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

西夏，本名是大夏，簡稱夏，源於地名，又自稱邦泥定國 或白高大夏國、西朝。同時亦有河西之稱，是因位於中國地區的西北部，史稱西夏。

唐朝貞元中分振武朔方二節度置夏州節度使，治夏州，在今陝西橫山縣西北。唐末黃巢起義爆發后，李思恭與鄜州（治今陝西富縣）李孝昌同誓討賊，唐僖宗以他為左武衛將軍，權知夏綏銀節度事。黃巢被平定后，李思恭拜夏州節度使，封“夏國公”， “夏”的國號即來源於此。

西夏史專家吳天墀認為，邦泥定國很可能是漢字“白上國”的西夏文音譯。西夏統治者將他們的國家稱為“白上國”，有文獻記載，也有文物證據。

西夏的歷史根源可以一直追蹤到唐初。黨項是羌族的一 支，隋書上載“黨項羌者，三苗之後也”。《舊唐書》載：“黨項羌……漢西羌之別種也。魏、晉之後，西牆微弱，或臣中國，或竄山野。自周氏滅宕（tàn）昌、鄧至后，黨項始強。”

唐朝時，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黨項羌和吐谷渾經常聯合起來對抗吐蕃。唐高宗時，吐谷渾被吐蕃所滅，失去依附的黨項羌請求內附，被大唐安置於松州，后黨項羌逐步繁衍成數個大部落，其中盟主部落拓跋氏大概只佔據今天的青海東南和甘肅南部等地。

唐開元年間，居於青海東南和甘肅南部的黨項羌非常恐懼四處劫殺的吐蕃軍隊，向唐玄宗求救，被遷至慶州。

安史之亂起后，郭子儀怕這些異族鬧事，建議唐代宗將當時在慶州的拓跋朝光部遷至銀州以北和夏州以東地區，這一地區即是南北朝時匈奴人赫連勃勃的“大夏”舊地，當時稱為平夏，所以這部分黨項羌就成為平夏部，即日後西夏皇族的先人。

唐僖宗時，黨項部首領拓跋思恭被朝廷封為夏州節度使，因平黃巢起義有功，一度收復長安，再次被賜姓李，封夏國公。從此拓跋思恭及其李姓後代以夏國公成為當地的藩鎮勢力。這部分黨項羌武裝也被稱為定難軍，其勢力範圍以夏州為中心，包括夏、綏、宥、銀四州廣大地區皆稱為拓跋氏的私人領地。

五代十國時期，不管中原是何人當政，李氏（拓跋氏）皆“俯首稱臣”，換來該地的統治地位和大量的賞賜。在這段時期，西夏十分謹慎地處理著與後唐、後晉、後漢等沙陀政權，與耶律阿保機於唐天祐四年（907）建立的遼國，以及與趙匡胤於宋建隆元年（960）建立的宋朝之間的錯綜複雜的外交關係。

經過200多年建設，平夏地區非常富饒，以鄂爾 多斯南部地斤澤地區為核心的肥美牧場，以夏宋交界的七里平為代表的農業區為西夏提供了大量的牛羊糧草，同時鄂爾多斯此時還盛產當時可當貨幣使用的上好青鹽，每年產量可達15000斛左右，因此平夏部黨項羌可以說是有兵有馬有糧有錢，天時地利人和均占，勢力逐步膨脹起來。不過一直以來李氏一族野心並不大，無非是甘願當一方諸侯，宋太祖雖削奪藩鎮兵權，但對西北少數民族依然寬宥，“許之世襲”。當夏州節度使李繼捧上台後，情況有所變化。

太平興國七年（982），趙光義削藩鎮的兵權，把李氏親族一鍋端到京城，準備根除西北這一大盤盤踞勢力。李繼捧的族弟名叫李繼遷，志向不凡，深知一旦入京，無異於蛟龍失水，再無翻盤可能。因此借故逃離，遁入茫茫草原。宋朝此時認為逃跑的小股匪幫沒什麼能耐，折騰不起來，但李繼遷卻很有政治頭腦，連娶數位當地豪強的女兒作為妻妾，一下子與地方首領成了親戚，勢力漸盛。

雍熙二年（985），李繼遷會同族弟李繼沖誘殺宋將曹光實，並佔據銀州，攻破會州（甘肅靖遠），與宋鬧翻；又向遼國“請降”，被契丹人封為夏國王。至道二年（996），李繼遷截奪宋軍糧草四十萬，又出大軍包圍靈武城。宋太宗大怒，派五路軍擊夏，皆敗北。宋太宗崩后，宋真宗即位，為息事寧人，割讓夏、綏、銀、宥（陝西靖邊）、靜（陝西米脂）給李繼遷，事實上承認了西夏的獨立地位。

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李繼遷率諸部落攻陷宋朝重鎮靈州，改名西平府，后又攻取西北重鎮涼州，截斷宋朝與西域的商道，截斷西域向宋朝的入貢，同時禁止西域諸部向宋朝賣馬，嚴重影響了宋朝的國防軍力建設。與吐蕃會盟時，李繼遷遭吐蕃人暗算，被勁弩射傷，后傷重而死，時年42歲。

李德明即位后，傾力向河西走廊發展，南擊吐蕃，西攻回鶻，大大拓展黨 項羌族的生存空間，1019年，李德明選定懷遠鎮為都城，改名興州。他對外仍向宋、遼稱臣，對內則完全是帝王氣派。

宋天聖十年（1038）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繼夏國公位，開始積極準備脫離宋。他首先棄李姓，自稱嵬名氏。第二年以避父諱為名改宋明道年號為顯道。開始了西夏自己的年號。在其後幾年內他建宮殿，立文武班，規定官民服侍，定兵制，立軍名，創造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並頒布禿髮令。並派大軍攻取吐蕃的瓜州、沙州、肅州三個戰略要地。這樣，元昊已擁有夏、銀、綏、宥、靜、靈、會、勝、甘、涼、瓜、沙、肅數州之地，即寧夏北部，甘肅小部，陝西北部、青海東部以及內蒙古部分地區。

宋寶元元年（1038）10月11日，李元昊稱帝，建國號大夏。

李元昊稱帝之後，宋廷上下極為憤怒，雙方關係正式破裂。此後數年，元昊相繼發動了三川口之戰、好水川之戰、麟府豐之戰、定川寨之戰等四大戰役，殲滅宋軍西北精銳數萬 人。並在授禮法延祚七年（1044），在河曲之戰中擊敗攜10萬精銳御駕親征的遼興宗。此時，西夏總兵力約50萬人。

大敗宋遼之後，元昊不可一世，日益暴橫淫縱，甚至將兒子寧令哥的妻子納為妃子，1048年元宵節，因奪妻之恨，元昊之子寧令哥揮刀，將其父元昊的鼻頭全部削掉，元昊痛極血盡而死，時年46歲。元昊子諒祚繼承大位，其死後又由子秉常即位，此時西夏政局內部動蕩，宋神宗以為有機可趁，派兵五路攻夏，準備收復靈武。但敗多勝少，特別是靈州、永樂城兩戰，損失士兵民夫達60餘萬人，耗費軍費無計。

西夏方面國力也大虧。夏毅宗與夏惠宗時期時，夏廷對內進一步鞏固統治，對外常與宋遼兩國處於戰爭與議和的狀態。夏毅宗繼位時年幼，由其母沒藏太后與沒藏訛龐專政。當時遼朝遼興宗再度攻打西夏，最後西夏向遼朝稱臣。沒藏太后荒淫好色，多次勾結外人，其中李守貴與吃多己多次爭寵。最後李守貴殺太后與吃多己，事後也被沒藏訛龐所殺。沒藏訛龐又將其女許配夏毅宗以控制小皇帝。奲都三年（1059）夏毅宗參與政事，沒藏訛龐密謀刺殺夏毅宗，后被夏帝誅殺全家。親政后，夏毅宗娶協助他剷除沒藏訛龐的梁氏，任用梁乙埋與景詢等人。對內整治軍隊使地方軍政分立，文武官員互相牽制，提倡漢文化與技術，廢行蕃禮，改用漢儀，並於拱化元年（1063）改姓為李。對外方面，與宋重新劃定邊界，恢復榷場，貿易正常化。對吐蕃多次戰事，佔領河湟與青海一帶，於拱化元年招撫西域城吐蕃首領禹藏花麻。夏毅宗的改革對以後各朝產生了深遠影響，然而於拱化四年（1066）與北宋作戰時受箭傷，兩年後去世，由其子7歲的李秉常即位，即夏惠宗。

