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

八股文章就四書五經取題，內容必須用古人的語氣，絕對不允許自由發揮，而句子的長短、字的繁簡、聲調高低等也都要相對成文，字數也有限制。

開始先揭示題旨，為“破題”。接著承上文而加以闡發，叫“承題”。然後開始議論，稱“起講”。再後為“入手”，作為起講后引出正文的突破口。以下再分“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四個段落，而每個段落中，都有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稱八股文。其所論內容，都要根據宋代朱熹《四書集注》等書“代聖人立說”。參閱《明史·選舉志二》，示例：清·阮元《四書文話》、梁章鉅《制義叢話》。《儒林外史》第一回：“此一條之後，便是禮部議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經》《四書》八股文。

八股文的形式，最早可溯源於唐朝的“帖括”。所謂“帖括”，就是概括地默寫某一種經書的註解。唐代雖以詩、賦取士，但並未完全廢除讀“經”。

宋代自王安石秉政，以“經義”試士，學子任治一經，考試時發揮“經義”為文字，這不同於唐代專重記憶註疏原文，考試概括來書寫答案的“帖經”，而是發揮對經文意義的理解來寫文，因而名為“經義”。

元代考試，用“經義”“經疑”為題述文，出題範圍，限制在《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種書中。這就是最早的八股文雛形了。

明代朱元璋洪武三年，詔定科舉法，應試文仿宋“經義”。成化年間，經多名大臣提倡，逐漸形成比較嚴格固定的八股文格式，八股文的格律形式就此形成了。顧炎武《日知錄》中說道：

“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明憲宗成化年間（1465~1487），如《樂天下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如《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若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是為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人相傳謂之八股。長題則不拘此，亦有聯屬二句四句為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於八股者。”

八股文是明清考試製度所規定的一種特殊文體。明清時“科舉”考試時寫的八股文對內容有諸多限制，觀點必須與“朱聖人”朱熹相同，極大地制約了豐富內容的出現。若有與之不同的觀點則無法通過考試。文章的每個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裡面，連字數都有一定的限制，尤其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的部分要求嚴格對仗，類似於駢文，書寫難度甚高。

八股文即制義，或曰制藝，又名時藝、時文、八比文、四書文。

“制義”，就是按規定格式所寫的“經義”。“制藝”一詞，制字意義仍如上述，而“藝”則是用六藝之一的意思。六藝指禮、樂、射、御、書、數六種科目。“時藝”，就是當時的六藝之一。“時文”就是當時的文章、文體，區別於古文、駢文等。“八比文”意同“八股”，即八段排比對偶的文章。“四書文”是指所出題目，都是《四書》中的，因而叫“四書文”。

三級考試：府試考諸生，俗名“秀才”，只考《四書》八股文。鄉試（即在本省考）考舉人，首場考八股文。會試（在北京考、包括禮部貢院考及殿試）考進士，首場也考八股文。除殿試而外，府、省、京城三級由小考到中進士考試都是以八股文為主。因為首場作八股文，試官評閱取中取不中，全看首場，首場不入試官眼。二場、三場所寫的論、判、案等看也不看了。所以八股文是惟一的考場文字，能否考中，全看學子寫八股文的功力如何了。因此，兵部侍郎舒赫德給皇帝上奏摺，建議廢除八股文。

八股文由兩千多年前就稱為”古之教者“的遠古說起，直到三五百年前的“八股文”鼎盛時代，其教育的根本形式，還是一直沿續著，那就是“私塾教育”，其所謂“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等縣學、府學、國學類似的國家教育機構，似乎只起一些管理考查作用。

私塾教育的學習年限自由，遍布全國各省農村、城市、甚至窮鄉僻壤的地區。“私塾”分為純粹的“私塾”，和公辦的“私塾”，私塾演變成後來的“家有塾”，後來形式是多種多樣的。

純粹的“私塾”包括城、鄉有錢人家，為教育其子弟，請教師在家設帳，按年付教師聘金束修；或教師自己在自己家及其他公共房屋，如廟宇、會館等處設帳招學生來讀書，按月或按季節交錢給教師，等於學費，這就是純粹的私塾。都是個人對個人，故曰純粹的私。

公辦的“私塾”包括，如一個村莊合請一個教師，立個書房，教本村小孩，誰家孩子來讀書，就教些束修，像《儒林外史》第二回所寫汶上縣薛家集周進的書房，是村中付館金每年十二兩銀子。來讀書的小孩又多少送些“贄見”（即見面時禮金），這就是公辦的了。另外如一族人辦的義學，或用某項公款辦的義學，也都有“公”的成份在內。

