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瑄

薛瑄生於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十日（1389年8月20日），出身教育世家。祖父薛仲義精通經史，因時值元末戰亂，不願應考做官，大半生均在家鄉教書。父親薛貞於洪武十七年（1384年）中舉后，歷任河北元氏、河南滎陽、河北玉田、河南鄢陵等縣的儒學教諭達三十餘年。

薛瑄因有良好的求學環境，再加上生性聰穎，在六、七歲時便能對《小學》、四書熟習背誦，十一、二歲就會寫詩作賦。

永樂元年（1403年），薛瑄的父親在任滎陽縣教諭時，河南布政司參政陳宗問前來巡視，在船上偶有感觸，隨口吟出“綠水無憂風皺面”，但一時想不出對句，便求教於在場官吏，結果無一人能夠對得上來。父親回家將此事告訴薛瑄，他稍加思索便道出“青山不老雪白頭”。陳宗問得知后，頗感驚奇，便親臨學舍看望，還索閱了他平時的詩作，稱他才學出眾，長大一定能成大器。

永樂十七年（1419年），薛瑄的父親改任鄢陵縣教諭。年近三十歲的他仍然隨父親求學。不過這時他已將主要精力用於研讀程朱理學，並泛及子史百家、天文地理等，而對科舉的學問並不感興趣。但事有蹊蹺，按照當時規定，凡教諭所在縣長期無人能考上舉人、貢生時，就要將其充發到邊遠地區服役。出於無奈，薛瑄只得聽從父命，於次年八月參加了河南全省鄉試，考中了庚子頭名解元；翌年，又赴京師參加了全國會試，登甲榜賜進士及第。從此便開始了他的從政生涯。

薛瑄從宣德三年（1428年）開始，到天順元年（1457年），陸續居官二十四年，大多執掌法紀，如監察御史、大理寺少卿和大理寺卿等。期間他嚴於律己，勤廉從政，剛直不阿，執法如山，被譽為“光明俊偉”的清官。

宣德三年（1428年），明宣宗擬重整風紀，在內閣首輔楊士奇等的舉薦下，薛瑄被任命為廣東道監察御史，並監湖廣銀場。湖廣銀場即沅州銀場，轄湘西十餘縣二十多處銀礦，有民夫五十餘萬人。這裡多年管理混亂，貪污成風，亟待整治。薛瑄初上任時，深知肩負責任重大，便以唐詩“此鄉多寶玉，切莫厭清貧”自警。他輪流駐於沅州、辰溪和瀘溪等處，往複巡視，明察暗訪，承辦要案，特別是對貪污受賄者都一一上報革除官職，依法嚴懲。從而使府縣及銀場秩序井然，民眾誇讚不已。他在任三年，未回過一次家。離任時兩袖清風，正如他在詩中所說的那樣：“莫言白筆（代稱自己）南征久，贏得歸囊一物空”。

正統六年（1441年），薛瑄就任大理寺少卿，參與刑獄案件審理。此時，身為司禮太監、把持朝政的王振，為了達到結黨營私、培植親信的目的，很快便派人向薛瑄贈送禮物並約請相見，但都被薛瑄託辭謝絕。朝中重臣楊士奇等見薛瑄性情耿直，恐被王振怪罪，都屢次勸他前往王府道謝。而他卻正色回答道：“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室之理？吾不為耶！”不僅如此，群臣到東閣議事，公卿們見了王振都行跪拜禮，而唯有薛瑄行拱手禮，從此王振對他就更懷恨在心了。

薛瑄上任后盡心盡職，昭冤平反，僅四個多月就辦完了在錦衣衛發生的10多起冤獄案。事有湊巧，薛瑄辦案期間，當時錦衣衛有個已去世二年的軍官的小老婆美貌風流，與王振之侄、錦衣衛行事校尉王山私通，兩人想馬上成親，但軍官的大老婆賀氏以三年守孝期未滿為由，從中阻攔。結果引起兩人不滿。王山便唆使那軍官的小老婆狀告賀氏，說她用妖術悶死了自己的丈夫。於是由錦衣衛將賀氏扣押立案，由都察院御史獄審訊判成死罪。薛瑄發現其中有冤，多次要求經辦此案的監察御史複查平反，但那些人都因害怕得罪王振而借故推諉，只好又轉交刑部議處。待刑部查清確屬冤案后，薛瑄便憤然對諸監察御史以瀆職枉法進行了彈劾。這樣一來，便引起了錦衣衛指揮馬順和都察院都御史王文的強烈不滿，二人立即向王振大進讒言，王振聽后大怒，便令諫官彈劾薛瑄，以對當今朝廷不滿為由，定為死罪，下於錦衣衛獄中。薛瑄入獄后，許多人紛紛前往看望，但只見他泰然自若，仍手捧《周易》在專心致志地誦讀。通政史李錫知道后讚歎說：“真鐵漢也!”午門會審時，由王文主審提問，薛瑄當即義正詞嚴地斥責他說：“你身為御史長官，自當迥避，安能問我!”羞得王文無言答對。薛瑄蒙冤，震動朝野，就連王振的老僕人也為之痛哭不已。王振見眾怒難犯，只好作出退讓。后經兵部尚書王偉等上抗疏申救，才免了薛瑄死罪，將他削官為民，放回故里。時過七年，也就是正統十四年（1449年），這一冤案才得以平反。

