，陳、徐二人先後致函先謙，語氣遽變。二十一日（10月6日），陳寶箴革職。次日，布政使俞廉三補授湖南巡撫。隨後下令停止一切新政，王先謙力陳製造公司不能停辦。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唐才常等所領自立軍起義失敗。八月，王先謙與門生葉德輝向湖南巡撫俞廉三告密，導致湖南維新人士百餘人被殺，被湖南人罵作“劣紳二麻”。

鄉紳魁首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新任湖南巡撫趙爾巽到任后，銳意興辦新式學堂，王先謙不滿學堂助長革命風氣，辭退激進宣揚革命的學生四名，趙爾巽卻將他們安排到高等學堂，二人矛盾激化。之後又為學堂事與湖南按察使張鶴齡發生摩擦。十二月，王先謙不再到湖南師範館教書。同年，嶽麓書院改為湖南高等學堂。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春，因英商貝納賜在長沙開行貿易，王先謙等稟告端方，請求驅趕，以維護地方權利。當時張鶴齡主張華洋雜居，指責王先謙“干預”、“把持”。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張之洞奏派王先謙總理粵漢鐵路。王先謙婉拒，張之洞遂奏以袁樹勛為公司總經理，王先謙為名譽總理。其間，因聽聞郵傳部尚書張百熙欲奏派自己總理鐵路，王先謙亦致函力辭。函中又對讓粵人承修湘省境內永興至樂昌段鐵路表示不滿，不久，湘省官、紳、商為鐵路事意見分歧，勢成水火。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王先謙被聘為禮學館顧問，以年力衰頹為由而推辭。五月，湖廣總督陳夔龍、湖南巡撫岑春蓂將王先謙著作《尚書孔傳參正》《漢書補註》《荀子集解》《日本源流考》進呈朝廷，奏請賞給內閣學士及三品卿銜。六月初三日，清廷嘉獎，賞王先謙內閣學士銜。八月初一日（8月27日），憲政編查館各綱要及逐年籌備事宜，頒行京外官署，依限舉辦。王先謙函呈岑春蓂，反對憲法、自治等措施。

身陷風波

宣統二年（1910）春長沙瞿鴻禨宅內超覽樓合影（左三王先謙）

宣統二年三月初四日（1910年4月13日），湖南災荒，因葉德輝積穀萬餘石，激起“長沙搶米風潮”，黃自元等紳以王先謙的名義致電署湖廣總督瑞瀓，請求撤換岑春蓂，並將王先謙位列首名。十六日，長沙又發生焚燒撫署事件。湖廣總督清廷責令瑞瀓查奏。四月，瑞瀓遷罪於士紳，將布政使庄賡良罷免后，王先謙亦獲降五級處分。王先謙致電瑞瀓辨白，瑞瀓置之不理。等到瑞瀓奉命查奏此事，所派二員又為與王先謙有讎隙的候補道任筱堂的門生。瑞瀓乃據二員回奏上報：“先前湖南地方籌辦開倉賣糧，是由於王先謙等人首先持反對意見，才導致事情拖延”等語，導致處分下達后，咨議局議長譚延闓等湘籍官吏和郵傳部侍郎胡祖蔭代為開脫，都未能奏效。

此案平息后，京城內外的士大夫都明白王先謙的冤屈，王先謙的學生、瑞瀓的老師柯紹忞厲聲斥問瑞瀓王先謙為何遭貶。瑞瀓於是囑託新任湖南巡撫楊文鼎奏請開復（受降職者回復原有官銜）王先謙，等到楊文鼎拜訪他時，他卻閉門謝客，照常攔駕，楊文鼎認為王先謙輕視他攀附權臣李鴻章的出身，便懷恨在心。因此直至宣統三年（1911年）八月，宣統二年（1910年）遭貶的湘紳，除了王先謙以外都官復原職。隨後末代湖南巡撫余誠格又言將奏請開復，但又因為之後爆發的武昌起義而作罷。

晚年避世

武昌起義后，王先謙改名王遯（意為逃避），遷居鄉間，閉門埋首著書，並羅致文人從事古籍和歷史文獻的編校刊印工作。

民國六年（1917年），王先謙去世，享年七十六歲。十二月二十九日（2月10日），葬於涼塘庄。

詩三家義集疏中華書局1987.2

釋名疏證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荀子集解孔子文化大全山東友誼書社1994.6

後漢書集解中華書局1984

莊子集解插圖註解中國古典詩文十大名著三秦出版社1998

詩三家義集疏中華書局1987.2

荀子集解新編諸子集成中華書局出版1988

詩三家義集疏十三經清人註疏中華書局1987

荀子集解新編諸子集成中華書局1988

鮮虞中山國事表、疆域圖說補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釋名疏證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清代光緒十一年至十四年（1885年-1888年），湖南長沙人王先謙以國子監祭酒任江蘇學政，在任政績突出，為人稱道，給江陰讀書人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王先謙學識淵博，任職江蘇學政后除按例舉行歲、科考試，選拔人才外，在江陰做了一件在清代學術史上頗有影響的大事，即在創建僅三年的南菁書院內設立書局，奏准刊刻煌煌巨著《皇清經解續編》1430卷。如此巨大工程“首尾歷時三載”方始告竣，由當時江陰的一流書坊“寶文堂”僱工百餘人精心印刷。據說為刻印此書，單黃楊木片就用掉17362塊。《皇清經解續編》是繼道光九年（1829年）著名學者阮元在兩廣總督任內於廣州學海堂刊刻的《皇清經解》后的又一經學巨著，該書搜集訓釋儒家經典書籍111家，209種，其中很多是清代學者考訂、訓釋的成果，從中可見清代經學之演變，並供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和語言文字之參考。為刊刻此書，王先謙率先捐銀一千兩，在他的影響下，各級官員包括本省及他省士紳等都量力捐助，共計耗銀16000多兩。此外，王先謙在江陰還刊刻了《南菁書院叢書》、《清嘉集》、《江左制義輯存》等書。而《皇清經解續編》自后均年年刻印，頒行全國，流傳國內外，持續約半個世紀，直至1937年日寇入侵，全部木版化為灰燼為止。8

王先謙勤於政事，辦事效率極高。在歷任學政中能把全部考卷均親自過目的只有他王先謙一人。有資料說，他閱覽文件和起稿均極敏捷。他在監考時端坐暖閣，收到試卷當即批閱，等到終場已把全部試卷過目一遍，入選的部分帶回略加複檢，即交書房上粉牌提復，所以每場均無積壓。

王先謙在學術上崇拜曾國藩，承襲曾“融合漢宋”的主張，其先期著作如《續古文辭類纂》、《東華續錄》、《荀子集解》、《合校水經注》等具有既重義理，又不輕視考據的特色，在湖南享有“名儒二王”之美稱（王先謙、王闓運）。在官場上他雖屢有建言，但一般認為其思想徘徊於洋務和保守之間。在江蘇學政任內，曾因彈劾李蓮英而獲“直聲”，但未被朝廷採納，於是他在光緒十四年（1888年）任滿交卸后即以生病為借口辭官，在家鄉長沙築居“葵園”，著述自娛，並主講于思賢講舍、城南與嶽麓書院。戊戌變法期間，他反對新學，誣衊、攻擊譚嗣同、梁啟超等維新派創辦的時務學堂。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與門生葉德輝、巡撫俞廉三告密，導致湖南維新人士百餘人被殺，被湖南人罵作“劣紳二麻”（王先謙、葉德輝都是麻臉）。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曾聘為禮學館顧問，賜內閣學士銜，任湖南咨議局籌辦處會辦。宣統二年（1910年）因葉德輝積穀萬餘石，激起長沙饑民搶米風潮，釀成慘案，被湖廣總督瑞瀓奏劾，降五級。武昌起義（宣統三年，1911年）后改名遯，（意為逃避），遷居鄉間，閉門埋首著書，並羅致文人從事古籍和歷史文獻的編校刊印工作。民國六年（1917年）去世，時年76歲。據統計，他一生刊校編著的史料達50餘種，計3200餘卷。

