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爾佳·榮祿

瓜爾佳·榮祿，字仲華，瓜爾佳氏，滿洲正白旗人。祖喀什噶爾幫辦大臣塔斯哈，父總兵長壽，均見《忠義傳》。

榮祿以蔭生賞主事，隸工部，晉員外郎。出任直隸候補道。同治初，設神機營，賞五品京堂，充翼長，兼專操大臣。再遷左翼總兵。用大學士文祥薦，改工部侍郎，調戶部，兼總管內務府大臣。穆宗崩，德宗嗣統。榮祿言於恭親王，乃請頒詔，俟嗣皇帝有子，承繼穆宗。其後始定以紹統者為嗣。

榮祿在晚清的崛起首先得益於其家世背景。他所隸屬的滿洲正白旗在八旗中屬於“上三旗”，地位較崇，任官機會也優於“下五旗”。他的祖父統帥軍隊、戰死疆場，伯父和父親作為總兵在同太平軍作戰時雙雙戰死，受到朝廷的格外褒獎，咸豐皇帝明諭優恤，讚譽瓜爾佳氏為“世篤忠貞”。榮祿正是借著這種祖蔭進入官場，並一直得到皇帝拔識。

與宗室和滿洲貴族結姻也是榮祿維持和保障家族地位和本人權勢的政治手段。榮祿繼室薩克達氏為御前侍衛熙拉布之女，與咸豐皇帝元妃薩克達氏（咸豐未登基前已歿）為本族。薩克達氏病逝后，榮祿續娶宗室靈桂之女愛新覺羅氏。榮祿長女為禮親王世鐸子誠厚之妻；而貝子溥倫之原配為慈禧侄女，后病逝，經慈禧指婚，又娶榮祿侄女瓜爾佳氏為繼室。更具政治意義的是，庚子迴鑾后，慈禧將榮祿幼女指婚給醇王載灃，後生育了宣統皇帝溥儀。這些聯姻關係，無疑是鞏固其權勢的有力保障。

光緒元年，兼步軍統領。遷左都御史，擢工部尚書。慈禧皇太后嘗欲自選宮監，榮祿奏非祖制，忤旨。會學士寶廷奏言滿大臣兼差多，乃解尚書及內務府差。又以被劾納賄，降二級，旋開復，出任西安將軍。二十年，祝嘏留京，再授步軍統領。日本構釁，恭親王、慶親王督辦軍務，榮祿參其事。和議成，疏薦溫處道袁世凱練新軍，是曰“新建陸軍”。授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疏請益練新軍，而調甘肅提督董福祥軍入衛京師。

二十四年，晉大學士，命為直隸總督。是時上擢用主事康有為及知府譚嗣同等參預新政，議變法，斥舊臣。召直隸按察使袁世凱入覲，超授侍郎，統練兵。榮祿不自安。御史楊崇伊奏請太后再垂簾，於是太后復臨朝訓政，召榮祿為軍機大臣，以世凱代之。命查拿康有為，斬譚嗣同等六人於市。以上有疾，詔徵醫。復命榮祿管兵部，仍節制北洋海陸各軍。榮祿乃奏設武衛軍，以聶士成駐蘆台為前軍，董福祥駐薊州為後軍，宋慶駐山海關為左軍，世凱駐小站為右軍，而自募萬人為中軍，駐南苑。時太后議廢帝，立端王載漪子溥俊為穆宗嗣，患外人為梗，用榮祿言，改稱“大阿哥”。

二十六年，拳匪亂作，載漪等稱其術，太后信之，欲倚以排外人。福祥率甘軍攻使館，月餘不下。榮祿不能阻，載漪等益橫，京師大亂，駢戮忠諫大臣。榮祿踉蹌入言，太后厲色斥之。聯軍入京，兩宮西幸，駐蹕太原。榮祿請赴行在，不許，命為留京辦事大臣。已而詔詣西安，既至，寵禮有加，賞黃馬褂，賜雙眼花翎、紫韁。隨扈還京，加太子太保，轉文華殿大學士。