薛瑄為官不但清廉律己，而且勤政愛民。他誠懇地指出：“為政以愛人為本。”“做官者，雖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不至也。”（見《讀書錄》）他深刻闡明了愛民、養民；讓民眾富裕起來的重要性。他說：“財出於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搖矣。”（見《從政名言》）正是在這種愛民思想的支配下，薛瑄做官期間不斷地為民請命，為民伸冤，動人事迹廣為流傳。

景泰元年（1450年），復官不久的薛瑄奉命前往四川，協助巡撫僉都御史李匡平息川西苗彝作亂。期間，他親自到各處察看民情，發現當地貪官割剝、橫徵暴斂，致使百姓生活困苦，冤抑難申，作亂主要由此引起。於是，他在作亂平息之後，便立即向朝廷奏本說：“番川遠夷，但當羈縻之，不宜責以貢賦。”他列舉事實說明苗彝等少數民族地區民力已竭，財力已盡，只有減少貢賦，才可不生變故。但朝廷對這一建議不置可否。一氣之下，他便向朝廷提出了辭官還鄉的請求。

景泰四年（1453年），全國發生大飢荒。蘇州、松江一帶民眾紛紛向富戶借糧。但富戶們乘人之危，大抬糧價，囤積居奇，吝而不借。為此激起民怨，便發生了民眾群起搶富戶糧食、燒富戶房子的事件。朝廷派太保王文前往查處，王為了表功，一下便查抄平民五百餘戶，捕得兩百餘人，並以謀反罪將其全部解京，奏請一齊問斬。不少大臣都認為這是一宗大冤案，但懾於王文權勢卻不敢提出異議，只有薛瑄向朝廷奏章辨冤。王文怒對別人說：“此老倔強猶昔！”但薛瑄卻莊重地表白道：“辨冤獲咎，死何憾焉！”最後經都察院官吏勘實，只嚴懲了為首者三四人。

天順元年（1457年）春，年已六十九歲的薛瑄得到了朝廷的重用，被任命為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學士，入內閣參與機務。起初，他還躊躇滿志地想為朝廷效力，每逢朝廷召見，都能坦誠直言，獻計獻策，屢次就行王道、重賢才、用群策等，陳述了自己的主張。但不久他便發現英宗皇帝平庸無能，對朝臣亂政束手無策，置正確意見於不顧，屈殺忠臣于謙，並令從南國購買獅子，玩物喪志。從此，他對振興朝政已毫無信心，想到還是“見幾而作”，致仕還鄉為好。於是便以老病為由接連上章，獲得允准后，第四天便離開京師，踏上歸程。這時，他高興地說：“我所推崇的道學思想可以順利地弘揚了！”

薛瑄在致仕還鄉以後的日子裡，一面聚眾講學，一面進一步深鑽細研正心復性理論，並進行更加嚴格的自我修養，使之達到了更高的境界。

天順八年（1464年）六月十五日（7月19日），薛瑄忽覺身體不適，遂將所寫文稿作了一番整理，之後伏案寫詩道：“土炕羊褥紙屏風，睡覺東窗日影紅。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唯覺性天通。”通字尚未寫完，薛瑄便與世長辭，時年七十六歲。薛瑄逝世后，朝廷遣使諭祭，並命有司為其辦理喪事。次年春又頒下《奉天誥命》，根據薛瑄生前的功績，贈他為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號“文清”。

