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瑩

姚瑩（1785～1853），字石甫，號明叔，晚號展和，安徽桐城人。是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的侄孫，有著深厚的家學淵源，但其學又不受所囿。姚瑩自小有志於經世，對書無所不窺，往往“博證精究，每有所作，不假思索，議論閎偉”，其“文章善持論，指陳時事利害，慷慨深切”。嘉慶十三年（1808年）中進士，次年招入粵督百齡幕府，當時海寇騷擾，日事招討，因而得知海上事。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任福建平和縣知縣，辦事幹練，誅奸抑暴，“所至雞犬不驚，民無擾攘，風俗一變”。次年，調任龍溪知縣，無論貧富，秉公斷獄，漳人大悅，被譽稱“閩吏第一”。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春，調任台灣知縣。道光元年（1821年）任噶瑪蘭通判。在任期間，他多方規劃，建造城垣衙署，改築仰山書院，大力鼓勵人民開墾，興利除弊，積極促進漢族人民與高山族人民的民族團結友好，對開發噶瑪蘭作了積極貢獻，因而“深得士民心”，在台五年（1819至1823）“所至士民好之”（連橫《台灣通史》），政聲震一時。後來，因龍溪別案，受害革職，“台人大失望，群走道府乞留”。道光十一年（1831年）三月至京都，與龔自珍、魏源、張際亮、湯鵬等相交遊，講究經世之學，關注國計民生，時政利病。道光十二年（1832年）至十四年（1834年）間，任江蘇武進、元和知縣。當時，道光帝詔諭朝廷內外大臣舉薦人才，姚瑩為兩江總督陶澍、江蘇巡撫林則徐所器重，力薦朝廷，皆認為“可大用”。林則徐推薦姚瑩的評語，尤為懇切。他說：姚瑩“學問優長，所至於山川形勢，民情利弊，無不悉心講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確有把握。前任閩省，聞其歷著政聲，自到江南，歷試河工漕務，詞訟聽斷，皆能辦理裕如。武進士民，至今畏而愛之。”於是，升為高郵州知州，未赴任便調署兩淮監掣同知，護鹽運使。道光十六年（1836年），入都引見，道光帝“察其才，具明白諳練”，於次年授台灣兵備道，賞加按察使銜。次年到任，誠心團結台灣總兵達洪阿，一致對外，加強防務。時值鴉片戰爭爆發，他在台灣積極抵禦，擊退英軍五次進犯，戰後卻被權貴耆英等誣為“冒功欺罔”，竟被逮捕入獄，一時輿論嘩然，朝野論救。不久赦出，貶官四川以知州用，任藏差，寫下著名的《康輶紀行》，歸來後補四川蓬州知州，任內以病假告歸。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豐帝即位后，因鎮壓農民起義的需要，他與林則徐同時被重新起用，1851年授湖北鹽法道，未行，擢為廣西、湖南按察使，參加在永安圍攻太平軍之役。圍攻失敗后隨軍至湖南長沙，病逝軍中。生平著作有《中復堂全集》傳世。

鴉片戰爭爆發以後，時任清朝台灣兵備道的姚瑩和總兵達洪阿積極備戰，組織台灣軍民抗擊英國侵略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9月30日，英國侵略軍侵入台灣雞籠港口，英國一艘雙桅炮艦向雞籠（基隆）轟擊。我台灣軍民奮起反擊，被參軍邱鎮功開炮擊傷，觸礁沉沒，斃英軍32人。當侵略軍上岸逃命時，為台灣“屯丁鄉勇”分頭追擊捕獲，生俘130人，繳獲武器及地圖，擊退英軍的進犯。這是台灣軍民抵抗英國侵略台灣取得的第一次勝利。10月19日，英軍三桅兵艦進攻台灣三沙灣炮台，我台灣守軍團結一致，把英軍擊退。1842年3月11日，英軍三艘三桅軍艦駛入台灣大安港，被大安港守軍予以擊退，英軍49人被守軍俘虜。1842年9月29日，清政府欽差大臣耆英、伊裡布、牛鑒與英國全權代表璞鼎查在南京簽訂《中英南京條約》。此後，璞鼎查要求清政府懲辦台灣抗戰將領。清政府竟然完全應敵所請，將姚瑩、達洪阿革職逮問。

陳友冰先生在《文武兼備、“皆堪大用”的一代奇才——經典名篇故地新考之三十一》一文中對姚瑩抗英戰略方針以及“保台治台”方面之措施有詳細的考證。

其文云：“姚瑩是鴉片戰爭時期，領導台灣軍民英勇抵抗英軍侵略，取得五戰皆捷的著名軍事家。

在鴉片戰爭中，他與林則徐、鄧廷楨等皆屬堅決抗英的主戰派。作為台灣最高軍政長官，從1840年7月到1842年3月，他率領台灣軍民抗擊英國殖民侵略軍的五次台灣保衛戰中，從未打過一次敗仗，也未丟失過一寸土地，不愧為愛國保台的一面光輝旗幟，也是中國近代史在抗擊外敵入侵上鮮有的殊勛。

1840年6月鴉片戰爭爆發。英國殖民者看到中國的台灣孤懸東海，便把進攻的矛頭直指台灣，欲圖搶佔台灣作為進攻中國大陸的跳板。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9月30日，英國侵略軍侵入台灣基隆港，英國一艘雙桅炮艦重炮轟擊二沙灣炮台及兵房。時任台灣兵備道的姚瑩與協同防禦的總兵達洪阿，毫不示弱，狠狠還擊。參將邱鎮功發射八千斤巨炮，轟斷其桅捍，斃英軍32人。英艦退出口外，於逃竄中觸礁沉沒。英軍紛紛落水。有的鳧水上岸，有的搶搭舢板逃生。當侵略軍上岸逃命時，又為台灣“屯丁鄉勇”分頭追擊捕獲。擊斃和俘虜英軍一百六十六人，繳獲武器及地圖，其中新式大炮十門這是台灣軍民抵抗英國侵略台灣取得的第一次勝利。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3月11日，英“納爾布達”號和“安因”號三艘艦艇，進犯淡水、彰化交界的大安港，姚瑩不與其海上交鋒，採取“計誘擱淺，設伏殲擒”戰術，密示巡檢高春如等，募漁民周梓偽裝姦細，把敵艦“安因”號引入土地公港，觸礁擱淺，即令該處伏兵奮力攻擊，打死打傷英軍60人，漢奸5人，俘虜200餘名，繳獲大小銅鐵炮十三門，鳥槍二十支，短刀二十七把。

另還有三次小勝：1840年7月，英國一艘雙桅船入侵台灣鹿耳門外海面，被姚瑩派兵擊退。這是首戰英軍的勝利，士氣為之大振；第二次是1841年7月，英軍三艘三桅船再次侵犯，又被擊退；第三次是1841年10月，英軍又一次捲土重來，並在炮火掩護下強行登陸基隆，在姚瑩指揮反擊下，全殲登陸英兵。