二十九年，卒，贈太傅，謚文忠，晉一等男爵。

榮祿久直內廷，得太后信仗。眷顧之隆，一時無比。事無鉅細，常待一言決焉。

《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七·列傳二百二十四》

1836年4月6日出生。初由蔭生以工部主事用。同治初，設神機營，擔任翼長兼專操大臣，再遷左翼總兵，表現突出，為醇郡王奕譞與軍機大臣文祥所賞識，改工部侍郎，調戶部，兼總管內務府大臣。

1875年光緒元年兼署步軍統領。

1878年升左都御史、工部尚書；旋因得罪醇親王奕譞與軍機大臣寶鋆、沈桂芬而被迫在次年1月告病免職。

1891年出授西安將軍。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后，被再次復起的恭親王奕訢薦為步軍統領，會辦軍務，設巡防局督理五城團防。

1895年8月11日，授兵部尚書兼步軍統領；授總理衙門大臣。薦浙江溫處道袁世凱練新建陸軍。

1896年6月4日，授協辦大學士。6月，查辦御史彈劾袁世凱案，以查無實據結，並疏稱袁世凱為“……不可多得之員”。

1897年疏請設立武備特科，於各省設立武備學堂。表示反對康有為所主張的變法。

1898年6月10日，授大學士。6月15日，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6月22日，授文淵閣大學士，管理刑部。9月20日回京參與戊戌政變，為戊戌政變提供武力支持。9月28日，卸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授軍機大臣，管理兵部並節制北洋各軍。10月11日，授練兵欽差大臣，指明節制宋慶、董福祥、聶士成、袁世凱所部及北洋各軍。12月7日，奏請合宋、董、聶、袁四軍及新募親軍聯為一氣，構成武衛軍雛形。

1899年6月27日，武衛軍編練完成，此後又陸續編練武衛先鋒軍、先鋒隊若干。在對光緒帝廢立問題上由猶豫轉向反對。

1900年義和團運動在京畿蔓延後，屢請鎮壓，並請保護各國使館。8月17日，被西逃的慈禧太后詔命留京辦事。10月6日詔赴西安行在。

1901年7月25日，改命管理戶部。10月，支持劉坤一張之洞在江楚三折中提出的變法主張。

1902年2月2日，改文華殿大學士。嫁其女為醇親王載灃之妻，後生宣統帝溥儀。

1903年4月11日去世，謚文忠，晉一等男爵。

甲午戰後，清廷以自強為名，直接掌握練兵大權，乘機將長期被李鴻章等漢族督撫把控的軍權收歸中央。這是榮祿逐步謀划完成的。從胡燏棻定武軍易帥、袁世凱小站練兵，到戊戌年榮祿出督直隸、統領北洋各軍，再到創建武衛軍，自始至終，榮祿都將軍權牢牢控制在手中。這是清季罕見的現象，明顯具有滿洲貴族加強集權的意圖。儘管庚子武衛軍的慘敗使榮祿的遠略未能實現，但是，中央練兵的機制被固定下來。後來袁世凱編練北洋六鎮，也是在練兵處的統一規劃下完成的。慈禧之後載灃等滿洲親貴排擠、打擊袁世凱的目的之一，便是革黜其軍權。只是在慈禧和榮祿死後，孱弱無力的載灃、載濤等少年親貴面對羽翼豐厚的袁世凱已顯得無能為力了。由此看來，宣統時期的滿洲貴族專權與榮祿的謀略是一致的。

編著的作品有《武毅公事略》《榮文忠公集》《榮祿存札》。

榮祿是瓜爾佳氏滿洲正白旗人，咸豐年間做過戶部銀庫員外郎，因為貪污幾乎被肅順砍了頭。不知他用什麼辦法擺脫了這次厄運，又花錢買得候補道員的銜。光緒初年，遷升至工部尚書。後來因為被告發貪污受賄，革職降級調出北京。甲午戰爭那年，恭親王出辦軍務，榮祿借進京為慈禧太后祝壽的機會，鑽營到恭親王身邊，得到了恭親王的信賴。甲午戰後他推薦袁世凱訓練新軍時，已經當上了兵部尚書。他這時已遠比從前老練，善於看準關節，特別肯在總管太監李蓮英跟前花銀子，因此逐漸改變了慈禧太后對他的印象，到戊戌變法的時候，榮祿已經成為“后黨”的中堅人物。

