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駒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3月14日生於河南項城，系張鎮芳之子，袁世凱的表侄。

光緒三十年（1904年），與一個妹妹一起過繼其伯父張鎮芳。7歲入私塾，9歲能寫詩，享有“神童”之譽。

宣統三年（1911年），張伯駒與袁世凱的幾個兒子一起入天津新學書院，開始了學校生活。新學書院是天津的最早由外國教會辦的學院，1902年由英國基督教倫敦會創辦。院址在法租界海大道（原和平區大沽路十七中學校址）。

民國元年（1912年），父親張鎮芳由署理直隸總督轉任河南都督，張伯駒隨父赴河南開封，入河南陸軍小學讀書。

民國三年（1914年），隨父親遷居北京，長居於此。

民國五年（1916年），由其父張鎮芳做主，娶安徽亳州女子李月娥為妻。同年入袁世凱混成模範團騎兵科學習。

民國七年（1918年），畢業於袁世凱混成模範團騎兵科，並由此進入軍界，歷任安武軍全軍營務處提調、陝西督軍公署參議。后曾在曹錕、吳佩孚、張作霖部任提調參議等職（皆名譽職）。

民國十六年（1927年）起投身金融界。歷任鹽業銀行總管理處稽核，南京鹽業銀行經理、常務董事，秦隴實業銀行經理等職。

民國十九年（1930年），張伯駒與李石曾、齊如山、梅蘭芳、余叔岩、馮耿光等組織了“國劇學會”。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四日（1937年），張伯駒40歲生日，為了賑災所演的一出《失空斬》，群星閃耀，盛況空前。抗日戰爭爆發后，一度去西安，后致力於寫詩填詞。

民國三十年（1941年），被非法綁架近八個月。是年秋，攜全家入秦途中，將國寶《平復帖》縫入衣被。

抗戰勝利后，曾任國民黨第11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議、河北省政府顧問、華北文法學院國文系教授，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北平美術分會理事長等職。

1981年，張伯駒、潘素與女兒一家合影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6月在北平參加中國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臨時委員會委員，參加北大學生會助學運動、反迫害、反飢餓運動、抗議槍殺東北學生等愛國民主運動。

北平解放后，曾任燕京大學國文系中國藝術史名譽導師、北京中國書法研究社副社長、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藝研究社理事兼總幹事、北京中國畫研究會理事、北京古琴研究會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公私合營銀行聯合會董事、第1屆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國民主同盟總部財務委員會委員、文教委員會委員、聯絡委員會委員。

1949年以後，鹽業銀行公私合營，張伯駒以董事身份參與財產評估后，以個人無股票不能再任董事為由，退出了公私合營銀行。

1952年，經鄭振鐸推薦任文化部顧問。

1956年，張伯駒將其收藏的部分文物捐給了國家，包括西晉陸機《平復帖》卷、隋展子虔《游春圖》、杜牧《贈張好好詩》卷、宋范仲淹《道服贊》卷、蔡襄自書詩冊、黃庭堅《諸上座帖》、元趙孟頫《千字文》等；同年，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1958年，劃為右派分子。

1961年，在陳毅的干預下張伯駒夫婦來到長春，在吉林省博物館工作。

1962年，任吉林省博物館副研究員、副館長，主要負責文物的鑒定工作。

十年浩劫開始，張伯駒被批鬥、抄家、隔離審查。1969年，以“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為由一是令其退職；二是送往舒蘭農村插隊落戶。舒蘭地區因張伯駒夫婦年老而拒不接收。張伯駒、潘素回到北京，因無工作、無戶口以出賣家產度日。

1972年，周恩來得悉后，指示聘任張伯駒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1978年，中共吉林省委宣傳部批准了吉林省文物局上報的關於對張伯駒的複查結論，當眾予以平反，恢複名譽。

1981年1月，張伯駒、潘素夫婦畫展在北京北海公園舉辦。

1980年，張伯駒右派問題得到平反。晚年還擔任過北京中山書畫社社長、北京中國畫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理事、京華藝術學會名譽會長、北京戲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崑曲研習社顧問、民盟中央文教委員等職。