后女真崛起，西夏攻佔宋朝定邊軍，並向金國稱臣。金朝皇帝在高興之餘把此前佔領的西夏故地樂州、積石州等河外諸州都賞賜給了西夏王乾順，西夏領土達到鼎峰。蒙古崛起后，一直視西夏為眼中釘，將其作為練兵場，不斷派兵襲擾突擊，演練部隊。

由於夏惠宗年幼，由其母梁太后掌握大權，形成了以梁太后與梁乙埋為首的母黨專權。母黨大力發展其勢力，提倡番禮，重用都羅尾與罔萌訛，排擠夏景宗的弟弟嵬名浪遇等反對派。大安六年（1080），夏惠宗最後在皇族嵬名氏的協助下得以親政。夏惠宗崇尚漢法，下令以漢禮藩儀，遭到梁太後為主的保守派極力反對。對此，夏惠宗想用大臣李清策的建議，將河南地區歸還宋朝，以利用宋朝削弱外戚勢力。不料機密泄漏，梁太后殺李清策，幽禁夏惠宗。梁太后此舉引來皇黨、仁多族的叛亂，連吐蕃禹藏花麻都向宋朝請求派兵攻打梁太后。此時宋朝正值宋神宗王安石變法而國力增強，並在天賜禮盛國慶三年（1071）由王韶於熙河之戰佔領熙河路，對西夏右廂地區造成威脅。大安七年（1081）宋神宗聽從種諤建議，趁西夏內亂之際，以李憲、種諤等五路大軍發動五路伐夏，目標興慶府。梁太后採取堅壁清野策略，襲擊糧道以粉碎五路宋軍，宋軍最後只奪下蘭州。隔年宋軍採取碉堡戰術，派徐禧興建永樂城，步步壓縮西夏在橫山的軍事空間。梁太后趁永樂城新建之初，率30萬大軍包圍攻陷，宋軍慘敗，史稱永樂城之戰。

西夏雖然多次擊潰宋軍，但與宋朝貿易中斷使經濟衰退，戰事頻繁又大耗國力，人民不滿。梁太后與梁乙埋最後於大安九年（1083）讓夏惠宗複位，以平和矛盾，然而夏惠宗依舊沒有掌握實權。梁乙埋去世后，政權轉由其子梁乞逋掌握。天安禮定元年（1086）夏惠宗在憂憤之下去世，由3歲兒子李乾順即位，即夏崇宗。

此時西夏政權又落入小梁太后及梁乞逋手中。宋朝宋哲宗時期，章惇執政，派遣渭州知州章楶討伐西夏，章楶建議對西夏採取經濟制裁與碉堡、潛攻耕作戰，其後為了實踐這套戰術，他在天祐民安七年（1096）於西邊的渭川修建平夏城與靈平砦，並且多次擊退進攻的西夏軍隊。隔年宋軍攻入東邊的洪州、鹽州。永安元年（1098）小梁太后偕同夏崇宗率領30萬大軍猛攻平夏城，遭到慘敗，大將嵬名阿埋與妹勒都逋均被擒，史稱平夏城之戰。其後殘兵敗將被章楶安排伏兵殲滅，小梁太后差點被俘，宋軍隨後興建西安州與天都寨，打通涇原路與熙河路，秦州變成內地。宋朝控制橫山地區后，西夏處境日益艱困。其後的一段時間西夏與章楶交戰屢戰屢敗，永安二年（1099）在遼道宗的周旋下，宋夏再度和談，西夏向宋朝請罪而終。西夏在母黨專權的十年裡，梁乞逋依仗“梁氏一門二后”的威勢，連連發動與北宋和遼朝的戰爭，使西夏蒙受嚴重損失。他經常在朝廷上向眾大臣誇耀自己的功勞，認為西夏連年出征，主要就是讓宋朝屈服，只有這樣才能使西夏獲得和平。環慶之戰時，梁乞逋被小梁太后制止出征而懷恨在心。他意圖叛變，但是事機敗露。小梁太后命嵬名阿吳、仁多宗保與撒辰率兵逮捕處死。小梁太后親自專權后，為了加強對宋朝戰事，多次向遼朝請求援軍被拒。遼廷對小梁太后極度反感，認為遼夏戰爭是由她引起，而小梁太后因多次被拒也惡言相向。永安二年夏崇宗親政在即，但“梁氏專恣，不許主國事”。遼朝遼道宗派使至西夏，用毒藥毒死小梁太后。至此長期的太后專政終止，西夏皇帝得以親政。

漠北的克烈部與西夏十分友好，然而後來蒙古部在鐵木真的領導 下兼并不少部落。天慶十年（1203）克烈部被鐵木真并吞，其領袖王汗之子桑昆逃奔西夏。兩年後，鐵木真率軍入侵西夏，掠奪西夏邊界城市而去。夏桓宗認為擊退外患，改興慶府名為中興府，取夏國中興之意，實際上西夏反而壟罩在蒙古的威脅之下。

應天元年（1206）鐵木真建立大蒙古國，即成吉思汗，后被尊稱元太祖。成吉思汗為了要攻滅敵國金朝，勢必要切斷金夏聯盟，所以西夏成為他的目標之一。隔年夏襄宗奪位不久，成吉思汗率大軍攻破西夏要塞斡羅孩城（內蒙古烏拉特中后旗西境），因各路夏軍奮力抵抗而擊退之。應天四年（1209）蒙古降服高昌回鶻，河西地區也暴露在蒙古威脅之下。蒙古第三次征夏即自河西入侵，出黑水城，圍攻斡羅孩關口。夏襄宗派其子李承禎率軍抵抗失敗，夏將高逸被俘而死。蒙軍又攻陷西壁訛答守備的斡羅孩城，直逼中興府的最後防線克夷門。夏將嵬名令公率軍伏擊蒙軍，最後仍被蒙軍擊潰。中興府被蒙軍圍困，夏襄宗派使向金朝金帝完顏永濟求救，但是金帝拒絕，還以鄰國遭攻打為樂而坐視不救。最後夏襄宗納女請和，貢獻大量物資，並且附蒙伐金。

夏襄宗附蒙伐金后，對金朝進行長達十餘年的戰爭，使雙方損失很大。國內方面，西夏百姓十分貧困，經濟生產受到破壞，軍隊衰弱，政治腐敗。夏襄宗本身也沉湎於酒色之中，整日不理朝政。皇建二年（1211）齊王李遵頊發動宮庭政變，廢夏襄宗自立為帝，即夏神宗，史書稱為狀元皇帝。夏神宗不顧國內大臣反對，仍然堅持附蒙抗金，金宣宗也多次反擊之。此時西夏國內社會經濟凋蔽，民變不斷。光定六年（1216）因為西夏因不肯幫助成吉思汗西征，次年成吉思汗率軍第四次進攻西夏。夏神宗以太子李德旺守中興府，自己逃至西京靈州。最後李德旺派使向蒙古和談才終戰。

乾定元年（1223）由於夏神宗不願做亡國之君，便讓位給太子李德旺，即夏獻宗。此時夏廷已經認清蒙古將會滅亡西夏，夏獻宗決定採取聯金抗蒙的策略，趁成吉思汗西征時派使聯合漠北諸部落抗蒙，以便鞏固西夏北疆。當時總管漢地的蒙將孛魯（木華黎之子）察覺西夏的意圖，於乾定二年（1224）率軍從東面攻入西夏，攻陷銀州，夏將塔海被俘。隔年成吉思汗得勝返國，同時率軍攻打沙洲。最後夏獻宗同意蒙軍條件投降，蒙古撤軍。

