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弗雷德·格拉夫·馮·瓦德西

瓦德西，德國人，他的家庭是德意志一個小邦的親王，父親和外公都是將軍。

1832年4月8日出生在柏林一個普魯士將軍的家庭。瓦爾德澤就讀過士官生學校，做過副官，曾在總參謀部服役，瓦德西在普法戰爭之前被派駐巴黎當大使館武官，在這個職務上搜集了非常詳盡的法國軍事、政治情報，正是因此而引起總參謀長毛奇的注意和欣賞。不過普法戰爭期間，瓦德西回到德國卻沒有上戰場，而是擔任國王的副官，雖然沒有戰功，但是給國王和宮廷留下很深的印象。後任德國總參謀長，晉陞陸軍元帥。

1900年，瓦爾德澤出席了在柏林宮殿舉行的新年招待會，參加了列隊朝覷儀式。

1904年，去世。

1881年，毛奇越來越覺得不堪軍務的重負，希望能安排一位副手接替他的日常事務，並請求讓瓦爾德澤擔當這一職務。他認為瓦爾德澤朝氣蓬勃，充滿活力，雖善於當機立斷，但絕無思想貧乏之弊病。這樣，瓦爾德澤於1882年便被任命為大總參謀部的軍需總監。毛奇給瓦爾德澤以充分的自主權，總參謀部的實際領導權因此已轉移到他的手中。

在很短的時間內，作為副總參謀長的瓦爾德澤就開始了毛奇一直極力避免的政治陰謀，與此同時軍官團的軍事工作卻被擱置一邊。開始，瓦爾德澤與總侍從官和軍事內閣長官馮·阿爾貝迪爾將軍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因為軍官團的全部人事安排均要通過軍事內閣，沒有軍事內閣一切都是空話。為對抗戰爭部的許可權，瓦爾德澤與阿爾貝迪爾極力爭取自己單位的完全自主權。由於瓦爾德澤的賣力活動，1883年總參謀長獲得了隨時面君的權力。戰爭部長馮·卡梅克將軍對軍事內閣的傲慢不屑一顧併發生矛盾，因此被迫離職。其後繼人是自1870年就任總參謀部一個大處的處長布龍恩斯阿特·馮·舍倫多夫將軍，瓦爾德澤對他極為器重，然而舍倫多夫不僅極力捍衛自己的權力，而且還在試圖將其權力進一步擴展。

對於可直接向君王報告的權力，毛奇從未過問過，但對於像瓦爾德澤這種想在一切領域貫徹自己意圖的人來說是再好不過的途徑了。這種形式的軍事政治只能是陰謀政治。瓦爾德澤在這方面的能力，加上他嫵媚動人、陰險狡猾和野心勃勃的美國夫人就更是如虎添翼。隨著瓦爾德澤時代的開始，幕後較量、爾虞我詐和人人自危的時代也宣告來臨。這位軍需總監極為了解新聞界在新普魯士的威力，於是他試圖與新聞界建立聯繫。瓦爾德澤在第3處(法國處)下屬的由察恩少校領導的情報勤務處，設立的一個總參謀部新聞局。察恩深信，瓦爾德澤有朝一日必將成為帝國宰相。一些被解職的從事軍事寫作的軍官被當作“新聞騎兵”來使用，用以宣傳瓦爾德澤的大聰明大智慧。他們大多為極端保守的《十字報》寫文章，該報老闆威廉·馮·哈默施泰因男爵是一個喜好尋歡作樂、揮金如土而又一直負債纍纍的人，瓦爾德澤依靠其闊夫人的資助向他提供了高達10萬馬克的貸款。

在純軍事方面，瓦爾德澤仍堅持毛奇的東線進軍計劃。但他立即對全部動員準備工作重新進行了一番審查，要求加強裝備，並發展了這樣一個論點，即歐洲所有國家都能避免失敗，只有德國不能。任何失敗都意味著普魯士的解體，從而也將是帝國的崩潰。兩線作戰問題曾使毛奇焦頭爛額。俾斯麥則試圖通過一個複雜的結盟和簽署友好條約的體系來對付這種危險。但不久瓦爾德澤便對俾斯麥發起攻擊，咒罵俾斯麥的外交政策為“見風使舵政策”。他像一些士兵一樣，在嚴峻形勢下不向後逃跑，反而向前沖，企圖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將問題一舉解決。

