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四家

蘇軾(1037年－1101年)，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學家、書畫家。詩詞開豪放一派，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山(今屬於四川)人。他和他的父親蘇洵，弟弟蘇轍以詩文稱著於世，世稱"三蘇"。

蘇軾少負才名，博通經史。宋嘉佑二年（1057年）進士，曾官禮部尚書，翰林學士等職。他一生坎坷，多次被貶官放逐。他在宋神宗時曾受重用，然因新舊黨爭，屢遭貶抑，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又因作詩"訕謗朝政"，被人構陷入獄。出獄后貶黃州。此後幾經起落，再貶惠州、瓊州，一直遠放到儋州（今海南儋縣），從此隨緣自適，過著讀書作畫的晚年生活。直到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歸。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七月死於常州。

蘇軾為人正直、性曠達，才華橫溢，詩詞文賦而外，對書畫也很擅長，他的書法從"二王"，顏真卿，柳公權，褚遂良，徐浩，李北海，楊凝式各家吸取營養，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努力革新。他講自己書法創作過程時說："作字之法，識淺見狹學不足，三者終不能盡妙，我則心目手俱得之矣。"他又說："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他重在寫"意"，寄情於"信手"所書之點畫。蘇軾的字看似平實、樸素，但有一股汪洋浩蕩的氣息，就像他淵厚的學問一樣，神龍變化不可測。他長於行書、楷書，筆法肉豐骨勁，跌宕自然，給人以"大海風濤之氣"、"古槎怪石之形"的藝術美感。蘇軾的書法，後人讚譽頗高。黃庭堅他在《山谷集》里說："其書姿媚……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蘇）為第一"。明董其昌盛讚他"全用正鋒，是坡公之蘭亭也"。傳世書跡有《前赤壁賦》、《黃州寒食詩帖》、《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等。

黃庭堅(1045年-1105年)字魯直，號山穀道人，後世稱他黃山谷，晚號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詩人，書法家。英宗治平四年(1067)進士。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為宰相，實行新法遭到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猛烈反對。後來新舊兩黨鬥爭愈演愈烈，一直延續到北宋滅亡。在這場鬥爭中，黃庭堅站在舊黨一邊，他雖然沒有積極參加這場鬥爭，但他的一生一直卷在鬥爭的旋渦里。

黃庭堅出於蘇軾門下，與張耒、秦觀、晁補之並稱為"蘇門四學士",后與蘇軾齊名，世稱"蘇黃"。他最重要的成就是詩。詩論標榜杜甫，但是強調讀書查據，以故為新，"無一字無來處"和"脫胎換骨，點鐵成金"之論。他在宋代影響頗大，開創了江西詩派。他又能詞，兼擅行、草書。

書法初以周越為師，后取法顏真卿及懷素，受楊凝式影響，尤得力於《痊鸛銘》，筆法以側險取勢，縱橫奇倔，字體開張，筆法瘦勁，自成風格。《宋史·文苑傳》稱他："庭堅學問文章，天成性得，陳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為四學士。"他自己說："余學草書三十餘年，初以周越為師，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旭，懷素，高閑墨跡，乃窺筆法之妙。"