王先謙任江蘇學政時曾重修學署後花園，即“寄園”，搜集存雪亭詩碑重建碑廊，名曰“墨華榭”，並建“永慕廬”三間，供奉王先謙父母遺像，又建“虛受堂”為“朝夕讀書遊憩之所”，王先謙有《重修寄園記》一文記其事。至今，“墨華榭”尚存王先謙《和駱公-曾存雪亭母音員》詩碑一方；新建學政衙署遺址建有《燈下閱卷》青銅雕塑一組；中軸線地碑存其詩二首。

•史學研究

王先謙學術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學。他治史的方法大體遵循乾嘉學風，注重校勘。其仿經書體例註釋舊史的代表作是《漢書補註》。該書旁采諸家之說，經多年窮究，使疑難不解之處得以通曉，因而至今仍受國內外史學界推崇。其他的註釋著作《後漢書集解》《新舊唐書合注》等也頗見功力，被後代史學史專家評為“王氏所作補註、集解諸作，都是校注書中標準的著作。”《十朝東華錄》是王先謙的又一部重要的史著。《東華錄》本是清代的一種編年體史料長編，因國史館在京城東華門內而得名，先有蔣良驥編成自努爾哈赤天命朝至雍正朝5朝《東華錄》。王先謙任職翰林院和國子監時，嫌其過於簡略，特詳加增訂，並加修了乾隆、嘉慶、道光3朝，后增修咸豐、同治2朝，合稱《十朝東華錄》。該書取材廣泛，不僅取自《清實錄》，還廣采《方略》、《會典》、《御制詩文》、《大臣列傳》等，所以至今仍是研究清史的基本史料。

鴉片戰爭之後，隨中西方文化逐漸交流，中國學者開始著述外國史地，王先謙也順應時代潮流，於光緒年間撰成《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日本源流考》探討日本的政事學術和治亂得失的本源，目的是欲使閉目塞聽的中國能急起仿效。書中還用一定篇幅輯錄明代戚繼光、俞大猷等抗倭的資料，反映出作者的愛國之心。《五洲地理志略》是王先謙花4年時間辛勤編纂而成的，書中薈萃了古今中外的史地圖籍，對歐美各主要國家作了較詳細的介紹。一個原先遵循乾嘉舊規的學者，能睜眼看世界，輯成世界地理書籍，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版本校勘

作為一名學術大家，王先謙深知版本校輯的重要，他強調“欲博覽遺書，尤以精研版本為重。”他獨自校勘或邀人合作而成的《郡齋讀書志》、《天祿琳琅書目前後編》、《魏書校勘記》、《鹽鐵論校本》等都受到版本目錄學者的重視。其中《鹽鐵論校本》被郭沫若、楊樹達著書時參考取材；他的《合校水經注》集乾嘉以來《水經注》研究之大成，為近百年來的獨特通行之作。

•經學研究

王先謙是史學大師，又是經學大師，他曾花費半生心力，成《尚書孔傳參正》一書，書中探討《尚書》原委，旁證歷代諸儒訓釋；博採《史記》、《漢書》、《論衡》等材料，對偽托之處詳加辨正。今文經學大師皮錫瑞評價它“兼疏今古文，說明精確，最為善本。”他並繼乾嘉年間的大經學家阮元之後，博觀慎取，解釋和考訂經書，集資匯刻了卷帙浩繁，於保存文獻，發展學術非常有益的《續皇清經解》，因而清代著名文獻學家劉錦藻評價：“維持文獻之功，阮氏而後為推先謙矣。”他還撰有《詩三家義集疏》等經學著作，從而奠定了自己在近代經學史上的地位。

在語言文字學方面，王先謙也頗有造詣。東漢時劉熙曾作《釋名》一書，以辭音求義，來推究事物名稱的由來，清代畢沅又作《釋名疏證》，對《釋名》加以註釋論證。對此，王先謙又特意撰寫了《釋名疏證補》，對畢沅此書再加補證。此書擷取江浙和湖湘學者精英，所校所釋，頗為全面而有系統，後人認為它超過了畢沅的《釋名疏證》，於訓詁、辭彙、音韻學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貢獻。

此外，王先謙一生所作詩文共有44卷，1190篇，蔚為大觀。他文宗秦漢，效法韓愈，筆力遒勁，氣魄雄渾，詩宗杜甫、蘇軾，自成格調，是晚清一大家，與王闓運齊名，人稱“二王”。

王先謙於主講嶽麓書院達十年之久，嶽麓書院自976年（北宋開寶九年）創辦以後，就一直是湖湘文化的中心所在，歷屆山長都由著名學者擔任，而其中撰述最為宏富的，當推第53屆山長，亦即最後一屆山長王先謙。他自著《虛受堂文集》、《虛受堂詩存》、《葵園自訂年譜》等書，編纂校刊《荀子集解》、《十朝東華錄》、《群齋讀書志》、《魏書校勘記》等書，終其一生，共著、編、校、注、輯、刊各類書籍達50餘種，計3200多卷。

1891年（光緒十七年），王先謙任城南書院山長。1894年，又轉任嶽麓書院山長。此後，主講嶽麓書院達10年之久。

王先謙主講嶽麓書院期間，正是清末維新思潮興起，書院改革呼聲日高的時期。作為嶽麓書院的最後一任山長，王先謙既為書院教育制度及其課程的改革作出了一定貢獻，也對維新思想和西學的傳播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

•反對空談提倡實學

王先謙曾指出：“中國學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學興，則舍程朱而趨陸王，以程朱務實也；漢學興，則詆漢而尊宋，以漢學苦人也；新學興，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學尤繁重也。”他進一步指出，“日本維新，從製造入；中國求新，從議論入。所務在名，所圖在利，言滿天下，而無實以繼之，則仍然一空，終古，罔濟而已。”他本人以科舉進仕，又多次任考官，遵制以八股取士，自己又愛好八股文，但他並不主張生徒埋頭八股制文。1898年他曾作《科舉論》，認為八股時文已經“決裂橫潰，其體已不能自立”，他主張廢除八股考試，讓士人“嗇其精神，優其日力，多讀有用之書”。即使在西太後下令廢除新政，恢復舊制時，他也堅持認為八股“體實已滅裂”，“章句所用，而庸庸者因之束書不觀，人才消耗，半由於此”。他鼓勵生徒不為功名所累，應趨重實學，多讀有用之書。由於他的引導，嶽麓書院生徒中湧現出大批在古籍校勘、註釋和研究方面卓有成果的國學大師。

•學以致用

王先謙注重於考據學，但並不是把學生局限在故紙堆里，而是提倡學以致用。他本人非常憂時憂國，也勉勵學生以救國為己任。甲午戰爭后，他在發給生徒的手諭中列舉了中國面臨的民族危機，指出：“為士子者，若不爭自振奮，多讀有用之書，相與講明切磋，儲為國器，出則疏庸貽笑，無以勱相國家；處則迂腐不堪，無以教子弟”。他認為：“士子讀書，期於致用。近日文人，往往拘牽帖括，罕能留意時務”。他認為上海《時務報》“為目前不可不看之書”，為了使學生“開廣見聞”，啟發志意”，他特意讓書院訂購了六份《時務報》，“每二齋共閱一份”，“隨時派人分送”，讓學生“或翻閱抄謄，或略觀大意”。由此可見他啟發學生“期於致用”，“留意時務”的苦心。

為了學以致用，王先謙主張對書院課程進行改革。他認為：“中國風氣未開，才能未顯，故外人聲光化電之學，皆宜加意講求。”因此，他主張書院課程“自群經、國文外，歷史、輿地、算學、圖畫，中西共者也；各國語言文字，函宜通者也”。在時務學堂的帶動下，王先謙在嶽麓書院也進行了一些課程改革。當時湖南著名維新派人士皮錫瑞在1897年九月的日記中記載：“嶽麓師課已改，不用時文，課經史兼算學。”十一月的日記中又記載：“嶽麓書院改章后，別造房屋二間，仿西學式教算學、方言。”《湘報》41號也報道，嶽麓書院“以經義、治事分門，提倡新學”，“添設算學、譯學”。這些都為古老的千年書院注入了新鮮空氣，也為以後書院改為學堂奠定了基礎。

