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取士

所謂八股文，每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題、出題、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落下十個部分組成。破題，開首用二句設破題意。承題，用三四句或五六句承接破題的意義加以說明。起講，用數句或十數作為議論的開始，只寫題大意，宜虛不宜實。入手一二句或三四句，為起講后入手之處。以下起股至束股才是正式議論中心。這四股中，每股又都必須有兩股排比對偶的語句，一般是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亦有聯屬者，共合八股，故名八股文。全篇總字數，順治時定為550字，康熙時增為650字，最後改作700字。八股文的試題出自四書，應試者必須按四書五經的代聖賢立言，依格式填寫，因而具很大的局限性，弊病尤大。然而明清取士，卻以科舉為重，而科舉又以八股文為主，於是教育重心當然就完全放在如何教八股文與如何做八股文上了，嚴重束縛了學子的思想與才華。

八股取士明清朝選拔官吏沿用科舉制度。科舉考試只許在四書五經範圍內命題，文體嚴格限於八股文，應考者不能發揮個人見解。明朝統治者用“八股取士”來禁錮知識分子思想。考中做官的，很多成為皇帝的忠順奴僕。明朝的科舉考試分三級進行。省級考試叫鄉試，及格者稱為舉人；舉人到京參加會試，合格者稱為貢士；貢士再參加皇帝主持的殿試，考中者稱為進士。進士的前三名分別稱為狀元、榜眼和探花。中舉的知識分子，都能享受一些特權，可以免除差役和稅糧，進士都有官做。但是，這些人很多是沒有真才實學的。

人們通常只知道八股文是明朝的東西，實際上早在唐宋即已有其雛形。唐朝科舉考試所採用的“帖經”、“墨義”實際上就是明朝八股文的萌芽形態。唐朝科舉考試以“帖經”取士，所謂“帖經”，是拿所誦之經書，掩其兩端，中間只開一行，裁紙為帖。唐朝先採用口試方式，令應試舉子回答經義，後來改用筆述回答經義，這就叫做“墨義”。宋初沿用此制，到了南宋，程朱理學興起，為了減輕應試舉子的負擔，於是廢考經義，考試範圍限制在朱熹集注的《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合稱之內，試題亦取自《四書》中的文句，所以後來的八股文又被稱為“四書文”。到了元朝仁宗延祐年間，明確規定了科舉考試法，有個叫王充耘的寫了《書義矜式》一書，提出“八比”(即八股)的寫作方法，於是舉子考試都以八比體式作文應試。

八股文在歷史上早就有了萌芽，那為什麼到明朝才最終定型呢？又是誰首倡這種考試文體的呢？對這些問題，目前尚無定論，學界亦眾說紛紜。

有人認為，這是明朝初年統治者網羅人才的一種手段。明初，戰事方了，百廢待興，各級政府的管理和地方的治理，都迫切需要大量知識人才。因此，朱元璋格外重視對人才的網羅，但作為一個出身寒微的帝王，朱元璋又希望能對臣子擁有足夠的駕馭和約束能力。所以在選拔官員的科舉考試中，他採取固定統一格律，行文以《四書》、《五經》為題，不允許考生有自己的思想，答題也只是代古人立言，試圖通過推行這種考試方法，將天下知識分子的思想集於一統，從而讓自己的江山能夠永固。因此八股文在明初方始出現，它是由朱元璋首創的。

有人則持不同看法。因為科舉最後一道關是殿試，而殿試內容又極其博大龐雜，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策問，包括問聖學、問天時、問刑賞、問聖賢、問天地鬼神、問人臣言行、問文學之士、問佛仙等。這些極具知識含量的問題，出身寒微、缺乏教育的朱元璋能否提出，顯然是一個問題。所以持反對“朱元璋首創說”的人認為，明初八股文是由朱皇帝的臣子謀士劉伯溫、宋濂等人最先創製的。