米芾（（1051～1107）），字元章，號襄陽漫士、海岳外史、鹿門居士。祖籍山西太原，后定居江蘇鎮江。

因他個性怪異，舉止顛狂，遇石稱“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稱“米顛”。宋徽宗詔為書畫學博士，人稱“米南宮”。米芾能詩文，擅書畫，精鑒別，集書畫家、鑒定家、收藏家於一身，他在“宋四家”中首屈一指。其書體瀟散奔放，又嚴於法度。《宋史·文苑傳》說：“芾特妙於翰墨，沈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米芾平生於書法用功最深，成就最大。他少時苦學顏、柳、歐、褚等唐楷，打下了厚實的基本功。蘇軾被貶黃州時，他去拜訪求教，東坡勸他學晉。1082年（元豐五年）開始，米芾潛心魏晉，以晉人書風為指歸，尋訪了不少晉人法帖，連其書齋也取名為“寶晉齋”。今傳王獻之墨跡《中秋帖》，據說就是他的臨本，形神精妙至極。米芾一生轉益多師，在晚年所書《自敘》中也這樣說道：“余初學，先學寫壁，顏七八歲也。字至大一幅，寫簡不成，見柳而慕其緊結，乃學柳《金剛經》。久之，知其出於歐，乃學歐。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學最久，又摩段季轉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覺段全澤展《蘭亭》，遂並看法帖，入晉魏平淡，棄鍾方而師師宜宮，《劉寬碑》是也。篆便愛《咀楚》、《石鼓文》。又悟竹簡以竹聿行漆，而鼎銘妙古老焉。”米芾自稱自己的作品是“集古字”，對古代大師的用筆法、章法及氣韻都有深刻的領悟，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米芾學書在傳統上下了很大功夫。米芾未捲入政治漩渦，生活相對安定，后當上書畫博士，飽覽內府藏書，熟諳千載故事，古人得失，如數家珍。米芾以書法名世，他的成就完全來自後天的苦練，米芾每天臨池不輟，史料記載：“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半刻廢書也。”“智永硯成臼，乃能到右軍（王羲之），若穿透始到鍾（繇）、索（靖）也，可永勉之。”他兒子米友仁說他甚至大年初一也不忘寫字。（據孫祖白《米芾米友仁》）。米芾作書十分認真，自己說：“余寫《海岱詩》，三四次寫，間有一兩字好，信書亦一難事”（明範明泰《米襄陽外記》）。一首詩，寫了三四次，還只有一兩字自己滿意，其中的甘苦非個中行家裡手不能道，也可見他創作態度的嚴謹。米芾的書法在宋四家中，列蘇東坡和黃庭堅之後，蔡襄之前。然如果不論蘇東坡一代文宗的地位和黃庭堅作為江西詩派的領袖的影響，但就書法一門藝術而言，米芾傳統功力最為深厚，尤其是行書，實出二者之右。明代董其昌《畫禪室隨筆》謂：“吾嘗評米字，以為宋朝第一，畢竟出於東坡之上。即米顛書自率更得之，晚年一變，有冰寒於水之奇。”皇帝的詢問書法，米芾自稱自己是“刷字”，明裡自謙而實點到精要之處，“刷字”，體現他用筆迅疾而勁健，盡興盡勢儘力。他的書法作品，大至詩帖，小至尺牘、題跋都具有痛快淋漓，欹縱變幻，雄健清新的特點。從現存的近六十幅米芾的手跡來看，“刷”這一個字正將米字的神采活脫脫地表現出來，無怪乎蘇東坡說：“米書超逸入神。”又說“海岳平生篆、隸、真、行、草書，風檣陣馬。沉著痛快，當與鐘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米芾的書法影響深遠，尤在明末，學者甚眾，像文徵明、祝允明、陳淳、徐渭、王覺斯、傅山這樣的大家也莫不從米字中取一“心經”對後世影響極大。米芾除書法達到極高的水準外，其書論也頗多。著有《書史》、《海岳名言》、《寶章待訪錄》、《評字帖》等。顯示了他卓越的膽識和精到的鑒賞力，對前人多有譏貶，然決不因襲古人語，為歷代書家所重，但過頭話也不少，誚顏柳、貶旭素，苛刻求疵。米芾傳世墨跡主要有《苕溪詩卷》、《蜀素帖》、《方圓庵記》、《天馬賦》等，而翰札小品尤多。米芾擅水墨山水，人稱“米氏雲山”，但米芾畫跡不存在於世。

蔡襄（1012～1067），字君謨，興化（今福建仙游）人。1030年（天聖八年）進士，先後在宋朝中央政府擔任過館閣校勘、知諫院、直史館、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樞密院直學士、翰林學士、三司使、端明殿學士等職，並出任福建路（今福建福州市）轉運使，知泉州、福州、開封（今河南開封市）和杭州府事。卒贈禮部侍郎，謚“忠惠”。