成化元年（1465年），監丞李紳首請薛瑄從祀孔廟，其後請求薛瑄從祀孔廟的人也不少，但劉定之認為薛瑄雖為一代名臣，但他尚未達到從祀資格。

隆慶五年（1571年）九月，朝廷降旨准予薛瑄從祀孔廟，稱其為“先儒薛子”。

薛瑄推崇程朱理學，在思想上總的是同程朱理學一脈相承的，但又並非程朱理學的簡單延續，而是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程朱理學。難能可貴的是，他在“理無窮，故聖人立言亦無窮”的思想指導下，棄舊圖新，提出了不少具有唯物主義思想傾向的觀點，對明中葉興起的理學唯物主義思潮起到了首倡和先導作用。首先，他批判和改造了朱熹“理在氣先”和“理、氣決是二物”的唯心主義理氣觀，明確提出了“理在氣中，以氣為本”的新觀點。他反覆強調：“理只在氣中，決不可分先後。”（見《讀書錄》）“理與氣一時俱有，不可分先後；若無氣，理定無止泊處。”同時，明確指出“理氣決是二物”的說法是錯誤的，他說：“理與氣無間亦無息。”“理氣渾然而無間，若截理氣為二則非矣。”(以上均見《讀書續錄》)他堅持氣是構成宇宙萬事萬物最原始的物質本體的觀點，他說：“天地間只一氣。”“天地萬物皆氣聚而成形。”（均見《讀書錄》）以上這些論述都是非常正確，應該充分肯定的。

其次，薛瑄一貫倡導求實理、務實用的實學思想和學風，他不但明確提出了“實學”的概念，而且賦予了豐富的內涵。他說：“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時隨處省察於言行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心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又說：“為學不在多言，亦顧務行如何耳!”他在強調行的重要性的同時，也肯定了知對行的指導作用，如說：“知理而行者，如白晝觀路分明而行，自無差錯；不知理而行者，如昏夜無所見而冥行，雖或偶有與路適合者，終未免有差也。”（以上均見《讀書錄》）由於薛瑄力倡“實學”，並一生躬行實踐，所以他的學說被時人稱為“篤實踐履之學”，他本人被譽為“實踐之儒”。

再次，“復性”說在薛瑄理學思想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薛瑄的“復性”說，雖積極維護程朱的“道統”觀念，本質上仍然是唯心主義的，但其中也不乏唯物主義觀點。如就“性”的本源來說，朱熹認為“性”是天賦，來自先天；而薛瑄則認為“性”是“理”，主要形成於後天。在對“復性”的具體解釋上，朱熹指出，“復性”就是要恢復人的本然之善的天性；薛瑄卻不然，他說“復性”就是要按理視、聽、言、動。不難看出，薛瑄的“復性”說，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朱熹“復性”說的修正和完善。

薛瑄的學說對當時和後世的影響較大。他通過長期聚徒講學，按照自己的思想體系，培養造就了大量學者，創立了著稱於史的河東學派。在之後的一個多世紀里，河東學派不斷壯大，薛瑄弟子遍及山西、陝西、河南、湖北等地，他們在弘揚薛瑄思想學說和發展程朱理學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薛瑄繼曹端之後，在北方開創了“河東之學”，門徒遍及山西、河南、關隴一帶，蔚為大宗。其學傳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呂大鈞兄弟為主的“關中之學”，其勢“幾與陽明中分其感”。清人視薛學為朱學傳宗，稱之為“明初理學之冠”，“開明代道學之基”。高攀龍認為，有明一代，學脈有二：一是南方的陽明之學，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學。可見其影響之大。

薛瑄是有素養的作家和詩人。他的文學作品有散文、雜文等260餘篇，詩歌1570首，成就頗大。對於詩文寫作，他曾講道：“凡詩文出於真情則工，昔人所謂出肺腑者是也。故凡作詩文，皆以真情為主。”(見《讀書錄》)這就是說，凡是發自肺腑的、具有真情實感的作品，才能算得上是好作品。在寫作方法上，他主張要條理明白，要注重修辭，把文章寫得言簡意賅；他還強調，有了高深的涵養，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寫出好的文章。這些見解，無疑都是正確的、高明的。

薛瑄的散文、雜文大體可分為遊記、隨感、對友人題贈以及寓言故事等。在寫作上大都結構嚴整，行文流暢，格調清新，寓意深刻。如《游龍門記》敘述簡潔明快，寫景繪聲繪色，給人以身臨其境之感，被稱為明代散文佳作，上世紀60年代曾被選入中學課本。《退思亭記》《車窗記》都是觸景(物)生情，有感而發，在揭露貪污受賄、敗壞法紀等劣行的同時，不忘奉勸世人和勉勵自己勤廉從政、慎言慎行，說理充分，令人心悅誠服。