•反對新學

維新運動中，面對新學思潮，王先謙並不是一開始就是反對派，甚而還是湖南新政的積極參與者之一。他積極投資舉辦近代工礦企業，也參與南學會的活動。同時，他還是時務學堂的創設人之一。他與蔣德鉤、熊希齡等首倡“添設時務學堂之議”，並親自建議聘梁啟超來湘任中文總教習。熊希齡被任命為時務學堂總理后，王先謙還致函予以支持，並表示，“先謙斷無置身局外之想。有須先謙到場者，隨時示知可也”。

然而，王先謙畢竟是一個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當新學思潮危及到封建專制統治時，他便毫不猶豫地站出來反對新學。他認為時務學堂師生關於“民權”、“議院”的言論是“悖逆語”，“其志在謀逆”。於是他草擬《湘紳公呈》並附嶽麓書院學生賓鳳陽要求整頓學堂的上書呈遞巡撫衙門，對時務學堂師生進行攻擊，要求對時務學堂“嚴加整頓，屏退主張異學之人”。同時，他又支持長沙三書院訂立《湘省學約》，阻撓學生參與維新運動。當學政徐仁鑄要追查對時務學堂進行造謠毀謗的人時，王先謙又多方包庇開脫，並以辭館相要挾。

•推行教育改革

王先謙雖然反對民權學說和政治改革，但他並不反對教育改革。戊戌政變后，他又對恢復八股取士制度，並繼續主張開設學堂。1901年，他致函湖南巡撫俞廉三，論述了為振興工業而創辦工藝學堂的重要性，並呈上他所擬定的《工藝學堂章程》共12條，提出了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職業教育設想，對湖南近代職業技術教育事業的興起產生了一定的影響。1903年，他又參與創辦湖南最早的師範學校——湖南師範館，併兼任第一任館長。該館開設了倫理、經學、算學、中外史學、中外輿地、文學、理化學、英文、圖畫、體操等10多門課程。當時沒有統一的教科書，王先謙建議，請在外國留學的中國留學生將白天聽課的筆記在晚上整理並翻譯成中文寄回來，由政府印發學校充作教材，或刊登在地方性報紙雜誌上。留學生的翻譯報酬由省財政專項開支。這一建議被撫院所採納，為解決教材問題起了一定作用。

王先謙主講嶽麓書院一直到1903年。這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蓬勃興起。王先謙以“人心不靖”，“邪說朋興，排滿革命之談充塞庠序”而不復至館。同年，嶽麓書院改為湖南高等學堂。

嶽麓書院改為學堂后，王先謙居家著述。但他仍關注教育。在此前，他就認為中國的小學教育不發達。他曾指出日本的初小是“盡人必入”，而中國由於小學不發達，很多人未經小學就直接考入中學和高等學堂，造成中學和高等學堂“程度之低昂無別”。針對這種情況，他主張大力發展小學教育，尤其是貧民小學。光緒末年，他寫信給湖南學使吳自修，並向巡撫上《擬設簡易小學呈稿》，認為各省官立和民立學堂很多，但貧民小學卻沒有考慮，這是“務其大而遺其小，似未盡國民要義也”。因此，他主張大辦貧民小學，使所有適齡兒童都能方便入學，“照章五年畢業，即已知書習算，文義粗通”。他還身體力行，將自己多年擔任省學務公所議長和省自治籌辦處會辦的馬夫銀共12250兩全部捐給省學務公所，在長沙興辦簡易小學堂18所，為長沙初等教育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

在其教育生涯中，王先謙將教學與學術研究緊密結合起來，取得了巨大的學術成就。被人稱為“清末全面研製經史子集的一代宗師”。同時，他還注意了解國外情況，被人稱為“通過博覽群書走向世界的極為罕見的樸學大師”。他不僅是嶽麓書院最後一任山長，同時，他還以他豐富的研究成果為嶽麓書院留下了一座巨大的學術豐碑。

“清代

瞿鴻禨：振古以來，人才眾矣。事功著述，恆若兩途。兼者絕鮮，其著述尤富者，蓋尤鮮焉……然則天之篤之，固有獨厚者耶？吾於葵園閣學前輩益信。

李肖聃：①長沙閣學，季清巨儒，著書滿家，門庭廣大。予嘗論其尊崇經學似儀征阮相國（阮元），釐正文章擬桐城姚郎中（姚鼐），校注群史若嘉定錢宮詹（錢大昕），考證諸子如高郵王觀察。②後生見聞，邁逾前古，多能明古今之別，知漢宋之分，實由先生最為老師。又都書局，思賢所刻，津逮貧生，講舍高才，今為老宿，傳其舊業，迥異時流。郭復初以三禮成家，孫季虞（孫文昱）用六書名業，師承所自，都出王門。此有功於楚之經學也。③綜茲四部，集諸一身。纂述鴻編，發揚巨業。其名馳於域外，其書傳於寰中。湘國靈光，皕年寡兩。迨雅步於玉堂，乃專精於青簡，始由纂錄之業，上窺著作之林。出掌文衡，入為祭酒，比牒早登宰相，門徒多至大官。使先生久宦京華，迥翔台閣，固當班躋公輔，官軼瞿張。而先生抗疏劾奸，拂衣歸隱，辟葵園於北郭，主鹿苑之經壇。門無俗客，惟停問字之車；業不他紛，雅意藏山之策。虛懷取善，樂受人言。友朋賴以成名，善類蒙其庇護。而先生飾巾待終，幃堂講業。煙舟避地，猶編詩義之書；涼塘伏居，日校蔚宗之史。克全晚節，挺為貞儒，用能張大楚風，集成清學。惟盛業必傳百世，史書列傳儒林，生大儒不為一鄉，同里先蒙其教澤。（《湘學略》）

蘇輿：①吾師葵園祭酒曩曾賡續桐城，纂次各家，固亦循唐、宋之軌轍。而其為文醇懿槃郁，獨追古初，奄有眾家之長，遏而積之，挹秦漢之精，而不掩其疏達之氣，可謂極天下之智勇、祛文家之偏畸者。蓋先生上自周、秦、兩漢之書，下逮近代掌故之錄，罔不纂述成書。既世之所推考據家，復以餘事發為文章，根氐往籍，抽析新理，燦成統紀，各還分職，斂焉而彌閎，挹之而愈不盡。又其衛道愛國之誠，繾綣方寸，時見於意言之表，真有合於昌黎所云者。若其考核詳密，源流畢賅，遣字積句，較量銖黍，視姚氏以下殆或過之已。②吾師精研古學，著述登閎。自其少作詩，滄涼沉鬱。中年宦遊以來，乃更神明變化，奄有眾美。而於身世之感，君國之大，學問之所系，倫紀之所關，指事切情，展卷如親如先生者，固不僅以詩名。即其成就卓如，足以遐挹曩賢，俯式頹俗。視彼專家，抑何多讓！於少陵、東坡諸作，尤能暗誦無遺，即先生所得可知矣。（《虛受堂文集序》）

李寶淦：夫世運之剝復，視乎人才之消長。道咸以來，禍變相乘，干戈戎狄，患氣遍於海宇。賴聖天子振德育才，得賢人魁傑數十公，撥亂而反之正。而巨儒碩學，仍得以抱殘守闕，優遊弦誦，紹微言之墜緒，發思古之幽情，毅然以斯文之寄為己任，則我夫子葵園先生洵無憾焉。