保義元年（1226）成吉思汗以夏獻宗沒有履約為由，兵分東西向西夏夾攻，此即蒙古滅西夏之戰。成吉思汗率主力部隊至兀剌孩城（內蒙古烏拉特中后旗西）西進攻陷黑水城，又迂迴進軍賀蘭山（寧夏銀川西北），擊潰夏將阿沙敢不，最後屯軍渾垂山（甘肅酒泉北）。西路軍由阿答赤率領，與忽都鐵穆兒、西夏降將昔里鈴部、察罕等人借道西州回鶻，陸續攻陷沙州、肅州與甘州。但在圍攻甘州時遭到守將和典也怯律頑強抵抗，最後成吉思汗親自攻陷，並且降服涼州守將斡扎簣投降。至此河西走廊全數淪陷。夏獻宗憂患而死，由其侄南平王李睍繼位，即夏末帝。

同年八月，成吉思汗率軍穿越沙陀，進軍黃河九渡，攻佔應理（寧夏中衛）。而後分兵攻陷夏州，主力包圍靈州。夏末帝派嵬名令公率軍救援，雙方於凍結的黃河決戰。而後嵬名令公與守將廢太子李德任會合，最後城陷被殺。蒙軍包圍中興府，並且分兵南下攻陷積石州（青海循化）、西寧（青海西寧）等西夏領地，並駐夏六盤山。西夏只剩中興府，保義二年（1227）夏末帝在中興府被圍半年後投降蒙古，西夏亡。成吉思汗此時已病死六盤山，但密不發喪，以免西夏反悔，拖雷按照成吉思汗遺囑殺李睍。蒙軍攻陷中興府後展開屠殺，宮室、陵園付之一炬，后經察罕勸諫而止，但城中人口已經不多。

保義二年李睍投降蒙古，西夏終於全部淪陷，蒙古兵還在西夏王陵附近挖地三尺，盡皆破壞，以至於從明朝開始歷朝均未在西夏王陵附近獲得過多少有價值的物品。成吉思汗去世后，密不發喪，以免西夏反悔。李睍投降后按照成吉思汗遺囑被殺，蒙古軍將領察罕努力使銀川避免了屠城的命運，併入城安撫城內軍民，城內的軍民得以保全，西夏滅亡。

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改中興府為寧夏路。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當蒙古鐵騎進侵西夏，大肆蹂躪的時候，西夏居民向境外逃走，他們向著中國而去，經過數千里跋涉，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木雅地方（即今康定縣拆多山以西，雅礱江以東，乾寧縣以南，九龍縣以北的地區）定居下來，建立了一個小政權，至今在當地的藏族居民中留下傳說，他們把這個小小政權的首領叫做“西吳王”，實際也就是“西夏王”的稱號。這個小政權直到清朝康熙年間才被徹底消滅。

宋寶元元年（1038）西夏立國時，疆域範圍在今寧夏，甘肅西北部、青海東北部、內蒙古以及陝西北部地區。東盡黃河，西至玉門，南接蕭關（今寧夏同心南），北控大漠，佔地兩萬餘里。西夏東北與遼朝西京道相鄰，東面與東南面與宋朝為鄰。金滅遼宋后，西夏的東北、東與南都與金朝相鄰。西夏南部和西部是吐蕃諸部、甘州回鶻與西州回鶻相鄰。國內三分之二以上是沙漠地形，水源以黃河與山上雪水形成的地下水為主。首都興慶府所在的銀川平原，西有賀蘭山作屏障，東有黃河灌溉，有“天下黃河富寧夏之稱”。

西夏是黨項族建立的王朝，黨項族原本定居四川松潘高原一帶。唐高宗時期受吐蕃壓迫，最後在唐廷協助下遷移到河套陜北一帶，分為平夏部與東山部，至此建立西夏的龍興之地。唐中和元年（881）因平夏部拓跋思恭平黃巢之亂有功，被封為夏州節度使，至此正式領有銀州（陝西米脂縣）、夏州（陝西橫山縣）、綏州（陝西綏德縣）、宥州（陝西靖邊縣）與靜州（陝 西米脂縣西）等五州之地。

宋朝時，宋太宗并吞夏州節度使之地。然而李繼遷不願意投降，率部四處攻擊，最後收復五州之地。攻下靈州后，將勢力擴展到黃河河套地區與河西走廊。夏景宗繼位后持續鞏固河西走廊，並且開國稱帝，疆域擴大到二十個州。而後夏景宗與宋朝征戰於橫山地區，並有意佔領關中。夏景宗之後，西夏與北宋展開拉鋸戰，雙方互相佔領對方的堡壘城寨，並且擴大到河煌青海地區。夏崇宗後期喪失橫山地區，一度造成危機。金朝滅遼朝與北宋后，西夏陸續收復失地，並且佔領黃河前套地區。然而其勢力被金朝所局限，領土擴張不大。到夏仁宗時期大約有22個州，這是西夏版圖最後穩固的狀態。

西夏的政治制度受宋朝影響很大，官制的設置基本上模仿北宋。中央行政機構有：中書省、樞密院、三司、御史台、開封府、翊衛司、官計司、受納司、農田司、群牧司、飛龍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學、漢學等。地方行政編製分州、縣兩級，在特殊的政治中心和軍事國防要地有時也設郡、府。

西夏政治是蕃漢聯合政治，黨項族為主要統治民族，並且聯合漢族、吐蕃族、回鶻族共同統治。皇族注意與黨項貴族的關係，以通婚與權力攏絡黨項貴族，而母黨“貴寵用事”。這些都使皇族與母黨、黨項貴族之間時常發生衝突。西夏在前期即有像遼朝那樣的蕃漢官制，但是到中後期全面採用宋朝制度后，蕃官逐漸式微。

西夏制度由番漢兩元政治逐漸變成一元化的漢法制度。西夏的皇權備受貴族、母黨與權臣等勢力的挑戰而動蕩不安。

西夏的國家體制和統治方式深受儒家政治文化影響。官制自1038年夏景宗立國后確立，大體上學自宋朝制度。官分文武兩班，中書司、樞密司與三司（鹽鐵部、度支部與戶部）分別管理行政、軍事與財政。御史台管監察、開封府管理首都地區的事務，其他還有翊衛司、官計司、受納司、農田司、群牧司、飛龍苑、磨勘司、文思院、番學與漢學等機構。隔年，夏景宗仿照宋朝制度設立總理庶務的尚書令，改宋朝二十四司為十六司，分理功、倉、戶、兵、法、士六曹，使西夏官制和機構已頗具規模。到夏毅宗時又增設各部尚書、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書、學士等官。一來職官和機構愈分愈細，二來官制改革由擴充政治軍事的官職轉向擴充社會經濟文化方面的官職。

蕃官是專由黨項族擔任的官職，有一說此為爵位制度。蕃官主要是為了保持黨項貴族在政權中的主導地位，非黨項族不能擔任，有寧令（大王）、謨寧令（天大王）、丁盧、丁弩、素齋、祖儒、呂則、樞銘等等官稱。夏景宗增設番官后，還學習遼朝與吐蕃的一些制度，如南北面官制。西夏的蕃官制度很雜亂，夏毅宗時又增設不少官職，至今仍不太清楚其官職功能，有一說蕃官只是西夏文表示的漢官官名而已。西夏文諺語也提到“衙門官員曾幾何，要數弭葯為最多”，表明黨項族當官為數不少。隨著西夏皇帝越來越崇尚漢法，改蕃禮、用漢儀，蕃官系統逐漸式微。夏崇宗以後，蕃官就在也沒出現在相關文獻中。

關於法律方面，因為西夏舊律有不明疑礙處，夏仁宗在“尚文重法”的主張下頒布《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又稱《天盛律令》、《開盛律令》。主要由北王兼中書令嵬名地暴與中書、樞密院宰輔要員及中興府、殿前司、合門司等重要官員餐與編寫。該法典參考了唐朝、宋朝的法典，並且結合本國的國情、民情和軍情，使得更加切合實際。在某些方面（如畜牧業、軍制、民俗，等等）更具有本民族的特點。