薛瑄很愛寫詩，凡行旅、登臨、居住、懷古、讀書、會友、贈別等，多有詩歌問世。對薛瑄的詩，清人紀曉嵐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給予了很高評價，曾稱：“大致沖淡高秀，吐言天授，往往有陶（陶淵明）韋（韋應物）之風。蓋有德有言，瑄足當之。”薛詩中不乏名篇、警句，如“天連巫峽常多雨，江過潯陽始上潮。”（《沅州雜詩》）、“庶官務割剝，不念遠人窮。”（《有感》）、“夜深風雪響侵門，綉被熏來睡正溫；忽念中林有樵者，獨慚余暖未能分。”（《瀘溪冬夜》）、“宦情似水年來淡，鄉思如旌日自懸。”、“彤闈紫閣如天上，依舊清汾數頃田。”（見《舟中賦》）。薛瑄的詩意境優美，形象生動，愛民之心，辭官之願，躍然紙上，備受讚賞。

薛瑄主要著有《薛瑄文集》、《讀書錄》、《理學粹言》、《從政名言》、《策問》、《讀書二錄》等。其中《讀書二錄》是集薛瑄理學思想大成的代表作，也是他平生所作讀書筆錄或讀書心得之集中總匯。清人曾輯其所有文字，並同其年譜、諸儒論贊等，匯刻為《薛文清公全集》，總四十六卷。 《皇明經世文編》錄有《薛文清公集》一卷。

王神：河津薛德溫，直內方外，果敢自取，可謂得許子平仲之傳矣。

金英：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劉定之：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

李賢：①吾道正脈，實由近世周程張朱有以倡明之也，至我太宗文皇帝，乃始表章其言行天下，由是天下士習一歸於正，嗚呼盛哉，然今之君子能忻慕而篤信之，則河東薛公其人也。 ②公之學，踐履篤實之學也，居恆每以聖賢為師，隨其所寓，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眾寡，一以誠待之，教之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穿鑿奇僻之說，文必根於理，辭旨條暢。

葉盛：又如文臣中，尚書都御史卿佐等官純誠樸忠，如王直、胡濙、高谷清德正學，如儀智、薛瑄、陳璉、吳溥、楊翥、吳訥風節凝峻。

劉吉：瑄志學甚篤，趨向甚正，踐履平實，不為偽言華貌，其事親孝，其教人詞氣懇款，終日無惰容，出其門者頗眾，其居官持法不撓，事有便於民，不顧利害為之。

張九功：竊見故禮部右侍郎瑄，上真知尊躬行仕則體國學以明道，濂洛之流波，覃懷之步武，惟陛下以孔子道治天下，辯真偽，別純駁，俾人知所向，臣謂瑄宜從祀孔子廟庭。

羅欽順：《讀書錄》有云：“韓魏公、範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此言而已。

王鏊：薛文清公深於理學，然其言曰：“自宋以來，真儒輩出，理學大明，顧人之躬行實踐何如耳！”今觀其行事，能卓然自立，不附權奸，固不欲往見王振，恥於拜爵公朝，謝恩私室。為大理卿，駁正冤獄，寧忤權奸。至赴市曹，神色自若，略不為屈，此其學問得力處，真躬行君子也。及王振傳詔赦免，乃發其機於老僕，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容冺滅者。而王振之專橫亦甚矣，當是時也，以三楊之賢而不能無委蛇於其間，況其它哉！

彭韶：力行好古，進取有程。寤寐河洛，以究舂陵。敡歷中外，大棘之卿。縲紲非罪，復起而丞。貳卿掌制，以弼以承。豈寶遠物，而志可行。乞年以退，惟道之楨。

崔銑：先生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往，豈不愈於抗而得禍與？於忠肅有社稷之功，其受害也，先生固爭之矣，爭不得，即以此事而去，尤為光明俊偉。

唐樞：①閱宋諸儒書，知為道學正脈，即專心體究，至不忘寢食。務實見而篤踐履，乃動合矩度，終日儼然。居家孝弟忠信，對妻子如嚴賓，凡出處取予之問，毫髮不苟。其學以復性為柄，曰此程朱吃緊。為人處大節，凜然生死利害不能動也，時呼為薛夫子。 ②先生倡無前之學，垂有眾之宗，天下無賢愚，信之何也？貴踐履也。而近欲血食廟庭，敷議詞館，不識可乎？曰：文廟報德報功，天下不務力行。先生崛起而持之，使生民知有此一大事，先生之功大矣。後學淺於迪德，學不大明，又非信先生，大過哉！道無精粗，學無內外，語復性而性不與天通，則性猶蔽質語。力行而行不自性率，則行猶難見神化機微，體用一貫，以至朕兆之不能窺，則迪德深矣。