從教學程度分，私塾並不像現代的學校那樣可分成小、中、大學三級甚至研究院等等，程度級別那樣明顯。私塾是高低程度渾在一起的，全看教師的水平，有的教師程度很差，只能在三家村的小書房中，教教識字課本“三”“百”“千”，即《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教到《論語》就困難了。

但是一般的私塾教師，大多是些不第的秀才，他是讀完《四書》“五經”，而且會作八股文的，如前舉《儒林外史》第二回周進的例子，他在縣裡考“案首”，即童生小考第一名，自然不但“五經”《四書》爛熟胸中，八股文一定也很不錯了。可是時運不濟，所謂“文章雖好難入考官眼”，連個秀才也考不上，只能到鄉間去作“孩子王”，但這樣的老師他教的幅度就比較大了，從啟蒙教育，教教識字課“三”“百”“千”小書，一直教完《四書》“五經”，教會作“八股文”，甚至教出名家，教出狀元，也一點不稀奇。也還有中了進士，甚至作了官，然後又因種種原因，再作教師的。如《紅樓夢》所寫賈雨村作黛玉的教師，就是中了進士、放了官又丟了官，才到林如海家教家館的。自然，這樣的私塾教師，不但可以教會作八股文，而且可以把自己的考試經驗傳授給學生了。明、清兩代不少很有名的學者名人，也都是長期教私塾出身的，如明末歸有光、清代鄭板橋，都作過很長時期私塾教師，鄭板橋《道情》十首中詠塾師之作：“老書生，白屋中，說唐虞，道古風，許多後輩高科中，門前僕從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龍，一朝勢落成春夢，倒不如蓬門僻巷，教幾個小小蒙童。”親切感人，等於是寫他自己。

儘管好的私塾教師，能從啟蒙教到參加全部科舉考試，似乎是連貫制，不分等級。而就學生言，還是可分等級的。大約是這樣：一是啟蒙教育，即識字教育，約一至二年；二是讀書教育，約三至五年；三是開講、開筆作文教育，約五至八年；四是八股文完篇、練習揣摩、參加科舉考試階段，約八至十年；五是不斷溫書，不斷練習作八股文，爭取考中秀才、舉人、進士，這就各人情況不同，期限也不一致了。舊時識字課本《七言雜字》中道：“用上十年好功夫，進個秀才不費難。”

私塾教育由識字開始，到學會作八股文，這個教學進程是如何安排的呢？一是識字，由認方塊字起，一般幾個月或半年之後，讀等於識字課本的“三”“百”“千”《名賢集》《神童詩》各種《雜字》（如《五言雜字》《七言雜字》）等等。這些識字課本，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句子短，句子整齊，四聲清楚，平仄互對，音節易讀，字很大，即使不很聰明的兒童，也很容易讀，琅琅上口，很快讀熟，句子讀熟了，字也記牢了。

一二年間初步完成了識字教育，即開始讀書教育。所謂“讀”，是讀出聲音來，琅琅上口，強調讀熟背誦。

私塾的教育方法，真正能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異。比如同時十來個學生，不但可以分別按不同程度讀不同種類的書，比如三個讀啟蒙讀物、《三字經》、《千字文》這類書的，兩個讀《論語》的，兩個讀《孟子》的，三個讀《詩經》的，兩個讀《左傳》的……都可以同在一個老師的教導下、一個房間中共同高聲朗讀。

八股文起源於宋元的經義，北宋王安石變法，認為唐代以詩、賦、帖經取士，浮華不切實用，於是並多科為進士一科，一律改試經義。

考試的文體並無規格，沒要求對仗排偶。當時有的考生主動運用排比筆法，寫成與八股文類似的文章。被某些歷史學家視為八股文發展的開端。

元代的科舉制度，基本沿襲宋代。用“經義”、“經疑”為題述文。但把出題範圍，限制在《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種經書中。考試時的文章格式還沒有限定對仗排偶。王充耘以《書經》登第，“此乃所作經義程式”。有些歷史學家認為這才是最早的八股文雛形。

例如鄧之誠在《中華二千年史》卷四“制藝文”道：“宋熙寧中，王安石始廢詩賦用經義，元祐后復罷，迨元仁宗延祐中，定科舉考試法。於是王克耘始選八比一法，名《書義矜式》，遂為八股濫觴。”