西夏由於處於列強環視的河西走廊與河套地區，對外採取依附強者，攻擊弱者、以戰求和的外交策略。軍事手段十分靈活，配合沙漠地形，採取有利則進，不利則退，誘敵設伏、斷敵糧道的戰術；並且有鐵鷂子、步跋子與潑喜等特殊兵種輔助。

西夏的軍事制度是在黨項的部落兵制的基礎上吸取宋制而發展起來的。樞密院是西夏最高的軍事統御機構，下設諸司。軍隊由中央侍衛軍、擒生軍和地方軍三部分組成。中央侍衛軍包括“質子軍”、皇帝衛隊和京師衛戍部隊。“質子軍”人數約5000人，是由豪族子弟中選拔善於騎射者組成的一支衛戍部隊，負責保衛皇帝安全，號稱“御圍內六班直”，分三番宿衛。另有皇帝親信衛隊3000人，是從境內各軍中精選出來的強勇之士組成，皆為重甲騎兵，分為十隊，每隊三百人，隨皇帝出入作戰。京城地區還屯駐一支訓練有素的衛戍部隊，共2.5萬人，裝備優良，是中央侍衛軍的主力。擒生軍人數約十萬，是西夏的精銳部隊。主要任務是承擔攻堅和機動作戰。因在戰鬥中生擒敵軍為奴隸，故此得名。西夏的地方軍由各監軍司所轄，共有50萬人，軍兵種主要是騎兵和步兵兩種。西夏兵役制度是全民皆兵制，平時不脫離生產，戰時參加戰鬥。最小單位是“抄”，每抄由三人組成，主力一人，輔主一人，負擔一人。

西夏的兵力重點，設置在以興慶府為中心的一個三角線上，以七萬人護衛興慶，五萬人鎮守東南的西平府，五萬人駐守西北的賀蘭山。左右兩廂和河南北四條線上也配備了軍隊。其中左廂宥州路五萬人和河南鹽州路五萬人防宋，河北安北路七萬人防遼，右廂甘州路三萬人防吐蕃和回鶻。每逢要向西用兵，則從東點集而西，要向東就從西點集而東，在中路就東西都向中集合。

西夏的經濟是以畜牧業與商業為主力，對外貿易易受中原王朝的影響，壟斷河西走廊與北宋的歲幣為西夏經濟帶來很大的幫助。農產品主要有大麥、稻、蓽豆和青稞等物。藥材和一部分手工製品也特別有名。西夏在冶鍊、採鹽製鹽、磚瓦、陶瓷、紡織、造紙、印刷、釀造、金銀木器製作等手工業生產也都具有一定的規模和水平。慶曆和議后，宋廷設置榷場，恢復雙方貿易往來，西夏的手工業生產和商業貿易迅速發展。夏崇宗與夏仁宗時期，西夏經濟大大的發展，四方的物品會集到首都興慶，進入西夏經濟最鼎盛的時期。

夏國的土地佔有制，大體上有以下幾種形式。

• 國有或皇室所有

皇帝代表國家除直接掌握規模龐大的“御庄”和其他廣大的閑田曠土，具有國有性質。河渠、水利也主要掌握在國家手中。

• 貴族和官僚所有

黨項貴族首領都佔有大量土地，它一部分來源於原部族所有的土地，一部分是皇帝的賜予。貴族官僚們也多乘勢豪奪。一些漢人士子、吐蕃首領與回鶻上層人物被夏國授予官職，也因此獲得一定份額的土地。愈到後來，官僚佔地的數量就愈大。

• 寺院所有

夏國崇佛，境內寺廟林立。上層僧侶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起著特殊的作用，成為統治者有力的助手。寺廟從夏廷得到豐厚的布施，擁有大量土地，並開設質房，發放高利貸。

• 農牧民小土地所有

在夏、宋鄰接的沿邊地帶居住的“蕃部”和“屬羌”，常有將土地買賣及抵押的事實。夏國存在有個體小衣牧民以至中小的庶民地主或牧主。西夏仁宗時修訂的《天盛年改定新律》規定：生荒地歸開墾者所有，其本人和族人可永遠佔有，並有權出賣。這證明農牧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是得到法律承認的。

黨項族是游牧民族，其農業較畜牧業晚發展，農牧並重是西夏社會經濟的特色。李繼遷時期陸續領有河套與河西走廊地區如靈州（寧夏吳忠市）、興慶（寧夏銀川）、涼州（甘肅武威）和瓜州（甘肅安西）等地后，由於這些地區豐饒五穀，“地饒五穀，尤宜稻麥”。其中興靈地區與橫山地區為西夏糧食的主要產地，其產量還可以用來救濟災民，而橫山地區的糧食時常提供給伐宋夏軍使用。西夏主要的農產品有大麥、稻、蓽豆和青稞等物，當發生戰亂或天災時只能以大麥、蓽豆、青麻子等物充饑，並且等待自靈夏所運來的糧食。藥材中比較有名的有大黃、枸杞與甘草，皆是商人極力採購的重點商品之一。其他還有麝臍、羱羚角、柴胡、蓯蓉、紅花和蜜蠟等。黨項族向漢族學習比較先進的耕種技術，已普遍使用鐵制農具和牛耕。西夏領地以沙漠居多，水源得來不易，所以十分重視水利設施。西夏古渠主要分佈在興州和靈州，其中以興州的漢源渠和唐徠渠最有名。夏景宗時興修從今青銅峽至平羅的灌渠，世稱“昊王渠”或“李王渠”。在甘州、涼州一帶，則利用祁連山雪水，疏浚河渠，引水灌田。在這些水源中，又以甘州境內的黑水最為著名。橫山地區則以無定河、白馬川等等為水源。夏仁宗時期修訂的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中，鼓勵人民開墾荒地，並規定水利灌溉事宜。

西夏的畜牧業十分發達，夏廷還設立群牧司以專屬管理。牧區分佈在橫山以北和河西走廊地區，重要的牧區有夏州（陝西靖邊北白城子）、綏州（今綏德）、銀州（今米脂西北）、鹽州（寧夏鹽池北）與宥州（陝西定邊東）諸州，還有鄂爾多斯高原、阿拉善和額濟納草原及河西走廊草原，都是興盛的牧區。畜類主要以牛、羊、馬和駱駝為大宗，其他還有驢、騾、豬等。馬匹可做軍事與生產用途，並且是對外的重點商品與貢品，以“黨項馬”最有名。駱駝主要產於阿拉善和額濟納地區，是高原和沙漠地區的重要運輸工具。在西夏辭書《文海》中對牲畜的研究十分細緻，有關餵養、疾病、生產與品種的區分都有詳細的說明，表現出西夏人對畜牧的經驗十分豐富。除畜牧業外，狩獵業也十分興盛，主要有兔鶻、沙狐皮、犬、馬等。其規模不小，例如對遼朝的貢品中，即有沙狐皮一千張。狩獵業在西夏中後期時仍然興盛，受西夏大臣所重視，西夏軍隊也時常以狩獵為軍事訓練或演習。

西夏手工業分官營民營兩種，主要以官營為主。其生產目的主要是供西夏貴族使用，其次則是生產外銷。手工業門比較齊全，夏仁宗修訂的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司序行文門》中即分類詳細。手工業以紡織、冶鍊、金銀、木器製作、採鹽、釀造、陶瓷、建築、磚瓦等為主，兵器製造也較為發達。

