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崇伊
楊崇伊
楊崇伊，清代光緒六年庚辰進士，字莘伯，江蘇常熟人，由庶常授編修。光緒廿一年（1895年）授御史，楊崇伊可以說在戊戌政變中是立了頭功的，慈禧太后也曾認楊“是於國家有功之人”，而待之以董元醇第二。而楊也曾以首功自居，風光無限。照常理而言，楊崇伊發難於先，告變於前，他個人能揣摸慈禧的心理，抓住時機，應該可以從此青雲直上。卻不料慈禧親政后他並沒有大富大貴。也許他的人品實在連慈禧也看不上。楊不僅沒有飛黃騰達，反而潦倒不堪，光緒卅四年（1908年）八月，以浙江後補道丁憂回籍守制，寄寓揚州，竟持槍糾眾搶奪妓女，被江蘇布政使瑞澄參劾，驅逐回常熟原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
楊崇伊 行書七言
關於這份奏摺的出籠，人們顯然懷疑它是太后黨的一個陰謀。據史載：楊崇伊在七月下旬和八月初，往返於津京之間，傳達信息，協調步驟，疲於奔命，為訓政之事可謂不遺餘力。
策劃太后訓政的核心人物是直隸總督榮祿與慶親王奕劻，參加者包括懷塔布、立山等親貴大臣，以及部分台諫官員。這部分人，在這個特定時期被稱為後黨是毫不為過的，因為他們的現實政治目標就是請慈禧太后出面“訓政”，來達到制止皇帝偏離軌道的新政。
據說按西太后最初的意思是，要造成一個朝臣齊請訓政的聲勢，因時間倉促及朝臣和言官們並不願同楊聯名上奏，結果成為楊崇伊一人獨上奏摺。西太后歸政后，身邊已無奏事機構。楊讓奕劻帶著奉折直接赴頤和園上奏。
楊崇伊上奏經過，（徐）凌霄一士隨筆中記載甚詳，內云：“御史楊崇伊之以危詞聳后聽政也，具折后謁慶親王奕劻，蘄代奏。奕劻有難色，崇伊曰：此折王爺已見之矣，如日後鬧出大亂子來，王爺不能諉為不知也。奕劻乃諾之，至頤和園見后，面奏崇伊有折言事。后猶作暇豫之狀曰：閑著也是閑著，拿過來看看吧。既閱而色變，立召見諸大臣。”
袁世凱的親信張一麐在《心太平室集》卷八所記。袁初五日返津，隔一天後，御史楊崇伊來到天津，向榮祿報告訓政的消息，並所記袁告密時，楊崇伊已在榮祿處，榮祿已知政變消息，且“令衛兵夾道羅列”，這三點很值得注意。由於袁世凱剛從北京回津，受光緒帝封為侍郎，榮祿也心存疑慮，故而見袁時“已令衛兵夾道羅列”。袁世凱從楊崇伊那裡得知太后訓政，捉拿康有為、康廣仁的消息，一定嚇壞了，害怕康有為供出初三夜譚嗣同訪袁於法華寺，密談兵變圍園之謀。遂將當時守舊派尚不知道的圍頤和園、殺西太后的密謀，和盤托出，故有“袁乃跪求榮為作主”的舉動。這樣看來，袁世凱的告密並非積極、主動，而是在他已聽到西太后訓政的消息之後，怕受連累被懲罰，被動告密。如果袁是積極主動告密，那就不會有“衛兵夾道羅列”，不會有“楊崇伊在座”，也不會有“袁乃跪求榮為作主”。因此，不是袁世凱的告密，導致西太后政變，而是西太后政變導致袁世凱告密。是有作證資格的。他1903年入袁世凱幕府，長期隨袁工作，為袁親信，所說必在北洋幕中所聞，或是袁世凱親口所說。但所記告密真相與袁世凱《戊戌日記》不同，《戊戌日記》實為袁世凱後來所記，當有所諱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