這五戰五勝，戰果豐碩，震撼中外，清道光帝曾多次嘉獎。

究其五戰五勝之因，並非所謂天意，更非僥倖，而是姚瑩積極備戰，身先士卒，英勇抗敵出色指揮的結果。

儘管姚瑩在台灣率領軍民大敗英軍，但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在內地沿海各地卻屢次戰敗、丟城失地。最後再耆英、伊裡布、怡良等投降派影響下，而終於1842年8月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台灣抗英鬥爭的成功卻使部分投降派大臣、特別是直接參加了鴉片戰爭的投降派大臣如鯁在喉。在戰爭中，閩浙諸地均喪師失地，獨有台灣地區取得了勝利，“鎮道受賞而督撫無功，有以小加大之嫌”，“且台灣屢邀上賞，已犯獨醒之戒”。姚瑩等人“早已為中外大臣所嫉”。同時，英國對其在台的五戰五敗、死傷數百人極為惱火，對姚瑩、達洪阿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後快。其簽約特使璞鼎查要求清政府懲辦台灣姚瑩、達洪阿抗戰將領。誣衊姚瑩、達洪阿“冒功”，“枉殺”其“納爾布達”號和“安因”號“遭風難民”，要求清朝政府將其“去官正法”“以命抵償”，否則“干戈復起”。耆英、穆彰阿等投降派亦助紂為虐，交章彈劾。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一月，派新任閩浙總督怡良赴台傳旨查辦。姚瑩據理駁斥璞鼎查“遭風難民”謊言，他說：“如系商船，為何開炮攻我炮台？所有取獲大小炮位多門，及夷人戰甲、內地營中炮械尚在可證”；並且指出，“該夷捏稱遭風商船，以飾其來台挫衄之恥”。怡良不顧事實，強迫姚、達供認英船系遭風破碎，“實無兵勇接仗之事”。台灣士民不肯為英方作證，而且“千百為群，日匍伏於大府行署，紛紛僉呈申訴者，凡數十起”，尤其“精兵千萬，攘臂呶呼，其勢洶洶”，充分顯示台灣軍民反對封建統治者投降媚外的愛國精神。但是，清廷已決定對侵略者屈服。同年三月，姚瑩和達洪阿還是被加以“欺飾冒功“罪名，遭革職查辦，並從台灣押解，經福州，送京都。八月，入刑部獄。刑部逮訊時，“台諫交章論救”，而粵督耆英卻致書京都某大臣，聲稱：“不殺台灣鎮道，我輩無立足之地”。消息傳來，朝野嘩然，均為姚瑩鳴不平。當姚瑩被羈押至京都時，包括曾國藩在內的著名人士三十餘人，爭相駕車至京郊長辛店迎候。姚瑩被關在刑部大獄，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清政府未敢重判姚瑩，羈押六天後出獄，將他“以同知直隸州知”身份，“發四川效用”。儘管這樣，投降派官員猶不滿足，後來又令其“使乍雅”，“出西藏治獄”。“往返六七千里，道經絕漠。”讓他受盡了折磨。

但面對政治打擊、精神折磨和身體摧殘，姚瑩仍不改初衷，在出西藏后寫的《康輶紀行》中，他懷著愛國義憤，抨擊投降派主持的“和局”：“時至今日，海外諸夷，侵凌中國甚矣。沿海數省，既遭蹂躪，大將數出，失地喪師，卒以千萬取和。至今海疆大吏，受其侮辱，而不敢較”。對此，“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日夕憤恨，思殄滅醜虜，捍我王疆，以正人心，以清污穢。”

姚瑩是鴉片戰爭時期，領導台灣軍民英勇抵抗英軍侵略的著名愛國官員。他與林則徐、魏源，同是當時主張睜眼看世界，學習西方國家近代科學技術以抵抗外來侵略的代表人物。

台灣鎮總兵達洪阿“性過剛，同官鮮與合”，道光十七年（1837年）姚瑩至台，彼此“亦有齟齬”，歷經兩年，姚瑩待之以誠，達洪阿深為佩服。某日登門謝過，他對姚瑩說：“武人不學，為君姑容久矣，自后諸事悉聽君，死生福禍願與共之”。於是，結成兄弟之交，相互團結合作，以後他們在鴉片戰爭期間領導台灣軍民抗英，屢次取得重大勝利。

道光十八年（1838年）閏四月，黃爵滋奏請嚴禁鴉片，加重罪名，重治吸食，姚瑩認為“非此不能力去沉痾，振啟聾瞶”，並會同台鎮出告示嚴申禁煙，命營弁嚴加查拿，“有買賣鴉片者分別搜拿封毀”，“初犯者刑，再犯者死”，於是各地煙館，紛紛關閉，一時鴉片幾絕。林則徐赴粵查禁海口事件后，姚瑩對英國軍事侵略保持警惕，認為“夷情狡譎，絕其貿易，有事用兵，此亦事勢之必然者。”

姚瑩會商總兵達洪阿，對守衛台灣，採取“以守為攻，誘敵入境”策略，保固藩籬，“不禦敵於港門之外”而“誘之登岸以取勝”。認真訓練水師，嚴格選擇將帥，積極修整炮台船隻，添置輪船彈藥，加強沿海巡邏、稽查，嚴防鴉片走私和偷渡。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艦闖入台灣鹿耳門外馬鬃洋麵挑釁，姚瑩即令水師出擊，英艦狼狽向西南大詳逃竄。七月，他向閩浙總督鄧廷楨提出募壯勇、練水勇、雇快船等七條防英急務。並且，親自巡視南北各路海口，勘察水域深淺，查明船隻炮位配備，進而制定台灣十七口設防圖。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英艦第二次進犯台灣，未能得逞。

同年八月，英艦“納爾布達”號駛入雞籠（基隆），攻打二沙灣炮台，參將邱鎮功發射八千斤巨炮，轟斷其桅捍，英艦退出口外，沖礁擊碎，英軍紛紛落水，死者無數，有的鳧水上岸，有的搶搭舢板逃生，官兵與壯勇結合，分頭追擊，擊斃和俘虜英軍一百六十六人，繳獲新式大炮十門。

為了進一步加強防禦，姚瑩積極組織民力，即發諭示數百道，由各地耆壯，申約連莊，添練壯勇，“家自為守，人自為兵”，鄉勇從原一萬三千餘人增至四萬七千餘人；並且，揭露英軍野蠻逞凶罪狀，遍加曉諭，“使人皆切齒，共奮同仇”，又頒發告示，實行信賞必罰，“如兵民奮勇破夷，凡所獲夷船銀貨，悉與出力兵民充賞”，於是，“台灣擐甲之士，不懈於登陴，好義之民，咸奮於殺敵。”

九月，英軍攻陷定海后，借口索還上次戰俘，於十三日凌晨，再到雞籠窺伺，進攻二沙灣、三沙灣，受到當地軍民還擊，英艦見我人眾山險，不敢仰攻，午時逃駛出口。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英艦三隻，進犯淡水、彰化交界的大安港，姚瑩不與其海上交鋒，採取“計誘擱淺，設伏殲擒”戰術，密示巡檢高春如等，募漁民周梓偽裝姦細，把敵艦“安因”號引入土地公港，觸礁擱淺，即令該處伏兵奮力攻擊，打死打傷英軍六十人，漢奸五人，繳獲大小銅鐵炮十三門，鳥槍二十支，短刀二十七把。

後來，英軍勾結草鳥船，侵擾台灣，又遭失敗。

同年七月，耆英、伊裡布代表清朝政府與英軍頭目璞鼎查簽訂《南京條約》，條約規定中英雙方交換戰俘。九月，璞鼎查在廈門發表文告，進行訛詐，誣衊姚瑩、達洪阿“冒功”，“枉殺”其“納爾布達”號和“安因”號“遭風難民”，要求清朝政府將其“去官正法”“以命抵償”，否則“干戈復起”。耆英勾結穆彰阿危詞恫嚇，相繼彈劾，充當侵略者幫凶，加罪姚、達，聲稱“該夷之欲求伸冤，尚非無端啟釁”，“不值因此一端，致撫局又形決裂”。道光帝在璞鼎查威脅下，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一月，派新任閩浙總督怡良赴台傳旨查辦。姚瑩據理駁斥璞鼎查“遭風難民”謊言，他說：“如系商船，為何開炮攻我炮台？所有取獲大小炮位多門，及夷人戰甲、內地營中炮械尚在可證”；並且指出，“該夷捏稱遭風商船，以飾其來台挫衄之恥”。怡良不顧事實，強迫姚、達供認英船系遭風破碎，“實無兵勇接仗之事”。台灣士民不肯為英方作證，而且，“千百為群，日匍伏於大府行署，紛紛僉呈申訴者，凡數十起”，尤其“精兵千萬，攘臂呶呼，其勢洶洶”，充分顯示台灣軍民反對封建統治者投降媚外的愛國精神。

