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三祖

方苞

“桐城派”散文理論的建立，是從方苞開始的。

方苞(1668-1749)　清代散文家。字鳳九，一字靈皋，號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進士。五十年，被牽連進戴名世《南山集》案入獄。赦出后隸漢軍旗籍，入直南書房。累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曾寫《獄中雜記》，揭露當時司法制度的黑暗與殘酷，具有現實意義。

方苞治學宗旨，以儒家經典為基礎，尊奉程朱理學，日常生活，都遵循古禮。為人剛直，好當面斥責人之過錯，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排擠。方苞首創“義法”說，倡“道”“文”統一。在《史記評語》里說：“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以義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論文提倡“義法”，為桐城派散文理論奠定了基礎。後來桐城派文章的理論，即以方苞所提倡的“義法”為綱領，繼續發展完善，於是形成主盟清代文壇的桐城派，影響深遠，至今仍為全國學術界重視，方苞也因此被稱為桐城派的鼻祖。

方苞著有《周官集注》13卷、《周官析疑》36卷、《考工記析疑》4卷、《周官辯》1卷、《儀禮析疑》17卷、《禮記析疑》46卷、《喪禮或問》1卷、《春秋比事目錄》4卷、《詩義補正》8卷、《左傳義法舉要》、《史記注補正》、《離騷正義》各1卷、《奏議》2卷、《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補遺》　14卷，另刪訂了《通志堂宋元經解》。

名篇：《左忠毅公逸事》、《獄中雜記》、《漢文帝論》、《李穆堂文集序》、《書盧象晉傳后》、《與李剛主書》、《孫征君傳》、《萬季野墓表》、《游潭柘記》等。

所謂“義”，即“言物”，所謂“法”，即“言有序”。“義”指文章的思想內容；“法”指文章的形式技巧。方苞要求文章的形式服從於內容，做到內容與形式的統一。文章語言要做到“清真雅正”和“雅潔”，去掉“冗辭”，直到“一字不可增減”。 “義法”說，涉及文章的立意構思、布局謀篇諸問題，對形成有益的文學理論，有積極的意義。

劉大櫆

劉大櫆（1698—1780）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峰，安徽桐城縣陳洲鄉（今樅陽縣湯溝鎮）人。劉大櫆出身於耕讀世家，祖、父均為秀才，塾師兼事農作。大櫆曾自言“家世皖江側，薄田十畝余。”幼年，從父讀書，（一說劉大櫆為漢高祖劉邦長子齊王劉肥後裔，陳洲劉氏伯二公第十八世孫，屬先字輩）“桐城派”代表人物。

大櫆受教於同鄉吳直，才華出眾。20多歲以布衣入京，方苞見到他的文章，極其嘆服說：“如苞何足算哉！邑子劉生乃國士爾！”並贊他是韓愈、歐陽修一流人物，一時名噪京城，士大夫多願與其結交。雍正七年（1729年）、十年，兩次參加考試都登副榜。乾隆六年（1741年），由方苞薦舉應博學鴻詞科，被大學士張廷玉壓制落選。張後知大櫆同邑，深惋惜。乾隆十五年，張廷玉特舉其參試經學，又未被錄取。大櫆60歲後為黟縣教諭。幾年後告歸，居樅陽江濱不再出遊，以文學教授生徒。

大櫆修干美髯，性格豪放，縱聲讀古詩文，韻調鏗鏘，喜飲酒，好吟詩。

大櫆師事方苞，深得方苞的推許；他又是姚鼐的老師，故為“桐城派三祖”之一。大櫆雖出方苞之門，但文風不同，方東樹曾說：“學博（劉大櫆）論文主品藻，侍郎（方苞）論文主義法。”方苞深於經學，對文章提倡義法，用筆嚴謹，簡明確切；大櫆兼重古文的神韻，博採《庄》、《騷》、《左》、《史》、韓、柳、歐、蘇之長，才氣雄放，波瀾壯闊。形成“日麗春敷，風雲變態”的風格。不僅如此，大櫆對“陽湖派”的形成影響也很大。乾隆間，常州錢魯斯受業於大櫆之門，后與大櫆弟子王灼一起以“師說”傳誦於陽湖惲敬、武進張惠言。惲、張二人始盡棄駢儷之學，專治桐城派古文，傳人日眾，后稱“陽湖派”。