袁袠：世多以薛公為迂，嗟乎，是豈知薛公者哉。公之抗王振、遠石亨，垂死而不悔，見幾而不留，死生富貴，皆不足動其心，是豈迂者哉。及讀其言論，慥慥乎有德之言也，非所謂知而能行者哉。

廖道南：予幼誦《讀書錄》，以為程朱語錄之後即有此書。

項篤壽：文清明體適用，足為真儒。其抗王振、違石亨，生死不悔，所稱大丈夫者，非耶？

屠隆：薛文清瑄、李忠文時勉、章文懿懋、王忠肅翱、王端毅恕、項襄毅忠、馬端肅文升、劉忠宣大夏、胡端敏世寧嶽嶽之風、侃侃之節，宏材足以濟時艱，正氣足以褫奸魄，李夢陽所謂“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事海畜。”斯其人矣。

張岱：①分宜薦唐荊川，而人以嵩黨荊川。王振薦薛文清，而人不肯以振黨宜黨文清。此其中大有分寸，人不敢與立也。文清自柄用以至放歸，振用之，振殺之，振復生之，復逐之，更變多端，而文清直付之不聞不睹。蜮射鬼彈，曾足以動文清毫末哉！ ②家南軒先生死時，肌如水晶，洞見五內。薛文清生時，亦肌如水晶，洞見五內。一死一生，皆現此奇異，在佛家得之，必為琉璃色相矣。

宋征壁：一古之傑士，言以載道，不為雕飾。如薛文清、岳父毅、劉忠宣、章文懿、羅文肅、顧文端、馮恭定、高忠憲之徒，有日星河嶽之望，乃吉人辭寡，於斯足徵。錄其數篇，以為模範。

查繼佐：文清為大理，力能去監振，與三楊等並持之，否則安振，使不得大擅主權。兩不可，全身而退。乃以風格太露，幾於不免。使非振之仆爨下之哭，文清徒氣節聞千載矣。振甚怒，而猶柔於仆之一言，則知昔瑄當是過激。夫為人臣，使人望而卻步，則幸逢打賭之朝矣。罷內閣歸，中途絕糧，其子曰：“為道學大臣，卻應飢以死。”時相傳為一代佳話。晚年務為平易簡切，則學有進矣。白氣貫而風雷繞，紫衣人歸去哉！

黃宗羲：河東之學，悃愊無華，恪守宋人矩矱，故數傳之後，其議論設施，不問而可知其出於河東也。若陽明門下親炙弟子，已往往背其師說，亦以其言之過高也。然河東有未見性之譏，所謂“此心始覺性天通”者，定非欺人語，可見無事乎張皇耳。

王夫之：薛河東、趙高邑、魏南樂三數君子者，以清剛啟正學，其有開必先之兆乎？非章志貞教之大儒一振起之，洗滌其居食衣履、頻笑動止之故態，而欲格其心，未有勝焉者也。論世者，屬目而俟之久矣。

林時對：洪、宣間，李忠文、陳文定，當代醇儒，分主成均，以身率教，人皆向風，於是，薛文清瑄，起自河津；陳文恭獻章，起自新會；胡文敬居仁，起自余干。而姚江王文成陽明先生，直接濂洛真傳，集群儒之大成。嘉靖初年，輿論允協，業將四君子配饗闕庭矣。

張廷玉：而英宗之世，河東薛瑄以醇儒預機政，雖弗究於用，其清修篤學，海內宗焉。

《歷代群英歌》：陳靜誠薛瑄是首，吳與弼次陳獻章。

孟森：文清（薛瑄）歿后百年，吾國共以能從祀為人品之至高，亦懸一人格以為士大夫之標的而已。

《通議大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內閣薛公瑄神道碑銘》

《殿閣詞林記·卷三》

《國琛集·下卷》

《今獻備遺·卷十八》

《續藏書·卷十·內閣輔臣》

《明儒學案·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罪惟錄·列傳卷之十·理學諸臣傳》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列傳第一百七十》

成化元年（1465年），監丞李紳首請薛瑄從祀孔廟，其後請求薛瑄從祀孔廟的人也不少，但劉定之認為薛瑄雖為一代名臣，但他尚未達到從祀資格。

隆慶五年（1571年）九月，朝廷降旨准予薛瑄從祀孔廟，稱其為“先儒薛子” 。有明一代，從祀者只有薛瑄、陳獻章、胡居仁、王陽明四人。

2015年9月22日，山西省萬榮縣裡望鄉平原村舉行紀念薛瑄誕辰626周年書畫展儀式，萬榮縣委副書記焦雨、里望鄉黨委書記丁文玲以及來自全國各地薛氏代表及各相關部門參加了此次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