但是，這時清朝政府已決定對侵略者投降，同年三月，姚瑩和達洪阿還是被加以“欺飾冒功”罪名，遭革職查辦，並從台灣押解，經福州，送京都。八月，入刑部獄。刑部逮訊時，“台諫交章論救”，而粵督耆英卻致書京都某大臣，聲稱：“不殺台灣鎮道，我輩無立足之地”。消息傳來，朝野嘩然，均為姚瑩鳴不平。當姚瑩被羈押至京都時，包括曾國藩在內的著名人士三十餘人，爭相駕車至京郊長辛店迎候。姚瑩被關在刑部大獄，后經友人大力營救，羈押六天後出獄。但清朝政府於當年十月，貶姚瑩謫川、藏。

1840年6月鴉片戰爭爆發。英國殖民者看到中國的台灣孤懸東海，便把進攻的矛頭直指台灣，欲圖搶佔台灣作為進攻中國大陸的跳板。時任台灣兵備道的姚瑩與協同防禦的總兵達洪阿，對此早有洞察和預防，並做了認真的應戰準備，加緊修築防禦工事，添置槍炮彈藥等。他們居安思危，“枕戈籌餉，練勇設防”。

1840年7月到1842年3月，姚瑩帶領台灣軍民共取得了“五戰五勝”的輝煌戰績。其中兩次大勝：一是1841年9月，當時英艦紐布達號駛入基隆港，重炮轟擊二沙灣炮台及兵房。中國守軍毫不示弱，狠狠還擊，英國兵艦受重創，於逃竄中觸礁沉沒，姚瑩率軍民大獲全勝；二是1842年3月，英艦阿安號載重兵瘋狂攻擊台灣大安港，來勢洶洶，氣焰囂張。姚瑩乃與達洪阿“設計以殲之”，將英軍艦引入“暗礁林立”的土地公港，使其“擱淺中流”時，乃發動強大攻勢，從而大破英兵。這兩次大勝，共擊斃英軍130多名，俘虜200餘名，並繳獲大量武器彈藥。

另還有三次小勝：1840年7月，英國一艘雙桅船入侵台灣鹿耳門外海面，被姚瑩派兵擊退。這是首戰英軍的勝利，士氣為之大振；第二次是1841年7月，英軍三艘三桅船再次侵犯，又被擊退；第三次是1841年10月，英軍又一次捲土重來，並在炮火掩護下強行登陸基隆，在姚瑩指揮反擊下，全殲登陸英兵。

這五戰五勝，戰果豐碩，震撼中外，清道光帝曾多次嘉獎。在鴉片戰爭中，姚瑩是堅決擁護林則徐、鄧廷楨等抗英的主戰派的。他系抗英保台的有功之臣，在率領台灣軍民抗擊英國殖民侵略軍中，從未打過一次敗仗，也未丟失過一寸土地，不愧為愛國保台的一面光輝旗幟，也為中國近代史在抗擊外敵入侵上譜寫了不朽的篇章。而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在內地沿海各地因屢次戰敗而丟城失地，並在耆英、伊裡布、怡良等投降派影響下，而終於1842年8月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

這裡要特別提到的是，英國政府借口所謂“殺俘事件”要挾清政府，竟使姚瑩、達洪阿等被革職查辦。后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清政府未敢重判姚瑩，僅以貶至川藏任職了事。

姚瑩之所以能夠連續多次獲得抗擊英軍的勝利，不僅是因為他在軍事上應敵準備充分，使敵無隙可趁，還在於他得到了當地廣大民眾的擁護和支持。他為官清廉、以身作則、體察民情、關心民疾，深得當地民眾的信賴。他在很多方面都為後人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一是調查研究。他在台灣期間，深入民間基層，進行社會民情、風俗、歷史、地理方面的考察。他所寫的《東槎紀略》五卷，就是實地考察之作。書中記載了台北地區，噶瑪蘭（今台灣東北宜蘭平原）以及浦社（今台灣彰化東南）等地的歷史、地理情況，特別是詳細記載了噶瑪蘭濁水大溪以北大量的山川地形、人文歷史和人民生活狀況。他在農地考察中，還幫農民“繪造圖冊”、“釐定界址”，不僅“可杜絕土地糾紛，也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土著民眾的土地權益”。他所留下的記載，至今仍對研究台灣史地，特別是台灣少數民族生活情況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姚瑩注重調查研究，從台灣被貶川藏後任職依然如此。他所寫的《康輶紀行》，即以大量資料說明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並揭露了英國侵略西藏一些鮮為人知的事實。這是一本非常有價值的考察著作。

二是為官清廉。他在台灣三度任職，先後十年。他生活儉樸，一身廉正，兩袖清風，知之者無不讚佩。他在台灣第一任，即任“台灣縣”解職返回途中，其父不幸逝於鹿耳門，抵福州后，擬“謀其父靈櫬及親屬返桐城”，但“以貧困不能成行”，亦因友人“趙慎畛適調任閩浙總督，助其歸櫬”。其時，姚由“其兄扶櫬歸里”，而“自己則偕母僑寓福州，謀菽水之養”。

三是愛民愛土。姚瑩關心民眾疾苦，經常深入基層，親自輔助解決震災、風災、水災、失業、民間糾紛等。嘉義縣發生大地震時，姚“立即開展救災工作”，“與達洪阿等帶頭捐出養廉銀”，並推動“捐集番銀二千九百六十六元”。姚瑩被解職離台時，軍民夾道跪拜20餘里。

四是注重文教。姚瑩非常注重當地人民的文化教育，以提高其文化、思想、知識水平。凡其為官之地，均不忘“立學校、敦士習”。在出任台灣兵備道后，即使軍務非常繁忙之時，“猶不忘整頓台南的海東書院”，“拿出家藏書目，供在院肄業諸生學習”。后又“整剔海東書院規約，時與諸生相討論”。在出任台灣縣知縣及噶瑪蘭通判時，亦曾籌款、捐款助修台南學府、台灣縣書院以及宜蘭縣之仰山書院，並為延請台邑優秀人士主持。

1840年6月，英軍封鎖廣州洋麵，發動了鴉片戰爭。頓時，整個東南沿海都籠罩在戰爭的陰影之下。台灣作為中國東南要區，自然是英軍覬覦的重要目標。戰爭爆發之前，英軍就不斷派人到台灣島內了解情況，並經常抓捕漁民詢問港口內部的情況。隨著戰局的發展，台灣形勢也越來越嚴峻，1841年8月廈門陷落，台灣的主要物資供應線被切斷，台灣島內更是人心浮動；同時，英軍軍艦進犯台灣，來勢洶洶。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局面，姚瑩和總兵達洪阿同心協力，積極籌防，同時在戰爭中採取正確的戰略戰術，為台灣保衛戰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加緊訓練軍隊。姚瑩治軍“務在簡、嚴”，即“究其大端，不責苛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在抗英鬥爭中，台灣守軍同仇敵愾，英勇戰鬥，給英軍以沉重的打擊。

改善武器裝備，添置軍事設施。鴉片戰爭爆發后，姚瑩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來加強台灣防務。如製造巨艦以利於海戰；勘測各個港口的深度，因地制宜進行設防；在各個港口增設炮位，加固原有的炮台；將在福州新近鑄的6000斤大炮和8000斤大炮，調來一批以增加台灣的作戰能力，多置火器，教士兵應用。這些措施增強了守軍的作戰能力，在抗擊英國侵略者的鬥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8月的戰鬥中，就是8000斤和6000斤兩門巨炮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打斷了英軍的桅杆，從而迫使其撤退後觸礁沉沒。

