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唐英
張唐英
張唐英,自號黃松子,蜀州新津人。生於宋仁宗天聖七年,卒於神宗熙寧四年,年四十三歲。少攻苦讀書。及進士第。翰林學士孫抃得其正議五十篇,以為馬周、魏元忠不及。試賢良方正,不就。調城令。神宗即位,擢殿中侍御史。以父憂去,未卒。唐英有史才,著有《仁宗政要》、《宋名臣傳》、《蜀檮杌》等,《宋史》本傳並傳於世。
張唐英初入仕途時,任渝州(今重慶市)決曹掾(審判屬官),但做官並非其志向。他曾深有感慨地說:“大丈夫進無竹素之功,退無千古之名,何以出入?”於是更加發奮,欲窮古人之道。他“感慨以吐其憤,浩蕩以快其思,曠達以疏其情,清苦以斂其氣”,把心中所蘊含的思緒表達在文章中;他對於“時之理亂,民之利病”能洞察其源,而謀略識見又在一般人之上。他所上《正議》50篇,被翰林學士孫抃看到后大加讚歎說:“吾蜀(孫抃為眉州人)有此後生,馬周、魏元忠不足多也!”把他的《正議》與唐初大臣馬周等人的政治見解相媲美,並推薦他參加賢良方正極諫特科考試,可他謙辭不就。
在調任歸州(今湖北秭歸縣)獄掾期間,張唐英與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令蔣概、秭歸令鄧綰結為文友,“以其煥爛繽紛、祥霞慶雲之文,名極荊湖。太史楊公元素以詩讚云:‘建平之江悍以湍,建平之山頑以峭,天恐江山太寂寥,故聚英才辟其妙。不然三子並國器,安得皆官此遐徼’”(張商英《張御史唐英墓誌銘》)。這首被人稱為“詩史”的詩,把張唐英和蔣概、鄧綰並稱“國器”。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張唐英調襄州谷城縣令。在任期間,力開古黃瀆渠,辟得水田千頃,當地農業生產又逐漸興旺起來;又作《諭民》10篇,引導人們學習文化,移風易俗,百姓一時向學樂善。由於治績顯著,任滿后被召入京,改任著作佐郎。宋英宗即位后,又提升他為秘書丞,次年晉太常博士。
在英宗即位之初,張唐英便上《謹始書》,引東漢外戚專權的歷史教訓,建議英宗防微杜漸。後來果然出現皇太后垂簾聽政的情況,他又冒著極大的風險,上書請立穎王趙頊為皇太子。他的奏議被採納不久,英宗駕崩,趙頊繼位。張唐英的勇氣和剛正,使他在宋神宗趙頊即位后,立即受到提拔和重用,被任命為殿中侍御史(這是監督方面的重要官職)。
張唐英勇於直諫,常常正色言事,不避時忌。仁宗時上《大水災異書》,英宗時上《謹始書》、《水災封事》等十餘封章,都能考究安民治亂之變、澤世利民之道。神宗力排眾議,以嘉其直言之德。神宗朝時,他又論及宗室俸祿太濫,耗費巨大,應當裁員減差,嚴正官階等級。此外他還提出“寬民力、代民勞”的建議,以減輕百姓負擔。張唐英不畏權貴,奏准罷逐皇親官僚宗諤,彈劾龍圖閣直學士盧士衡等,他的剛正威嚴,令朝廷一片肅然。
宋神宗勵精圖治,很想有所作為,可是當時朝廷上下暮氣十足:宰相曾公亮三朝(仁宗、英宗、神宗)為相,年事已高,遇事依違兩可;次相富弼亦老成守舊,因循無為。張唐英便向神宗推薦王安石,他說,江寧知府王安石,經述道德方面的修養很高,宜在陛下左右做事。第二年,王安石便逢調進京,入朝參政,開始推行變法。
張唐英對父母極盡孝養。任殿中侍御史初,上朝時仍穿舊服,神宗問他:“卿何尚衣綠耶?”張唐英回答說,先前的朝服臣已帶回給了家父。神宗為表彰他的孝心,當即賞賜給他一套五品紫服。神宗正要重用他時,恰逢其父張文蔚於熙寧三年(1070)八月去世,張唐英便奔喪回家。
“熙寧元年(按墓誌當為四年,即1071年)六月壬戌,有星隕於張氏之宅。是夕也,予兄殿中侍御史次功卒”(張商英《寧魂辭》)。這是說作為大孝子的張唐英在奔父喪時,由於哀傷過度,次年也跟隨其父而去。這年張唐英不過43歲,可謂英年早逝。
曾祖父張珂、曾祖母樊氏
祖父張諹、祖母劉氏
伯父張禹次、張藻、父親張文蔚字隱之、母親馮氏
兄弟張軒英、張民英、張虞英、張商英
張唐英史才靈異,文筆精審,為當世所推重。據《宋史》、《永樂大典》、《四庫全書提要》、《全蜀藝文志》等記載,張唐英著作甚豐。撰有《蜀檮杌》10卷,《唐史誅奸發潛論》5卷,《仁宗政要》40卷,《嘉佑名臣傳》5卷,《九國志補》2卷,《總要監今論》5卷,《渝南集》10卷,《補正楚書》13篇,並纂輯樂府詩歌千餘首。其中以《蜀檮杌》最為名世,該書35萬字,所記前後蜀事迹頗為詳備,可補《五代史》所載兩蜀史事之不足,是後世研究前後蜀歷史的重要參考著述。(參考“畢勝俊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