1982年2月25日，張伯駒最後合影。

民國五年（1916年），由其父張鎮芳做主，娶安徽亳州女子李月娥為妻。

在潘素之前張伯駒已有三房妻妾，十五六時由養父張鎮芳包辦娶了安徽亳州女子李氏，她父親曾任安徽督軍。在嫁給張伯駒之前兩人並沒有什麼交往，更談不上什麼感情，張伯駒是在不願意、不甘心的情況下和她結合的，所以她和張伯駒一直沒有建立起真正的感情，而且結婚多年也沒有生兒育女。1939年她故去時，張伯駒都沒回天津家裡。

張伯駒的第二位夫人鄧韻綺原是北京的京韻大鼓藝人，韻綺的名字是張伯駒給起的。張伯駒之子張柳溪回憶：“我大媽當年是唱得好的京韻大鼓藝人，我上大學時她已經四五十歲了，仍斷不了哼唱幾句。她的長相不算嬌艷，也不太善於打扮自己，穿著綢緞衣裝也不比別人更美，當年主要是唱紅了的。她到底是出身貧寒，所以很會料理家庭生活，她能把我父親在北京的生活安排料理得很好，北京家裡的管家和廚師也能夠按照我父親的需要隨時侍候，做出令我父親滿意的豐盛菜肴。”

張伯駒的第三位夫人王韻緗是蘇州人，名字也是張伯駒起的。王韻緗的父親從家鄉外出做工在北京安了家。張伯駒經過大中銀行職員的介紹看中了王韻緗，就在北池子一帶弄了一套小院，娶了王韻緗。不久以後王韻緗就懷孕了，張鎮芳早就盼望有個孫子，知道王韻緗懷孕后，就把王韻緗接到天津家裡同住。王韻緗生下張柳溪之後，爺爺奶奶就沒有再讓王韻緗母子回北京，而是留在了天津家裡。”（張柳溪“父親張伯駒的姻緣”）

上世紀20年代末，張伯駒被委派去上海任鹽業銀行總管理處總稽核時，三夫人王韻緗是準備隨行的，但此時王韻緗已管理張府全家的家務和一切收支，再加上張伯駒的父母不願讓孫子張柳溪離開，最終沒能成行，而張伯駒去上海后邂逅並娶了潘素。

1948年，鄧韻綺與張伯駒離婚。

1952年，王韻緗也和張伯駒離了婚。只有潘素留在了張伯駒身邊，陪伴他度過了坎坷的一生。

1982年正月，參加宴會歸來的張伯駒突患感冒，被送進北大醫院，2月26日去世，享年84歲。

1982年3月26日，舉行了張伯駒追悼大會，葉劍英、鄧穎超、王震、谷牧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送了花圈，趙朴初、夏衍、胡愈之、牛滿江、劉海粟等二百多人送了輓聯，五百多人參加了追悼會。

新中國成立前，張伯駒與張蔥玉、鄧以蟄、張大千、徐悲鴻、沈尹默、吳湖帆、啟功等諸先生一起被聘為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工作任務為“書畫審定”，為故宮博物院收購清宮流散書畫出謀劃策，做了大量工作。當溥儀盜運出宮的書畫在市場上陸續出現時，張伯駒即諫言故宮博物院，儘早開展徵集工作：“一、所有《賞溥傑單》內者，不論真贗，統由故宮博物院價購收回；二、選精品。經過審查價購收回。”經其考訂，1198件中除贗跡及不甚重要者外，有價值之品約有四五百件，按當時價格無需大筆經費便可大部收回。

1946年底，北京古玩商馬霽川從東北帶回20餘件文物推薦給故宮博物院。張伯駒不僅給出了具體的審定意見，而且將他所了解的信息，及時反饋給故宮博物院。1947年4月19日，張伯駒又作為專門委員，與徐悲鴻、鄧以蟄、啟功等人出席了故宮博物院在絳雪軒舉行的第六屆理事會在平理事第四次談話會，討論書畫收購事宜。