但“劉、宋首創說”的觀點也有問題，因為明朝正式頒行“八股取士”制度時，劉伯溫已去世數年了。所以現在又有一種折衷的觀點，認為明朝八股文是在明初特殊的政治、文化環境中產生的，在眾謀士特別在劉伯溫的提議下，朱元璋正式下令推行八股取士的考試製度。

中國的各個封建王朝，為了鞏固他們的統治，發展封建的政治經濟，都十分注重網羅人才。中國歷史上遴選人才的方法，在科舉以前，經過了察舉、徵辟、九品中正等幾個階段。這些方法帶來的一個嚴重弊端，就是在國家政權機器里出現了一個特權階層——士族，他們控制著人才的選擇權，家族世代當官，而且還都是高官，出現了一些三世三公、四世三公的豪門望族。這些豪門望族相互勾結，把持朝政，成為政府中一股舉足輕重的力量。這樣一方面堵塞了其他人當官的機會，另一方面也不利於皇帝的集權，因此皇帝和社會民眾對此普遍不滿。到隋朝時，開始推行科舉制，也就是通過考試選擇官員，這樣使得廣大中小地主也可以參與到政權中來，皇帝也重新掌握了官員的選擇權。經過唐宋的發展，科舉選士已成為十分成熟的人才選拔制度，出現了進士科、明經科、明法科等許多科目，還有武舉專門選拔軍事人才。這一時期考試的內容也是比較多樣的，如唐朝時還要考詩賦，因此讀書人都要學會寫詩，正因為如此，唐朝是中國歷史上詩歌發展最輝煌的時期。宋朝以王安石“三新經義”為依據，對策試士，這種考試的內容和形式已接近後來的八股文了。元朝科舉考試辦法基本上沿襲兩宋的做法。不過，直到明朝才正式規定了八股取士，科舉考試進入了八股文時代。

明朝改用八股文為主要的考試形式，當時的政治、經濟狀況所起的決定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朱元璋取得天下以後，他的目的是要再建封建帝國，加強中央集權。但是當時已有資本主義萌芽，商業和市場有了很大程度的發展，這對封建經濟是一種衝擊，所產生的市民思想和各種“異端邪說”對封建主義的思想體系也是一種衝擊。“自人文向盛，士習寢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鶩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尊是敬。”也就是說參加科舉考試的舉子們已經不再滿足於前代人的思想，他們在應試的文章中寫出了新的內容，裡面不僅有諸子的思想，還加入了佛道兩教的觀點。應試文章竟然離經叛道，雜入新奇之說，詭僻之論，對封建的中央集權是不利的。為了迫使當時的知識分子服贗孔孟之道，制止異端邪說，從而鞏固封建專制，就必須加強儒家經典的灌輸，把人們的思想重新納入官方思想的軌道上。要達到這一目的，最好的辦法自然是把科舉考試從內容到形式都加以嚴格規定，於是明朝規定，科舉考試必須以朱熹集注的儒家經典《四書》作為標準答案，文章必須以八股文為形式。這樣，讀書人就不再需要有自己獨立的思想，也不可以有自己獨立的思想，不然的話，就無法通過科舉考試這一關。可憐天下的讀書人為了他們書中的黃金屋和顏如玉，十年寒窗苦讀，學到的卻只是些除了應付科舉考試以外百無一用的八股文。再則，明太祖雖出身行伍，但是他明白，武力可用來奪取政權，卻不能用以安邦治國，他的部下大多不識字，也辦不了公文，更不能作高級執政官員。所以戰事還沒有結束的時候，他就勤於學問，多方羅致文人。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朱元璋攻破徐州，有一個名叫范常的文人到軍營見朱元璋，朱元璋就把他留下來作為智囊以備諮詢。以後每到一處，都要把那裡的宿學大儒網羅起來。至正二十四年以後，就下詔令開設文武兩科取士。明朝建立以後，諸事草創，百廢待舉，於是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就下詔令開科舉，自此開始一連開了三年科舉考試。