西夏的青鹽是宋夏邊界人民最喜歡的商品，也是西夏重要的財源之一。主要產地有鹽州（寧夏鹽池北）的烏池、白池、瓦池與細項池，河西走廊和西安州（寧夏海原西）的鹽州與鹽山，靈州（寧夏吳忠市）的溫泉池等等老井。所出產的青鹽味甘價賤，比宋朝的河東解鹽更具歡迎，另外西安州的鹼隈川還產白鹽、紅鹽，只是質量不如青鹽。西夏青白鹽除了供西夏人民食用外，主要用於同宋朝、遼朝、金朝進行官方貿易，其中運往宋關中地區最多，並以此換回大批糧食。宋廷為此禁止從西夏進口青鹽，宋人只能透過走私進口，牟取暴利。西夏的氈毯是外銷的名貴商品，其中以白駱駝毛製成的白氈於《馬可波羅遊記》記載有“為世界最良之氈”的美稱。西夏礦產比較豐富，所以其兵器製造業，如神臂弓、旋風炮以及勁弩不能射入的冷鍛鎧甲均為世人稱道，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夏國劍”，鋒利無比，貴重一時，當時就為宋人所珍視。

西夏印刷業頗為發達，西夏人為了吸收漢族文化，並且維護自己的文化，用夏漢兩種文字雕印書籍。為了發展印刷業，夏廷還設置刻字司以專司出版，另外私人和學校也可能刻印書籍。刻書種類繁多，有佛經、漢學經典、文學詩書、音韻、卜筮咒文、醫學技術等等書籍，其中以佛經數量最多。如1189年夏仁宗就在大度民寺作大法會，散發蕃漢《觀彌勒上升兜率天經》十萬卷，漢《金剛普賢行誦經》、《觀音經》等五萬卷。

西夏本來沒有瓷器，主要靠掠奪宋人來獲得。慶曆和議后，西夏自漢族學得制瓷技術。夏毅宗時期開始發展制瓷業，主要以興慶為生產中心。從考古出土的陶瓷看，西夏燒制的瓷器大多以白瓷碗、白瓷盤等等為主。其瓷器技術上比不上宋瓷，但樸實凝重，形成獨具一格的西夏瓷器。

• 冶鐵和金屬製造業

景宗在夏州東境曾置冶鐵務，管領鐵礦的開採和冶鍊。現存安西榆林窟的西夏壁畫中有鍛鐵圖，圖中二人持錘鍛鐵，一人在豎式的風箱后鼓風。1976年在夏王陵區出土的鎏金銅牛，形體碩大，重達一百八十八公斤，形態逼真，顯示了當時高超的冶鑄工藝水平。

• 陶瓷業

靈武縣發現的夏國瓷器，器壁很薄，瓷胎呈灰白色，胎質欠細膩，有的成型不規整，釉為白色，但不穩定，器表下部及圈足部分都不掛釉，器底有砂痕，其質量顯然不能與宋瓷相比。在內蒙古伊金霍洛旗發現的醬褐色釉剔花瓶，瓶身上刻有牡丹花紋畫式，其形制與花式凝重大方，是夏國瓷器的精品。

• 雕版印刷業

夏國從宋、金輸入大量漢文典籍。金平陽的印本在夏國銷行。夏國刻印書籍，以佛經為多。現存的印本書籍有崇宗正德六年（公元1132）刻行的《音同》，仁宗乾祐二十一年（公元1190）刊行的《番漢合時掌中珠》、桓宗天慶七年（公元1200）雕印的《密咒圓因往生集》等。乾祐二十年，仁宗就大度民寺作大法會，一次就散施刻印的夏、漢文《觀彌勒上升兜率天經》十萬卷，漢文《金剛普賢行願經》、《觀音經》等五萬卷。佛經之外，還刻行詩、文、小說、諺語、文字、音韻、法律、醫術、日曆、卜筮、咒文等書籍，以及大量以西夏文翻譯的漢籍，包括儒家經籍、諸子、史傳、兵書、醫書以及版畫等等。政府設有“刻字司”，作為官家的出版機構。

夏國前期，主要是與宋朝；後期則為金國。夏與宋、金間的貿易，主要采以下幾種方式。

• 在雙方邊境設立榷場，進行大宗貨物交易

宋朝利用開閉榷場貿易，對夏方進行牽制，以期達到安邊綏遠的政治效果。

• 和市在沿邊開設小規模榷場，主要用於滿足雙方邊民日常生活的需要。

宋朝在河東路、陝西路的久良津、吳堡、銀星、金湯、白豹、蝦麻、折姜等地都辟有和市。如1002年，李繼遷所部在赤沙川、橐駝口各置“會”貿易。“會”是一種定期的集市。

• 通過貢使進行貿易

夏國的使節每年按規定到開封輸貢，宋朝政府除優予回賜外，還聽任使者在京自便貿易。這種貿易往往規模甚大，獲利甚豐。夏與遼也通過貢使進行貿易。上京臨潢驛、中京來賓館都設有接待夏使的處所。夏使入境，允許沿途私相貿易。後期夏、金的貿易中，夏使進入金境便同富商交易，到達中都后留都亭貿易。

夏國從宋、金取得的商品主要為繒、帛、羅、綺、香葯、瓷器、漆器、姜、桂等。茶葉是夏國最感興趣的商品。它除了供夏人消費之外，還用來與西北鄰部交易，牟取厚利。夏國也圖多方貿取鐵製品，但遼、金都嚴禁鐵器外流。夏國的輸出品有羊、馬、牛、駱駝、鹽、玉、氈毯、甘草、蜜、蠟、麝香、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蓯蓉、大黃、紅花、翎毛等。其中以牲畜、毛皮製品和毛紡織品為大宗。鹽州一帶所產的青鹽，品質純凈，略帶青綠色。早在夏國建國之前，當地人民從鹽湖中取得鹽粒，運往關中，供應內地人民的需要，再購回糧食等生產必需物品。其後，夏國壟斷鹽產，成為重要的財政收入，強求宋朝政府收購，以換取物資。宋朝為了保障解鹽（解州所產）的專賣利益，總是加以拒絕，並嚴禁私販入境。但因為青鹽價低而質優，走私之風無法禁絕，私販的數量且相當巨大。藥材中，夏國所產的大黃最負盛名，商人遠販到各地。夏國地處中國與中亞地區往來的要道。它從回鶻或中亞商人那裡抽取實物或承買轉賣，從中獲取厚利。為了便利交通，夏國修築驛道，通貫全境。東西二十五驛，南北十驛，從興慶府東北行十二驛可至契丹。驛道的興修便利了商業的發展。

由於西夏領有絲路商業要道河西走廊，再加上國內只盛產畜牧，對於糧食、茶葉與部分手工品的需求量大，所以對外貿易是西夏經濟的命脈之一，主要分為朝貢貿易、榷場貿易與竊市。西夏國內的城市商業十分繁榮，興慶、涼州、甘州、黑水城都十分興盛。商品以糧食、布、絹帛、牲畜、肉類為大宗。西夏可以藉由掌控河西走廊以管理西域與中原的貿易往來，與北宋、遼朝、金朝、西州回鶻及吐蕃諸部有頻繁的商業貿易。由於西夏過度壟斷河西走廊，使得部分西域商人改走柴達木盆地，經鄯州（青海西寧）沿湟水而到達宋朝的秦州（陝西天水），史稱吐谷渾路。

比較大宗且穩定的貿易為榷場貿易，西夏與北宋、遼朝和金朝的邊境地帶設有共同使用的榷場進行和市，例如與宋朝制定的保安軍（陝西志丹）、鎮戎軍（寧夏固原）、麟州、延州等地的榷場；與遼朝在遼西京西北的天德府、雲內和雲中西北的銀瓮口、過腰帶與上石楞坡等地的榷場等。在榷市中，有固定的貿易場地和牙人評定貨色等級，由雙方官府派遣的監督、稽查人員共同管理市場，徵收稅務。貿易內容以牲畜、毛織品、藥材為大宗。而“官市”以外的商品種類不受此限。金滅北宋后，由於南宋與西夏隔絕，西夏對外貿易掌握在金朝手中，經濟上不能不依賴於金朝。1141年金朝同意開放保安軍、蘭州、綏德、環州與東勝州的榷場。公元1172年金朝金世宗以保安軍、蘭州、綏德不產布為由關閉這些榷場，認為以紡織品換取西夏的奢持品不划算。這使得雙方關係緊張，在夏仁宗末期戰事不斷，十年後才恢復正常貿易。最後比較大量且分散的是“竊市”（私市），也就是非正式市場與走私貿易，例如青鹽貿易即採取走私方式換取宋朝的糧食。