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詔開科舉，對制度、文體都有了明確要求。士人參與科舉考試必須通過三場的考試。不過寫法或偶或散，初無定規。明憲宗成化年間（1464年－1487年），經王鏊、謝遷、章懋等人提倡，八股文逐漸形成了以講究格律、步驟，並逐漸形成比較嚴格的程式。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始由“經義”變為開考八股文，規定要按八股方式作文，格式嚴格，限定字數，不許違背經注，不能自由發揮。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顧炎武說過：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於咸陽之郊。

清順治三年（1646年）宣布恢復科舉取士，沿用明朝的八股文，做出一些小改變。後來的康熙皇帝意識到科舉考試中的八股文“空疏無用，實於政事無涉”，於1663年廢止八股文。1665年，禮部侍郎黃機上疏：“先用經書，使闡發聖言微旨，以觀心術。不用經書為文，人將置聖賢之學於不講，請復。”1668年，康熙恢復八股文考試。

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書乾隆皇帝：“科舉之制，憑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況積弊日深，僥倖日眾。應將考試條款改弦更張，別思所以遴拔真才實學之道。”乾隆組織討論之後，發現沒人能提出替代科舉之方，這次提議暫且結束。

清代顧炎武《日知錄》卷一六《試文格式》謂其定型於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以後，至清光緒末年始廢。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宣布停止科舉考試使用八股。1904年，清政府舉行了最後一次科舉，翌年起廢除。

新文化運動后，八股文的形式遭到一些人的反對，因此也用以比喻空洞死板的文章或迂腐的言論。郭沫若《洪波曲》第五章四：“要做出適合領導人們口胃的八股來，大家都已經感覺著頭痛。”

1941年1月，蘇北行政公署頒布了《公文程式方案》；同年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秘書長婁凝先又發表了《怎樣使公文科學化》的專論。

1942年是解放區公文改革的一個關鍵年頭：不僅在這年年初頒布了《陝甘寧邊區新公文程式》；而且在這一年開展了具有偉大意義的延安整風運動。在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同志發表了《反對黨八股》的講話，列數了黨八股文風的八大罪狀，大聲疾呼整頓文風。毛澤東所提倡的整頓文風、反對黨八股，對公文寫作和公文工作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

1948年初，全國勝利已經在望，“為了及時反映情況，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後幫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錯誤，爭取革命戰爭更加偉大的勝利起見”，於1月7日發出《關於建立報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報告文字每一次一千字左右為限”；“內容要扼要，文字要簡練，要指出問題或爭論之所在”。同時還要求：“各野戰軍首長和軍區首長，除作戰方針必須隨時報告和請示，……每月作一次戰績報告、損耗報告和實力報告外，從今年起，每兩個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綜合報告和請示。”領導親自動手寫請示報告的制度，對公文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進入21世紀，八股文現象仍然存在。比如很多英語作文，採用固定的模板來寫。甚至一些考試中，如果不採用推薦的格式和模板，閱卷老師就會對此作文打低分。還有學生畢業論文，很多理工科畢業格式都是固定的。如有些學校就要求學生寫畢業論文“第一章緒論，第二章背景知識，第三章理論基礎，第四章實驗設計，第五章實驗結果，第六章結尾”。這也是八股文現象。

不過八股文，不能被全面否定。也有少數內容和文采俱佳的八股文，如王鰲《百姓足，孰與不足》，表現了重視民生的良好觀點。所以有人說“唐詩宋詞明八股”。

八股文是在中國語言、文字、考試製度等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萌芽、產生和發展形成的。中國文字里的對仗句式，是因語言和文字特徵自然形成的。就是說寫工整的句子，都應當是自然成對。而且，一切對仗，不單純是聲音、片語的對仗，而是思維邏輯的對仗。《文心雕龍·麗辭》篇說：“事對為末，意對為先。反對為優，正對為劣。”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如“紅花”“綠葉”，就是一般的有形事物，客觀存在，都看得見，很普通。如寫成“綠肥”“紅瘦”，便不同了。不但有意思，而且肥、瘦相反，既是意對，又是反對。當然，八股文的對仗句式，完全不同於四六駢文，詩詞騷賦，而且最忌沾染詞章氣。八股中所謂“八股”，就是四組特殊對仗的文字，是特殊、複雜對仗思維的產物。

八股文產生的第二點歷史因素，是由宋而後，直至清末廢科舉，讀書人自啟蒙識字到開筆作文，主要的學習內容，就是四書、五經，學習這些，考試這些。八股文就是在這樣的教育基礎，學習內容下的產物。八股文的題目全出自《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而且文字要模擬聖賢口吻，叫做“代聖賢立言”。因而如果沒有五經四書，又哪有八股文呢。