問題的關鍵是，所有裝備計劃能否付諸實施都要看帝國議會的態度，因為軍費開支的監督權掌握在議會手裡。德法戰爭的勝利在廣大民眾中造成一種安全感，這與瓦爾德澤和總參謀部的願望形成鮮明對照。重新擴充軍備在大多數人看來是不必要的負擔，他們認為眼下的軍隊足以對付一切。另一方面，當時總參謀部有一批堅決主張增加軍備的著名軍事理論家。

1877年，當時在總參謀部任上尉的科爾瑪·馮·德·戈爾茨男爵出版了他的《萊昂·甘必大和他的軍隊》一書，戈爾茨在書中指出，“民眾戰爭”將成為一種新型戰爭，他要求動員全體民眾參戰。年邁的毛奇認為這一觀點過於冒失(毛奇對甘必大極為憎惡)。戈爾茨還曾受到降職調動的懲處。然而，他在他的另兩本新書《羅斯巴赫和耶拿》以及《全民武裝》中，仍然進一步深入闡述他的論點。戈爾茨像著作家拜爾萊因一樣對可能出現的新的“耶拿會戰”懷有一種恐懼，這種憂慮在當時法國的軍事文獻中是無論如何也找不到的。而這一觀點對瓦爾德澤來說是陌生的。他認為戰爭是“充滿活力和令人愉快的”。

1884年，瓦爾德澤曾陪這位親王訪問過沙皇宮廷。他的夫人—被人嘲諷為“普魯士的曼特農夫人” —覺得這位親王很富於魅力，親王對她的美貌也並不是無動於衷，而且對這位伯爵夫人的一種糊塗觀點表示贊同，她認為基督教的君王是上帝在人世間的工具。難怪早在1881年瓦爾德澤就在其日記中寫道，他與親王建立了親密無間的友情。親王近似神經質地變化無常的毛病，是瓦爾德澤後來才發現的。他曾描寫親王頭腦聰明，精力充沛，工作熱心，為人和藹，典型的普魯士思維方式，具有堅定不移的保守派觀點。他還寫道，這位霍亨索倫王朝的後繼人肯定不那麼樂善好施，但這正是在這個艱難時代所需要的。他在日記中寫道，親王正是他能為其效忠賣力的人。

1886年初，在比利時工業區發生嚴重騷亂，工人的罷工行動不斷蔓延，致使官方出動軍隊予以鎮壓。瓦爾德澤對此事極為關注，他擔心類似事件也會在德國上演。為了實現其發動先發制人戰爭的願望，他認為在內政方面只有靠“強硬路線”。

1887年，德國自由主義寄予厚望的王儲弗里德里希出現了喉癌的初期癥狀，一年後便死於這一疾患。同年，瓦爾德澤在痴迷於宗教的夫人支持下，與宮廷傳道士和柏林佈道團主教阿道夫·史托克結盟。史托克當時正費盡心機，使工人大眾背離社會主義而重新皈依基督教。位於赫爾瓦特大街的總參謀部的紅房子里，瓦爾德澤的沙龍成了一種怪異的、雜亂思想的混合物的活動中心，在這種混合物里既有反動思想，又有過度的慈善和虔誠，有時還夾雜著令人憎惡的完全非軍事和非普魯士式的東西。瓦爾德澤－史托克聯盟的矛頭所向直指現代社會勢力—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史托克還是一個粗野的反猶太主義者。

俾斯麥對史托克活動的懷疑程度不亞於對瓦爾德澤發動先發制人戰爭思想的不信任。然而，瓦爾德澤卻把史托克的行動看成是一種把工人群眾重新納入嚴格的基督教教規束縛之下的工具，同時作為威廉親王和部分老保守派貴族對他的支持，以及在赫爾瓦特大街的沙龍里保持交往的一種回報。11月28日，在瓦爾德澤處舉行的一次聚會上，親王對宮廷傳教士的思想公開表示支持。