團練鄉勇，使之協防。鴉片戰爭爆發后不久，姚瑩立即馳赴北部，督察防堵事宜，並沿途召見耆老、士紳，使之團練鄉勇。“每庄自一、二百名至七、八百名，通計四縣二廳，團練壯勇13000多人，一旦有警，半以守庄，半聽調用。”當時5個比較大的口岸共用防衛士兵3481人，屯丁200人，而調用的協防鄉勇數量則為2160人，水勇520人，和正規軍的數量相差無幾。這還沒有包括那些沒有被調用的鄉勇。到了道光二十二（1842年），各地所練鄉勇已經達到了47000餘人，數量上遠遠超過了正規軍。而且，這些鄉勇平時不領經費，僅在戰時調用才撥給口糧。對於軍餉本來就缺乏的台灣來說，這種寓兵於民的做法無疑收到了一舉多得的效果。

收養遊民，穩定後方。台灣遊民素多，成為社會不穩的重要因素。歷史上許多樹旗滋事、趁機搶劫的事件大都是遊民所為。姚瑩一直比較注意解決遊民問題，任台灣道不久，就提出了收養遊民的問題，要求將他們編入各庄保甲，由各庄的總理、董事進行約束，“無事則使巡守田園，有事則逐捕盜賊。”這一政策取得了相當的效果，與以前相比，遊民滋事的數量明顯減少。鴉片戰爭爆發后，姚瑩收養遊民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他在《會商台灣夷務》中說：“水師兵少，不敷分撥，必須多募鄉勇，既得防夷之用，又可收養游手，消其不靖之心。”這些遊民大多被編入鄉勇，直接補充了軍事力量。對於抗英鬥爭的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對於部分遊民趁抗英鬥爭期間製造混亂，搶劫財物的行為，姚瑩則給予堅決的打擊，以保證後方的穩定。道光二十一（1841年）9月11日，北路嘉義地方發生了遊民暴動。他們數十成群，向鋪戶強借銀錢，並於15日黎明攻擊官員寓所，殺死兵丁。總兵達洪阿迅速帶領兵丁平定了這次騷亂。然而北部剛剛平息，又有遊民在鳳山縣豎旗滋事，殺死民人祭旗，並攻擊汛地。姚瑩迅速調兵緝拿，很快擊潰了這一股勢力，穩定了形勢，從而保證了抗英鬥爭的順利進行。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豎旗事件有很多是和英國侵略者相互關聯的，有部分流民被英國人收買，到台灣作內應，配合英軍進攻台灣。據英國俘虜自己交代，英軍司令璞鼎查曾給漢奸番銀90000元、紋銀6000兩，“來台購買奸民”。自道光二十一（1841）年以後，政府緝捕的人員中有很多是這類人。因此，對流民豎旗滋事的打擊和打擊漢奸、抗擊外國侵略者緊密結合，事實上構成了整個抗英鬥爭的一部分。

台灣抗英鬥爭的勝利令中國軍民士氣大振，道光帝也稱讚這幾次戰鬥說“可稱大快人心”。特賜姚瑩花翎，兼二品冠服，“以旌其功”。然而，台灣抗英鬥爭的成功卻使部分投降派大臣、特別是直接參加了鴉片戰爭的投降派大臣如鯁在喉。在戰爭中，閩浙諸地均喪師失地，獨有台灣地區取得了勝利，“鎮道受賞而督撫無功，有以小加大之嫌。”且台灣“屢邀上賞，已犯獨醒之戒”。姚瑩等人“早已為中外大臣所嫉”。同時，英國侵略者也對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後快。

1842年中英簽定了《南京條約》，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後不久，英軍向中國方面提出，要求釋放在戰爭中被台灣軍民俘獲的士兵。但是，在戰爭結束之前，除了9個英軍頭目之外，其餘的英軍戰俘已在道光帝的同意下被“就地正法”了。英軍在得知這個消息之後，就向清政府提出交涉，謊稱這些俘虜本系難民，因商船在台灣海峽遭遇颱風，漂流至台灣，卻被台灣鎮道當作官兵殺害，以冒功請賞。英國公使璞鼎查堅決要求將台灣鎮道“去官正法”，否則的話，“將奏明我國君主，非惟傷及二國和好之氣，誠恐難保無致干戈再起。”進行戰爭威脅。

姚瑩對於英國公使的上述說法進行了義正辭嚴的駁斥，他指出：一，這些英軍被俘時台灣海峽並無颱風，因此遭風之說完全是無稽之談。二，在1842年大安之役中俘獲的英國船隻上發現了浙江寧波鎮海營中的軍器、綠營旗幟和署為“溫州鎮左營守備”所造附近山形水勢圖一本。可以說明此船曾參與過這些侵略中國沿海的戰役。三，英國船上設有炮台，“打仗勝則稱為兵船，以耀其武，敗則指為商船，以諱其短。”而並非如璞鼎查所稱僅是商船。因此，姚瑩認為，英國公使的說法俱是捏造，僅僅是為誣陷、打擊台灣抗戰軍民提供口實而已。但是這些辯解並沒有阻止投降派官員將姚瑩羅織成獄。事發之後，“江、廣、閩、粵四省大帥……彈章相繼，或日為書，偏布京師，曰‘不殺鎮道，無以謝夷，以堅和約’。”清政府令閩督怡良到台灣調查此事。怡良“成見早定，不容陳辯”，沒有經過調查，立即將姚瑩、達洪阿革職查辦，“以其所聞於夷人者令鎮道俱對”。在這種情況下，姚瑩有口難辯，終於被煅煉成獄。對此，姚瑩在一首詩中寫道：“海外功名泡影如，群公網豈漏游魚。”表達了他的無奈之情。姚瑩含冤下獄，道光帝是知道其中隱情的。當時處決俘虜的命令就是他下的。因此在見到姚瑩下獄以後所寫的“供辭”時說：“台灣事，朕已知之，毋庸閱也。”但是經過了鴉片戰爭之後，他早已被英國侵略者嚇破了膽，根本不敢違背英國人的意願。最後還是作出了荒唐的決定，將姚瑩下獄。

但是，姚瑩的遭遇卻激起了主戰派愛國人士和台灣人民憤怒。怡良到台將姚瑩及達洪阿逮問入京時，就有“精兵數千人攘臂呶呼，其勢洶洶，”幾乎激成兵變。后經勸導，眾人才“痛哭投戈而罷”。不久，“士民復千百為群，日匍伏於大府行署，紛紛僉申訴者，凡數十起。”及至姚瑩下獄，“台諫諸公紛紛上書言台灣事”，“爭為頌冤”。在各方壓力下，道光帝不得不將姚瑩“赦免”出獄。但是為了使英國人清滿意，將他“以同知直隸州知州，發四川效用”。儘管這樣，投降派官員猶不滿足，後來又令其“使乍雅”，“出西藏治獄”，“往返六七千里，道經絕漠。”讓他受盡了折磨。

對於這種遭遇，姚瑩卻安之若素。雖“兩次奉使往返萬里，冰山雪窖中，崎嶇備至，”卻能“處之如恬，途中誦讀吟詠不輟。”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一時期，他系統地考察了所經地區的山川、地形和風土人情，同時，對“西洋各國情節及諸教源流，尤深致意焉。”根據這些資料，寫成了《康輶紀行》15卷，並附圖一卷。他在書中提出，要抵抗西方侵略者，必須要學習他們的自然科學技術，並要進一步了解他們的情況。他在書中還特別提醒人們要防範英國侵略者對西藏進行侵略。這部書和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畲《瀛環志略》一起，開啟了中國早期近代思想啟蒙的先河。同時，姚瑩那種雖處江湖之險遠，卻仍繫心於國家之憂患的拳拳赤子之心，足以垂範後人。