隨著“帝黨”和“后黨”矛盾的不斷激化，一場你死我活的宮廷鬥爭不可避免。先是榮祿定計要在太后和光緒在天津檢閱新軍時實行政變。光緒知道了這個消息，秘密通知維新派設法營救。維新派人士把希望寄托在統轄新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身上。袁世凱曾參加過維新人士的團體“強學會”，維新派對他抱有很大幻想，建議光緒加以籠絡。光緒破格召見了他，並提升他為兵部侍郎，專司練兵事務。然後維新派代表人物譚嗣同又私下到他的寓所，說出了維新派的計劃：在慈禧和光緒閱兵時，實行兵諫，誅殺榮祿，軟禁慈禧，擁戴光緒。袁世凱聽了，慷慨激昂，一口承擔，說：“殺榮祿像殺一條狗爾!”譚嗣同有意試探地說：“你要不幹也行，向西太后那邊告發了，也有榮華富貴。”他立刻瞪了眼：“瞧你把

我袁世凱看成了什麼人!”可是他送走了譚嗣同，當天就奔回了天津，向他的上司榮祿作了全盤報告。榮祿得訊，連忙乘火車趕到北京，告訴了慈禧。結果，光緒被幽禁，譚嗣同等六個維新人士被害，康有為逃到日本，百日維新曇花一現。而在這次政變中立下首功的榮祿，正如梁啟超所說的是“身兼將相，權傾舉朝”。《清史稿》里也說是“得太后信仗眷顧之隆，一時無比，事無巨細，常待一言決焉”。

在庚子那年(1900年)，慈禧利用義和團殺洋人，又利用洋人殺義和團的一場大災難中，榮祿對慈禧太后的忠誠，更有了進一步的表現。洋人殺了中國老百姓，搶了中國的財寶，這些問題在慈禧看來是不算什麼的，但洋人保護了康有為，又反對廢光緒和立皇儲，直接表示反對她的統治，這是她最忍受不了的。於是下詔“宣撫”團民，下令進攻東郊民巷使館和兵營。結果東郊民巷沒有攻下，大沽炮台和天津卻先後失守，八國聯軍一直打到了北京城下。

在這一場翻雲覆雨的事變中，榮祿儘可能不使自己捲入旋渦。他順從地看慈禧的顏色行事，不忤逆慈禧的意思，同時，他也給慈禧準備著後路。他承旨調遣軍隊進攻東郊民巷外國兵營，但又不給軍隊發炮彈，而且暗地裡還給外國兵營送水果表示慰問。八國聯軍進北京，慈禧逃走，他授計負責議和的李鴻章和奕劻，在談判中掌握一條原則：只要不追究慈禧的責任，不讓慈禧交權歸政，一切條件都可以答應。就這樣，簽訂了連利息近10億兩白銀、讓外國軍隊駐兵京城的《辛丑條約》。榮祿辦成這件事，到了西安，寵禮有加，賞黃馬褂、雙眼花翎、紫貂，隨扈還京，加太子太保，轉文華殿大學士。除了《清史稿》里這些記載外，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西太後為榮祿的女兒蘇完瓜爾佳·幼蘭“指婚”，嫁與醇親王載灃為福晉。

關於使榮祿與醇親王結親一事，西太后的用意是很深的。原來戊戌變法之後，西太后對醇王府頗為猜疑，據說醇王（奕譞）墓地上有棵白果樹，長得非常高大。不知是誰在太後面前說，醇王府出了皇帝，是由於醇王墳地上有棵白果樹，“白”字和“王”字連起來不就是“皇”字嗎？慈禧聽了，立即叫人到妙高峰把白果樹砍掉了。引起她猜疑的其實不是白果樹，而是洋人對於光緒和光緒兄弟的興趣。

庚子之亂后，聯軍統帥瓦德西提出，要皇帝的兄弟做代表，去德國為克林德公使被殺事道歉。載灃到德國后，受到了德國皇室的隆重禮遇，這也使慈禧深感不安，加深了心裡的疑忌。洋人對光緒兄弟的重視，這是比維新派康有為更叫她擔心的一件事。為了消除這個隱患，她終於想出了辦法，就是把榮祿和醇王府撮合成為親家。西太后就是這樣一個人，凡是她感到對自己有一絲一毫不安全的地方，她都要仔細加以考慮和果斷處理。她在庚子逃亡之前，還不忘叫人把珍妃推到井裡淹死，又何嘗不是怕留後患而下的毒手維護自己的統治，才是她考慮的一切根據。就這樣，在德國賠禮道歉回來，在開封迎上回京的鑾駕，奏復了一番在德國受到的種種“禮遇”，十一月隨駕走到保定，就奉到了慈禧“指婚”的懿旨。