曾國荃：益吾太史，樹聲於館閣有年矣，考試滇南，得士最盛，篡修國史，發潛德之光，筆之所到，鬼神為之感泣。吾楚殉義而有隱德者，莫不賴以表彰。人第知益吾宏獎忠奮之誼，似為激發後來起見，而未知其夙承義方之訓。立說著書，歷以此為體要也。故溫文博雅，為眾流所歸。

葉德輝：長沙王閣學葵園太夫子，一代儒宗。公昔在湘，與湘綺先生有二王之目，身後之名，乃遠出湘綺上。世之慕公者，咸以不得讀公遺書為恨。知公學問文章，其感人之深，過於湘綺，固自有其本末也。（《葵園四種跋》）

王先謙(左)

陳毅：①昔姚惜抱以理學名儒，類纂古文辭，主張後進，海內翕然，奉為圭臬。粵寇之亂，厥學浸微。吾師長沙祭酒，惄焉而憂，以學術之盛衰，引為有心世道君子之責。於是裒采乾、嘉、道、咸諸名人集，按類編次，續姚之書，而所自為各體古文，一以姚氏宗旨為歸，而進求合乎先儒義理之學。先生固不欲以文名，而文必如先生，乃可謂獨精者。夫先生於經、史、諸子、國朝掌故，皆嘗鉤稽參訂，著有成書。固非不能以考據名世，而必若世之儢離傋霿、襲取宋學為高者，然而其揚榷惜抱立言如此，則先生之自任斯文，實重且遠，而所以探討義理、發之於古文辭者，皆吾黨小子所得而略言之矣。（《虛受堂文集序》） ②曾文正公以儒臣發湘中，湘人士始蔚起，得出而周旋乎當世。文正於學，經禮為邃，顧發攄其事業，未逞著述，第傳其古文。其前船山王先生（王夫之），在國初最號老師，說者已議其經卑疏，不及其論《通鑒》之精。文正同時有邵陽魏默深氏（魏源）、新化鄒叔績氏（鄒漢勛），皆以樸學聞於世，然鄒精而不博，魏博矣，其所為《詩書古微》，亦非經師義法也。而二氏者，又皆在下位，徒不繁。於是先生以名卿大夫，起而振其衰，其諸斯文存亡絕續之交乎。 （《先師長沙祭酒王先生墓表》）

梁鼎芬：王先謙覃思經術，忠愛敢言。自江蘇學政任滿后，表彰學術，著書滿家，士林奉為楷模。於近日浮薄邪謬之習，最所痛斥，實為一代大師。

張之洞：王先謙品學兼優，資望老成，主持正論，不徇流俗。與爭索路權一切，深得贊助之力。

熊希齡：王益吾師、張雨珊久住省垣，廣通聲氣。凡同事者，無不仰其鼻息，供其指使，一有拂意，則必設法排去之而後快。

● 民國

吳慶坻：先生於學，無所不究，門庭廣大，合漢、宋途轍而一之，其於崇經術，治國聞，致力彌篤。（《王葵園先生墓誌銘》）

錢基博：①昔王益吾先生以博學通人督江蘇學政，提倡古學，整飭士習，有賢聲。餘生也晚，未及望門牆；而吾諸舅諸父以及中外群從，多隸學籍為門生者。流風餘韻，令我低徊。然文章方、姚，經學惠、戴，頭沒頭出於當日風氣，不過導揚皖吳之學，而非湘之所以為學也。②益吾先生，博涉多通，不啻過之，而無獨到。③益吾先生，文章桐城（桐城派），訓祜休寧，無不內行入格。然不能名家。而在吾蘇，則賢學政也。異日江蘇通志名宦傳，必有一席。（《近百年湖南學風》）

徐世昌：①同光以還，詞曹著述之富，陶冶之宏，稱葵園無異詞。其督教勤懇，士類至今猶樂道之。雖晚遭奇謗，顑頷以終，而直節垂聲，遺書傳世，足動高山之仰，匪止湘學之光焉。（《清儒學案小傳·葵園學案》） ②葵園精研古學，著述閎深。早歲作詩，蒼涼沉鬱，雅近少陵。晚學東坡，益見變化。余在京師，無一日之雅，而心欽其人。（《晚晴簃詩匯》）

趙爾巽：先謙歷典雲南、江西、浙江鄉試，搜羅人才，不遺餘力。既蒞江蘇，先奏設書局，仿阮元皇清經解例，刊刻續經解一千四百三十卷。南菁書院創於黃體芳，先謙廣籌經費，每邑拔取才士入院，而督教之，誘掖獎勸，成就人材甚多。開缺還家，歷主思賢講舍，嶽麓、城南兩書院，其培植人才，與前無異。（《清史稿》）

張舜徽：①先謙門庭廣大，博洽多通，根柢雄厚，實非泛泛涉獵者比。觀其文集中所載諸書敘錄，於學術源流，經說得失，辨析至明，知其瞭然於學術門徑，諄諄以勸學為亟，對於湖湘後勁，尤有擁慧清道之功，自是清末一大學者，影響至為深遠。②其實先謙功力，終在文辭，樸學非其所長……徒以貪多務博，很想掩有眾長，而力不足以相副，論者惜之。

支偉成：①（王先謙）初學為古文詞，師曾文正，益泛濫群籍，頗識制度名物……督江蘇學政，踵阮文達后，輯刊《續皇清經解》，所收雖不如文達之精萃，而有清一代漢學家經師經說每賴以傳，所遺者或寡矣。②治經循乾、嘉遺軌，趨重考證；而小學弗深，且釋名物不可貫通三代禮制，以此視文達終有"上下床"之別。惟《尚書孔傳參正》，辨析詳確，較他書為醇。復用考據以校讎諸史地誌，成《漢書補註》一百卷、《水經注合箋》四十卷，亦多薈集群言，自為發明者少。獨《荀子集解》二十卷，用高郵王氏《讀書雜誌》例，取諸家校本，參稽考訂，補正楊注凡數百事，可謂蘭陵功臣！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 當代

李和山：王先謙畢竟是那個時代和環境產物的官吏和學者，而且他少年早達，對他的“主子”深懷眷知感遇之情。這表現為他的思想中，既有憂國憂民、求真務實的積極進取的一面，也有感激君恩、愚忠滿清王朝的消極落後的一面。當維新派的激進言論危及清王朝的統治、衝擊傳統綱常倫理的時候，他起來加以反對，實在是必然的事情。僅僅簡單地將其歸入“洋務派”或者“維新派”，或者將其看成“投機者”是錯誤的。（《王先謙學術年譜》）

阮元在廣州刊《皇清經解》，他留心阮刻以外的文獻，大為搜訪，得書209種，1430卷，仿阮元《皇清經解》體例，名為《皇清經解續編》，刻於江陰南菁書院。收藏圖書頗多，但不追求古版宋槧，多為著述實用之書。晚居家致力撰述，並經營刻書。晚年遷翰林院侍講、國史館總纂、實錄館修纂、總纂等職。著有《虛受堂文集》、《莊子集解》、《荀子集解》、《漢書補註》、《鹽鐵論校勘小識》、《水經注集校》、《詩三家義集疏》等數種；編有《十朝東華錄》、《續古文續類纂》等。

政治

● 大力抨擊權臣

面對著晚清統治者腐朽、麻木的通病，王先謙急切地希冀其能振作起來，變計圖存。因此，他往往不怕風險，敢於正言直諫，針砭時弊。而且措辭犀利，是改革派批判精神的再現。他要求統治者握自主之權，並割除有害惡瘤，是符合民族利益的。

對於慈禧太後為自己享樂置民族利益於不顧，挪用海防經費修建三海工程一事，王先謙痛切指出三海工程用費巨大，不過是為了皇太后的遊覽。而當時“戰爭剛剛平息，防務還不穩固”，更兼“兩江、兩湖大水成災，為數十年所未有”，應當調撥“修葺三海的款項賑濟災區，保全人命”。王先謙的行為，較之逢迎慈禧太后的李鴻章，難能可貴。