姚瑩曾得姚鼐嫡傳，但豐富的經歷、學歷與愛國思想，使他的文學理論較桐城傳統較大的發展。

其一是注重“經濟”，也即是經世致用之學。他曾補充修正姚鼐的“義理”、“考證”、“文章”為學問三要素之說，《與吳岳卿書》提出讀書作文的“要端有四：曰義理也，經濟也，文章也，多聞也”。與姚鼐說比照，除了將“考證”易為更切實際的“多聞”外，更補入了“經濟”為第二要端。按劉大櫆《論文偶記》已云：“人無經濟，則言雖累牘，不適於用。故義理、書卷、經濟者，行文之實”，注意到“經濟”對於文章的作用。但劉氏文論強調的重點別在“行文”之“能事”，而姚瑩則顯然把它當作重點，例如《與陳恭甫書》說：“海內名人先生，生平聞見多矣。精考訂或拙於文章，工辭翰又弱於氣節，至於經濟世務，多迂曲鮮通。閣下獨馳騁於翰墨之場，研參於賈、鄭之席，氣節世務，矯然通偉，宜可以膺當世之任而塞人士之望矣。”這裡顯然是把“經濟世務”看作最難能可貴的一端了。更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姚瑩自己的作為與著述，他所謂“經濟世務”，雖然 基本是仍限於維護清王朝封建統治，但有了改革弊政、反對侵略的愛國的新內容。

其二，姚瑩論文還提倡“發奮著書”的傳統與“沉鬱頓挫”的風格。方苞論文重“雅潔”，姚鼐並舉“陽剛”“陰柔”之美，雖崇尚“陽剛”，而自己所作乃偏於“陰柔”，這是由所謂“康乾盛世”與方苞、姚鼐的生活地位所決定的。姚瑩以其危阨困頓的遭遇與憤慨世事的思想感情，進一步突破了桐城派的傳統家法。他在《答張亨甫書》中就詳細地論述了文章“不窮不奇，不奇不可以大而久”的觀點。其中列舉了孔子、老子、莊子、屈原、賈誼、司馬遷、曹植、李白、杜甫、韓愈等不同文體的優秀之作，以為它們都可稱為“奇”，然後議論說：“是奇也大抵有所為而後發。……非困頓沉鬱，勢極情至而不可已，則發之也淺，其成之也不可以大而久。……非困窮憂患，則聖人之遇不奇；非絕無僅有，則宇宙之奇不泄。諸子也各以其窮為其奇而不朽。蓋從古無安常處順、坐至富貴而能奇者，斯其與草木同腐耳。”

在《康輶紀行》中他更標舉“文貴沉鬱頓挫”的主張，對於這種風格的藝術特徵與其情思、學識和生活基礎作了細緻的分析：

古人文章妙處，全是“沉”“郁”“頓”“挫”四字。“沉”者，如物落水，必須到底，方著痛癢，此沉之妙也。否則，仍是一“浮”字。“郁”者，如物蟠結胸中，展轉縈遏，不能宣暢；又如憂深念切而進退維艱，左右窒凝，塞阨不通，已是無可如何，又不能自己。於是一言數轉，一意數回，此郁之妙也。否則，仍是一“率”字。“頓”者，如物流行無滯，極其爽快，忽然停住不行，使人心神馳響，如望如疑，如有喪失，如有怨慕，此“頓”之妙也。否則，仍是一“直”字。“挫”者，如鋸解木，雖是一來一往，而齒鑿巉巉，數百森列，每一往來，其數百齒必一一歷過。是一來，凡數百來；一往，凡數百往也。又如歌者，一字故曼其聲，高下低徊，抑揚百轉。此挫之妙也。否則，仍是一“平‘字。文章能去其浮、率、平、直之病，而有沉、郁、頓、挫之妙，然後可以不朽。《楚辭》、《史記》、李杜詩、韓文是也。嗚呼！此數公者非有其仁孝忠義之懷，浩然充塞兩間之氣，上下古今窮情盡態之識，博覽考究山川人物典章之學，而又身歷困窮險阻驚奇之境，其文章亦烏能若是也者！今不求數公之所以為人，而惟求數公之所以為文，此所以數公之後罕有及數公者也。

這些識見，較之一般桐城文論的以揣摩古人的行文手法為能事者是超過多了。他的這種文學觀念，與龔自珍、魏源頗為接近，事實上也受到他們的影響。他在道光初年到北京時即與龔自珍、魏源、湯鵬、張際亮等交好，他們的思想言論文章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晚年還念念不忘，曾寫《湯海秋傳》回憶道：“道光初年，余至京師，交邵陽魏默深、建寧張亨甫、仁和龔定庵及君。定庵言多奇僻，世頗訾之。亨甫詩歌幾追作者。默深始治經，已更悉心時務，其所論著，史才也。君乃自成一子。是四人者皆慷慨激勵，其志業才氣欲凌轢一時矣。世乃習委靡文飾，正坐氣苶耳。得諸子者大聲振之，不亦可乎！”

這裡有力地讚揚了龔、魏、湯、張諸人的對社會現實的關心與了解，議論的奇偉，志懷才氣的慷慨激昂，肯定他們之作的振聾發聵作用，表現出與他們共同的思想藝術傾向，而所批判的萎靡文飾的不良風氣，恰也切中一般桐城派的通病。這決定了姚瑩在桐城文派發展中的特殊地位。方宗誠《桐城文錄序》中說：“植之先生同時友才最大，惟姚石甫先生，雖親灸惜抱，而亦能自由機杼，洞達世務，長於 經濟。植之先生稱其義理多創穫，其議論多豪宕，其辯證多浩博，而鋪陳治術，曉暢民俗，洞及人情。先生自謂其文博大昌明，誠有然也。文事雖未精，而有實用。”又說：“桐城之文，自植之先生之後，學者都務為窮理之學，自石甫先生后，學者都務為經濟之學。”指出了姚瑩對姚鼐的獨特創造及方樹東、姚瑩在桐城文派中的不同影響。然而方宗誠對姚瑩的文章是有遺憾的，所謂“文事未精”，即意味著它不甚合於桐城文統的要求。