蔡襄為人忠厚、正真，講究信義，學識淵博。宋四家中，蔡襄年齡輩份，應在蘇、黃、米之前。從書法風格上看，蘇軾豐腴跌宕；黃庭堅縱橫拗崛；米芾俊邁豪放，他們書風自成一格，蘇、黃、米都以行草、行楷見長，而喜歡寫規規矩矩的楷書的，還是蔡襄。蔡襄書法其渾厚端莊，淳淡婉美，自成一體。展卷蔡襄書法，頓覺有一縷春風拂面，充滿妍麗溫雅氣息。蔡襄其書法在其生前就受時人推崇備至，極負盛譽，最推崇他書藝的人首數蘇東坡、歐陽修。蘇東坡在《東坡題跋》中指出：“獨蔡君謨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為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為過。”“歐陽修對蔡襄書法的評價真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歐陽修說：“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歐陽文忠公集》）黃庭堅也說：“蘇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傑。”（《山谷文集》）北宋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評論蔡襄的草書曰：“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自成一家。存張旭懷素之古韻，有風雲變幻之勢，又縱逸而富古意。”《宋史·蔡襄傳》稱他：“襄工於手書，為當世第一，仁宗尤愛之。”許將《蔡襄傳》說：“公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其斷章殘稿人悉珍藏，仁宗尤愛稱之。”朱長文《續書斷》：蔡襄書頗自惜重，不輕為書，與人尺牘，人皆藏以為寶。仁宗深愛其跡……及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敕書之，君謨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儒者之工書，所以自游息焉而已，豈若一技夫役役哉？從以上三段記載中，可以知道，蔡襄書法從當朝皇上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珍惜。由於他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所以傳世作品較少。另外可以看出當時書壇的風氣已完全轉向了詩文尺牘，而書碑則被看作是一技夫役役之事，為士大夫所不屑為，甚至連帝王的敕命也已不能左右之。這與唐代以前的情況有著根本的不同。蔡襄不是一個開宗立派的大師。總體上看，他的書法還是恪守晉唐法度，創新的意識略遜一籌。但他卻是宋代書法發展上不可缺的關紐人物。他以其自身完備的書法成就，為晉唐法度與宋人的意趣之間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橋樑。蔡襄傳世墨跡有《自書詩帖》、《謝賜御書詩》，以及《陶生帖》《郊燔帖》《蒙惠帖》墨跡多種，碑刻有《萬安橋記》、《晝錦堂記》及鼓山靈源洞楷書“忘歸石、”“國師岩”等珍品。

宋代的書法藝術在中國書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其最主要的實踐者是北宋的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四人。盛時泰《蒼潤軒碑跋》中說：“宋世稱能書者，四家獨勝。然四家之中，蘇蘊藉，黃流麗，米峭拔，而蔡公又獨以渾厚居其上。”

一、“宋四家”與唐書的淵源

雖然宋代“尚意”是對唐代“尚法”的否定，但時代發展總是相連的，“宋四家”對唐代書法並不完全否定，因而不能將“法”和“意”對立起來看。唐代書家中，對宋代影響最大的是褚遂良和顏真卿二人。顏真卿對“宋四家”都有影響。蔡襄入宋已是暮年，筆下多是唐法。蘇軾對顏真卿《東方朔畫贊》極為垂青，評其“清雄深遠”。留心蘇軾書法，意態肥厚之處是顏真卿字態。黃庭堅說：“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繼海……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王澍說：“‘宋四家’書，皆出魯公，東坡得之為甚，姿態艷溢，得魯公之腴。”米芾認為顏真卿行書有篆籀氣，對其“三稿”極為稱讚。米芾大字轉折肥美，顯出顏姿。黃庭堅書法對顏真卿反其道而行，中宮收緊，四面擴張，將顏書中短促的筆畫加以誇張伸長，施以顫筆，形成真力瀰漫的線條。至於褚遂良，其影響只針對米芾而言。米芾認為“褚遂良書舉從動人，而別有一種驕色”。從褚遂良處以窺《蘭亭》，這是米芾“入魏晉平淡”和“備其古雅”的捷徑。

二、行書之外的書法比較

“宋四家”成就主要體現於行書，此外是楷、草兩體，米芾有少量的篆、隸書作，但不值得稱道。

就楷書而言，筆者認為，“宋四家”中首推蔡襄。其面目多似顏真卿，滲入很多文人氣，無勝唐正大氣象。顏魯公作書，不經意的地方很多，蔡襄作書則筆筆留心，所以米芾說：“蔡襄如少年女子，體妖嬈，行步緩慢，多飾繁華。”蘇軾大楷法顏真卿，在字形上壓扁，重視的是意態肥厚。黃庭堅《夷齊廟碑》近似褚法，稍嫌鬆散。米芾沒有大楷傳世，小楷《向太后輓詞》意守歐、褚之間，頗令人稱道。