第三，八股文是因了考試的需要而產生的。當時考試，不同於現在的多種學科，中文外文數理化等等，而是只有中文寫作一種，同一的題目，成千上萬程度差不多的人，寫一篇文章，沒有一些比較機械的嚴格要求，都隨考試者任意去寫，這樣必然出現大量差不多的文章，你說這篇好、我說那篇好，而說好、說壞也只憑直觀，這樣就很難確定取捨標準，更難排成名次。因為這不同於大量問答題，單憑記憶知識。

“八股文”便是適應這種考試要求，經長期發展而形成的。

“八股文”之難，如歸納為簡單的幾句，即“文意根於題、措事類策，談理似論，取材如賦博、持律如詩嚴”數語。這幾句怎麼解釋呢？就是文章意思不能隨意發揮，必須按題目模擬古人語氣寫。說事情好像對策，即回答問題，說道理又像寫論文。引證資料要像寫賦那樣掌握淵博的典故，對仗平仄，又要像寫律詩那樣嚴格。在此我雖然把主要難點較通俗地解說了一遍，但一般今天讀者對此歷史事物已時差過遠，變化太大，恐怕對“八股文”之難作，看了這些解釋，仍然不得要領，無法理解，我在後面再分別作些補充說明。

一是要有過硬的基本功。即要把四書、五經背得滾瓜爛熟。

二是要經過由破題到完篇的長時期寫作練習，有複雜的寫作步驟，按步驟練習，等到會寫整篇的“八股文”后，再寫各種題目、經過成百篇的寫作練習，再在老師及名家不斷修改下，才能學會比較熟練地寫出符合各種要求的八股文。

三是在一定字數、一定結構，一定句法、句數、中間四組嚴格對仗的、及其他種種限制之下，寫出模擬古人語氣的八股，而且又要有新意，在成千上萬篇現成八股文之外的新文章，這才有考中秀才、舉人、進士的希望，具備了這樣的水平，才能有資格參加考試，這就更難了。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韓菼，清代，字元少，別字慕廬，長洲人。康熙癸丑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官至禮部尚書）

聖人行藏之宜，俟能者而始微示之也。

蓋聖人之行藏，正不易規，自顏子幾之，而始可與之言矣。

故特謂之曰：畢生閱歷，只一二途以聽人分取焉，而求可以不窮於其際者，往往而鮮也。迨於有可以自信之矣。而或獨得而無與共，獨處而無與言。此意其托之寤歌自適也耶，而吾今幸有以語爾也。

回乎，人有積生平之得力，終不自明，而必俟其人發之人有積一心之靜觀，初無所試，而不知他人已識之者，神相告也，故學問誠深，有一候焉，不容終秘矣。

回乎，嘗試與爾仰參天時，俯察人事，而中度吾身，用耶舍耶，行耶藏耶？

汲於行者蹶，需於行者滯，有如不必於行，而用之則行者乎？此其人非復功名中人也。

則嘗試擬而求之，意必詩書之內有其人焉。爰是流連以志之，然吾學之謂何。而此詣竟遙遙終古，則長自負矣。竊念自窮理觀化以來，屢以身涉用舍之交，而充然有餘以自處者，此際亦差堪慰耳。

則又嘗身為試之，今者轍環之際有微擅焉，乃日周旋而忽之，然與人同學之謂何，而此意竟寂寂人間，亦用自嘆矣。而獨是晤對忘言之頃，曾不與我質行藏之疑，而淵然此中之相發者，此際亦足共慰耳。

而吾因念夫我也，念夫我之與爾也。

惟我與爾攬事物之歸，而確有以自主，故一任乎人事之遷，而只自行其性分之素。此時我得其為我，爾亦得其為爾也，用舍何與焉？我兩人長抱此至足者共千古已矣。

惟我與爾參神明之變，而順應無方，故雖積乎道德之厚，而總不爭乎氣數之先，此時我不執其為我，爾亦不執其為爾也，行藏又何事焉？我兩人長留此不可知者予造物已矣。

有是夫，惟我與爾也夫，而斯時之回，亦怡然得默然解也。

前文釋義：

（一）破題二句，明破行藏，暗破惟我與爾。凡破題無論聖賢與何人之名，均須用代字，故以能者二字代顏淵。

（二）承題四句，三句、五句皆可。承題諸人直稱名號，故稱顏子。破承皆用作者之意，不入口氣。

（三）起講十句，多少句數並無定法，可以任意伸縮。起處用若曰、意謂、且夫、今夫、嘗思等字皆可。“故特謂之曰”下，入孔子口氣對顏淵說，“畢生”四句正起，“迨於”三句反承，“此意”二句轉合，總籠全題，層次分明，起講以後，皆是孔子口氣。