由於西夏商業的興盛，作為流通的貨幣也十分重要：一類是本國鑄造的西夏貨幣；另一類是從宋、金進口的貨幣。早在夏景宗時期即鑄照貨幣，各代皇帝除了夏獻宗、夏末帝之外都有鑄錢實例，夏仁宗還於1158年設立通濟監鑄錢。西夏錢幣的鑄造大都比較精美，而且書法俊逸、流暢。面文為西夏文的錢幣已經發現有五種，分別是“福聖寶錢”、“大安寶錢”、“貞觀寶錢”、“乾祐寶錢”以及“天慶寶錢”。

西夏賦稅可區分為田賦、牲畜稅和工商稅三種。西夏建國初期，由於對宋朝頻繁發動戰爭，軍需糧餉主要靠對宋夏沿邊地區的掠奪。西夏皇室和黨項貴族也利用權勢侵佔田地，役使無地的農民耕種，收取高額地租。有的甚至直接掠奪宋朝邊境地區的土地，變為私田。夏毅宗時，其國相沒藏訛龐霸佔宋朝轄境麟州（今神木北）屈野河以西的大片肥沃土地，派兵護耕。

西夏中期崇宗、仁宗時期，是西夏封建經濟發展的鼎盛時期。仁宗天盛時期（1149—1169）頒行的《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中有關西夏賦役制度的規定完備而詳盡。在《律令》的第十五至第十七章中關於農業租稅條，對夏國不同地區、不同農作物的納租標準、數量、納租時限、入庫，及逾期不交和逃租者的處罰等都規定至詳。

西夏人口史無記載，今人對西夏人口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根據史書記載的有關夏國建國之初軍隊防務兵力配備數目中推定的。多數研究者則是從西夏諸路駐兵的總數五十餘萬上再加“另有擒生十萬，興、靈之兵，精練者又二萬五千，別副以兵七萬為資贍”，總共六十九點五萬，或共約七十萬。這是以西夏常備軍數來推斷西夏人口數。西夏實行全民皆兵制度，戰時“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備弓矢甲胄以行”。按“適令壯丁”即適合當兵的人一般佔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計，若兵員五十餘萬到七十餘萬，人口數當是二百萬至三百萬左右。

西夏文化深受漢族河隴文化及吐蕃、回鶻文化的影響。並且積極吸收漢族文化與典章制度。發展儒學，宏揚佛學，形成具儒家典章制度的佛教王國。然而也是崇尚儒學漢法的帝國，立國前積極漢化；雖然夏景宗為了維護本身文化而提倡黨項、吐蕃與回鶻文化，並且創立西夏文、立番官、建番俗等措施；但自夏毅宗到夏仁宗后，西夏已經由番漢同行轉為普遍漢化。文學方面以詩歌和諺語為主。在藝術方面於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有豐富的佛教壁畫，具有“綠壁畫”的特色。此外在雕塑、音樂與舞蹈方面都獨特之處。

李元昊曾經頒布禿髮令，命令全國男人三天內必須禿髮，違者格殺勿論。西夏還設立蕃學和太學。史家戴錫章《西夏記》曾言：“夫西夏聲明文物，誠不能與宋相匹，然觀其制國書、厘官制、定新律、興漢學、立養賢務、置博士弟子員。尊孔子為文宣帝，彬彬乎質有其文，固未嘗不可與遼金比烈！”

西夏儒學的發展是一種處在儒家影響下的官僚體制與 政治文化，制度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從李繼遷伊始至西夏末年，歷代帝王莫不學習與模仿漢制。例如李繼遷時“潛設中官，盡異羌人之體，曲延儒士，漸行中國之風。”，李德明時“大輦方輿，鹵薄儀衛，一如中國制。”。西夏黨項世代皇親宗室，崇拜孔子，欽慕漢族文化。除了崇儒尚文，還編寫了一些融合和宣揚儒家學說的書籍，如《聖立義海》、《三才雜字》、《德行記》、《新集慈孝傳》、《新集錦合道理》、《德事要文》等。其儒學經過夏景宗、夏毅宗、夏惠宗與夏崇宗的提倡，到夏仁宗之時出現盛況。

夏景宗在建立官制的同時設立了蕃學和漢學，作為文化培養的搖籃。以博學多才的野利仁榮主持蕃學以重視蕃學，並於各州蕃學里設置教授，進行教學。西夏大致設立了五種學校：蕃學、國學、小學、宮學、太學。西夏建立學校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培養人才的需要，尊孔子為文宣帝。西夏在中後期還發展科舉制度，夏崇宗後期開始設童子科實行科舉考試，公元1147年夏仁宗策舉人，立唱名法，復設童子科。西夏後期基本以科舉取士選拔官吏，不論蕃漢及宗室貴族由科舉而進入仕途成為必然的途徑。

西夏崇尚漢文化，但漢文創作的文學作品傳世不多，大多以詩歌和諺語為主。詩歌有宮廷詩、宗教勸善詩、啟蒙詩、紀事詩與史詩等幾類。西夏詩歌有韻律，一般為對稱結構，通常是五言或七言體，也有多言體，每一詩句的音節數目不同。比較有名的有頌揚西夏文創製者野利仁榮的《大頌詩》。史詩性的作品《夏聖根讚歌》，內容多為民間傳說，遣詞造句帶有濃重的民謠色彩。其中開首三句：“黑頭石城漠水邊，赤面父冢白河上，高彌葯國在彼方”，被西夏學學者用來研究黨項歷史源起。另外還有讚美重建太學的《新修太學歌》，具有宮廷詩的風格。夏崇宗重視文學，本人曾作《靈芝歌》與大臣王仁忠酬唱，傳為佳話。

西夏諺語對偶工整，結構嚴謹，字數多少不一，內容廣泛地反映了西夏社會的各種面向、並涉及百姓生產、風俗與宗教等內容。著名的西夏諺語集《新集錦合辭》，是由西夏人梁德養於1176年初邊、1187年由王仁持補編，共有364條，其內容有“諺語不熟不要說話”的記載，“千千諸人”、“萬萬民庶”都離不開諺語，凸顯出諺語對西夏人民的重要性。

西夏皇帝十分重視西夏國史的編撰工作。斡道沖於李德明時期就掌管撰修西夏國史之職，其後代亦同。夏仁宗時設置翰林學士院，命王僉、焦景顏參照宋朝編修實錄的辦法纂修國史，負責修《李氏實錄》。1225年南院宣徽使羅世昌罷官后，撰寫《夏國世次》，可惜已失。

西夏立國前夕，夏景宗為了建議屬於本國的語言，派野利仁榮仿照漢字結構創建西夏文，於公元1036年頒行，又稱“國書”或“蕃書”，與周圍王朝往來表奏、文書，都使用西夏文。文字構成多採用類似漢字六書構造，但筆畫比漢字繁多。西夏文學家骨勒茂才認為西夏文和漢文的關係是“論末則殊，考本則同”。西夏文創製后，廣泛運用在歷史、法律、文學、醫學著作，鐫刻碑文，鑄造錢幣、符牌等也都使用西夏文。夏廷又設立蕃學，由野利仁榮主持，選派貴族官僚子弟翻譯漢文典籍與佛教經典等。為了翻譯漢夏文字，又有骨勒茂才於公元1190年所撰寫的《番漢合時掌中珠》，序言有西夏文和漢文兩種，內容相同。謂“不學番言，則豈和番人之眾；不會漢語，則豈入漢人之數。”表明本書目的在於便於西夏人和漢人互相學習對方語言，是現今研究西夏歷史的重要鑰匙。