就草書而言，“宋四家”中成就最高者非黃庭堅莫屬。蘇軾、米芾鄙薄張旭、懷素為“書工”，認為他們視書法為事業，違背書法娛己悅人的宗旨，喪失了林下之風的淡雅，而“有如市娼抹青紅”。蘇軾草書極為罕見，米芾草書數量也很少，線條尖薄油滑，創作行書時的自信一掃而光。蔡襄草書被稱為“散草”，夾有章草遺意。他自詡道：“每落筆為飛草書，但覺煙雲龍蛇，隨手運轉，奔騰上下，殊可駭也。靜而觀之，神情欣欣，可喜耳！”但蘇軾認為蔡襄“大字不如小字，草不如真，真不如行也。”這三家草書和黃庭堅相比不可同日而語。黃庭堅草書作品頗豐，主要從張旭處得法。最具代表性的是《諸上座帖》，行筆如風，筆意超凡，線條如驚蛇走虺，跌宕多姿，具有強烈的抒情性。

三、蘇、黃、米、蔡究竟誰排第一

蘇軾在“尚意”書風中是領頭人物。以“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的氣概引領一代新風。黃庭堅為“蘇門四學士”之一，受蘇軾教誨。留心黃庭堅手札一類，頗有蘇字之風。米芾雖未入“蘇門”，但聽從蘇軾“入魏晉平淡”的建議，取法二王，最終成就自我。因而蘇軾對宋代書法有化身千百的不凡功德。他所書的《寒食詩帖》被譽為“天下第三行書”，能有這樣的作品傳世，可以說是平生無憾了。因而在“尚意”書風中，將蘇軾排在第一應該是無可爭議的。但如果要論及行書成就對後世的影響，則首推米芾。米芾在“宋四家”中年齡最小，影響卻最大，連董其昌都說米芾“當在東坡之上”。

近代康有為認為黃庭堅應該排第一。他在《廣藝舟雙楫》中說：“宋人之書，吾尤愛山谷，雖昂藏郁拔，而神閑意濃，入門自媚。若其筆法瘦勁婉通，則自篆來。”蘇、米、蔡只有一種書體名世，而黃庭堅的行、楷和草書都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準，不僅稱雄當世，而且溢出時代。在“蘇門四學士”當中，惟有黃庭堅視蘇字為“壓扁蛤蟆”，由此略知黃氏的膽識。可以說，黃庭堅是“宋四家”中最具創新意識的。

蔡襄在“宋四家”中年齡最長，蘇軾推崇其為“近世第一”。但在“宋四家”中，蔡襄“尚意”書風並不彰顯，充其量是一個過渡人物。梁章鉅《字學》中認為“宋四家，蘇、黃、米皆可學，惟蔡不必學。蓋蔡書尚未盡變唐人風貌，學蔡不如徑學唐人”。因而潘伯鷹認為“蔡襄可當第一”的觀點筆者很難認同。

四、對“意”的表現

宋代書法品評中常見“意”這個字眼，強調“意”是反叛“法”，但不是粗淺無法，而是“法本無法”，是在高度技巧承遞基礎上的自覺選擇。元代劉有定《〈衍極〉注》中說：“今古雖殊，其理則一……庾、謝、蕭、阮，守法而法存；歐、虞、褚、薛，竊法而法分；降而為黃、米諸公之放蕩，持法外之意。”清代馮班《鈍吟書要》中說：“宋人作書，多取新意，然意須從本領中來。”他認為蘇、黃、米三人書藝超人，尤其是米芾，將外拓筆意之美髮揮到了極點。明代李東陽《懷麓堂集》中說：“米書與蘇、黃並駕，而各不相下。大抵蘇、黃優於藏蓄，而米長於奔放。”現代陸維釗的《書法述要》中說：“書家筆勢，窮極於米芾。”應該說，“宋四家”書法，氣勢充沛。

書法史上論及宋代書法，素有“蘇、黃、米、蔡”四大書家的說法，他們四人被認為是宋代書法風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別指蘇軾（東坡）、黃庭堅（涪翁）和米芾（襄陽漫士）。從書法風格上看，蘇軾豐腴跌宕，天真爛漫；黃庭堅縱橫拗崛，昂藏郁拔；米芾俊邁豪放，沉著痛快。他們都善學古人又富於創新精神，書風自成一格，時人推崇備至，列於四家，向無異議。唯獨列於四家之末的“蔡”，究竟指誰，卻歷來就有爭議。