王先謙不顧輪船招商局背後的李鴻章淮系利益集團，又上書直言招商局的弊端：“自成立以來，因盛宣懷、唐廷樞、徐潤等人經營不善，以致連續虧損；尤其是盛宣懷在收買旗昌之際竟私吞巨款達百萬兩，此後，盛宣懷安插私人親信，以致局中挂名應差者漸多。”此舉足以證明王先謙對洋務派及其舉動相當關注，也說明洋務運動存在著明顯的弊端。他作為保守士紳，能夠以此看待招商局的問題，其態度還是比較公允的。

● 領導湖南保路運動

清政府簽訂《粵漢鐵路借款合同》，將修路權賣給美國后，光緒三十年（1904年）初，合興公司拖延築路和出售股權給比利時人的事情被揭發，以湖南為首，湘鄂粵三省人民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收回美約運動。湖南愛國紳商首先倡議廢除美約，王先謙則為湘省廢約運動的領導人之一。

王先謙一方面在輿論上聯合幾省紳商造勢，堅定民族立場，一再發出函電，駁斥合興公司的無理飾詞，揭露盛宣懷的賣國行徑，轉述人民要求廢約自辦的決心。並聯絡諸紳同具呈稿，與諸紳上之督撫，擁戴張之洞為廢約爭路運動的首領，力請廢約，博得了全國各地各階層支持和同情。同時又於9月與龍湛霖、馮錫仁等舉行會議，商議派王之春趕赴上海，督促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進行廢約交涉。另一方面，王先謙則以自辦公司為槓桿，作為第三方勢力介入談判，為民族商紳爭取更多的權利，於次年設立湖南鐵路支路總公司，出任總理，在鐵路尚未收回之前自辦事宜，不久即結束活動。由於王先謙等人的努力，加之清政府也擔心築路權落入法俄之手，遂使粵漢鐵路得以收回。當時輿論界評價在廢約鬥爭中，“以龍湛霖、王先謙、馮錫仁為主政，而挺身出戰，龍政，力居多；文字聲援，王力居多”。

鐵路收回后，王先謙創設“粵漢鐵路籌款購地公司”於長沙，準備自力修築湖南境內之鐵路。不久，清政府飭令將湖南境內路段實行“官督商辦”，奏派王先謙為“湖南粵漢鐵路總公司”名譽總理。為籌集資金，王先謙用盡辦法，先是仿效外國公司發行鐵路股票和有獎公債；繼而提出以米捐、鹽捐兩項為資本保息（將賑米捐撥作路工經費，將衡寶配銷鹽厘撥充路股） ；請求通過鑄造銅元來積累資本；再改為投資開銅礦，由於公司內部商紳與官紳矛盾重重，導致籌款雖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入不敷出，經濟困難。

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又以鐵路幹線國有為名，想再度出讓路權。王先謙看到借款修路的危害性，對此持反對立場，他和余肇康致電郵傳部，堅決要求取消借款。他對帝國主義憑藉鐵路向中國內地擴張其勢力，侵佔中國沿線礦山的企圖認識深刻，指出修築粵漢鐵路所需的款項連本帶利總共需三億兩，這一筆借款無法按期償還，只能以鐵路作抵押。倘若債權國藉此派兵護路，因路占礦，路之所到，即權力之所到，“亡國有餘”。

外交

● 力主抗擊沙俄

王先謙長期以來一直都在揭露沙俄的擴張陰謀，力圖用鐵證使沙俄的野心昭然天下，喚醒國人。他在奏摺中指出，沙俄是繼英后侵略中國的禍首。第二次鴉片戰爭后俄國“蓄意侵佔，議界之事，屢催不辦；且以代收伊犁為詞，堅持推延，其時深可慮者又在俄。”不久，他斥責沙俄“生心兼并者久矣”，其“陰謀叵測”。後來，他在《東華錄》中，將沙俄乘英、法侵略中國之機通過訛詐恫嚇奪走中國外興安嶺以南，烏蘇里江以東大片領土的過程，作了詳細揭露。

王先謙同時也堅決主張在外交上與沙俄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光緒五年（1879年），崇厚擅自與俄國訂立《里瓦幾亞條約》。當時李鴻章一派主張妥協；左宗棠一派則主張拒約，正當清政府舉棋不定時，王先謙堅決主張在抗俄的同時懲辦崇厚和回擊沙俄的武裝挑釁：“邊境的衝突非示弱能消弭的，凡是中國的疆土連一尺一寸都不能給別人，而且切勿因事棘手而畏難，勿以目前苟安為可幸，無怵於要挾而游移中變，應明示俄國態度，決不遷就”，從而旗幟鮮明地否定了李鴻章企圖放棄新疆“暫棄關（玉門關）外，專清關內（鎮壓陝甘回民起義）”的賣國主張，並建議派遣左宗棠全權處理有關事項，“先以辭令婉言拒絕，再用通牒擺明道理，並申諭關外的軍隊厲兵秣馬，表示必戰的決心” ，以“震懾俄國人的膽魄” ，認為只有這樣，形勢才能好轉。他的建議也成為阻止清政府准約的重要因素之一。

王先謙在奏摺中既充分肯定了左宗棠在新疆的愛國行動，還在中俄關係問題上，向清廷提出頗具戰略眼光的建議，其要點是：撤遣使臣，以示強硬態度；嚴密備御東三省，挑選久歷戎行的將軍，編集壯丁，隨時操練，就地耕屯，悉成勁旅；蒙古藩部應聯絡防維，派重臣與各部王公等齊集會盟，申嚴號令，以振軍聲而壯藩衛；東三省防務特派大員駐奉天，督辦東北軍務，加強對東北控制；暫時聯合日本，以便牽制俄國。較為系統地展示了王先謙的防務構想，兼顧多方面因素，可謂周到。

軍事

● 主張強兵

王先謙認為，今處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就應講求洋務，師夷長技以制夷。據此，他提出了學習西方先進軍事裝備的主張：用西法練兵，購買並仿造外國船艦，專員統轄沿海師船規模，制水雷、修炮台、架電線、築鐵路；培養洋務軍事人才。

在戰略戰術方面，王先謙明確指出，“今國之急務在海軍”，提出“創辦海軍，進可戰，退可以守”的“戰守均並”，重在於“戰”的思想。他對鼓吹“棄海地數十里，深溝高壘以待”式的作戰方式，提出質疑。他建議“海防船政亦切實經理”。相關事宜等應當次第籌辦。他特彆強調“大沽、北塘、山海關一帶瀕海地方，為畿輔門戶，尤應嚴防，非有鐵船十數號，不足壯聲威而供調遣。”因為沙俄如果見陸地有備，則將避實擊虛，“用幾條船從海道來犯，便恫嚇朝廷，提出一系列要求” ，各海口應防患於未然，及時作相應準備。

王先謙還認識到軍事的有生力量——士兵亦是關鍵。王先謙認識到軍興以來，銀糧折減，因此，他主張精選士兵，加強訓練。他看重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立下功勞的湘軍、淮軍之英勇。但也看到營勇之弊日增，而當“邊患紛呈，如今正當力圖自強”，應“因時制宜”，減兵並銀，“採用西人方法，以練器械；加長行操時間，以練筋骨；嚴格約束號令，以練心志；提高練習強度，以練才武”，這樣一來，二三年間，兵士力量即可望大有起色。

經濟

● 倡辦洋務經濟

王先謙提出振興工商以富國的主張，反對“重農抑商”，大力發展工商業。既順應舉國辦洋務的趨勢，也與當時清廷急切想憑富強以增強御辱能力的願望相吻合。他繼承了改革派“本末皆富“、“緩本急標”以及利民與利國相一致的思想，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有所發展。他認為“為國聚斂，雖小且易，事無不敗為民興利，雖大且難，事無不成。”只有興利、講功利、藏富於民，才能使“國家受益甚大”。這是他主張民辦企業的理論基礎。他反對官辦，主張民辦，指出“大抵興利之事，官辦不如民辦，官辦則多有浪費甚至出現中飽私囊的現象”。民辦使商民有自主權，亦踴躍湊股，國家稅收增多，財力隨之上升，達至富強效果。因此，他提出轉變政府行為，採取獎商、護商、興商的舉措。並且主張大機器開採礦產，紡紗織布，以“防止外國人侵佔本土市場和資源”。為了籌集經費，王先謙還提出了墾荒、開礦、嚴汰冗員、整頓厘榷、加抽洋葯稅厘、仿製織造機器等詳細的措施，表明他的洋務思想已經頗具規模。