到了明憲宗成化年間，又正式規定了一套完整的八股文寫作方法，並且限定字數，規定鄉試、會試《五經》義一題，限五百字，《四書》義一題限三百字，以後到清朝最長也不得超過七百字。八股文一開頭便要用一兩句話將題意點明，稱為“破題”，接著便是“承題”、“起講”、“入手”，然後用八股文字對比地展開議論，隨即“落下”，結束全篇，容不得半句離題話。這是最簡練的文字，而且“語言文章之工，合於邏輯者，無有逾於八股文者也。”清朝科舉考試仍然沿用八股文。由於八股文是登入仕途的“敲門磚”，於是明清兩朝八股文大盛，文人們紛紛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這精緻但缺乏實用的八股文之中。一直到清朝末年，面對歐美列強的欺凌，古老的帝國卻發現自己沒有可用之才與之抗爭，痛定思痛之下，八股文成為千夫所指的罪魁禍首。於是在一片聲討聲中，八股文被逐出了歷史舞台。

科舉考試開始於隋朝，完善於唐朝，宋元進一步發展，明清時期失去積極意義考試內容趨於八股，遂叫八股取士，清朝廢除。八股取士的主要特點，體現在考試內容和文章格式兩個方面。通過考試選官，到底考什麼內容？從隋唐科舉制創立以來，經歷了複雜的變化，或以對儒家經典的記誦為主（帖經），或以對當前國家統治面臨的現實問題提供解決方案為主（對策、對時務策），或以文章寫作水平的高下為準。考試內容是考試指揮棒能否發揮正面作用的關鍵。隨著宋代以後社會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統治階級的知識水平和從政能力都有很大提高，而思想意識對鞏固王朝統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以《四書》為代表的程朱理學，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長期摸索出來的統治理論。程朱理學強調“明天理，滅人慾”，主要對象是統治集團以及作為其後備軍的封建士人，而不是為了毒害廣大人民。士人通過學習“程朱之說”，有利於樹立起對王朝的忠誠和治理天下的公心，是解決“時弊”的一個有力手段。明朝科舉考試基本內容，開始是《五經》、《四書》並重，後來逐漸發展成主要根據《四書》成績錄取，正是在以上背景下出現的變化。這個變化是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

八股文取士，雖主要考《五經》、《四書》，以至專重《四書》，但卻不採用要求考生死記硬背之法，而是規定必須撰寫文章，闡述經義，以“代聖賢立言”。這種做法的一個重要背景是，強調對儒家經典的記誦，容易產生死記硬背之弊，而強調對儒家經典的理解發揮，又容易陷入“妄作主張”的境地。通過“代聖賢立言”式的闡述經義的考試，則不但要認真讀經書，而且要讀書得法，在認真閱讀五經、《四書》及權威註疏之後，努力體會“聖賢之意”，真正做到“明天理，滅人慾”，掌握古代統治經驗。一方面防止了死記硬背，另一方面又防止了束書不讀，胡亂聯繫歷史與現實，故為新奇詭異之論的毛病。從考試內容上說，要求“代聖賢立言”的闡述經義的考試，在古代社會中似乎是一種理想的手段。也就是說，在以儒家思想為指導、以鞏固王朝統治為目的的傳統政治格局中，八股取士是能夠找到的最好辦法了。

八股取士的另外一個方面就是對文章格式的要求，所謂“排比有定式”。明清科舉考試中的文章，一般需要四組文句，每組兩個段落，相互對仗。因共有八個段落，即八股，故稱八股文（又稱時文、制義、制藝等）。對科舉取士來說，它有一個優點，就是對仗工穩與否，標準很具體，使考官對內容大體達到要求的若干考卷，容易判定高下，避免引起糾紛爭論。這在考生多，錄取名額少的條件下，是至關重要的。歷史上的科舉，從來都十分重視這一類的標準，八股對仗就是北宋以後發展起來的一種文章格式，到明清時期正式用於科舉考試。也就是說，面對應舉人數多而錄取名額少的矛盾，在考試形式的設計中，強調容易判別高下的客觀標準，防止考官的主觀升降和徇私舞弊，是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