（四）只用“回乎”二字領起，以無上文，故直接入手。孔子對於弟子一律呼名，顏子名回，字子淵，所以不曰淵而曰回。“回乎”下為起二比，每比七句，句數多少無定，中后比亦然，特起比不宜長，致佔中后比地位。用意在題前我爾字盤旋，輕逗用舍行藏而不實作。

（五）為提比后之出題，仍用“回乎”喚起，將“用舍、行、藏、我、爾”字一齊點出，此為五句，但相題為之，句數可以伸縮。

（六）為提比后之兩小比，醒出行藏用舍二語，叫起“我爾”，意為中比地步。惟兩小比，或有用於中比之下，或有用於後比之下作束比，位置倘或不同，則用意隨之而改。令之全篇仍為八股，亦有省去此小比，而全篇文為六股者。

（七）此為二中比，抉發題中神理之所在，鎖上關下，輕緊松靈，向背開合，可以參之議論，但仍不宜盡用實筆實寫耳。

（八）此為過接，於中比后，即過到題之末句“惟我與爾”、緊接后比。

（九）此為後二比，實力發揮，用題“惟我與爾”末句，總起用舍行藏全題，氣勢舒達，意無餘蘊，全文至此而成篇矣。每比八句，因其中比略長。若中比較短，則后比之文，盡情馳騁，往往至十餘、二十句者亦有。

（十）此為全篇之收結，倘有下文，則收結改為落下。

總上言之，凡破題、承題、起講、領題、出題、過接、收結，皆用單句法。起講中間亦有用對句者，八比則出比與對比必相對以成文，此定體也。舉此一篇而分釋之，以略見八股之例。其餘體格，不及詳論。

讓科舉能夠發揮朝廷選任人才的功用

隋文帝開皇七年（587年），開啟中國科舉取士制度之先河，通過科舉考試，按成績來選取任用人才。科舉考試由唐、宋時期的重視個人才氣的詩賦、策論轉而為明代的以《五經大全》的儒學經義為主，乃是科舉制度為追求公平原則的落實。但是由於考試範圍的限定化以及題目的不斷重複，再加上參與科舉考試的考生大幅的增加，因而造成了士子素質參差不齊以及“廢書不觀”等壞現象。為了解決這一經由科舉市場決定政府人才來源所必須承受的“劣幣驅逐良幣”的風險，於是在科舉題目上出現了截題、搭題以及在文章寫作上出現了綜合了詩賦、策論的八股文等應變措施，這也就是說士子對於題目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同時在八股文章的寫作能力上也必須具備一定的水平，才能進一步的獲取考官的青睞。

是諸儒在經學義理詮釋方面沉澱升華所得的規範準則

明初大儒唯程朱之式是依，是一種普遍現象，故其於諸子學之觀點亦因仍於程、朱，宋濂、解縉以及薛瑄等皆是如此。在明成祖永樂年期修撰的《五經大全》，如以科舉制度的發展來看，顧炎武曾質疑“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故使治經者以宋儒朱考亭先生之說為宗。上之所取，士之所以取於上；師之所教，弟子之所以傳於師，其說皆必出於是。上之所以取而不出於是，由變禮易樂，叛於時王之法也，無所逃當世之責；師弟子所習而不出於是，其罪若偽符節尺量之罪也，徇於路者得而譏之。”，可說是經過宋、元以來，諸儒在經學義理詮釋方面的沈澱以及升華所得出的一個共同的規範準則。況且，文章的好壞較難有統一準則，八股文有固定格式，相對來說評判較為公正客觀，爭議度相對減少。

引發研究古籍文理的風氣

在八股文對於外在形式上的“學古”以及風尚的追求之下，士人逐漸重視秦漢典籍於時文方面的運用，因此此時編纂的諸子學書籍也以盡量能符合士子的需求為首要，因而產生了對於古籍進行文章行文脈絡的文理、文氣以及文法、文句的評點書籍，如沈津《百家類纂》、陸可教、李廷機《諸子玄言評苑》、陳深《諸子品節》、焦竑、翁正春、朱之蕃《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焦竑、翁正春《新鍥二太史匯選註釋九子全書正集》、歸有光、文震孟《諸子匯函》、陳仁錫《諸子奇賞》、郭偉《新鍥分類評註文武合編百子金丹》、譚元春《莊子南華真經評》、孫、鍾之衣《六子全書》、鍾惺《老子文歸》、陳繼儒《老子雋》等書籍的產生皆是為應科舉需求而為之評點。