俾斯麥也變機靈了。他對瓦爾德澤說，親王作為王位繼承人必須居於政黨之上。瓦爾德澤也不表示反對，但背地裡卻在大搞推翻俾斯麥的活動，因為俾斯麥是實現他計劃的絆腳石。1887年底，瓦爾德澤確切地得知，他恨之入骨的王儲是一個註定要死的人。年邁的皇帝一閉眼，威廉親王馬上就會繼位。年輕的親王是一個獨斷專行和反覆無常人，不難預見在他與專橫的老宰相之間勢必會發生衝突。瓦爾德澤便把賭注壓在了這一衝突之上，他認為軍事內閣不會有問題，那裡有他的密友阿爾貝迪爾坐鎮。但同戰爭部長布龍薩特·馮·舍倫多夫的關係已經不如以往。

還在1887年時，未來的德皇威廉二世在庫爾馬克參加了第三軍司令部的軍事演習。軍長馮·瓦滕斯勒本步兵上將是1870年時期的出色參謀長，但卻遭到親王的批評。親王要中斷他的演習，將軍冷靜地說道：“殿下，請等一下，現在在這裡指揮的是軍長。”對此事親王大概是不會忘記的。當他大權在握時，便把這位將軍打入柏林的冷宮，讓他無期限地等下去。當事先約定的日期已到時，將軍對值勤的副官說：“請您報告殿下，將軍將遵照最高統帥的命令等下去，但瓦滕斯勒本伯爵不想再等了。”後來，這樣一位具有傳統普魯士類型的容克和總參謀部軍官，也不得不被迫離職。時代需要另一種人。

八月十日，毛奇終於獲准退役。瓦爾德澤伯爵就任總參謀長。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對任命並不感到意外。我的輝煌歷程即將開始，整個世界將會注視著我。”瓦爾德澤就任大總參謀部總參謀長伊始，第一個行動就是在自己同夥的背後捅了一刀。當新皇帝表示希望第一近衛步兵旅司令官馮·哈恩克少將充任軍事內閣長官時，瓦爾德澤沒有為他的密友阿爾貝迪爾說上一句好話，而阿爾貝迪爾已在他的本職幹了17年。他還向皇帝建議，更換戰爭部的人選。他覺得布龍薩特·馮·舍倫多夫的自主性太強了，皇帝也不大喜歡他，因為皇帝歷來不容有獨立思想的人。接替舍倫多夫的是他的同事馮·韋爾迪·迪·韋爾努瓦中將，他是1870年毛奇總參謀部的軍官，極力鼓吹擴充軍備，他曾多次要求瓦爾德澤接管戰爭部的大權。瓦爾德澤拒絕了，何況帝國宰相俾斯麥侯爵估計也不會同意瓦爾德澤擔任部長這一角色。瓦爾德澤有更大的野心，他相信，他能等到這一時刻的到來。

新上任的總參謀長有一個龐大的計劃：他要改革軍隊，當然不是內部結構的調整，而是提高其戰鬥力。但與他的繼任者施利芬不同的是，他缺少對當代軍事技術革新的理解，如機槍、電話、飛艇和內燃機的發明，而這些在當時許多國家中都在熱火朝天地進行研製。瓦爾德澤與韋爾迪·迪·韋爾努瓦一起制訂了一個利用普遍義務兵役制肆無忌憚地攫取民眾力量的計劃。與此同時，他在組織上對總參謀部進行了改組，即把所有的處合併到一起，像過去軍需總監部的“旅”那樣置於三個軍需總監領導之下。原鐵道處和第2處(德國處)由第一軍需總監領導，負責所有動員問題，即所謂的進軍處。第三軍需總監負責原第1處(俄國處)和第3處(法國處)的工作，主管東西戰場事宜。中央處、戰史處和地形測繪仍歸總參謀長直接管轄。從整體上看，經改組后的總參謀部成了一個精心組織的籌劃戰爭的辦公室和帝國防禦的思想中心。工業的繁榮發展與帝國主義對目標的確定是互為關聯的。對於殖民地和海軍建設這兩個問題，俾斯麥這位易北河東岸的容克遲遲未將其列入議事日程，現被擴充勢力範圍和在非洲、東亞和大洋洲建立商貿基地的設想所喚醒。