張伯駒頗為重視文物精品，曾向馬衡院長建言，“余主張寧收一件精品，不收若干普通之品”。所以，當發現精品文物在市場上出現時，他多會優先推薦故宮博物院收購，如范仲淹《道服贊》由北京古玩商靳伯聲從東北購得，他居中協調，商定以黃金110兩賣給故宮博物院；又如，當得知馬霽川有展子虔《游春圖》時，他建議故宮博物院將此卷買下，在故宮博物院無力收購以上兩件文物的情況下，為防止文物流落海外，張伯駒不惜鬻物舉債將它們買下，一件《游春圖》使他從豪門巨富變為債台高築，不得不變賣在弓弦衚衕的一處宅院和潘素的金銀首飾。

新中國成立后，張伯駒繼續關注故宮博物院事業的發展，而一生所藏文物精華，也大多歸於故宮博物院收藏，兌現了其“予所收蓄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的初衷。故宮博物院共計收藏有張伯駒《叢碧書畫錄》著錄的古代書畫22件，幾乎件件堪稱中國藝術史上的璀璨明珠。如晉·陸機《平復帖》是傳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跡；隋·展子虔《游春圖》為傳世最早的一幅獨立山水畫。其餘如唐·杜牧《張好好詩》、唐·李白《上陽台帖》、宋·黃庭堅《諸上座帖》、宋·趙佶《雪江歸棹圖》等，都是中國藝術史上的重要文物。這其中，晉·陸機《平復帖》、唐·杜牧《張好好詩》、宋·范仲淹《道服贊》、宋·黃庭堅《諸上座帖》等8件古代法書精品是1956年由張伯駒、潘素夫婦捐贈國家的，國家文物局后調撥故宮博物院；隋·展子虔《游春圖》、宋·趙佶《雪江歸棹圖》、明·唐寅《王蜀宮妓圖》等是張伯駒讓與國家，國家文物局收購后陸續調撥故宮博物院的；唐·李白《上陽台帖》則系張伯駒贈與毛澤東主席，1958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辦公室將其調撥故宮博物院。另外，故宮博物院還於1959年購買了張伯駒曾收藏的宋·趙孟堅《行書自書詩》。需要特彆強調的是，隋·展子虔《游春圖》、唐·杜牧《張好好詩》、宋·范仲淹《道服贊》等都是故宮博物院當時有意收購，但因各種原因而未能入藏的。它們最終能由故宮博物院收藏，為中華民族所共享，張伯駒居功至偉。

1956年7月，時任文化部部長沈雁冰（茅盾）親筆為捐獻8件國寶的張伯駒頒發了一個褒獎令。

調任吉林省博物館第一副館長后，當時吉林省的文化底子相對薄弱，省博物館的藏品根本無法與國內重點單位相比。於是，張伯駒再次慷慨解囊，無償地捐獻了幾十件自己的珍貴收藏，包括元代仇遠的《自書詩》卷、顏輝的《煮茶圖》卷、宋代趙伯嘯的《白雲仙喬圖》卷、元代趙子昂的《篆書千字文》卷、明代薛素素《墨蘭圖》軸、唐人寫經《大般若波羅密多經》、明代董其昌的字對、唐人楷書冊等等。時任吉林省委宣傳部長的宋振庭對省博物館的藏畫中尚無宋人真跡感到甚是遺憾。張伯駒得知后，又捐獻了宋代楊婕妤的《百花圖》。

張伯駒從小就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他博覽群書。紮實的文學功底，造就了他多才多藝的文化底蘊。由於他天資超逸，便利用一切閑暇時間，寫下了大量格律相諧、化典圓熟的古體詩詞和音韻、戲曲論著，其詩詞、對聯、分鐘等均達到很高的水平。

為繼承和發展中國古典藝術，新中國成立初期，張伯駒創辦北京古琴研究會、京劇基本藝術研究社、中國書法研究社、詩詞研究社，直至臨終前，還對中國韻文學會籌備事宜念念不忘。

