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

清雍正九年（1732年1月17日）出生於桐城南門的一個官宦書香人家。先祖姚旭為明雲南布政使司右參政，姚之蘭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銜，皆載入《明史循吏傳》；姚孫棐曾以“五里三進士（姚孫棐、龍鯉門、許鯉躍），隔河兩狀元（劉若宰、龍汝言）”而聞名遐邇.。高祖姚文然，康熙時任刑部尚書；曾祖姚士基，曾任湖北羅田知縣，均賢良清廉，辭世皆享名宦祠祀。伯父姚范，進士及第後為翰林院編修，著有《援鶉堂文集-詩集》，學貫經史，與桐城派祖師之一的劉大櫆情深意篤，得以跟其伯父受經學，跟劉大櫆學文。其祖父姚孔瑛二十六歲時即去世，父淑終生為一介布衣。出生時，家庭已衰落。

幼嗜學，伯父姚范授以經文，又從劉大櫆學習古文，劉大櫆對姚鼐特別器重，稱其“時甫冠帶，已具垂天翼”，“後來居上待子耳”。乾隆十五年（1750），他二十歲考中舉人後，經過五次禮部會試均名落孫山，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十歲第六次應禮部試，才中進士，授庶吉士，3年以後，散館改主事，分屬兵部；旋又補禮部儀制司主事。后歷任山東、湖南鄉試副考官，會試同考官和刑部廣東司郎中等職。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開四庫全書館，姚鼐被薦入館充纂修官。此職本應翰林方可充任，獨鼐與休寧戴東源、興化伍大椿、歙縣程晉芳等8人破格當選。《四庫全書》成，鼐乞養歸里，不入仕途，時年44歲。大學士于敏中、梁國治先後動以高官厚祿，均被辭卻。

自乾隆四十二（1777）年起，姚鼐先後主講揚州梅花書院、安慶敬敷書院、歙縣紫陽書院、南京鐘山書院，致力於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東樹、姚瑩、劉開；上元梅曾亮、管同；宜興吳德旋；陽湖李兆洛；婁縣姚椿；新城魯九皋和他的外甥陳用光等。這些學生都是篤守師說，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對桐城派的傳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之傳，自方苞以文章稱海內，上接震川，同邑劉大櫆繼之益振，傳至姚鼐則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風作韻，南極湘桂，北被燕趙”之說。歷城周書昌說：“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

乾隆四十四（1779）年，八十二歲的劉大櫆去世。姚鼐毫無疑義的成為了桐城派的核心。他耗盡心血編纂的《古文辭類纂》終於完成，共75卷，是古文辭賦選本，按照文章的應用分分十三類：論辯、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讚、辭賦、哀祭。所入選的作品以戰國策、兩漢散文、唐宋八大家，以及歸有光、方苞、劉大櫆等為主，表明了桐城派推崇古文的傳統，為桐城派樹立了散文史的“正宗”的地位，體現了姚鼐的文學主張。這本集子很受人們喜愛，有很大的影響。

乾隆四十九年（1784），姚鼐辭去官職。他希望騰出時間來提倡桐城派主張，開始了他四十餘年的講學生涯。姚鼐先後在江寧、揚州、徽州、安慶先後主持鍾山、梅花、紫陽、敬敷書院，“士子得以及門為幸”。他的門下有很多後來成為了桐城派的著名作家，如有名的姚門“四大弟子”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姚瑩，以及劉開等，他們使桐城派聲勢更高。有很多籍貫不是桐城的作家也自認為桐城派。

嘉慶十五年(1815）九月十三日（10月15日）85歲卒於南京鐘山書院，歸葬桐城楊樹灣。此時的桐城派在古文上的地位已無可撼動。道光咸豐年間，桐城派在曾國藩及曾門弟子手中又呈一時之盛，一直延續到嚴復、林紓和新文學的誕生。

姚鼐與創始人方苞、劉大櫆並稱為“桐城三祖”，被盛譽為“中國古文第一人”、“中國古文的高峰”。其在繼方、劉已有成就的基礎上提倡文章要“義理”、“考證"、“辭章”三者相互為用。所謂“義理”就是程朱理學；“考證”就是對古代文獻、文義、字句的考據；“辭章”就是寫文章要講求文采。這些主張充實了散文的寫作內容，是對方苞“義法”，說的補充和發展。