資產階級取得了新的地位。大總參謀部和部隊總參謀部軍官團已有近50%的人出身於資產階級，這一現象絕非偶然。資產階級掌握著新的經濟命脈，構成了德國西部和中部工業重點。曾以農業而聞名的易北河東岸已失去了其原來的意義。軍服依然是最高貴的國服，新的上層階層的子弟們都身著戎裝，軍裝能確保他們得到社會的尊敬。泛德意志思想的辯護士便出自於這個新資產階級階層。出身於資產階級的總參謀部軍官，如凱姆上尉和利伯特少校在這些年裡為建立殖民地海軍艦隊協會做了奠基工作，成為“讓世界重視德國”思想的維護者。易北河東岸的貴族們本來對艦隊知之甚少，然而現在貿易和工業出口使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艦隊成了他們最為強烈的願望。

年輕的皇帝開始以英國艦隊為樣板，為帝國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艦隊。海軍設有自己的最高司令部，另外還有一個帝國海軍局，皇帝自己也搞了一個海軍內閣。有一段時間曾冒出了一個計劃，要成立一個統管陸海軍的“總司令部參謀部”，類似於“帝國總參謀部”，其目的在於能將陸海軍納入統一領導之下。但是實現這種設想的條件一直不成熟，儘管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時期事情有了一些進展，但也始終未能成為現實。陸海軍之間相互蔑視，致使兩個軍種的協同一直不盡如人意。海軍有意識地沒有組建一個特殊的海軍參謀部軍官團。儘管都知道兩個軍種互為需要，儘管也制訂了戰時相互協同的計劃，但除了陸軍派遣軍官去參加海軍訓練和短期訓練班來熟悉海軍戰術，以及在軍事學院舉辦陸軍軍官第一年必修的海戰戰術班之外，事情並沒有太大的進展。

然而，無論如何瓦爾德澤也沒有想到，事態的發展完全不是他所期待的。在他看來，德意志特別是普魯士是一個內陸國家，一支強大的陸軍是保衛德意志的關鍵。早在1888年8月他就曾思考過組建一支令他嚮往的、傑出的皇家陸軍。瓦爾德澤大概是聰明過頭了，他沒有看到德國除了有一支強大的陸軍之外，已經沒有能力供養一支大型海軍艦隊了。也沒有人想過，與英國發生衝突，打敗俄國或法國，都必須有一支強大的陸上力量。瓦爾德澤在其政友如威廉·馮·哈默施泰因男爵等人的支持下，以未來的宰相自居，並深信通過他大刀闊斧的治理將使帝國光復昔日的輝煌。1889年4月15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在帝國尚未壯大之前，還必須利用俾斯麥的威望和手腕。如果軍隊裝備一旦完成，與俄國和法國發生大規模戰爭的危險就在所難免。他還寫道：“如若形勢危急，就要與宰相聯手；但如有必要，也可以撇開他，甚至反對他。”

1890年3月，宰相危機公開爆發。3月15日，瓦爾德澤在日記中寫道：“一場大規模的爭吵即在眼前。”他當著皇帝的面毫無顧忌地大肆攻擊俾斯麥，說俾斯麥的整個外交政策是一大失誤，說俾斯麥辦成的惟一一件事，就是將法國和俄國樹為德國的敵人。他還在日記中假惺惺地註明：“我真的沒有受到成為宰相的那種沾沾自喜的折磨。”他寫道：“我寧可再等兩三個人被‘榨乾’。”但如果皇帝啟用他，他會像一名戰士那樣俯首帖耳。