對學術的影響

八股文題目，內容，格式都限制太嚴。考生們只是按照題目的字義敷衍成文，因此扼殺了作者的創意。結果造成八股文內容空洞，專講形式，成了文字遊戲。讀書人為了考取功名專研析八股文，但八股文的限制太嚴，而且題目限於經書，束縛了讀書人的思想，程朱義理之學在科舉制度的引導下逐漸僵化。顧炎武言：“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

對政治的影響

讀書人“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竭盡一生精力鑽研八股文的寫法，對政治，社會實際情況缺乏了解。而有些讀書人亦對人情世事缺乏了解，一旦為官，缺乏足夠的知識來應付民間大小事情，只好委任幕僚師爺及下級官吏決策事宜，使得吏治日漸敗壞，政治難上軌道。

於八股文存廢的爭議，在康熙、乾隆之間，似乎一直沒有間斷過。清末徐珂編《清稗類鈔》“考試類”有一條記云：“雍正時，有議變取士法廢制義者，上問桐城張文和公廷玉，對曰：‘若廢制義，恐無人讀《四子書》講求義理者矣。’遂罷其議。”可見民間和官方對八股文的爭議，從康熙初、經雍正至乾隆，在近百年的漫長時期中，始終沒有間斷過。不過民間對八股文的爭議，常常有這種情況，就是有些人學問很好，甚至八股文寫的也很好，卻不一定能考中，如《儒林外史》所寫的范進，開始考了二十多次，連個秀才也未考上，直到五十四歲還考秀才。但也有的人，考中秀才，多年又考不中舉人；考中舉人，多年又考不中進士。這種情況，很平常，而這些考不中的人，不少學問都很好，八股文寫的也很好。

由於考不中，便憤憤不平，在詩文著作中，便要發牢騷，罵科舉制度、罵考試官，罵八股文了。最有名的是蒲松齡，學問那樣好，很小就考中秀才，卻一生未考中舉人，因而在《聊齋志異》一書中，不少篇都對科舉考試、八股文、考試官，作了辛辣的諷刺。乾隆二十四年出生，經歷了乾隆中、晚期、嘉慶、道光兩朝的學者錢泳，多才多藝，一生作幕，未考中過，似乎連個秀才也不是，在其名著《履園叢話》中，就有不少條罵八股文。如說：“或謂文中之有時藝，有似畫中之豬。余駭然問故。曰：牛羊犬馬，各有名家，亦曾見以剛鬣為點染者乎？今世所謂文字，無不可書屏障，亦見有曾錄荊川、鹿門、歸、胡、陶、董之制義者乎？”這一則筆記以豬比八股文，其他還有記秀才考試自撰典故，有所謂“自雙槐夾井以來”及“九刁九騷，三熏三栗”等笑話，於試者均名列高等。都是笑八股文不通，考試官無知，為考生所騙的故事。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中《桃華聖解盒日記》光緒元年六月記八股文云：“論其學則不辨漢宋，論其文則不辨之乎，童而習之，破舊之《四書》，長而效之，錄舊之墨卷。其應試也，懷挾小策，其應制也，硯摩爭光，明人謂三十年不科舉，方可議太平。余謂苟不得已，亦當減天下學額三分之二，停選科舉三十年，始可與言品節、政事、文學也。”李慈銘道光三十年、即公元一八五〇年就中了秀才，但直到同治九年庚午，即公元一八七〇年，足足經過了二十年才考中舉人，又過了十年，直到光緒六年庚辰，即公元一八八〇年才考中進士。前後足足三十年，在科舉道路上十分艱難。寫這段日記，罵科舉制度時，雖已以學問名滿京師，但還沒有考中進士，固可見科舉制度之弊，亦可見其滿腹牢騷了。

曾國藩是進士出身，又作了大官的。《曾文正公文集》卷二中說到八股文道：“自製科以《四書》文取士，強天下不齊之人，一切就瑣言之繩尺，其道固已隘矣，近時有司，又無所謂繩，無所謂尺，若閉目以探庾中之黃，大小惟其所值，士之蓄德而不苟於文者，又焉往而不見黜哉？”