姚瑩也注意詩論，表現出與其文論同樣宗旨。如《復楊君論詩文書》說：“夫詩之與文，其旨趣不同矣。顧欲善其事者，要必有囊括古今之識，胞與民物之量，博通乎經史子集以深其理，遍覽乎名山大川以盡其狀，而一以浩然之氣行之，然後可傳於天下後世；豈徒求一韻之工，爭一篇之能而已哉？”又說：“詩之與文，尤無二道也。”他也特別讚揚沉雄悲壯的詩風，如稱湯鵬“感慨抑鬱，詩多悲憤沉痛之作”（《湯海秋傳》）；稱張際亮“以其窮憂慷慨牢落古今之意發為詩歌，益沉雄悲壯”（《張亨甫傳》）。姚瑩還有《論詩絕句六十首》，其中不乏真知灼見，如第二首云：“辛苦十年摹漢魏，不知何故遠風騷；而今悟得興觀旨，枉向凡禽乞鳳毛。”深刻地諷刺了詩壇摹擬漢魏古詩的形貌而遺棄《國風》、《離騷》精神的風氣，指出了“興觀君怨”是作詩的要旨，這是對宋嚴羽詩論以至明清時代摹凝漢魏盛唐復古之風的批判。又如對李商隱的詩，姚瑩也強調了他的《有感》《重有感》等感時憂國的詩，而不贊成歷來論者的一味崇慕其纏綿情思之作：“牙旗玉帳真憂國，莫向《無題》覓瓣香。”姚瑩在論陸遊詩時，更突出了其中的愛國主義精神、恢復失地的雄心壯志：“鐵馬樓船風雪裡，中原北望氣如虹；平生壯志無人識，卻向梅華覓放翁。”桐城派論詩有兼采唐宋的傾向，對清季宋詩運動產生過重要影響。姚鼐在古人中最推重杜甫和韓愈的詩。他以杜甫為“古今詩人之冠”（《敦拙堂詩集序》），又評王士禎《詩選》曾云：“若病其缺此大家（指杜甫），只當另選一杜詩，或益以昌黎，以待天下士才力雄健者之自取法可也。”（《惜抱軒尺牘》卷七《與陳碩士書》）可見他以杜、韓為“才力雄健”者之取法對象。姚門弟子也都推重杜、韓，如姚瑩《論詩絕句》中評杜甫：“力破滄溟萬象開，乾坤奧氣少陵才。”論韓愈則云：“文體能興八代衰，韻言尤自辟藩籬。主持雅正惟公在，底事盧樊別賞奇？”都極力稱揚，崇之甚高。方東樹《昭昧詹言》也以杜、韓同稱，盛讚他們“胸襟高，本領高”，“讀書多，筆力強”（卷九），“杜公如造化元氣，韓如六經，直書白話，皆道腴元氣。”（卷九），他說韓詩“筆勢如湧出，讀之攔不住，望之不可極，測之來去無端涯，不可窮，不可竭。”總之杜詩的沉鬱頓挫與韓詩的渾浩雄健都合乎桐城派論詩重陽剛的主張。

姚瑩這些論詩的絕句，在抉發前人憤世匡時的真情實感中，也寄託著自己時代身世的感概與抱負，是值得注意的。

姚瑩同樣崇尚程朱理學。但他“耽性理，兼懷濟世”（《論心罪檄文》），與桐城派的前賢一樣，皆提倡“經世之學”，做官不但清廉自守，而且注意時務，有政聲，也有一些有關實際政事的著述，陸以湉說他“負經濟之學，尤長於論兵”。（《冷廬雜識》卷三）。由於他生活的時代，還使他的“經世之學”還有著前所未有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內容。鴉片戰爭失敗后，他進行認真的反思，認為失敗的原因“正由中國書生狃於不勤遠略，海外事勢夷情，平日置之不講”，而英吉利、佛蘭西、米利堅對中國地利人事，“彼日夕探習者已數十年，無不知之，而吾中國曾無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勝負之數，已皎然者矣。”因此，他認為：要有效抵抗侵略，就必須首先了解外情。他是中國最早關注和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入侵的學者之一，也是最早研究邊疆地域政治的學者，這方面的代表作有《康輶紀行》、《識小錄》、《東槎紀略》等。《康輶紀行》是近代史上第一部介紹西藏歷史文化民俗的專著。姚瑩的《康輶紀行》系考察西藏后而著。投降派令其“使乍雅”，“出西藏治獄”，本是施加的一種政治迫害，但姚瑩卻安之若素。雖“兩次奉使往返萬里，冰山雪窖中，崎嶇備至，”卻能“處之如恬，途中誦讀吟詠不輟。”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一時期，他系統地考察了所經地區的山川、地形和風土人情，同時，對“西洋各國情節及諸教源流，尤深致意焉。”根據這些資料，寫成了《康輶紀行》15卷，並附圖一卷。書中對西藏的宗教民俗、地理交通、物產氣候、民族文化等皆有記錄；對英法歷史，英俄、英印關係，印度、尼泊爾、錫金入藏交通要道，以及喇嘛教、天主教、回教源流等問題，亦皆有所闡述。其中尤其注重考察西藏地區情況，揭露英、俄兩國對西藏的覬覦之心和相互之間的矛盾。建議清政府加強沿海與邊疆防務，以反抗外國侵略。他在書中還提出，要抵抗西方侵略者，必須要學習他們的自然科學技術，並要進一步了解他們的情況。他認為，英、法、美等國遠離中國數萬里，他們多年來研究中國，對中國的地理人事很熟悉，而我國對他們卻沒人了解，這是中國失敗的原因。他著此書的目的，就是旨在“知彼虛實”，“徐圖制夷”，以“冀雪中國之恥，重邊海之防”：“瑩為此書，蓋惜前人之誤，欲吾中國稍習夷事，以求撫馭之方耳”。這部書和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畲《瀛環志略》一起，開啟了中國早期近代思想啟蒙的先河。

姚瑩與林則徐、魏源，都是當時主張睜眼看世界，學習西方國家近代科學技術以抵抗外來侵略的代表人物。遠在嘉慶年間，姚瑩就開始“購求異域之書，究其情事”二；在台灣抗英鬥爭中，他重視仿求英艦“堅大”、“靈捷”要領，主張督造“巨艦”，仿鑄“夷炮”；而鴉片戰爭后，他更加註意時事與世界大勢，熱心搜購外國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書籍，並縱論時事，指陳得失，積極尋求抵抗外國侵略之策。《康輶紀行》實際上是他長期以往、持之以恆的革新思想的產物。

與《康輶紀行》可以媲美的是他的《東槎紀略》。該書是研究台灣歷史地理的早期著作之一，作於道光九年（1829）因“龍溪別案”被革職以後。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春，調任台灣知縣；道光元年（1821年）任噶瑪蘭（今台灣宜蘭地區）通判。當時的噶瑪蘭還是蠻荒之地，他興利除弊、鼓勵民墾，改築仰山書院，大力促進漢族與當地土著和睦相處，對開發噶瑪蘭作了積極貢獻，因而“深得士民心”，在台五年“所至士民好之”（連橫《台灣通史》）。道光三年，因當年任龍溪知縣時舊案，受害革職。他在鄉居之中寫的《東槎紀略》“自序”中雲﹕“余以羈憂，棲遲海外。目睹往來論議區劃之詳實，能明切事情、洞中機要；苟無記之，懼後來老習焉不得其所以然。……乃采其耍略於篇，附及平素論著涉台政者，而以陳周全之事終焉”。可見他在困厄之中仍不忘憂國，為清廷、為後人留下治台的施政舉措和第一手資料。

《東槎紀略》五卷33篇，其中“陳周全之亂”、“平定許楊二逆”、“改設台北營制”、“改配台北班兵”、“籌給艋舺營兵米”、“籌議商運台榖”、“議建鹿耳門炮台”，卷四“台灣班兵議”（上）（下）等六篇等記述了他經營台灣的施政舉措和軍事部署；卷二“籌備噶瑪蘭定製”，卷三“噶瑪蘭原始”等九篇；卷五“埔里社紀”、“台北道里記略”、“噶瑪蘭原始”、“噶瑪蘭入籍”“西勢社番”、“東勢社番”、“噶瑪蘭台異記”、“噶瑪蘭厲壇祭文”等記載了台北地區，噶瑪蘭（今台灣東北宜蘭平原）以及浦社（今台灣彰化東南）等地的歷史、地理情況，特別是詳細記載了噶瑪蘭濁水大溪以北大量的山川地形、颱風氣象、人文歷史和人民生活狀況。具有極高的歷史和資治價值。

