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起變法

春秋時期，奴隸制剛剛開始瓦解；戰國時，奴隸制的土地國有制已經大部分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促使新興地主階級在政治和經濟勢力更加壯大，地主階級力量增強，與原來奴隸主貴族頑固勢力的矛盾越來越深。吳起變法是在春秋後期地主階級取得奪權鬥爭勝利的基礎上進行的。

楚國地廣人眾，能夠調集百萬大軍，在戰國七雄中是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由於政治腐敗，經濟落後，國力一直萎靡不振。楚悼王繼位后，連年遭到魏、趙、韓等國的進攻，不斷喪失失地。在極其窘迫的形勢下，楚悼王不得不用重禮賄賂秦國，在秦國的幫助下才和魏、趙、韓講和。

面對這種內外交困的形勢，楚悼王很想有一番作為，但苦於缺乏變法圖強的真正人才和支持者。吳起來到楚國，為楚悼王分析楚國的弊端說，並指出要扭轉這種局面，只有“明法審令”，儘快變法革新。對吳起分析的種種弊端，楚悼王深有感觸，於是先任命吳起為宛守，防禦韓、魏。一年以後，晉陞為今尹，主持變法。

• “明法審令”，實行法治。吳起總結了李悝在魏國變法的經驗，深知法治的重要性，故他在變法中制定法令，公佈於眾。為確立法治的權威性，吳起還採取“倚車轅” （《韓非子·內儲》）的辦法，即立一車轅，有能夠搬動的予以獎賞。為使思想認識和輿論一致，禁止縱橫家進行遊說， “破橫散從（縱） ，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 （《戰國策·秦策三》） 。

• 減爵祿，進而廢除貴族世卿世祿制。《淮南子·泰族訓》說:“吳起為楚減爵祿之令。”《說苑·指武》說:“ （吳起）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對無功勞的貴族及其後代，實行均其爵、平其祿政策，對立有軍功和其他有功人員則授予爵祿，以解決分配不公，提高將士和新興封建勢力的積極性。在此同時，進而廢除貴族世卿世祿制， “使封君子孫三世而收爵祿” （《韓非子·和氏》） ，即解決“封君太眾”的問題， “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 （《史記·吳起列傳》） 。

• “卑減大臣之威重” （《史記·蔡澤列傳》） ，整頓吏治。吳起認為， “大臣太重”與“封君太眾”是楚國政治兩大弊端，故在廢除貴族特權的同時，又削弱大臣威權， “禁明黨以勵百姓”，禁止大吏結黨營私，獎勵百官盡忠守職，不超越所規定的權力。

• 同時，吳起還著手整頓吏治。一是“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 （《戰國策·秦策三》） ，杜絕權門請託之風，廓清吏治；二是“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固毀譽” （《戰國策·秦策三》） ，要求官吏公私分明，言行端正，不計較個人得失，立志為變法的新興政權效力。三是“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 ，裁減冗官，選賢任能，罷除無能無用之輩。徙貴族於邊境，以實廣虛之地。據《呂氏春秋·貴卒》載，吳起對楚悼王說:“荊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余，臣不得而為也。

• 加強軍事訓練，提高軍隊戰鬥力。吳起變法“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 （《史記·吳起列傳》） ，以“爭利於天下” （《說苑·指武》） 。所以在變法中， “禁遊客之民，精耕戰之士” （《史記·蔡澤列傳》） ，即注意耕戰並重，亦兵亦農，禁止丁民遊手好閒，不務耕作。在此同時，收減百官和封君子孫的俸祿，以保證軍隊得到給養，加強訓練。

• 改“兩版垣”為四版築城法（《呂氏春秋·義賞》） ，提高了築城工程的質量，加強了郢都的建設。

）

吳起推行變法后，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富國強兵的作用，加速了楚國封建化的進程。然而吳起變法觸動了權貴集團的利益，遭到舊貴族的反對。公元前381年，楚悼王病死，舊貴族發動叛亂，包圍王宮，用亂箭射死了吳起，變法運動宣告失敗。楚肅王繼位后，按律法把射殺吳起同時射中楚悼王屍體的人全部處死，受牽連被滅族的有七十多家。

吳起變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楚國貴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轉化。經過變法運動，楚國經濟、軍事等方面得到一定發展，國力逐漸強盛，尤其是在軍事上，主要表現為：向北伐魏救趙，收復了被三晉佔領的陳國、蔡國故地，將勢力擴展到黃河岸邊；向南，平定百越，疆域拓伸至江南，佔有洞庭、蒼梧之地。當時諸侯各國皆畏服楚國，楚人“兵震天下，威服諸侯”。

此外，其變法的思想和理念也間接地影響了秦國的商鞅變法。

吳起變法，符合楚國國情，旨在富國強兵。任用賢能，打擊了楚國大貴族既得的政治經濟利益，遭到大貴族的激烈反對，是一次打擊世襲貴族政治經濟特權的運動。

吳起變法雖然失敗，但變法卻在楚國貴族政治中激起了巨大的波瀾。吳起變法所採取的各項措施在楚國的政治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如《韓非子·喻老》云：“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淮南子·人間訓》云：“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絕祿。”這些現象與吳起變法中的“封君三世收其爵祿”的條文相合，應該說是吳起變法以後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