【圖冊資料來源】

西夏建國，正需要鞏固和發展奴隸制度，展開大規模的擄掠和鎮壓，保守的儒學當然完全不適合新興的西夏國的需要。元昊和野利仁榮極力消除儒學的影響，順應本民族的發展需要，也在文化領域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定儀服——元昊建國稱帝，不再採用宋朝的衣冠，改 穿白色窄衫，戴紅里的氈帽，腦頂后垂紅結綬。這是採擇了吐蕃贊普和回鶻可汗的服制。文武官員的服式也有規定。文官戴戴襆頭（襆音符f*），穿靴執笏，穿紫衣、緋衣，基本還是宋朝的樣式。武官按照等級戴鏤金、鏤銀和黑漆冠，穿紫衣，系塗金的銀束帶。平民穿青綠衣，以分別貴賤等級。

制禮樂——元昊又參用宋制，改定朝儀。每六日，官員朝見皇帝，稱“常參”。九日朝見，稱“起居”（問候皇帝起居）。凡吉凶、嘉賓、宗祀、燕享等，改宋九拜禮為三拜。

德明時，禮樂都照宋制。元昊對野利仁榮說：“本族風俗，以忠實為先，戰鬥為事。唐宋的縟（音褥r））節繁音，我很不喜歡。”元昊下令廢除宋朝的五音，改為一音。

建蕃學——元昊創製西夏文字后，又命野利仁榮主持建立“蕃學”（黨項學）。用西夏文字翻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等書，選拔黨項和漢族官僚子弟入學學習。學成之後，出題試問。學習精良，書寫端正者，酌量授給官職。

西夏人大致上以佛教為主要信仰，在建國之前則是以自然崇拜為主。黨項族在唐朝四川松潘地區時，就以“天”為崇拜。當黨項族遷移到陝北之後，由自然崇拜發展到對鬼神的信仰。在建國之後，仍然崇尚多神信仰，有山神、水神、龍神、樹神、土地諸神等自然神。例如夏景宗曾“自詣西涼府祠神”。夏仁宗曾在甘州黑水河邊立黑水橋碑，祭告諸神，祈求保護橋樑，平息水患。除了崇拜鬼神，黨項族還崇尚巫術，並且備受重視。黨項族稱巫為“廝”，巫師被稱為“廝乩”，是溝通人和鬼神間的橋樑，主要負責驅鬼與占卜。在戰爭前實行占卜以問吉凶，於戰爭中經常施行“殺鬼招魂”的巫術。

佛教在1世紀東傳涼州刺史部以後，該區佛教逐漸興盛起來，在西夏建國后開始創造自己獨有的佛教藝術文化。內蒙古鄂托克旗的百眼窯石窟寺，是西夏佛教壁畫藝術的寶庫。西夏是時期興建大量的佛塔與佛寺，以承天寺塔最有名。在額濟納旗黑水城中發現的西夏文佛經、釋迦佛塔、彩塑觀音像等，是荒漠的重大發現。另外西夏也大力發展敦煌莫高窟。1036年西夏攻滅歸義軍后，佔領瓜州、沙州，領有莫高窟。從夏景宗到夏仁宗，西夏皇帝多次下令修改莫高窟，使其更加增添了幾分光輝。當時莫高窟塗綠油漆，接受中原文化與畏兀兒、吐魯番風格。此外，表現西夏文化的還有西夏文，又稱蕃書。西夏設立蕃學和漢學，使西夏民族意識增強，百姓“通蕃漢字”，文化也增加了許多。

除了佛教以外，西夏也包容其他宗教。西夏有流傳道教，例如夏景宗之子寧明就是學習道家的辟穀術而死。《文海》解釋“仙”字為“山中求道者”，“山中求長壽者”。在西夏晚期，在在沙州和甘州一帶還有流傳景教和伊斯蘭教。例如《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載敦煌（唐古忒省）與甘州有部分景教和伊斯蘭教徒。

西夏的藝術文化十分多元且豐富，在繪畫、書法、雕刻、舞蹈與音樂都有成就。

• 繪畫

繪畫方面，以佛教繪畫流傳至今，主要呈現在石窟與寺廟壁畫等，現今以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最為豐富。早期學習北宋風格，後來受回鶻佛教與吐蕃藏傳佛教的壁畫藝術的影響，最後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在線條採用鐵線與蘭葉描為主，輔以折蘆、蒓菜條；敷彩大量使用石綠打底，使畫面呈獨具風格的冷色調的“綠壁畫”。繪畫內容分別有佛教故事與說法、供養菩薩與人像以及洞窟裝飾圖案等，以《文殊變圖》、《普賢變圖》、《水月觀音圖》與《千手千眼觀音經變圖》最為有名。此外，也可在《千手千眼觀世音像》內的《農耕圖》、《踏碓圖》、《釀酒圖》與《鍛鐵圖》中觀察到西夏社會生產和生活內容。木刻版畫方面，大多來自西夏文和漢文佛經中。在黑水城出土的大量佛畫中，有《文殊圖》、《普賢圖》、《勝三世明王曼荼羅圖》等等。內容濃抹重彩，色調深沉。而版畫《賣肉圖》和《魔鬼現世圖》，描繪生動，反映出西夏繪畫的深度。

• 書法

書法在楷書多見於寫經與碑文，篆書見於碑額與官印。夏仁宗時期的翰林學士劉志直，工於書法，他用黃羊尾毫製作之筆，為時人所效法。雕塑方面十分發達，有鑄銅、石雕、磚雕、木雕、竹雕、泥塑與陶瓷等。其特點比例均衡，刀法細膩，十分寫實。泥塑以佛寺塑像為代表，多運用寫實與藝術誇張手法，刻劃現實生活的人物形象。例如夏崇宗時期修建的甘州大佛寺釋迦牟尼涅槃像、敦煌莫高窟第491窟西夏供養天女彩塑等等。其他陶瓷藝術品也是刻工精細而生動。

• 音樂舞蹈

西夏在黨項時期的樂器以琵琶、橫吹，擊缶為主，其中橫吹即竹笛。後來接受中原音樂的文化，李德明時採用宋制制樂而逐漸繁多。夏景宗建國后，革除唐宋縟節之音，“革樂之五音為一音”。公元1148年，夏仁宗令樂官李元儒更定音律，賜名《鼎新律》。西夏音樂十分豐富，且設有蕃漢樂人院，夏惠宗時曾招誘漢界娼婦、樂人加入樂院，戲曲如《劉知遠諸宮調》等也已經傳入西夏。西夏時期的舞蹈在碑刻和石窟壁畫中留有生動的形象，富含唐宋舞蹈與蒙古舞蹈的風格。如《涼州護國寺感應塔碑》碑額兩側的線刻舞伎，舞姿對稱，裸身赤足，執巾佩瓔，於豪放中又顯出嫵媚。榆林窟第3窟西夏壁畫中的《樂舞圖》，左右相對吸腿舞狀，姿態雄健。

• 建築雕塑

黨項人多住氈帳。定居的屋室，只有有官 爵者才得覆瓦。建國前後，大批漢人工匠來到夏國與黨項工匠一起，修建了宮殿寺廟。皇帝陵墓也具有很大的規模。1972年清理的夏王陵八號陵（它被推斷是夏神宗遵頊的陵墓）由闕、碑亭、月城、內城、獻殿、靈台、內神牆、外神牆、角台等建築組成。它們沿中軸線左右對稱展開，嚴格地遵從了唐、宋建築的格式，但也顯示了黨項的某些民族特點及其他民族葬俗的影響。現存天祐垂聖元年（公元1050）建造的承天寺塔（在寧夏銀川）和天祐民安五年（公元1094）重修的涼州護國寺感應塔（在甘肅武威），雖經後世重修，仍現當時建築的宏偉。

甘州卧佛寺的大卧佛，體形魁梧，儀態莊嚴，是雕塑像中的傑作。夏王陵區出土的石馬，通體圓雕，神態生動。王陵碑亭遺址發現的石雕人像的造形奇特，線條粗壯，面部和肢體都突出地表現出強力感。在同一地區發現的已殘損的竹雕上，有庭院、松樹、假山、花卉和人物，布置適宜，形態優美。