八股取士制度是明清統治集團為選拔人才，經過長期摸索，總結經驗教訓，最後確定下來的。從考試內容上說，繼承發展的是北宋以來所肯定的一種指導思想，即通過闡述經義，最有利於督促士人閱讀《四書》、五經，體會聖賢心意，以培養、選拔合乎規格統治人才。從文章格式上說，繼承發展的卻是詩賦寫作中的規矩準繩，以此種文學領域的規矩為楷模，經過長期摸索，演變而成的一種文章格式。這樣一套制度，從最初指導思想看，決不是為了禁錮士人思想，陷士人於愚昧無知。但是在客觀上，八股取士後來逐漸成為了禁錮思想的選官制度。尤其是八股對仗這種格式，一方面整段整段地對仗，難度較大，限制了士人自由表達思想；另一方面，為了照顧排比對仗，內容又容易流於敷衍、空疏，所以明、清兩代一直有人反對八股取士。可是，又不可能有更合理的辦法。這就是中國古代專制主義國家體制內選官制度面臨的困境。今天也有人反對高考，反對客觀題的標準化、程式化，但我們現在確實找不到能夠取代高考更好的公平選撥人才的辦法，因為我們決不能退回到“保送”時代。

科舉考試相對於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等選官制度而言有很大的優點，他使得一些門第較低的人也可以進入仕途，從而改變了魏晉以來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但到了明代以後，這種較為先進的選官模式就被一個“和尚”把經念歪了，此人就是在皇覺寺做了幾天小和尚的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來自於社會底層，他深知權力的重要性。然而這個沒讀過幾本書的皇帝，對於知識分子是心存疑慮，他既要用文人治國，但又不相信文人，在這種複雜、矛盾的心境下，他想到了一種桎梏和鉗制文人思想的枷鎖，那就是考試寫“八股文”，考試內容嚴格限制在四書五經之內，不允許有任何的發揮，加之“學而優則仕”的觀念的作怪，明代的知識分子不再鑽研歷史，埋頭儒家的經書之中。《史記》、《漢書》不聞，《通典》、《通志》不問。

如果從考試命題分析，八股文僅僅是一種文體，但為什麼就能束縛思維呢？原來一篇八股文就700多字，先破題再承題；接著“代聖人立言”也就是模仿聖人的口氣寫文章，這叫起講，后中股、后股、束股，正文就是四段，每段又要分文字相互的對仗的兩股，因此成為八股文。八股文中只考經書，評判優劣又只根據作文的技巧，並不允許考生在內容和形式上有個人的發揮和見解。，必須依據“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毅梁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把讀書人的智力思維刻版化。作文本來沒有定法，一旦將技巧格式化，而且又杜絕了考生髮揮個性的任何可能，考生只要預先在肚子里裝下各種題目的八股幾十篇，即使沒有什麼經史學問，也完全能夠金榜題名。相反，老老實實讀書，讀白了頭也未必能寫出考官看中的文章。難怪范進中舉高興的發了瘋，現在真可以理解了

明的科舉取士，給知識分子在思想上套上了一條緊箍。八股取士是一種十分嚴酷的制度，封建統治階級收到了加強統治的一定效果，但卻給社會帶來了滿身瘡痍，給國家民族帶來了災難。當清軍入京時，城門上有人寫道：“八股奉送大明江山一座！”八股取士毒深如此！但毒又何止如此，清軍入關后，一個文化落後的民族征服了一個文化先進的民族，但在文化上有很大的自卑感，滿人對漢文化什麼都學，連朱元璋發明的八股取士他們也學。這樣，對文化的限制、思想的制約更深，使八股取士的危害更甚。到清末之時龔自珍發出了“我勸天公從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豪。龔自珍也對八股取士導致史學沒落深惡痛絕，“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墮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明清時期八股取士的興起，確實給自宋元以來活躍的史學當頭一棒，明清的史學失去了宋元時候的活力，從而導致受教育者缺少歷史修養，思想麻木，思維僵化，固步自封。加之對事件的認識缺乏歷史的眼觀與謀略，也為中國近代的屈辱埋下了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