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姚鼐著有《惜抱軒全集》，所編《古文辭類纂》風行一時，有力地擴大了桐城派的影響。鼐對傳統文論的另一重大貢獻是提出富有創見性的“陰陽剛柔說”，這對我國古代散文審美理論和風格特徵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認為，“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文章陰陽剛柔的變化，乃是作者性格、氣質、品德的表現。鼐在發展前輩的文學思想上，用陰陽剛柔這個哲學概念來解釋文章風格的來源和散文的風格特點，其中包含著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

姚鼐提出文章的核心在於“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的統一，這有其時代的原因。姚鼐在乾隆年間走上文壇。清代的考據風氣也在這時開始盛行。人們稱這種考據的功夫為“漢學”，與之相對的是勢力較弱的“宋學”。學界多推崇漢學，對宋明理學比較厭棄，這往往導致文章的思想性降低。姚鼐不贊成排斥宋學的傾向，同時又針對漢學家、宋學家對文學的輕視態度，提出義理、考證、文章三者不可偏廢的主張。這成為桐城派古文理論的綱領。

“義理”，是指當時的理學思想，主要來自宋學；“考據”，是指文章要有實據，避免空泛，主要來自漢學；“辭章”，是指文章還要有結構、文字、音韻上的文學之美。姚鼐認為三者的統一才是最高最美的境界，“苟善用之，則皆足以相繼；苟不善用之，則或至於相害。”當然，三者有輕有重，考據要為義理服務。姚鼐想調和漢宋，融貫三者，認為作家能兼三者之長的為好作家。這種主張實際上成為了桐城派的文學綱領。姚鼐自己也身體力行，乾隆三十九年（1774），在朝廷任職的姚鼐來到山東，登上了東嶽泰山，後來就有了著名的《登泰山記》一文。全篇僅數百字，內容十分豐富，是融考證與辭章的典範。文章從泰山南北的汶水、濟水寫起，內容涉及天門、岱祠等諸多古迹，辭章優美。如寫登上泰山之後“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來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

“義理、考據、辭章”對當時和後世都影響巨大。一方面，姚鼐實際上是站在維護理學的立場上，企圖調和漢宋的爭論，兼采考據的長處，以考據充實理學的空疏，從而提高桐城派古文的價值。一方面，這一主張如果推而廣之，那麽可以看作是對文章基本的要求。無論何時都同樣有重要意義：“義理”要求言之有物，有思想性；“考據”要求立論紮實，有說服力；“辭章”要求字通句順，有藝術性。

在美學上，提出用“陽剛”、“陰柔”區別文章的風格。“陽剛”就是豪放，“陰柔"就是婉約。兩大風格相互配合，．相互調劑，就產生出多樣的風格。同時，又發展了劉大櫆的“擬古”主張，提出“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為文章八要。學習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聲、色)，進而是重視精神(神、理、氣、味)，才能達到高的境界。

姚鼐以宋儒之學為治學之本，故指斥考據的漢學家為捨本逐末；但他也不廢棄漢儒治經之長。姚鼐“為文高簡深古，尤近歐陽修、曾鞏，其論文根極於道德，而探源於經訓，至其淺深之際，有古人所未嘗言，鼐獨抉其微，發其蘊，論者以為詞近於方，理深於劉”(《清史稿·文苑·姚鼐傳》)。其為文“以神、韻為宗”(方宗誠《桐城文錄序》)，形成一種迂徐深婉，一唱三嘆，而又耐人尋味，意蘊無窮的風格。近代學者章太炎謂之“謹”，劉師培稱之“丰韻”，都是對其文風的富於韻味、言簡意豐的高度評價。

姚鼐的詩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學唐詩，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當時儼然為一大家，故後人稱“惜抱詩精深博大，足為正宗”(程秉劍《國朝名人集題詞》)。姚鼐的書法造詣很深，包世臣推鄧石如、劉石庵及姚鼐為清代書法之冠，將姚鼐的行草書列為妙品，故姚鼐非獨特文美，其翰墨亦為世重。

姚鼐著有《九經說》19卷、《三傳補註》3卷、《老子章義》1卷、《莊子章義》10卷、《惜抱軒文集》16卷、《文後集》12卷、《詩集》10卷、《法帖題跋》1卷、《筆記》10卷、《書錄》4卷、《尺牘》10卷、《古文辭類纂》75卷、《五七言今體詩鈔》18卷。