這也是認為以八股文取士，這個辦法已經很狹隘，而衡文的人又沒有水平，沒有標準，只憑個人主觀瞎摸，許多有品德不苟且為文的人，又怎能不被排斥呢。而曾國藩是銳意功名，特別重視科舉的人，而對八股取士，也尖銳地指出其弊端。但卻未說明其本質及解決辦法，可見縱使如曾國藩這樣的人，對八股文也只是表面上消極地認識，並未深入理解。只從衡文“繩尺”著眼，本身就是十分困難的。實際八股文本身的種種困難，從內容命題到表現形式，刁鑽嚴格的限制格律，本身就是為了評文時便於區別高下，也就是所謂“繩尺”，但它畢竟仍然是抽象的，非具體的，況掌握的人水平也大有高低，又哪能百分之百地公平呢？個別“蓄德而苟於文”的倒霉者被黜，自然也是在所難免了。試問古往今來，那一次考試，沒有幾個僥倖者，沒有幾個意外倒霉者呢？科舉考試八股文是這樣，後來的策論考試，以及學校考試、各屆高考，不也有類似情況嗎？

學人們在著述中說八股文好的較少，但是也有，除康熙時反對廢止八股文的黃機、王士楨、雍正時反對廢止八股文的張廷玉、乾隆時反對廢止八股文的鄂爾泰等人議論，在前文已引用外，這裡再引一兩一般學人的意見。王士禎《池北偶談》記云：“余友一布衣，甚有詩名，其詩終格格不通，以問汪鈍翁。曰：此君正坐未解為時文故耳。時文雖然無關詩與古文，然不通八股，理致終無由分明。近見《玉堂佳話》：言作文字當從科舉中出，不然，則汗漫披猖，出入終不由戶。”這段筆記是十分值得重視的，它似乎已說到八股文的本質上，比黃機、鄂爾泰等人對八股文認識要深刻的多。如用現代的科學觀點去分析，那可說的很多，留待列專題細述之。在此先不多贅。

王士禎是反對取消八股的，前面已引過他的話，所見也只一般，但他是清初大詩人，學界泰斗，當時詩人都以列漁洋山人門牆為榮。他是十分聰明的，順治七年十七歲，以第一名中秀才，順治八年十八歲，以第六名中舉人，順治十二年，二十二歲會試以第二十六名中進士。少年科第，汪鈍翁名琬，長洲人，也是順治進士，是與侯方域、魏禧齊名的古文家，又是少年科第進士出身，自然也是八股文專家。因而他不但不反對八股文，且較有深刻的認識，可以代表八股文爭議的另一面。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這樣與封建政治制度配套的教育制度已十分完整。而且在兩千多年前的書中，就稱之為“古之教者”，可見其年代的久遠，歷史的悠長。

首先，士人從研習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倫理道德的熏陶。他們浸淫於《四書》《五經》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理論，並以此作為了人生的言行準則。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黃金時代，也寫下知識分子史最為光輝和悲壯的一頁。明代對待臣民以嚴酷著稱，而士人前仆後繼，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勝數。所謂正途出身的人們，不說方孝孺、于謙、海瑞，其高風亮節贏得了身前生后名；就是晚明的文震孟、黃道周、金聲、楊廷樞、陳子龍等人，臨危授命，大義凜然，也並非僅以八股文名世。滿人入主中原后，極盡懷柔之能事，而顧炎武不事二姓，歸庄野服終身，黃周星變名隱逸，方以智削髮為僧，具有民族氣節的知識分子同樣不勝枚舉。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產生，不可否認，都有著儒家經典的熏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寫作理論和技巧可為後人借鑒。方苞《四書文》凡例說：“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經而切究乎宋、元諸儒之說，欲辭之當必貼合題義而取於三代、兩漢之書，欲氣之昌必以義理洒濯其心而沉潛反覆於周、秦、盛漢、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際的時文大家無不經過了上下求索，其作品才達到理、辭、氣三者具足的境界。這一理論和實踐，對一切文學創作都不無啟迪的意義。湯顯祖、徐洪祖、吳承恩、曹雪芹都曾參加過科舉，不能說他們創作《牡丹亭》《徐霞客遊記》《西遊記》和《紅樓夢》時，一點也不曾從久經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寫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隨你做什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的確，作者若不是從舊營壘中來，又怎能寫出這等鞭辟入裡的作品。朱光潛也有著這個方面的體驗，他從八股文里，看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見《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