在文學上，姚瑩承襲家學，曾親聆姚鼐教誨，名列所謂"姚門四弟子"，為桐城派古文家。他論文繼承桐城派的“義法”說，“才、學、識三者先立其本，然後講求于格、律、聲、色、神、理、氣、味八者以為其用”，使文章“關世道而不害人心”（《復陸次山論文書》）。他的文學思想主要體現在《論詩絕句六十首》和一些詩文集的序言之中。《論詩絕句六十首》的內容十分豐富，對詩經、楚辭、漢魏樂府及唐、宋、元、明、清的歷代詩歌皆有評述，對歷代主要詩人的創作成就及其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在《論詩絕句六十首》中，姚瑩重視《詩經》、《楚辭》、《樂府》對後世的影響，讚許漢樂府民歌“皆人情天籟，無假修飾，最有興觀群怨之旨”（《謠變序》），對建安之後詩風轉向追求語言的新巧華麗，文風綺靡則持批評態度。他極力稱道朱熹對陳子昂《感遇詩》的讚許，也十分推崇李白和杜甫。宋代詩人中首推梅堯臣，認為他能反映社會現實、揭示民生疾苦。另外姚瑩很強調詩歌的情志表達，對宋儒把“情”與“理”相對立的觀點持否定態度。他把思想感情比作“風”，把辭藻格律比作“簫”，認為詩歌創作是“風之過簫”。沒有因物起興的“情”便沒有詩作。在創作思想上，姚瑩強調為文要“於斯世有益”。為此他特別重視作家的思想修養，認為欲求“所以為文”，必須先求“所以為人”。苟能如此，再加上廣博的學識和豐富的生活經歷，方可寫出沉鬱頓挫之文。他舉《楚辭》、《史記》、李杜、韓愈為例，認為“此數公者，非有其仁孝忠義之懷，浩然充塞兩間之氣，上下古今窮情盡態之識，博覽考究山川人物典章之學，而又身歷困窮險阻驚奇之境，其文章烏能如是哉”（《康輶紀行·文貴沉鬱頓挫》）。至於文字，不一定要新奇，普通的熟字熟句，照樣可寫出好詩來。他還認為盛世之音不一定要“華靡和緩”，也可以譏刺，如“虞廷之歌”、“文王之什”就是如此。

文學創作上，姚瑩詩文俱佳，才華橫溢，其文收錄於《東溟文集》、《東溟外集》和《東溟文後集》之中。另有《后湘詩集》，存詩20卷。他的文章除闡釋性理者外，包括論辨、序跋、贈序、書信、記傳、雜文等，“舉聲音笑貌、性情心術、經濟學問、志趣識見乃至家聲境遇，靡不悉載以出”（方東樹《石甫文鈔題辭》）。

其散文大抵可分為記敘文、論說文和傳記三類。其論說文主要是奏章和涉及政務的書信，收在《東溟文集》卷一和《東溟奏稿》之中。“善持論，指陳時事利病，慷慨深切”（姚浚昌語），如《通論》、《再復座師趙笛樓先生書》等，於論政議事之中，滲透著自身的遭遇感慨和切憤深憂，激昂豪宕，文筆駿利而富於感情。這類文章語言通俗簡潔，條理暢達，舉證要而不煩，反映出作者料事的前瞻目光和判斷的迅速準確，主要是表現作者政治家、軍事家的見解和胸懷，文學性並不強，如1840年七月初八《復福州史太守書》，信中駁斥在戰爭中畏敵如虎的福州太守“抗敵致報復”說，指出英軍炮艦萬里來華，“來則不善，惟有交鋒，豈能懼其報復”？言簡意賅，既深明大勢又毫不畏懼；八月七日，英酋璞鼎查率軍到達台灣附近洋麵，作者給當時主持軍國大計的怡良、劉鴻翱、曾望顏等分別上書，敦促這些大員摒除歧見和觀望猶豫，表達不惜一死抗敵報國的決心，在《再復怡制軍言夷事書》中寫道：“鎮江失守、江寧失守，無怪其然。聞當事諸公有暫事羈縻，請聖明速決大計之奏，雖雲急迫萬分，何遂至此”。書中指斥時政，毫不避諱，乃至指陳上司，也是直言其非。忠於王命、急於國難的俠肝義膽、情急之態，可見一斑。論說文中也有一些篇目呈現另一種風格，即在雅潔、平實的敘事中曲折見情，顯得沉鬱而委婉，如《與光律原書》，書中詳敘了他在台抗擊英軍卻遭誣陷的經過和緣由，抒發了無奈但絕不妥協的堅定信念，其中揭示緣由，僅用數字：“閩帥以台灣功不己出，久有嗛言，又恨前索夷囚不予，及奉查辦之令，遂脅迫無知，取狀具結，以實夷言”，敘事簡潔又明晰，其情勢之無奈和態度之堅定，字裡行間，盡情流露。這類頗富情志的論說文，在姚文中也並非僅見於此。這類文章也時有瑣碎、粗糙之病，缺乏剪裁與錘鍊。

記敘文多見於《康輶紀行》、《東溟文集》卷三，以遊記和與友人的書信居多。姚瑩駐守過台灣、任過藏差，見過許多當時士大夫沒有見過的異域風光，況且他又關注外域和邊陲並有過專門研究，所以他的遊記不僅讓人耳目一新，而且重視原始資料，對此原委淵源詳加探考，並分析其得失利害，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和深邃的學術價值。如《康輶紀行》中記邛州一帶所謂“泥客”和“棒客”的產生緣由就具有上述特徵：“棒客作俑，始於邛州某刺史。當時煙禁初嚴，洋煙不至，建昌一帶所產煙泥盛行，奸販如雲，號為泥客。官慮兵役之不勝捕也，則大張曉諭，謂泥客本犯法，民能逐捕者聽。於是所在遊民蜂起，截劫泥客以為利，自稱棒客。泥客不畏官而畏棒客，則亦結黨持械以自衛。相遇則死斗，斗必有一敗，敗則無食，則擾及居民行旅”，遂成“蜀中大患”。在《達賴喇嘛掣金瓶》、《西藏大番僧》和《西藏外部落》等記述中，介紹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神王的產生過程以及政治版塊等情況，有著極高的史料價值，並可作為施政參考。在著名的《與湯海秋書》中，作者詳盡的介紹了台灣的政情和民俗，自己蒞任后平亂經過和施政策略，最後又對確保台灣的長治久安提出設想，既可視作自己治台經過的回顧，又可視為自己的施政綱領。這類記敘文還有《游欖山記》、《葛瑪蘭台異記》等。

傳記文則多在《東溟文後集》卷十一、十二中，以《陳忠愍小傳》、《張亨甫傳》、《湯海秋傳》和《祭兄伯符文》等為代表，皆感情真摯、文筆生動，頗有其祖姚鼐的文風。如《祭兄伯符文》將其兄為人的誠篤、早熟、厚道、慈愛、可敬可親的形象，描敘得十分真摯感人。而其中的“惟兄是活”、“惟兄是依”、“惟兄是恤”三個排比句，把作者對乃兄的眷戀、感激之心以及祭兄時的痛惜之情，表現得更加濃烈和沉鬱。姚瑩散文中還有一些序跋，如《鄭雲麓詩序》、《潘四農詩序》、《忠毅公家書真跡書後》等，從中可見作者的文學主張和為人品格，如在《鄭雲麓詩序》中，作者又一次強調“欲為文”必先求“所以為人”的文學主張：“士大夫固有所當務者，詩歌似非所先。然以持正人心、諷頌得失，實有切於陳告訓誡之辭者”。在《忠毅公家書真跡書後》，作者極力稱讚桐城先賢左光斗的“殺身成仁”，其中也流露自己的旨歸。姚瑩一生最講“氣節”，他在揚州出資修葺史可法墓，又囑刻《左忠毅集》，並準備籌資刻“上起《離騷》，下至國初歷代忠義諸公遺集”，從中亦可看出姚瑩為弘揚民族氣節、挽救頹風敗俗的政治使命感。方東樹曾用多方比喻來盛讚姚瑩的散文風格：“觀其義理之創穫，如雲霾過而耀星辰也；其議論之豪宕，若快馬逸而脫銜羈也；其辯證之浩博，如眺溟海而睹濤瀾也。至其鋪陳治術，曉暢民俗，洞極人情白黑，如衡之陳鑒之設，幽室昏夜而懸燭照也。而其明秀英偉之氣，又實能使其心胸、面目、聲音、笑貌、精神、意氣、家世、交遊，與夫仁孝愷悌之效於施行者，畢見於簡端，使人讀其文，如立石甫於前，而與之俯仰抵掌也”（《東溟文集序》）。