另外，張伯駒對中國書法藝術的研究，造詣頗深，著有《中國書法》一書；他本人亦擅長書法，其書法源學王羲之《十七帖》，融真、草、隸、篆、於一爐，晚年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用筆飄逸，如春蠶吐絲，被人稱為“鳥羽體”。張伯駒這類書體類似鳥蟲篆，頗似蚯蚓，然其卻中鋒用筆，骨力內含。張伯駒的繪畫也是自成一格，其《楚澤流芳》《紅梅》及《蘭石》等，皆為張伯駒的書畫藝術代表性作品。畫家劉海粟先生曾這樣評價張伯駒的這類書法：“運筆如春蠶吐絲，筆筆中鋒，奪人視線，溫婉持重，飄逸酣暢，兼而有之，無浮躁藻飾之氣。目前書壇無人繼之。”學者劉葉秋則說張伯駒的書法：“書兼行草，圓勁挺秀，卓然大家風範，與畫可稱雙璧，殊足珍貴。”

作為京劇票友，張伯駒有三大得意事。

一是與余叔岩合作，編寫了《近代劇韻》，總結京劇發展實踐，系統介紹了京劇十三韻。

二是為推動京劇藝術發展，張伯駒約同梅蘭芳、余叔岩等人，於1931年創立了“北平國劇協會”。

三是1937年，他組織一大幫名角，舉辦了轟動全國的河南旱災籌款義演。張伯駒飾孔明、余叔岩飾王平、楊小樓飾馬謖、王鳳卿飾趙雲、程繼仙飾馬岱、陳香雪飾司馬懿、錢寶森飾張郃、慈瑞泉、王福山飾二老軍帶報子。演出后不久，日本全面侵華。這次義演，被稱為“藝壇最後一次絕唱”。

周汝昌：我所平生見到的，文化高人很多，這樣人也少少的。

史樹青：我們近代沒出過這樣高的人，有學問的人，有涵養的人。

啟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天下民間收藏第一人。”

劉海粟：“他是當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從他那廣袤的心胸湧出四條河流，那便是書畫鑒藏、詩詞、戲曲和書法。四種姊妹藝術互相溝通，又各具性格，堪稱京華老名士，藝苑真學人。”

章伯鈞：“不論中國文學如何發展，都不會再有張伯駒！”

周汝昌：“閱讀張伯駒，我深深覺得，他為人超拔是因為時間坐標系特異，一般人時間坐標系三年五年，頂多十年八年，而張伯駒的坐標系大約有千年，所以他能坐觀雲起，笑看落花，視勛名如糟粕、看勢力如塵埃。”

千家駒：“我參加八寶山追悼會不知道多少次了。很多人悼辭上無一例外地寫著‘永垂不朽’。依我看，並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不朽者，張伯駒是一個。”經濟學家。

宋振庭：“愛國家、愛民族，費盡心血一生為文化，不惜身家性命；重道義、重友誼，冰雪肝膽賚志念一統，豪氣萬古凌霄”。

王世襄：實在使人難以想象，曾用現大洋4萬塊購買《平復貼》、黃金170兩易得《游春圖》，並於1955年將8件國之重寶捐贈給國家的張伯駒、夫人竟一貧到如此地步。他十分讚賞黃永玉為張伯駒下的論斷——“富不驕，貧能安，臨危不懼，見辱不驚……真大忍人也！”

王進玉：民國時期的大藏家張伯駒先生，是非常好的學習榜樣，他不僅有著大的情懷和擔當，而且有著濃厚的民族意識、愛國精神，我想這也應該成為新時代的藏家理應具有的一種收藏品質與精神風貌。

1956年，故宮博物院收到了一份極為珍貴的大禮：著名收藏家張伯駒及其夫人潘素，將其30年所收藏的珍品——包括陸機的《平復帖》、杜牧的《張好好詩》、范仲淹的《道服贊》以及黃庭堅《草書》等8幅書法，無償捐獻出來。政府為此獎勵的20萬元，被張伯駒婉言謝絕。“他說得很簡單，‘我看的東西和收藏的東西相當多，跟過眼雲煙一樣，但是這些東西不一定要永遠保留在我這裡，我可以捐出來，使這件寶物永遠保存在我們的國土上。“