《登泰山記》是姚鼐的代表作，主要描繪泰山風雪初霽的壯麗景色。寫作特點：首先是以時間為順序，以遊蹤為線索，依次記敘了作者游泰山的歷程和所見到的景色，剪裁得體，詳略分明。桐城派主張的“雅潔"和反對“冗辭”，從這裡可見一斑。

《清史列傳》

《清史稿》

姚鼐墓位於安徽省樅陽縣義津鎮阮販村。面積共240平方米，圓形土姚鼐墓冢，高1.5米，墓碑前有花崗石條砌的祭壇和三道拜台。現為安徽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姚鼐故居位於安徽桐城市公園路10號桐城中學內。

姚鼐紀念館位於南京陶家巷5號，整體院落坐西朝東，房屋共四進三間。由姚鼐南京故居基礎上擴建而成。

《清史稿》趙爾巽等：①鼐所為文高簡深古，尤近歐陽修、曾鞏。其論文根極於道德，而探原於經訓。至其淺深之際，有古人所未嘗言。鼐獨抉其微，發其蘊，論者以為辭邁於方，理深於劉。三人皆籍桐城，世傳以為桐城派。②鼐清約寡慾，接人極和藹，無貴賤皆樂與盡懽；而義所不可，則確乎不易其所守。世言學品兼備，推鼐無異詞。

《清史列傳》張維屏：惜抱文集，乍閱之後不甚可喜，再三閱之，淳澹簡質中有義有法，自是古文正宗。國史館臣等：①鼐所為文高簡深古，尤近司馬遷、韓愈。自明以來，言古文者莫詳於鼐。鼐與方苞、劉大櫆皆籍桐城，世稱之為桐城詩派。②鼐為學博集漢儒之長，而折中於宋。詩從明七子入，融匯唐宋之體為宗旨。嘗仿王士禛五七言古體詩選為今體詩選，論者以為精當。自罷歸后，主講江南紫陽、鐘山各書院者四十餘年，諄諄以誨迪後進焉。

陳康祺：桐城派古文，望溪開之，海峰繼之，至惜抱而其傳始大，此天下之公言也。惜抱出於劉門，世幾有“青藍冰水”之喻。然惜抱之學，師法家法，殆兼有之。先生每以義理、考訂、文章並稱。設非邃於義理，安能出處光明，萬流仰鏡若斯乎？（《燕下鄉脞錄》卷四，摘錄自葛虛存《清代名人軼事》）

王昶：姬傳豈弟慈祥，而襟期瀟曠，有山澤間儀，有松石間意。簿書刀筆，雅非所好也。詩旨清雋，晚學玉局翁，尤多見道之語，望其眉宇脩然，已知在風塵之表矣。既歸，屢主安徽敬敷。江寧鐘山、揚州安定三書院，以讀書學道教多士。地方大吏，無不愛而重之。古文淳古簡凈，紆徐往複，亦多不盡之味。（《湖海詩傳》卷二八）

姚瑩：①海峰出而大振，惜抱起而繼之，然後詩道大昌，蓋漢魏六朝三唐兩宋以及元明諸大家之美無不一備。河內諸賢謂古文之道在桐城，豈知詩亦然哉！②先生貌清而癯，如不勝衣，而神彩秀越，風儀聞遠，與人言終日不件，而不可以鄙私干。自少及髦，未嘗廢學。雖宴處常靜坐，終日無情容，有來問，則竭意告之，喜導人善，汲引才俊，如恐不及，以是人益樂就而悅服。雖學術與先生異趣者，見之必親。

昭褳：①姬傳先生古文簡潔秀瑋，一出方、劉正軌，實為近代所罕有。②先恭王善持衡天下士，乙亥夏，朱子穎南遊，攜姚姬傳詩至邸，先恭王曰：“此文房、冬郎之筆，異日詩壇宿秀也。”……先生成進士，改官刑部郎中，持法嚴正，劉文正公甚倚任之。會文正公薨，先生乃移疾歸里，掌文教者四十餘年。古文遒勁簡鏈類歸震川，而雅澹過之……論者以其品望為桐城第一流雲。（《嘯亭續錄》）

康紹鏞：先生博通墳籍，學達古今，尤善文章。然銘之必求其人，言之必附於道，生平未嘗苟作也。（《康刻後序》）

陳用光：①自康熙年間方侍郎以經學古文名天下，同邑劉海峰繼之。天下言古文者，咸稱桐城矣。先生世父畫塢編修與海峰故友，善也。先生涵糅見聞，益以自得，刊落枝葉，獨見本根。其論學以程朱為宗，其為文與司馬韓歐諸君子有相遇以天者。自其官京師時，有所作必歸於扶樹道教，講明正學。②先生論學兼治漢宋而一以程朱為宗，其誨示學者，懇切周至，不憚繁舉。（《姚先生行狀》，《太乙舟文集》卷三）