● 創立礦務公司

湖南礦務總局初創時曾積極鼓勵商辦，但商人多不肯投資於礦業。八國聯軍侵華后，清政府再簽庚子條約，外國資本勢力有打入湖南之勢，以王先謙為首的湘紳維護本國本土利權的意識極為強烈，在外力壓迫和全國收回礦權的潮流下，他們防患未然，先後創辦了阜湘、沅豐兩個礦務公司。

當時，各國在華勢力正處心積慮掠奪礦產，湖南不免有喪失礦權的危險。當時湖南所產礦砂用土法提煉，虧折很大，只好賣與洋人，洋人將提煉之礦砂返運中國，獲利很大。王先謙深知其中的利害，遂有採用西法，自行提煉之意。為了保護家鄉的礦產資源不外泄，王先謙邀同前刑部侍郎龍湛霖等人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請求創辦湖南煉礦總公司，不久獲批，取名為阜湘公司，除勘采中路、南路各屬礦山，還承煉全省礦砂。不久，他們又等陸續招集多股，成立了沅豐公司。為了改變兩公司“股份不齊，名稱不一”的局面，王先謙等人在湖南巡撫趙爾巽的調節下將兩公司合併為湖南礦務總公司。

王先謙等人設立礦務總公司，其動機就是抵制外國人到湖南設廠開礦。在請設湖南煉礦總公司的呈文中即明白表示此舉就是要改變“洋商販運礦砂，回國化煉，復行運入中國”牟取暴利的狀況。其成立之後，積極修造煉廠，提煉各種礦砂，並在漢口設立轉運局，起到了抵制洋人攫取湖南礦權的作用，以致西方列強一致抗議成立兩公司。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湖南的礦產品出口總量已名列全國之首，自然少不了該公司的一份勞績。

● 創辦新式企業

王先謙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從傳統學術的藩籬中走出來，大聲疾呼創辦近代工業企業，發展民族工藝，以爭利權，以保家國，他不僅大力倡言，而且身體力行，創辦了近代湖南第一家民營工業企業，起了創荊辟莽，前驅先路的作用。開湖南風氣之先，並帶動了整個湖南生產領域的革命和變革，對推動近代工業在湖南的興起和發展起了積極影響。

在湖南巡撫陳寶箴的支持下，王先謙先是集資創辦了湖南寶善成機器公司，打破了湖南保守落後的局面，開闢了湖南興辦近代工業企業的先河。公司由王先謙等為經理，並從上海購置6台機器設備，製造電燈泡和織編機。王先謙兢兢業業，為公司多方籌集資金，自己也投入了上萬元，試圖擴大經營，總共投入資金約6萬元，其中購置機器設備5萬元，教習薪金，工匠局用約萬餘元。其中制辮機和發電裝置兩項取得相當成效。制辮機後來改由王先謙獨力經營，規模較以前有所擴大，比舊式工具提高工效十餘倍。該公司於成立次年創設了小型發電廠，使“長沙城自學堂報館以至大道上的大商肆，咸人夕炳炳然矣”。後來的湖南電燈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在此基礎上成立的，這也是湖南有電燈的開始。寶善成製造公司雖然僅3年便夭折了，但王先謙以經學大師的身份創辦湖南近代工業企業，對整個湖南社會風氣帶來了極大的震撼，對近代工業在湖南的興起和在未來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帶動了其他人踴躍辦廠或加入到維新運動中來，也推動了維新事業更深一步的開展。同時，在湖南造成了極大的影響。由此湖南士大夫中風氣為之一變，不再以西方科學技術視之為奇技淫巧，而是認識到發展近代工業對富民強國的重要性，促使一批學人走上追求科學的道路。

王先謙還發展實用工業，並注意到了佔據市場份額、保護民族產品的重要性。當他看到省城失業人口成為流匪，加之湖南市場充斥日本火柴，為了與其競爭，同時擴大就業規模，又和張祖同等一起積資籌辦湖南第一家私營火柴公司——和豐火柴公司，招募本地的無業遊民人廠作工，“計養活者約七八百人”。 “每日生產火柴約二十餘箱，頗有聲譽。”其時國內其他火柴廠，都要從日本購進柴梗、盒片，“而該公司附設柴梗盒片公司，即一切藥粉，多有自製者，銷路甚暢”。該公司生產的“雙𤝻”和“龍牌”兩種火柴行銷省內外，起到了抑制外國資本入侵的積極作用，推動了湖南本土民族資本產業的雛形發展。還促使湖南各地的手工工場由手工勞動向機器生產的轉化，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得到了湖南紳士的交口稱讚。

教育

王先謙曾任城南書院山長並主持嶽麓書院達10年之久。他主講嶽麓書院期間，正是清末維新思潮興起，書院改革呼聲日高的時期。作為嶽麓書院的最後一任山長，王先謙既為書院教育制度及其課程的改革作出了一定貢獻，也對維新思想和西學的傳播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

● 反對科舉，提倡實學

甲午戰爭以後，日趨衰薄的八股制度首當其衝成為矛頭指向，王先謙認為八股取士有其積極意義的同時，但對其弊端也有深刻而有清醒的認識。他曾作《科舉論》，認為“八股時文已經崩壞，不能作為單獨的文體存在”，他主張廢除八股考試，讓士人“節省研讀四書五經的精力和時間，多讀有用的書”。即使在慈禧太後下令恢復舊制時，他也堅持認為八股“體實已滅裂”。他鼓勵生徒不為功名所累，應趨重實學，多讀有用之書。由於他的引導，嶽麓書院生徒中湧現出大批在古籍校勘、註釋和研究方面卓有成果的國學大師。

● 學以致用

王先謙並不是把學生局限在故紙堆里，而是提倡學以致用。甲午戰爭后，為了使學生所學知識做到學以致用，王先謙以“士子讀書，期於致用。近日文人，往往拘牽貼括，罕能留意時務”為由，他在發給生徒的手諭中列舉了中國面臨的民族危機，並認為上海《時務報》“為目前不可不看之書”，為了使學生“擴展見聞，啟發思想”，他特意讓書院訂購了六份《時務報》，“每兩個齋房共閱一份”，“隨時派人分送”，讓學生“有時翻閱抄謄，有時略觀大意”。由此可見他啟發學生“期於致用”，“留意時務”的苦心。

● 推行教育改革

王先謙所在的嶽麓書院是全省書院效仿的榜樣。他說：“嶽麓書院名號最古老所以宜首訂章程，開創一代風氣。”他主張對書院課程進行改革。書院課程“自群經、國文外，歷史、輿地、算學、圖畫，中西共者也；各國語言文字，應當通學”。他將嶽麓書院課程分經、史、掌故、算、譯五門，經、史、掌故由山長親自督課，算學別立齋長，譯學另延教習。根據近代對人才的需要，他也對傳統課程和教學內容進行了相應的改革。基於中國的自然科學各科不如外國的認識，他力主學習西方的自然科學。當時教育界人士皮錫瑞記載：“嶽麓師課已改，不用時文，課經史兼算學。”“嶽麓書院蓋章后，仿西學式教算學、方言。”隨即，瀏陽等地的書院，也隨之在傳統的經學史學外，都增加了講授新學的內容，當時的維新人士也稱譽他“提倡新學，樹立先聲，可謂用心良苦。”