據當代資深山水畫家、國畫理論家關瑞之先生回憶：1980年夏，他陪同張伯駒、關松房、啟功、魏龍驤等老人同游頤和園時，河南的一位領導問關松房、張伯駒兩位老人：當今很多名人都在考慮建博物館、灌唱片將自己的藝術作品傳世，您們是不是也有考慮？張伯駒回答：“我的東西都在故宮裡，不用操心了”。

《平復帖》是其中最典型一例。

張伯駒最早是在湖北一次賑災書畫會上見到《平復帖》的，當時歸溥儒（溥心畲）所有。溥儒是道光皇帝的曾孫，恭親王之孫。溥儒在1936年將所藏的唐代韓乾的《照夜白圖》賣於他人，后流於海外。這件事情讓張伯駒久久不能釋懷。據王世襄回憶，張伯駒深恐《平復帖》蹈此覆轍，因此委託琉璃廠一家老闆向溥儒請求出售。但溥儒索價20萬元，張伯駒力不能勝而未果。第二年又請張大千也向溥儒求購，同樣在20萬元的要價前止步。一直對此念念不忘的張伯駒後來偶然得知溥儒喪母，急需錢財為母發喪，經傅沅叔斡旋，以4萬元購得。張伯駒後來得知，另一位白姓字畫商人聽說此事後，也想拿到此帖賣給日本人，出價便是20萬。慶幸的是，《平復帖》已在張伯駒手裡。張伯駒後來寫了篇小文，只淡淡地提及此事，“在昔欲阻《照夜白圖》出國而未能，此則終了宿願，亦吾生之一大事”。在張伯駒眼裡，這些蘊含了中國文化的字畫的價值，甚至超過自己的生命。

1941年，上海發生了一起轟動一時的綁架案，被綁架者正是張伯駒。“我父親每個月都要到上海分行去開會，一早飛機下來以後，我們的車去接父親。”像往常一樣，一輛汽車開在前面，張伯駒乘坐的那輛車跟在後面。誰知一進衚衕口，張伯駒很快被一輛黑色小汽車上下來的人帶走。綁架者的身份和底細也很快成了上海灘公開的秘密——他們是汪偽特工總部的“76號”特務組織，他們向張伯駒夫人潘素索要300萬（偽幣），否則撕票。綁架者明顯是沖著張伯駒的錢財來的，但張家的錢其實大部分都變成了那些珍貴的字畫了。“我父親的叔叔跟我母親到處借錢，因為家裡沒有錢，他們有錢都買了字畫。”張傳彩回憶，最簡單可行的辦法是變賣字畫，拿錢贖人。潘素後來設法去看了張伯駒一次，丈夫卻偷偷告訴她，家裡那些字畫千萬不能動，尤其那幅《平復帖》！“父親說，這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緊，這個字畫要留下來，他說不要以為賣掉字畫換錢來贖我，這樣的話我不出去。”如是僵持了近八個月，張伯駒寧可冒著隨時被“撕票”的危險，卻始終不肯答應變賣一件藏品。直到綁匪妥協，將贖金從300萬降到40萬，潘素與張家人多方籌借，才將張伯駒救出。張伯駒很快離開上海，取道南京、河南來到西安，潘素將年幼的張傳彩托給西安的一位友人，自己一人先回北京，後來的幾年裡，張傳彩只記得父母親一次次往返於北京和西安之間，長大后才知道那時候北京已經淪陷，母親潘素為了不讓像《平復帖》那些國寶級的字畫出任何意外，將它們偷偷地縫在被子里，一路擔驚受怕地帶出北京。張伯駒與《游春圖》，是另一段值得被永遠銘記的佳話。30年代溥儀到東北當偽滿洲國皇帝時，帶走故宮1200件珍貴文物。