吳啟昌：夫先生氣節道德，海內所知，茲不具論。其文格則授之劉學博，而學博得之方侍郎。然先生才高而學識深遠，所獨得者，方、劉不能逮也。蚤休官，耄耋嗜學不倦，是以所纂文辭，上自秦漢，下至於今，搜之也博，擇之也精，考之也明，論之也確。使夫讀者，若入山以採金玉，而石礫有必分；若入海以探珠璣，而泥沙靡不辨。纂文辭者，至是而止矣。（《古文辭類纂》序）

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①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為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為，而受法於劉君大櫆，及其世父編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向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②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土，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姚先生獨排眾議，以為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為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

方宗誠：①乾嘉間，姚惜抱先生以碩學醕文為海內倡。數十年來，言古文家法者，大都推桐城姚氏。顧先生非徒文人也，其仕止進退，一審於義而不苟，恬靜之操，高亮之節，實足以風範百世，而又皆率其性之所安，初無矯激近名者之所為。②其論學，宗主程朱之義理而兼取考證家之長，嘗慨當時學者以專宗漢學為至、攻駁程朱為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遂大為學術之害，故力持正論以救之。然心平氣沖，粹然德人之言，從其學者濡染漸多，而風氣遂為一變。③讀其文，固可想見其人。而因其文名之盛，遂以掩其德之醕與學之粹。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七章清中葉詩文詞多元發展的局面：①姚鼐壯大了古文的聲勢，在桐城派中地位最高。首先，他主張“道與藝合，天與人一”，“義理、考據、詞章”合一，讓儒家道義與文學結合，天賦與學力相濟，“義法”外增加考證，以求三者的統一和兼長，達到既調和漢學、宋學之爭，又寫出至善極美文章的目的。其次，運用傳統的陰陽剛柔說，將多種風格歸納為“陽剛”和“陰柔”兩大類。他以生動形象的語言，細緻描繪兩者鮮明的特色……追求剛柔相濟，避免陷入“一有一絕無”的片面和極端，接觸到文學審美風格的實質問題，對後世影響甚大。最後，把文章的藝術要素提煉為“神、理、氣、味”和“格、律、聲、色”八字……使古文進入最高境地，細密和完善了劉大櫆因聲求氣說。②姚鼐的古文以韻味勝，偏於陰柔，他生活於“乾嘉盛世”，坐而論道，雍容俯仰，晚年以授徒為業，弟子遍及大江南北。他沒有方苞的遭遇，也沒有劉大櫆的不平，但學習傳統眼界寬，對古文藝術體會深，散文成就比桐城派其他作家要高。

章培恆《中國文學史》第四章清代中期的詩詞文：①對桐城派理論作出新的總結和發揮，使之影響更為擴大的，是姚鼐。②姚氏古文理論，並沒有提供多少新的東西，他的長處是善於在前人的基礎上作總結性、具體化的工作。③姚鼐是一個沒有多少創造性卻很聰明的人，桐城派由於他而聲勢大張。他主講書院四十年，門下弟子甚眾，由此桐城派幾乎發展到全國範圍。④姚鼐本人的文章，說理、議論偏多且大都迂腐，但寫人物和景物，也間有生動之筆。如《袁隨園君墓誌銘》，文字端謹，既寫出袁枚性格的某些特點，又寓褒貶之意。他的遊記頗重文采，不像方苞為了追求庄肅雅潔而顯得板重。《登泰山記》《游媚筆泉記》，雖乏獨創之力，尚有文字凝鍊簡潔和刻畫生動之長。前者“蒼山負雪，明燭天南”，寫黃昏登山遠眺所見；後者“若馬浴起，振鬣宛首而顧其侶”，寫潭中大石，都是漂亮的文筆。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姚氏自范以詩古文授徒子鼐，嗣是海內言古文者，必曰桐城姚氏，而鼐之詩則獨為其文所掩。自曾國藩昌言其能以古文之義法通於詩，特以勁氣盤折；而張裕釗、吳汝綸益復張其師說，以為天下之言詩者，莫姚氏若也，於是桐城詩派始稱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