他後期執掌的湖南師範館則開設倫理、經學、算學、中外史學、中外輿地、文學、理化學、英文、圖畫、體操等10多門課程。當時沒有統一教科書，王先謙建議，請在外國留學的中國留學生將白天聽課的筆記在晚上整理並翻譯成中文寄回來，由政府印發學校充作教材，或刊登在地方性報紙雜誌上。留學生的翻譯報酬由省財政專項開支。這一建議為解決教材問題起了一定作用。

● 創辦工藝學堂

對湖南教育問題，王先謙早期探索的結論是要想富強就要學習西方先進的工藝技術，使學校與實務緊密聯繫起來。在王先謙的設想中，要設的學堂不是傳統意義上服務於科舉考試的學堂，而是要創辦一種為培養近代工業企業服務的專門人才的學校。他致函俞廉三，論述了為振興工業而創辦工藝學堂的重要性，並呈上他所擬定的《工藝學堂章程》，提出了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職業教育設想，對湖南近代職業技術教育事業的興起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在生源問題上，王先謙一方面感到士大夫無心於工藝製造，另一方面也害怕西學衝擊中學，引起混亂，因此他認為工藝學堂的學生應取民間那些來歷清楚而又願意學習的人。在管理上，對學生實行嚴格管理，“不率教者，隨時剔退，以免敗群”。對於“資性靈敏、學業勤奮者，由學堂供飯。其業有成，願留學堂製造者，酌給工資，以資鼓勵。”在內容上，根據他所了解到的西方各國學校的基本課程結合他本人的理解，將學堂學習科目分為格致、圖畫、化煉、製作、工程、測量、種植、開採和機器。

● 關心初等教育

王先謙很早就認為中國的小學教育不發達。他曾指出日本的初小是“盡人必入”，而中國由於小學不發達，很多人未經小學就直接考入中學和高等學堂，造成中學和高等學堂“程度之低昂無別”。針對這種情況，他在奏疏中提到各省官立和民立學堂很多，但貧民小學卻沒有考慮，這是“務其大而遺其小”。因此，他主張大辦貧民小學，使所有適齡兒童都能方便入學，照章五年畢業。他還身體力行，將自己多年擔任省學務公所議長的存款全部捐給省學務公所，在長沙興辦簡易小學堂18所，為長沙初等教育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

文學

王先謙一生所作詩文共有44卷，1190篇蔚為大觀觀。他文宗秦漢，效法韓愈，筆力遒勁，氣魄雄渾，詩宗杜甫、蘇軾，自成格調，是晚清一大家。

王先謙的詩歌內容非常豐富，不僅記載了他的交往和遊歷，抒發人生際遇和感受，而且還反映了他在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學術等方面的思想。此外，他還寫下了大量唱和詩，多為應酬之制，表現出士紳的悠閑情調，內容比較空泛。當然，其中也有一些反映了他對時局的關心和憂慮等，較有現實意義。他早期的詩歌，寓身世之感，風格“蒼涼沉鬱”，頗有杜詩氣骨。在寫作手法上，或直抒胸臆。即景抒情，也多為睹物興思、景為情設。隨著閱歷的豐富，他的詩歌風格也漸趨多樣。不僅時有情感激烈之作，而且出現了許多表現人生感悟、學術見解和事物哲理之類的詩。寫景抒情詩也大多清新自然、秀麗可喜，有東坡詩歌風韻。

學術

● 史學

王先謙《漢書補註》書影

王先謙學術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學。他治史的方法大體遵循乾嘉學風，注重校勘。其經書疏體例註釋舊史的代表作是《漢書補註》。王先謙繼承了前儒的研究方法，在全面考察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從文字校勘、語詞訓釋、史實考訂、表志專門之學等多個方面對《漢書》作了全面的註釋。該書吸收錢大昕、錢大昭為代表的學者對《漢書》史實的考訂成果，並將考訂進一步細化，將全書抵牾之處幾乎全部注出，以注的形式注以相關史實，貫穿史實經緯，讓讀者能夠比較全面地掌握與傳主相關的歷史背景，使疑難不解之處得以通曉。地理之名多有變化，王先謙既考證具體縣邑在西漢的歸屬，又能注以今地，予讀史者以極大的方便，因而仍受國內外史學界推崇。 《漢書補註》是對前人《漢書》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集大成之作。《漢書補註》以顏師古《漢書注》為基礎，採擇自隋以來家《漢書》研究成果，彙集了顏之前的舊注，還採擇了《史記》《文選》《資治通鑒》等相關文獻的註釋，將他所能見到的《漢書》註釋全部網羅殆盡，對前人的《漢書》研究成果作了最為全面的總結。王先謙其他的註釋著作《後漢書集解》《新舊唐書合注》等也頗見功力，被後代史學史專家評為“王氏所作補註、集解諸作，都是校注書中標準的著作。”

在晚清經世致用學風影響下，王先謙後期的史學研究有四種主要著作：記述本朝掌故“以明國是”的編年體史料長編朝《東華錄》；集清儒之說，通合勘證而成的《蒙古通鑒長編》；鴉片戰爭之後，隨中西方文化逐漸交流，中國學者開始著述外國史地，於是王先謙順應時代潮流而撰成的《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

《東華續錄》書影

《十朝東華錄》（別名《東華錄東華續錄》）是關於清朝歷史的一部編年體史料長編史著。先有蔣良驥編成自努爾哈赤至雍正朝5朝《東華錄》。王先謙任職翰林院和國子監時，嫌其過於簡略，增訂並加修了乾隆、嘉慶、道光3朝，后增修咸豐、同治2朝。王先謙謄錄的《東華錄》忠實於歷史真相，比如其中記載反清復明的曾靜案的篇幅相對《清實錄》多出千餘字，還在清初天命、天聰、崇德、順治年號下注以明萬曆、天啟、崇禎年號對應等等，體現其保持了比較客觀的著史立場，不為個人主觀感情和外力因素左右。並用相對進步的眼光對《清實錄》中封建禮教糟粕的流毒進行剔除，比如將其中大幅出現的旌表孝子、節婦烈女的記載略去。該書取材廣泛，不僅取自《清實錄》，還廣采《方略》《會典》《御制詩文》《大臣列傳》等，至今仍是研究清史的基本史料。

王先謙對外國的研究，是循著“日本—亞洲—亞歐非三洲—世界”的研究軌跡展開的。王先謙外國史地著作的撰寫，是一個視域逐步開闊的過程，對世界的認識也是一個變動思考的過程。從王先謙的史學世界架構來看，他從完成《日本源流考》，又增補成《外國通鑒稿》，後來又完成《西國通鑒二次稿》，形成了體例宏大、結構嚴謹的“一國一多國、一洲（亞洲）一多洲（亞歐非三洲）”的認識體系，表明王先謙對外國認識的進一步深化。《日本源流考》《外國通鑒稿》《五洲地理志略》更是呈現出明顯的遞進趨勢即“一國一外國一世界”。從個人動機方面來看，在明治維新的實踐成功后，王先謙先是撰寫《日本源流考》，從日本一國的政事學術和治亂得失窺見本源，旨在使閉目塞聽的中國急宜仿效積富成強的日本，書中還輯錄明代戚繼光、俞大猷等抗倭的資料，意在激勵中國人民抵抗外來侵略。其後期整理的《五洲地理志略》薈萃古今中外史地圖籍，以史志法為之，突出介紹了中國，寄託了王先謙的愛國之心，又對歐美殖民主義者特別是沙皇俄國的擴張主義進行了披露。

王先謙的外國史地研究具有：歷時長、形成系列研究、以“底本”擅長作注、史地結合、以“通”為主、領域逐步擴展等特點。王先謙總是採取以一種或者幾種他認為較好的史地著作作為“底本”作為敘述主體，以其他資料為之作“注”形式。他並非嚴格遵循原書，而是根據內容來取捨並有所發揮。在《日本源流考》中所用的主體資料之間還形成了“接力”鏈條，往往一部分以一種書為主體，當敘述內容超出這部書敘述範圍時，其他書作為敘述主幹。他的外國史地研究承接著對國內史地研究的特點，依然保持著兩大原則“通”的原則與“全”的原則。一國史則做“通史”，區域史則盡量照顧到更加“全”的國家範圍做“世界地理”則做“五洲’，包括中國在內的“百國”，他的外國史地研究在“通”、“全”方面，均獨樹一幟，為國人撰寫的外國史地著作領域做出了貢獻，兼顧包含保存原始史料、考證由來等方面，在中國的外國史地研究的通史庫中，應占重要地位。