1945年，隨著日本的戰敗，一些珍貴字畫開始流於市面。“吾人即建議故宮博物院兩項辦法：一、所有賞溥傑單內者，不論真贗，統由故宮博物院作價收回；二、選精品經過審查價購收回。”時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的張伯駒認為，那批文物中有價值的精品約四五百件，按當時價格，不需太多經費，便可大部收回。1946年，北平古玩界傳出消息：琉璃廠一位叫馬霽川的老闆正為一幅古畫尋找買主，這幅古畫正是稀世珍寶《游春圖》。張伯駒原本建議故宮博物院出面買下，並表示如果經費不夠，自己“願代周轉”，但故宮方面仍未有回應，無奈之下張伯駒決心個人出面。

張伯駒在《叢碧書畫錄序》中自述，收藏有兩大要件：一為財，二為才，前者自不必提，至於後者，天生聰慧的張伯駒有令人驚嘆的過目不忘的本領。他自己曾回憶，在友人家裡偶翻一書，過若干天后，還能將其中詩句背誦下來，而持有此書的友人卻毫無印象。

張伯駒的老朋友孫曜東回憶，雖然擁有偌大一份家業，但張伯駒在生活上樸素得令人難以置信，“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不穿絲綢，也從不穿得西裝革履，長年一襲長衫，而且飲食非常隨便，有個大蔥炒雞蛋就認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對汽車的要求是，只要有四個車輪而且能轉就行了，絲毫不講派頭。”但對看中的文物，張伯駒卻是一擲千金。“那時很多字畫商人都喜歡和他打交道，因為人家開出的價，他從來不還。”張傳彩說。

張伯駒散淡的個性，著名紅學家周汝昌曾有很傳神的描述：“我到了張先生那裡，去熟了以後，我不理張先生，張先生也不理我，我要回學校了，我也不告辭，我出了門就走，擺脫俗念，我們那個關係沒人理解。”

1945年，王世襄參與了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工作，得以與張伯駒結交。王世襄後來回憶，他一直想研究《平復帖》，但想到東西實在太珍貴了，他小心翼翼地提出能否在張家看上一兩次，“沒想到我一說，他就說‘你拿回家看去’，這下倒給我添了負擔了”，“到家之後，騰空了一隻樟木小箱，放在床頭，白棉布鋪墊平整，再用高麗紙把已有錦袱的《平復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門，回來都要開鎖啟箱，看它安然無恙才放心。觀看時要等天氣晴朗，把桌子搬到貼近南窗，光線好而無日晒處，鋪好白氈子和高麗紙，洗凈手，戴上白手套，才靜心屏息地打開手卷。”王世襄回憶自己拿到這幅“稀世之寶”時的心情。“《平復帖》在我家放了一個多月才畢恭畢敬地捧還給伯駒先生，一時頓覺輕鬆愉快，如釋重負。”

張伯駒，京劇老生，別署凍雲樓主。張伯駒在京劇藝術方面的造詣和聲望也是很高的；他自幼便喜愛京劇，曾自言八歲時在下天仙戲院看楊小樓九陣風的戲。

青年和中年時，正值中國京劇的鼎盛時期，后看余叔岩戲並向余的琴師李佩卿學戲一年內即能彩唱。並從錢寶森、王福山習武工。《別母亂箭》為常演劇目。曾與田桂鳳、梅蘭芳同台演出，楊小樓、余叔岩、程繼先、王鳳卿等曾為其傍演《失空斬》。

1930年，與李石曾、齊如山、梅蘭芳、余叔岩、馮耿光等組織“國劇學會”。張伯駒學京劇嚴守傳統的要求。他下的功夫也很深，調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亂無所不學，但他對余叔岩的劇藝，卻是熏陶得比直接學的多。他的著作《氍毹紀夢詩》也記載他學戲的情況，“歸來已是曉鐘鼓，似負香衾事早朝。文武昆亂皆不擋，未傳猶有太平橋。”為什麼“未傳猶有太平橋”呢？余叔岩曾對張伯駒說過：“過橋一場，一足登椅，一足登桌，敵將一槍刺前胸，須兩手持槍硬殭屍摔下。飾敵將者，檢場者皆須在行，否則易出危險。”所以這場有危險的戲未傳張伯駒，可見余叔岩對其傾盡心力，備極愛護。