劉大櫆著有《海峰先生文集》10卷、《海峰先生詩集》6卷、《論文偶記》1卷、編《古文約選》48卷、《歷朝詩約選》93卷，纂修《歙縣誌》20卷等。

姚鼐

姚鼐一世祖居麻溪（今樅陽錢橋河南岸姚王集），其五世祖姚旭明景泰年間遷居桐城城裡。至姚鼐，其家族居桐城縣城已300餘年。鼐出生於桐城南門的一個官宦書香人家。其祖先姚旭為明雲南布政司右參政、姚之蘭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銜，皆載入《明史循吏傳》；高祖文然，康熙時任刑部尚書；曾祖士，曾任湖北羅田知縣，均賢良清廉，辭世皆享名宦祠祀。伯父姚范，進士及第後為翰林院編修，著有《援鶉堂文集-詩集》，學貫經史，與桐城派祖師之一的劉大櫆情深意篤，使姚鼐得以跟其伯父受經學，跟劉大櫆學文。其祖父孔瑛二十六歲時即去世，父淑終生為一介布衣。姚鼐出生時，家庭已衰落，鼐幼嗜學，伯父姚范授以經文，又從劉大櫆學習古文，劉大櫆對姚鼐特別器重，稱其“時甫冠帶，已具垂天翼”，“後來居上待子耳”。乾隆十五年（1750），他二十歲考中舉人後，經過五次禮部會試均名落孫山，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十歲第六次應禮部試，才中進士，授庶吉士。3年以後，散館改主事，分屬兵部；旋又補禮部儀制司主事。后歷任山東、湖南鄉試副考官，會試同考官和刑部廣東司郎中等職。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開四庫全書館，姚鼐被薦入館充纂修官。此職本應翰林方可充任，獨鼐與休寧戴東源、興化伍大椿、歙縣程晉芳等8人破格當選。《四庫全書》成，鼐乞養歸里，不入仕途，時年44歲。大學士于敏中、梁國治先後動以高官厚祿，均被辭卻。鼐言：“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將度其志可行於時，其道可濟於眾”，否則，不如“從容進退，庶免恥辱之在咎已爾”。

自乾隆四十二年起，姚鼐先後主講揚州梅花書院、安慶敬敷書院、歙縣紫陽書院、南京鐘山書院，致力於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東樹、劉開、李宗傳、方績、姚瑩；上元梅宗亮、管同；宜興吳德旋；陽湖李兆洛；婁縣姚椿；新城魯九皋和他的外甥陳用光等。這些學生都是篤守師說，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對桐城派的傳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之傳，自方苞以文章稱海內，上接震川，同邑劉大櫆繼之益振，傳至姚鼐則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風作韻，南極湘桂，北被燕趙”之說。歷城周書昌說：“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

嘉慶十五年　(1815年）85歲的姚鼐卒於南京鐘山書院，歸葬樅陽。

姚鼐與創始人方苞、劉大櫆並成為“桐城三祖”。其在繼方、劉已有成就的基礎上提倡文章要“義理”、“考證"、“辭章”三者相互為用。所謂“義理”就是程朱理學；“考證”就是對古代文獻、文義、字句的考據；“辭章”就是寫文章要講求文采。這些主張充實了散文的寫作內容，是對方苞“義法”，說的補充和發展。在美學上，提出用“陽剛”、“陰柔”區別文章的風格。“陽剛”僦是豪放，“陰柔"就 是婉約。兩大風格相互配合，．相互調劑，就產生出多樣的風格。同時，又發展了劉大櫆的“擬古”主張，提出“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為文章八要。學習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聲、色)，進而是重視精神(神、理、氣、味)，才能達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姚鼐著有《惜抱軒全集》，所編《古文辭類纂》風行一時，有力地擴大了桐城派的影響。鼐對傳統文論的另一重大貢獻是提出富有創見性的“陰陽剛柔說”，這對我國古代散文審美理論和風格特徵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認為，“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文章陰陽剛柔的變化，乃是作者性格、氣質、品德的表現。鼐在發展前輩的文學思想上，用陰陽剛柔這個哲學概念來解釋文章風格的來源和散文的風格特點，其中包含著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

姚鼐以宋儒之學為治學之本，故指斥考據的漢學家為捨本逐末；但他也不廢棄漢儒治經之長。姚鼐“為文高簡深古，尤近歐陽修、曾鞏，其論文根極於道德，而探源於經訓，至其淺深之際，有古人所未嘗言，鼐獨抉其微，發其蘊，論者以為詞近於方，理深於劉”(《清史稿·文苑·姚鼐傳》)。其為文“以神、韻為宗”(方宗誠《桐城文錄序》)，形成一種迂徐深婉，一唱三嘆，而又耐人尋味，意蘊無窮的風格。近代學者章太炎謂之“謹”，劉師培稱之“丰韻”，都是對其文風的富於韻味、言簡意豐的高度評價。姚鼐的詩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學唐詩，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當時儼然為一大家，故後人稱“惜抱詩精深博大，足為正宗”(程秉劍《國朝名人集題詞》)。姚鼐的書法造詣很深，包世臣推鄧石如、劉石庵及姚鼐為清代書法之冠，將姚鼐的行草書列為妙品，故姚鼐非獨特文美，其翰墨亦為世重。鼐著有《九經說》19卷、《三傳補註》3卷、《老子章義》1卷、《莊子章義》10卷、《惜抱軒文集》16卷、《文後集》12卷、《詩集》10卷、《法帖題跋》1卷、《筆記》10卷、《書錄》4卷、《尺牘》10卷、《古文辭類纂》75卷、《五七言今體詩鈔》18卷。《登泰山記》是姚鼐的代表作，主要描繪泰山風雪初霽的壯麗景色。寫作特點：首先是以時間為順序，以遊蹤為線索，依次記敘了作者游泰山的歷程和所見到的景色，剪裁得體，詳略分明。桐城派主張的“雅潔"和反對“冗辭”，從這裡可見一斑。

方苞，劉大櫆，姚鼐，被後人尊稱桐城“三祖”，認為三人各有千秋，方苞以學問勝，劉大櫆以才氣勝，姚鼐以見識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