1890年3月20日，新德意志帝國最偉大的政治家離開了他的職位。瓦爾德澤這個圓滑偽善的宮廷侍臣此刻故作莊重地對皇帝說，上帝會讓皇帝陛下選出合適的接班人。皇帝可以說是匆匆忙忙地答道：“我想現在是時候了。祝您官運亨通！”

瓦爾德澤和奧伊倫堡伯爵都向皇帝進諫說，在如此嚴重關頭，只用一位將軍接替俾斯麥(說此話時大概瓦爾德澤也想到了自己)。結果，前帝國海軍局國務秘書，時任第10軍司令官萊奧·馮·卡普里維步兵上將成了新宰相。列奧·馮·卡普里維祖上是義大利人，後來到普魯士軍隊服役。60年代，卡普里維在毛奇的總參謀部服役，是一名精明幹練的軍官。俾斯麥乾巴巴地說，像這樣一名優秀軍官轉而從政，太可惜了。

卡普里維放棄了俾斯麥安全政策的核心，即不再同俄國續訂再保險條約。因為他自我感覺無力玩弄這種外交雜技。1891年，法俄簽署軍事協定，該協定既是針對德國的也是針對英國的，後者當時與法俄在爭奪中非和中亞領土問題上存在著激烈衝突。瓦爾德澤早就建議利用英國對付俄國，以便從中漁利。然而，樞密顧問馮·霍爾施泰因—俾斯麥下野之後一個在外交局具有權威性的人—卻沒有答應。

不久，另外一件事又攪得瓦爾德澤寢食不安。當初，他對卡普里維就任帝國宰相表示了歡迎。但不久卻發現，他在日記里譏諷地稱之為“笨伯”的卡普里維正在推行他自己的政策，從而使瓦爾德澤的那些急於求成、野心勃勃計劃的名望喪失殆盡。局勢變得令瓦爾德澤膽寒。陸軍不再是帝國的惟一盾牌，皇帝對海軍的偏愛與日俱增。在一次演習講評會上，瓦爾德澤竟敢斗膽提出與皇帝不同的見解。他實在是錯了。

1890年秋，皇帝在卡普里維的催促下第一次試圖罷免這位已變得令人厭煩的寵兒，在卡普里維眼裡這位總參謀長是一個極不受歡迎的人。皇帝建議瓦爾德澤去接任斯圖加特(符滕堡)第13軍司令官的職務，根據一項軍事協定這個軍屬於普魯士軍隊。與此同時，為了讓解職一事使瓦爾德澤易於接受，皇帝還生出一個極為怪異的想法，即提高聯邦各州軍司令官的地位，使他們成為類似於普魯士總督的帝國官員。瓦爾德澤覺察到了這種咄咄逼人的冷遇並拒絕了皇帝的建議。年邁的毛奇一直非常器重瓦爾德澤，他曾向皇帝做過解釋，說總參謀長是不能隔幾年就換一個的。

1891年1月27日，皇帝的誕辰日，瓦爾德澤獲得霍亨索倫王朝的王室獎章大十字勳章，同時還得知，陛下還要送給獲獎者一個軍。此事如晴天霹靂，好似宣判了他的死刑。在參加了大總參謀部為皇帝誕辰舉行的宴會之後，瓦爾德澤同軍需總監施利芬和馮·奧伯霍費爾將軍談了話，之後，他面見皇帝，向皇帝提出辭呈。