民國二十六年他四十歲生日，為了賑災所演的一出《失空斬》可謂是他在京劇上最出名也是最難得的一次演出。他飾孔明、余叔岩的王平、楊小樓的馬謖、王鳳卿的趙雲、程繼仙的馬岱、陳香雪的司馬懿、錢寶森的張郃、慈瑞泉、王福山的二老軍帶報子。演出在隆福寺街福全館，當天盛況真是空前。許多外地戲迷遠道趕到北京為看這出藝壇絕響，人譽之以杜詩句“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此劇曾拍攝了紀錄電影，傳聞原版后流入美國，不知確否。

1998年4月16日，張伯駒誕辰100周年紀念座談會在京舉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何魯麗等100多人出席了座談會。

2001年，在啟功、歐陽中石、史樹青、孫軼青等書畫界泰斗的幫助下，張伯駒侄孫張柱堂在北京成立了張伯駒文化藝術研究會籌委會。得到了京城很多文化界名人的支持，他陸續收集了一批張伯駒愛國主義的文獻和珍貴資料。

2009年3月，在第十一屆二次全國政協會議上，中國社科院劉慶柱等12位全國科技文化界委員，提交了一份相關提案。提案中說，張伯駒是我國近現代的文化名人。在國難當頭時期，他為了避免國寶流失，不惜傾家蕩產，用良知捍衛和保護了我國的文化遺產;“西安事變”期間，他敦促張學良將軍逼蔣聯共抗日；解放前夕，張伯駒積極協助地下黨進行和平解放北平談判。解放后，張伯駒沒有將118件國寶留給子女，而是無償捐獻給了國家。提案建議，在張伯駒的故鄉修建一座紀念館或藝術館，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2011年6月19日，張伯駒潘素故居紀念館正式揭牌。紀念館位於北京什剎海后海南沿26號的張伯駒故居內。張伯駒故居風格獨特。張伯駒故居不是典型的四合院結構，坐南朝北，北房5間，院南有一方亭和廊房。北房東間為卧室，西間為客房，居中三間是客廳兼畫室。這個宅子約佔地1畝，大概600平方米，大小共23個房間。張伯駒1953年買下后一直住到1982年去世。

河南省張伯駒文化發展基金會成立於2014年3月19日。基金會以弘揚伯駒精神；傳承中華文明；開展文化交流；促進經濟繁榮為宗旨，弘揚張伯駒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崇高的道德情懷和純潔的藝術修養。

2018年4月3日，“予所收蓄永存吾土——張伯駒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展”在北京故宮博物院開幕。本次展覽共展出藏品33件套，包括展子虔《游春圖》、李白《上陽台貼》、杜牧《張好好詩》、唐寅《王蜀宮妓圖》等。本展覽集中囊括了張伯駒先生的重要藏品，力爭使觀眾對張先生有一個更為全面的認識。

《平復帖》為西晉大文人陸機手書真跡，距今已有近1700年，比王羲之的手跡還早七八十年，是現今傳世墨跡中的“開篇鼻祖”。它長不足一尺，只有9行字，卻蓋滿了歷代名家的收藏章記，朱印累累，滿紙生輝，被收藏界尊為“中華第一帖”。它用禿筆寫於麻紙之上，筆意婉轉，風格平淡質樸，其字體為草隸書。《平復帖》在中國書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同時對研究文字和書法變遷方面都有參考價值。