黨項人從隋唐以來，盛行收繼婚制，允許娶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婦，只是不娶同姓。富有家庭的男姓家長可以收養眾多的婦女，實行多妻制。黨項人舊俗，死則焚屍，名為火葬。西夏建國以後，皇室、貴族多改行土葬，並仿漢人制度修建豪侈的陵墓。

在天文氣象方面，主要是學習宋朝的天文與曆法。西夏人設置司天監以觀察天文，並列有分析、解釋天文的“太史”“司天”和“占者”以分析天文。在骨勒茂才的《番漢合時掌中珠天相中》有詳細地記載對天文星象的記載。例如將天空分為青龍（東）、白虎（西）、朱雀（南）、玄武（北）等方位，每個方位設有7個星宿。在氣象方面也有詳細的分析，例如風有和風、清風、金風、朔風、黑風、旋風；雨有膏雨、穀雨、時雨、絲雨；雲有煙雲、鶴雲、拳雲、羅雲、同雲，等等。曆法方面，西夏至公元1004年才自北宋獲得《儀天歷》，這是西夏第一本曆書。立國后，設“大恆歷院”的機構掌管曆法的編製和頒行。西夏曆書採用番漢合璧曆書與宋朝頒賜曆書兩類，其詳細情形仍需研究。

黨項人中，沿襲古代北方民族的習慣，以十二生肖紀年；藏曆對他們有著明顯的影響。宋朝每年要向夏國頒發新曆，在夏國行用。西夏建國前，黨項人患病，便延請巫師驅鬼，或把患者遷避到另一間房內，以圖躲避災禍，叫作“閃病”。

在醫學方面，在黨項時期，醫學知識十分匱乏，百姓迷信鬼神，大多向神明求醫。在立國后，積極吸收宋朝的醫學與藥學，並且出版《治療惡瘡要論》等醫學著作。《千金方》、《神農本草》等漢人醫書傳入夏國。夏國統治者還多次向金朝請求醫藥。並且設有“醫人院”，在政府機構中屬“中等司”。西夏人對病理的認知大多分成血脈不通、傳染、“四大不和”（地、水、火、風）等觀點，其中四大不和是緣自藏傳佛教的說法。由於西夏本身醫學不如中原的朝代，所以一些疑難病症無法醫治，只好求助於宋朝或金朝。例如夏仁宗時，權臣任得敬患病，久治不愈。所以夏仁宗派使者向金朝請求醫療支援。夏桓宗時，其母患病，也派使至金朝求醫。這些都表示西夏醫學不如中原的朝代。

1971年在甘肅武威發現的西夏文藥方殘頁里，有治療傷寒病的藥方，藥物有牛膝、椒、■米等，明顯地反映了漢族醫藥的影響。

西夏武器製作十分精實，其中以夏國劍最有名，在宋朝被譽為“天下第一”。北宋文學家蘇軾曾請晁補之為其作歌，內有“試人一縷立褫魄，戲客三招森動容”。而西夏鎧甲被譽稱為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專給鐵鷂子使用。其他有名的攻城武器有名叫“對壘”的戰車、可以越壕溝而進；裝在駱駝鞍上的“旋風炮”，可以發射大石彈；以及最厲害的“神臂弓”，可以射240步至300步，“能洞重扎”。

西夏地理處於四戰之地，陸 續要應付後唐、回鶻、吐蕃、宋朝、遼朝、金朝與大蒙古國的威脅，所以外交是夏廷十分重視的環節。外交策略主要是聯合或依附強者，並且攻擊弱者、以戰求和。這些策略使自己得以不斷延續、發展。然而依附國過於強大，最後難逃滅亡之命運。

西夏早在夏州政權時期（定難軍）就奉唐朝、五代諸國與北宋為宗主國，以維持自身勢力。後來北宋并吞夏州政權，李繼遷舉兵再起。此時他採取事奉遼朝、連遼抗宋的策略，多次擊退宋軍，並且擴張勢力。並且於990年被遼朝遼聖宗冊封為夏國王。到李德明時，為了鞏固新領地，對北宋和談，於公元1006年簽署景德和議。然而李德明依舊維持與遼朝的關係。除了應付遼、宋的戰事外，為了稱霸河西、先後攻滅甘州回鶻、沙洲歸義軍，對抗吐蕃六穀部、唃廝啰國等，與西州回鶻為鄰。

夏景宗時正式稱帝建國，自稱邦泥定國，稱男不稱臣，並且多次入侵宋朝邊疆。宋仁宗不滿西夏獨立，派兵攻打之，至此宋夏戰爭爆發。夏景宗在三大戰役戰勝宋朝後，雙方於1044年簽訂慶曆和約。宋朝給予“夏國主”名號，西夏皇帝對宋朝稱臣，但實際上西夏皇帝在國內仍以君王自稱。宋朝給與金錢、茶葉等大量物資。西夏雖然擊敗北宋，但惹來遼朝不滿，雙方發生三次戰爭（賀蘭山之戰），最後以西夏稱臣作收。而後北宋的宋神宗為了擊敗西夏，趁西夏內亂之際發動五路伐夏與永樂城之戰，最後都以西夏戰勝作收。然而西夏國力漸衰，橫山地區又被北宋佔領，此後有賴遼朝周旋方能穩定宋、遼、西夏三國鼎立的關係。

金朝崛起后滅遼朝與北宋，西夏為了自保，放棄遼夏同 盟，臣服於金朝。金朝包圍西夏的東方與南方，掌握西夏的經濟力，所以夏廷對金朝不敢輕舉妄動，最多只有小規模的戰事。蒙古崛起后，多次入侵西夏，破壞金夏同盟。夏襄宗與夏神宗改採取聯蒙攻金的策略，多次與金朝發生戰爭，然而此為錯誤的方針。到夏獻宗時才改連金抗蒙，但不久就在蒙夏戰爭中於公元1227年亡國。金史稱西夏“立國二百餘年，抗衡遼、金、宋三國，偭鄉無常，視三國之勢強弱以為異同焉。

西夏對於回鶻、吐蕃等少數民族採取懷柔與招撫的方式，似乎比宋朝還要好。例如西使城（今甘肅定西西南）吐蕃首領禹藏花麻不願降宋朝，又受到宋軍王韶的攻掠。夏毅宗立即派兵支援，將宗女嫁給他。禹藏花麻遂把西使城及蘭州獻給西夏。

西夏是一個封建王朝，官民等級甚嚴，故而黨項族的服飾主要以顏色來標誌著衣者的身份和地位。帝王者是“始衣白窄衫，氈冠紅里，冠項后垂紅結緩”。文官戴頭巾，穿紫衣、絆衣；武官戴金帖雲鏤帽、銀帖間金摟冠、黑漆冠。官員的便服是紫皂底色綉盤球紫花旋襴，束帶。一般平民百姓穿青、綠色服裝。男士在帽上掛紅色，而女人梳高髮髻。元朝詩人馬祖常在《河西歌》中描述了西夏女郎的服飾：“賀蘭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茴根染衣光如霞，卻召霞縣作夫婿。”

黨項族有禿髮習俗，黨項族東進以後，受漢族習俗的影響，學習漢人結髮。李元昊曾經頒布禿髮令，命令全國男人三天內必須禿髮，違者格殺勿論。出土的西夏瓷人頭像反映黨項禿髮的社會習俗。

黨項自其崛起直至立國，一直處於中國北方民族勢力紛爭時期，其他民族如漢、契丹、女真、回鶻、吐蕃及蒙古等等，勢力都比較強盛，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為了戰勝惡劣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他們同仇敵愾，形成了一種鐵骨錚錚，尚武好鬥的民族精神，這種尚武精神也正是黨項立國之本，“西夏崇尚舊俗，故能保國數百年”，所謂的舊俗即指黨項族的尚武之風習。據史書記載，黨項族“民俗勇悍”。黨項人的尚武精神在立國過程中及建國以後很長一段時間都表現得比較突出，但到後期已嚴重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