皇帝態度堅決地拒絕了瓦爾德澤的辭呈。1月31日，皇帝再度召見瓦爾德澤。瓦爾德澤開誠布公地對皇帝說，軍隊已江河日下，大不如昔。年輕的統治者說，此事從來就沒有人對他說過。談話的結果是瓦爾德澤到阿爾托納擔任軍司令官，由第一軍需總監施利芬伯爵將軍接任總參謀長。瓦爾德澤說，這是他最後一次必須屈從於軍人的服從義務：他希望在危急時刻能重新啟用他。在總參謀部內，人們對他的離職普遍有一種如釋重負之感。赫爾瓦特大街的沙龍逐漸變成了恪盡職守、鞠躬盡瘁的象徵，這正是整個軍官團的原則。當瓦爾德澤離職之時，加強軍備、強權外交、世界貿易、炮艦政策、爭奪殖民地成了這個時期的特徵。在有少數總參謀部軍官參加的“泛德意志聯盟”中集中了一批鬥士，鼓吹在中歐和世界建立具有絕對權威的德意志大國強權政治，他們中有教授、海軍將領、大商人、工業企業家和一些大莊園主。國外從這些甚囂塵上的狂言中和“泛德意志聯盟”的烏托邦式的小冊子里—其思想比泛斯拉夫主義的美夢有過之而無不及—得出結論認為，這些思想是過頭的和錯誤的。早在毛奇時代，年輕的總參謀部軍官們就曾設想過，出於戰略上的考慮必須將荷蘭重新併入德意志，戰爭一旦爆發必須立即佔領丹麥。毛奇和俾斯麥對這些思想沒有認真對待。然而如今毛奇已不在人世，俾斯麥也被免職，他們的思想遺產已失去其現實意義。

1894年，由於易北河東岸農場主們對帝國自由貿易關稅政策的抗議，帝國宰相列奧·馮·卡普里維的政策遭到失敗。當時，一股無政府主義的謀殺浪潮席捲整個歐洲，處處都籠罩在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懼怕和恐慌之中。在輿論界出現了要求軍事專政的呼聲。瓦爾德澤又錯誤地以為，他的時刻來到了。瓦爾德澤的所謂發動“帝國政變”的計劃攪得外交局的樞密大臣馮·霍爾施泰因徹夜難眠。卡普里維警告人們要提防一場針對社會民主勢力的“預防性戰爭”和一種錯誤觀念，即認為只有對工人群眾實施鎮壓，社會問題才能得到解決。

1894年10月26日，皇帝將卡普里維解職。皇帝準備在戰爭爆發時任命瓦爾德澤為集團軍司令，開赴東部作戰。瓦爾德澤拒絕施利芬提出的首先集中兵力進攻西線並將敵人擊潰的新理論。他再次向皇帝呈遞一份備忘錄，要求在軍隊尚能依靠之時，用武力解決社會問題。皇帝沒有接受瓦爾德澤的建議，瓦爾德澤無計可施，只好聽天由命。

有人認為他是一個充滿矛盾和諷刺性的人。他是德意志總參謀部鼎盛時期的總參謀長，為毛奇所賞識，應該說肯定其才華不僅是政治權術和交際能力。記得十幾年前小時候看過一個喜劇譯製片，叫“科佩尼克上尉”，漫畫式地描述了德意志軍國主義的社會狀況。其實至少一戰前的總參謀長里，毛奇和施利芬就本人而言，都沒有那麼濃的軍國主義色彩。倒是瓦德西的政治觀點最象人們想象的好戰的軍國主義者。但是瓦德西生不逢時，始終沒有一場大規模的戰爭來證明自己的軍事能力。杜普伊的評價，瓦德西沒有毛奇和施利芬那樣出眾的智力，但是他的強項在於個人魅力。也因此他在德國軍事史上的地位主要在於他通過權力運作，大大提高了軍部在政治外交這些國家事務中的發言權。但是一次又一次權力鬥爭的勝利，終於把他自己擺到和德皇之間衝突的地位，並因此去職。

後來瓦德西在中國的任職，細想起來也挺有諷刺意味：作為老派保守的德國軍官，瓦德西本人是強調紀律的。但是他的名字卻與從事掠奪紀律敗壞的八國聯軍聯繫在一起而被中國人民記住。作為聯軍的統帥，瓦德西在晚年總算圓了一個帶兵打仗的夢，並且在列強各國獲得極高的聲譽，但這個戰爭實際上在他出發去戰場之前就結束了，就連這場戰爭，對比於當時歐洲軍事學所習慣的水平，也只不過是一場警察行動而已，但他卻因這場警察行動而獲得了德意志最高軍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