一般認為所謂蔡是指蔡襄（君謨），他的書法取法晉唐，講究古意與法度。其正楷端莊沉著，行書淳淡婉美，草書參用飛白法，謂之“散草”，自成一體，非常精妙。宋仁宗尤愛其書，曾“制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又“令書溫成後父碑”（《宋史·蔡襄傳》）。蔡襄的書法藝術也為當時文人所重視，黃庭堅曾說：“蘇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傑。”（《山谷文集》）歐陽修說：“君漠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歐陽文忠公集》）蘇武在《東坡題跋》中指出：“獨蔡君謨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為本朝第一。”既然是“本朝第一”，既然其書法已可“主盟”，那麼，列於四家應是當之無愧的。然而，明清以來，又有另一種說法一認為從四家的排列次序及書風的時代特色來說，“蔡”原本是指蔡京，只是後人厭惡其為人，才以蔡襄取代了他。明書畫鑒賞家張丑在《清河書畫舫》中說：“宋人書例稱蘇、黃、米、蔡者，渭京也。後人惡其為人，乃廳去之而進君謨書耳。君謨在蘇、黃前，不應列元章后，其為京無疑矣。京筆法姿媚，非君謨可比也。”明代孫鍍也說；“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謨，則前後輩倒置……”（《書畫跋跋》）安世鳳《墨林快事》進而替蔡京書名被掩抱不平，說；蔡卞勝於蔡京，蔡京又勝於蔡襄，“今知有禁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清杭世駿《訂訛類編續編》也將“蘇黃米蔡非蔡襄”，作為“人訛”的一個事例。可見，明清時“蔡京說”曾有很大影響。平心而論，“蔡京說”的提出確有一定的道理。蔡京的書法藝術有姿媚豪健、痛快沉著的特點，與保待著較多“古法”的蔡襄相比，蔡京的書法似乎更富有新意，也更能體現宋代“尚意”的書法美學情趣。因而在當時已享有盛譽，朝野上庶學其書者甚多。元陶家儀《書史會要》曾引當時評論者的話說；“其字嚴而不拘，逸而不外規矩，正書如冠劍大人，議於廟堂之上；行書如貴胄公子，意氣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絕占今，鮮有儔匹。”甚能反映蔡京當時在書法藝術上的地位。其二，蔡襄的書法在北宋前期被推為“本朝第一”，但自北宋中期宋代書法新風貌形成后，人們對蔡襄書法漸有微詞。蘇東坡在《東坡題跋》中，就多次提到“近歲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論’”，“仆以君謨為當世第一，而論者或不然”。雖然蘇軾始終堅持蔡襄為第一的看法，但至少在北宋中後期，人們對蔡襄的評價已不那麼一致了。其三，從排列次序看，蘇、黃、米三家的排列有明顯的年輩次序，蔡襄是仁宗時人，年輩最高，列於哲宗、徽宗時的米芾之後，確有些疑問。對此，堅持“蔡襄說”者提出反駁，認為“宋四家”之說，雖然迄今未見於宋人文獻，但南宋遺民、元朝人王存，已明確提出過“四家”之說。他在《跋蔡襄洮河石硯銘》墨跡中稱蔡襄書法“筆力疏縱，自為一體，當時位置為四家。竊嘗評之，東坡渾灝流轉神色最壯，涪翁瘦硬通神，襄陽縱橫變化，然皆須從放筆為佳。若君謨作，以視拘牽繩尺者，雖亦自縱，而以視三家，則中正不倚矣”。可見王存不僅指出當時有四家之說，而且四家明確無誤是蘇、黃、米、蔡。此外，在書法史上，蔡襄的書法成就以全面著稱，楷、行、草書皆獨樹一幟，且又有屏棄帖學，振興書風的貢獻，因此，從總體上看，其成就顯然是超過蔡京的。至於排列次序，近人張伯駒曾在《宋四家書》一文中指出，“按次序應是蔡、蘇、米、黃，普追讀為蘇、黃、米、蔡，以陰陽平上去順口，遂成習慣”。說明這一排列僅為讀音上的順口而形成，與四大家的年輩高下並無關係。看來，“蔡京說”並非無稽之談，而“蔡襄說”也有理有據。由於蔡京身為“六賊”之一，人們從感情上實難接受他，於是人們多傾向於蔡襄說。不過，這一問題的最後定論，似乎應有待於宋代文獻的確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