姚瑩的詩作大都是寫自身感受，或吟詠性情和山水風物，或抒發宦途摧挫之感，憂時憫民之懷。詩風以盛唐為宗，兼有漢魏古詩的影響。姚瑩曾以“風之過簫”（《后湘詩集自敘》）來形容自己清韻悠長的詩風。其內容主要可分為論詩詩、登臨懷古、贈友和山水四大類，均見《后湘詩集》。詩論以《論詩絕句六十首》為代表，前面已作敘述。但其它詩篇中亦有談論文學主張的，如五古《修辭》，仍是在強調作詩必先持正人心：“文章本心聲，希世絕近習。質重人則存，浮雜豈容入。鏤琢浠情貌，當非賢所急”。贈友詩更能看出作者海涵地負的藝術才華和雄放詩情，這類詩歌往往是鴻篇巨製，多側面、多手法的加以拓展和表達，如《觀梅舞劍行贈梅庄士》長達68句，476字，《張阮林自京師寄詩慷慨慰勉情溢乎辭因傷久別輒賦懷六十韻奉答兼示徐六襄光律原》更長達120句，600字，連詩題也長達36字。其中以寄劉開的兩首更見情愫，在《寄劉孟塗》中，詩人以誇張的筆調描畫出劉開的疏朗風神和出眾才華：“吾黨有劉生，矯矯非常儔。崛起榛莽中，顧盼邈九州。其精走雷電，其氣騰螭虯。化為九苞鳳，文彩鳴周周。聲華赫然起，倒屣傾諸侯。手握青蛇珠，口倒黃河流。大人辟英風，小儒驚不侔”。詩中雖也敘述劉開不遇於時並表達自己的同情，但並不是詩的重點所在，在稍加敘述后，著重寫二人登覽羅浮山的情形，完全是類似遊仙詩的浪漫筆法：

遂乃逾梅關，南去登羅浮。茲山實仙窟，羽客時來游。青蜺與白鳳，仙蓋何悠悠。虎豹扼九關，白日崦嵫收。顧召許飛瓊，為我彈箜篌。聲慘不可終，涕泗望十洲。靈符既未佩，仙夢難為酬。君今在何許，胡乃不我謀。浩浩大江濱，遙遙南海頭。精魂儻飛去，千里還相求。

但在另一首《寄孟塗》中，又一反浪漫高亢的風調，寫得低沉而委婉：“自爾春天去，江南又早秋。海雲雙淚滿，邊月一人愁。不分依南斗，偏遲買北舟。無情惟畫角，夜夜近危樓”。詩人在江南秋夜，面對皓月江水，傾吐著悠悠不盡的思念，一改陽剛為陰柔，顯示詩人多種藝術才華。《夜飲方竹吾北園偕左匡叔徐六襄方履周光律原張阮林諸君》風格和手法則和第一首《寄劉孟塗》相類。

登臨懷古類往往別具隻眼，或是蘊有極深的歷史感慨，或是意在言外有現實針對性，如《鳳陽懷古》：

漢家豐沛郁相望，虎躍龍飛又鳳陽。吾百里中佔地氣，一千年後再興王。天資自是殊寬急，國祚終教有短長。誰道韓彭更馮李，后先鳥盡嘆弓藏。

如果說其中的鳥盡弓藏之嘆還是讀史者所共有，那麼“天資自是殊寬急，國祚終教有短長”就意味深長了，它不僅帶有歷史規律的總結，還含蘊著某種期待和探索。這種深長的意味，在《崖門懷古》中終於明朗地表現出來：

崖山風雨晝冥冥，猶是當時戰水腥。倉卒紀年同外丙，艱難立國下零丁。人間草木無王土，海底魚龍識帝庭。一代君臣波浪盡，杜鵑何處叫冬青。

詩人登上崖山，回憶南宋與元兵在這裡的殊死相搏：陸秀夫報著幼帝投海和文天祥的零丁洋之嘆，這與他在散文《忠毅公家書真跡書後》中極力弘揚民族氣節，甚至不畏觸犯時忌是一脈相承的。另外《登何氏樓》中的感慨：“百年競逐原頭鹿，終古浮瀋水上鷗。北望更須凌絕頂，黃河如帶是中州”；《登徐州城樓》中的“憑臨楚漢千年地，惆悵風塵九日杯。秋草已無人戲馬，暮鴻猶送我登台”等皆有類似的特徵。

姚瑩的山水詩特徵是善寫凄迷景物，語言質樸清新而情感低回，如下面這兩首詩：

彭城遙望青山轉，泗水微流繞沛縣。北來不見石中魚，南飛正有沙邊雁。昨夜扁舟雨氣涼，河干日出弄晴光。秋草幾人迷故國，侵晨獨立煙蒼茫”。 ——《彭口曉望》

江燕飛飛暮雨時，吳娘打槳惜春遲。可憐無數長橋柳，都為東風踠地垂——《吳橋暮雨》

另外，像《從平山堂歸飲方氏余廬》：“九月寒江聞玉笛，幾人歌吹在迷樓”；《湖口送客》：“旅雁一江彭蠡渡，神鴉千樹小姑祠”，“誰為行人寫秋色，蘆花兩岸雨如絲”也都以清新凄迷見長。

姚瑩還有詞集《疏影樓詞》。姚瑩詞因經兵火鍛煉，力糾軟媚之風，刻意更新詞境，對當時詞壇有振敝起衰之功。富壽蓀認為“姚詞精勁如幹將躍冶，恆於最平凡處，忽開異境，極花明柳暗之妙”（《清詞菁華》），如《水調歌頭·太湖曉渡》：

三萬六千頃，七十二芙蓉。曉煙浩浩不盡，曉水更濛濛。帆影蘆蒲深處，人影玻璃明處，雁影界長空。山色互縈繞，一百里東風。

迷離樹，是嶺橘，是江楓？晴雲搖旭其上，黃色亂青蔥。坐我舵樓橫笛，不見蕪塘走馬，哀響激蛟龍。破浪羨伊穩，四扇側罛棚蓬。

詞境廓大，充滿動態感，處處寫景，又處處是人的感受，尤其是“迷離樹，是嶺橘，是江楓？晴雲搖旭其上，黃色亂青蔥”幾句，波俏之中更顯狀物之妙。另外像《壺中天·烏篷船》描繪曹娥江上風光；《夜行船·登白湖金仙寺閣》描繪湖光山色：“今宵尊酒重開，聽落葉西風滿崖。地遠雲橫，天高星動，月上潮來”；《柳梢青·登大觀台》寫屏山臨江的大觀台：“萬壑西蟠，一江東折，中有危台”，皆能在當時鏤紅刻翠、衰憊綿軟的詞壇上，一發清新瀏亮之聲，確有振衰起敝之功。

姚瑩一生為官清廉，勤于思考，不僅是政治家、軍事家，而且勤於著述，涉獵廣泛，留下著作頗多，計有《東溟文集》、《東溟外集》、《東溟文後集》、《東溟奏稿》、《后湘詩集》、《東槎紀略》、《識小錄》、《寸陰從錄》、《康輶紀行》等十數種，合為《中復堂全集》。安徽學者施立業的《姚瑩年譜》，是目前所知對其生平編年資料最為翔實的一種。

姚瑩故居，位於今安徽省桐城市的寺巷內，屬桐城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姚瑩墓，今在桐城市城區西北9公里龍眠山（今屬龍眠鄉雙溪村）小河口“姚家墳山”，屬安徽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