● 經學

王先謙撰《尚書孔傳參正》，清光緒三十年虛受堂刻本

王先謙曾花費半生心力，成《尚書孔傳參正》一書，書中探討《尚書》原委，旁證歷代諸儒訓釋；博採《史記》《漢書》《論衡》等材料，對偽托之處詳加辨正。 《尚書孔傳參正》的鮮明特點是既明古今，又辨真偽。對基本同於伏生今文的三十四篇，王先謙重在參正：彙輯今、古文文字的異同、義說的分歧揭發發偽傳擅改經文之舉、剿襲各家義訓之跡或誤解經義之謬；博引後世各家，主要是清代漢學家相關的書證、考據、辨駁等。對偽書則重在辨偽，主要是彙集各家對偽經、傳的辨偽成果，所謂“擷其精粹”。間有關涉今、古文義訓，或於偽書失實不經之言，王先謙也旁征後世諸家義訓予以疏證和辨駁。參正的最後部分內容——按語也是全書的精粹所在，如對諸家義訓有作補充、引申、質疑、糾駁等，或其本人在經解、義訓、註釋、校勘、輯佚、考據等各方面有所創穫，作者皆加“先謙案”。他的按語有不少的部分系本人的獨到見解，或折中眾說而發，皆頗為精審。這樣的編纂體例，可謂繁而有序，博而不雜，既能網羅眾說，又便讀者檢索，於《尚書》的古今真偽之辨瞭然於心，於諸家義訓之精粹也能窺其門徑，誠有功於學術，有功於後人。今文經學大師皮錫瑞評價它“兼疏今古文，說明精確，最為善本。”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第二十八卷書影

王先謙還撰有《詩三家義集疏》，這本書是他以其深厚的學力和獨到的學術眼光，避其所短，揚其所長，網羅眾說，在前人搜集整理的基礎上，加上自己的研究撰成的。王先謙對三家《詩》的註釋採用了與以往注家較不同的方式，即“注”、“疏”以及“愚案”相結合的方式。“注”採納三家之義，“疏”《毛詩》《鄭箋》之義。“愚案”則比較三家《詩》與《毛》《鄭》異同之處，並引諸家之說考證，最後標明自己的見解。這是《集疏》的精髓所在，最能看出王先謙研究三家《詩》深刻、獨到之處。體現了王先謙對前代突破、超越以及創新。王先謙在《集疏》中，不僅點明三家與毛的不同，表明尊崇三家之意，對於三家與毛的不同，也繼承乾嘉考據學家的考證精神，從文字、音韻、章句訓話的角度詳細分析，並就這些不同產生的原因進行深入探討。他多引證經典舊籍及清代考據學家的研究成果詳細考證，展現了其注重考證的治經風範。 《集疏》根據《詩經》“風雅頌”的體例，收集大量三家《詩》佚文、遺說以及各類典籍、各家論說，相互論證，繼承性發展前人成果。這一詳盡的考證，為後世學者在研究三家《詩》提供了參考的藍本。

而《集疏》的文獻價值，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輯錄亡逸；二是考訂異文；三是鉤稽遺說；四是闡古訓訓。他在這些方面系統糾正了歷代學者對三家詩的誤識。它“為後人提供迄今最完備之三家《詩》讀本”，是後學窺探三家《詩》之門徑，是清代三家《詩》研究的典範之作，在三家《詩》研究史及《詩經》學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從而奠定了王先謙在近代經學史上的地位。

● 版本校勘學

作為學術大家，王先謙深知版本校輯的重要，他強調“欲博覽遺書，尤以精研版本為重。”他獨自校勘或邀人合作而成的《郡齋讀書志》《天祿琳琅書目前後編》《魏書校勘記》《鹽鐵論校本》等都受到版本目錄學者的重視。其中《鹽鐵論校本》被郭沫若、楊樹達著書時參考取材；他的《合校水經注》集乾隆嘉慶年間以來《水經注》研究之大成，為近百年來的獨特通行之作。

● 語言文字學

在語言文字學方面，王先謙也頗有造詣。東漢時劉熙曾作《釋名》一書，以辭音求義，來推究事物名稱的由來，畢沅又作《釋名疏證》，對《釋名》加以註釋論證。對此，王先謙又特意撰寫了《釋名疏證補》，對畢沅此書再加補證。此書擷取江浙和湖湘學者精英，所校所釋，頗為全面而有系統，後人認為它超過了畢沅的《釋名疏證》，《釋名疏證補》是王先謙在語言文字學方面研究的代表之作，也是清代註疏《釋名》的集大成者，於訓詁、辭彙、音韻學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貢獻。

編輯出版

王先謙是近代著名的編輯出版家。他的一生始終未曾放棄的就是編書、刻書事業。王先謙正式從事圖書的編輯活動，前後持續有將近50年之久。

在國史館工作時期，王先謙因在《清實錄》受到嘉獎。他利用工作便利，在廣泛接觸皇家館藏的基礎上，將輯錄資料，逐朝增補撰刻《十朝東華錄》。在江蘇學政任上，一方面搜集到“經史遺書”一千多卷；另一方面則著手籌措出版經費，組建專門管理班子，刊刻巨著《皇清經解續編》1430卷。但還有一些圖書沒派上用場，為了不致浪費寶貴的出版資源王先謙又組織人出版《南菁書院叢書》。這兩套大型叢書的出版，顯示了王先謙的出版運作能力。他不僅編著刊刻了大量書籍，而且倡建、創辦了南菁書局等3家在近代頗有影響的官私出版機構。回到長沙后，王先謙一方面先後主講書院，另一方面則創辦思賢書局，致力於虛受堂的經營。思賢書局在王先謙的主持下，幾乎每一年都有新書出版。從刻書的連續性看，書局的運行是規範有效的。《湖南省志·新聞出版志》中列有清代在湖南刊刻的部分圖書書目，其中就有十餘種是由王氏虛受堂刻印的。由於王先謙往往親自校對書手所寫的板片，再經精通文字的人檢查無誤后，才交刻工精雕細刻，因此，虛受堂的刻本堪稱善本。

從整體上說，王先謙從事編輯出版工作是為了捍衛三綱五常的神聖性與保持儒學的純粹性。他想通過它來弘揚聖教，教化臣民。他將歷朝諭旨聖訓、典章制度、御制詩文等進行系統整理，刊印成書，廣為頒發，以改變將其藏諸金匱石室，士大夫熟視無睹的局面，從而扭轉社會缺少倫理教化的風氣。雖是為振興傳統學術而從事出版工作，但他客觀上為文化積累做了巨大的貢獻，做為一名出版編輯者，他的功績不容忽視。

● 彈劾李蓮英

據《新世說》記載，王先謙曾因賄賂李蓮英，而謀得江蘇學政。而他考慮到名聲會被李蓮英玷污，便上書厲劾，並稱李蓮英為假閹。慈禧太后覽后震怒，王先謙被罷官歸鄉，但他也得聲震朝野。

● 家族成員

表格參考資料：《葵園自定年譜》

編輯 語音

故居

主徠詞條：王先謙葵園

王先謙故居葵園位於長沙城北菏花池（今屬開福區），為其晚年之寓所。

紀念活動

2018年7月9日，《王先謙全集》整理啟動儀式在嶽麓書院舉行。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副院長吳仰湘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鄧洪波教授團隊，嶽麓書社總編輯曾德明、副社長馬美著等出席。

●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列傳二百六十九》 

●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