1898年，光緒帝起用康有為、譚嗣同等參預新政，準備實行變法。慈禧太后惟恐形勢有變，於是迅速起用了手握兵權的榮祿，授榮祿為文淵閣大學士，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統帥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和袁世凱的新建軍。當是時，光緒皇帝依靠維新派頒布了《明定國是詔》，隨後又頒布了推行新政，起用新黨等一系列諭旨，引起了一班守舊大臣的極度恐慌。榮祿見此情形，立即進京密謀於慈禧太后。

這時，恰好慈禧和光緒要去天津閱兵，而且榮祿在天津已經利用海防公所舊址修建了太後行宮和皇帝行宮，於是他們決定利用天津閱兵的機會，在必要時廢黜光緒。這時，朝中的維新派也已感到形勢的危急，想利用傾向維新的袁世凱在天津閱兵時，乘機殺掉榮祿。不料，袁世凱回到天津，立即把此事向榮祿告密（也有人認為，去天津向榮祿告密的，是御史楊崇伊）。榮祿得知這一情況，連夜趕到頤和園，向慈禧太后報告。慈禧乃於次日發動政變，將光緒帝囚禁於中南海的瀛台，同時大肆捕殺維新派人士。

經過這次變故，榮祿益得慈禧太后的信任，授榮祿為軍機大臣，兵部尚書，節制北洋海陸各軍。義和團運動前，曾經與慈禧太后密謀立端王載漪之子溥俊為大阿哥（皇儲），義和團運動期間，慈禧太后攜光緒帝逃往西安，命榮祿為留京辦事大臣。不久又詔赴西安行在，賞黃馬褂，賜雙眼花翎、紫韁。1902年1月，榮祿隨扈自西安還京，加太子少保銜，轉文華殿大學士。1903年榮祿病死，贈太傅，謚文忠，晉一等男爵。

榮祿故宅位於東城區交道口菊兒衚衕3號、5號和壽比衚衕6號。原為榮祿之父的住宅，也是榮祿的出生地。后遷宅至東廠衚衕，將此宅出售，被分割為多個小院。

宅第分為3部分：西為洋式樓房，中為花園，東為住宅，住宅部分為五進院落。現存倒座、過廳。正房和詞堂、中間花園已全部拆除，西部只有一座兩層西式樓房。為東城區重點保護文物。

榮祿是戊戌變法時期舉足輕重的人物。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他與戊戌變法的關係很少爭議，一般都接受康、梁等所下評論，以為榮祿始終是站在變法的對立面，並在後來的政變中扮演了元兇的角色。

榮祿並不反對變法，只不過不贊成康梁的變法，遵循的是另一條變法思路。在戊戌維新期間，康梁的身份主要是言者，即思想家、鼓吹家、宣傳家，他們希望中國迅速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形容當時的中國為一敗壞已極、日久失修的大廈，不僅急宜興修，而且應全行拆卸，然後重奠根基。因此，需要用雷霆萬鈞之力，罷黜舊臣，任用新進，從根本變起，首先改變法律、官職，然後將變法在各個方面全面鋪開。而榮祿是變法時期統治階層中的一員，雖然他也認識到唯有變法才能使中國擺脫危亡，但身為實負其責的政府大員，在推行變法的權力、步驟、內容等方面與康梁不盡相同。早在光緒任命林旭等四人在軍機章京上行走時，榮祿就致信林旭，主張變法改革以補偏求弊下手，不在遇事紛更。（註：榮祿致林旭，見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榮祿函稿底本》第三冊。）政變后榮祿在一封給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認為中國應以整軍豐財、力圖自強為急務，但中國“積習相仍，驟難移易。譬之起虛弱而仁痿痹，輔以善葯，效雖緩而有功；投以猛劑，病未除而增劇”。並以此評價政變事。而且榮祿認為“中國非真不可為也”，（註：湯志鈞著：《乘桴新獲》，187～188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關鍵是要有正確的變法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