《游春圖》為隋代大畫家展子虔所繪，距今1400多年，被認為中國現存最早的一幅畫作，歷代書畫界都將其奉為絕無僅有的極品，有人稱它是“國寶中的國寶”。《游春圖》畫卷長二尺有餘，運筆精到，意趣無限，素有“天下第一畫卷”的美稱。畫家運用細而有力的線條勾畫出物象的輪廓，人物雖然小如豆粒，但一絲不苟，形態畢現。山石樹木只用線條畫出，可以看到行筆的輕重、粗細、頓挫、轉折的變化，但尚未見到唐代以後繪畫中出現的皴擦技法。作品的色彩濃麗厚重，山石樹木均以礦物製成的石青、石綠顏料賦色，以青綠的色彩為主調，建築物和人物、馬匹間以紅、白諸色，既統一和諧，又富有變化。亮麗的色彩亦更好地襯托出大好河山盎然勃發的春天氣息。

《上陽台帖》，紙本，縱28.5cm，橫38.1cm。草書5行，共25字。是李白所書自詠四言詩：“山高水長，物象千萬，非有老筆，清壯可窮。十八日，上陽台書，太白。”引首清高宗弘曆楷書題“青蓮逸翰”四字，正文右上宋徽宗趙佶瘦金書題籤：“唐李太白上陽台”一行。后紙有宋徽宗趙佶，元張晏、杜本、歐陽玄、王餘慶、危素、騶魯，清乾隆皇帝題跋和觀款。這是李白傳世的唯一書跡。其落筆天縱，收筆處一放開鋒。此帖曾入宣和內府，后歸賈似道，元代經張晏處，明藏項元汴天籟閣。清代先為安岐所得，再入內府，清末流出宮外。民國時入張伯駒手，新中國成立后獻給中央國務院。1958年此帖轉交故宮博物院收藏。

《張好好詩》卷，唐，杜牧書，紙本，行書，縱28.2cm，橫162cm。此卷是唐代詩人、書法家的僅存墨跡，也是稀見的唐代名人書法作品之一。張好好是一名歌妓，容顏嬌美，才華出眾。杜牧的這首五言長詩，就是為她而作。該卷書用麻紙，製作相當精細。書用硬筆，筆法勁健，頗多叉筆。這些都是唐代書法的用紙、筆法的特點。卷前有宋徽宗趙佶書籤“唐杜牧張好好詩”，並鈐有宋徽宗的諸璽印，保存著北宋內府裝潢式樣。茲后曾遞藏於宋賈似道、明項元汴、張孝思、清梁清標等人，乾隆年間入藏內府。該卷曾被清遜帝溥儀攜出宮外，流散民間后歸張伯駒所有。

《雪江歸棹圖》卷，宋，趙佶作，絹本，設色，縱30.3cm，橫190.8cm。畫幅的右上角有宋徽宗趙佶瘦金書“雪江歸棹圖”五字，左下角鈐“宣和殿制”印並“天下一人”畫押。這是一幅描繪冬日雪景的山水畫。畫面起首遠山平緩，進入中段以後，山勢漸漸高聳，轉而趨於平緩，整幅畫面富有高低錯落的節奏感，使觀者彷彿身臨其境，坐於舟船中，沿江眺望窗外時時變換的景色，充分展示了長卷繪畫的特點和魅力。全卷用筆細勁，筆法流暢，意境肅穆凝重，代表了宋徽宗時期畫院的藝術水平。此圖曾經清乾隆內府收藏，《石渠寶笈·續編》等書著錄。

《百花圖》宋代楊婕妤的作品，為素絹本，畫卷長3米24，有壽春花、長春花、荷花、西施蓮、蘭、望仙花、蜀葵、黃蜀葵、胡蜀葵、玉李花、宮槐、蓮桃、靈芝等各種花卉十四種，另有天空、紅日、祥雲三種，計十七段，每段各有題詠。畫風為南宋院體，設色妍麗，畫法簡練。景物用馬遠法，花卉取馬麟畫法。小楷詩題，字書嚴謹娟秀，嫵媚多姿。畫卷前有作者題詩。卷后明人題跋。作品畫筆精麗，書法俊秀——這幅畫卷被認為中國繪畫史上保存下來的第一位女畫家的作品，被歷代宮廷和大收藏家視為絕代珍品，張伯駒本人也對其加蓋的收藏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