再次，八股文為後世提供了文精意賅的典範。劉知幾《史通》論及文章的精純云：“理盡一言，語無重出。”八股文在這個方面可謂達到了極限。在明清兩代，都嚴格限制了八股文的字數，這就使得人們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數里，酣暢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闡論文章的意思。相傳明太祖朱元璋曾接下茹太素的一篇奏摺，讀了半天還未切入正題，恨得牙痒痒的，竟想對他施以廷杖。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也曾提出，“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八股文的經驗實在是醫治文章長而空的靈藥。明清兩代，長文極為罕見；就是抒情敘事，也都玲瓏剔透。明代“小品”之盛於一時，可謂並非偶然。

複次，八股文對後世某些文學體式，比如楹聯的成熟和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相傳五代孟昶的春聯，僅是擷取五言近體詩中的一聯。楹聯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現之後。它的長短不一、句格不一的駢偶形式，開創了楹聯的體制。所以，明清兩代八股盛行，楹聯也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清代，鬱鬱勃勃，蔚為大觀，產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像曾國藩、左宗棠等人，雖說政事、軍務旁午，仍不失為個中斫輪老手。再，清季的所謂“詩鐘”，又是從其破題濫觴而來，這裡就不多論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麼長久和普遍的討伐，其主要原因還在宣揚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學，以及長久科舉歷史中產生的弊竇和積怨。前者帶有時代的色彩，存而不論；就其後者而言，翻開歷史，又有哪一種考試方法到了後來不是問題一大堆呢？顧炎武《日知錄·程文》說：“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末流最為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試，至今不是也已籠罩上了歷史的陰影嗎？可見八股文在科舉中的問題，是考試中普遍存在的痼疾，並不是它從娘肚子里就帶來的毛病。

優秀八股舉例

王鰲《百姓足，孰與不足》（論語·顏淵）

民既富於下，君自富於上。

蓋君之富，藏於民者也，民既富矣，君豈有獨貧之理哉？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告哀公。

蓋謂：公之加賦，以用之不足也；欲足其用，盍先足其民乎？誠能百畝而徹，恆存節用愛人之心，

什一而征，不為厲民自養之計，則民力所出，不困於徵求；民財所有，不盡於聚斂。

間閻之內，乃積乃倉，而所謂仰事俯育者無憂矣。

田野之間，如茨如梁，而所謂養生送死者無憾矣。

百姓既足，君何為而獨貧乎?

吾知

藏諸閭閻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歸之府庫，而後為吾財也。

蓄諸田野者，君皆得而用之，不必積之倉廩，而後為吾有也。

取之無窮，何憂乎有求而不得?

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無備?

犧牲粢盛，足以為祭祀之供；玉帛筐篚，足以資朝聘之費。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給之也，其孰與不足乎?

饔饗牢醴，足以供賓客之需；車馬器械，足以備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應之也，又孰與不足乎?

吁！徹法之立，本以為民，而國用之足，乃由於此，何必加賦以求富哉!

2014年9月，新學期伊始，浙江省杭州市高級中學高二學生翻看自己的語文教材時發現，這篇名為《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的八股文，將是他們要學習的內容。長久以來被稱為“封建殘餘”的八股文，出現在了高中課本當中。

此次杭州高級中學選編的語文教材中，包含的八股文分別是明朝初期王鏊的殿試之作《民既富於下，君自富於上》，著名心學大師王陽明的《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還有一篇則來自與“科舉”聯繫緊密、多次擔任科舉監考官的曾國藩的《與諸弟書》。

該舉動一見諸網路，被若干網民指之為“逆潮流而行”，有網友質疑表示既然歷史教科書稱其為“封建制度的產物”，面對質疑，主持新教材選編的杭州高級中學語文組教研室組長周偉稱，當前中國的孩子在寫作上想法好，但寫出來的文章卻沒有“體制”，常會出現把新聞報道寫成散文，散文寫成議論文等情況，學習八股文則“可以讓學生的文章有‘體’”。周偉稱，八股文可以反映思維的過程，其中的由淺入深、起承轉合都值得學習。

而推薦王鏊和王陽明兩篇八股文的教育研究者高利認為，八股文的價值不可否定：“明清兩個朝代600年的八股文，是有合理成分的。知識只是載體，希望學生能夠開闊視野，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學。”另外記者獲悉，杭州高級中學的校址正是浙江省貢院的舊址，即古代讀書人參加科舉考試的地方，這也是杭高將八股文選入教材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