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年

汪康年（1860-1911），清末維新派。浙江錢塘（今杭州市）人。字穰卿，晚號恢伯。德宗光緒間進士。張之洞的幕僚。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報刊出版家、政論家。中日甲午戰爭后，憤勵變法圖強，欲化愚弱為明強。1895年（德宗光緒二十一年），參加上海“強學會”。次年，與黃遵憲辦《時務報》，自任經理，延梁啟超主編。曾著文宣傳資產階級民權思想。后改為《昌言報》，不久停刊。1898年創《時務日報》於上海，旋易名《中外日報》，擁護清政府實行“新政”。曾支持上海人民反對法人侵佔“四明公所公墓”。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后，俄軍久駐奉天（今瀋陽市）不撤，他憤然致電中外，慷慨力爭。1904年任內閣中書。1907年在北京辦《京報》。1910年（宣統二年）辦《芻言報》。著有《汪穰卿遺著》、《汪穰卿筆記》等。

1860年出生，幼年隨父在粵就讀私塾。

1882年回里，在書局任校對工作，不久去漢口，開館授業。

1886年入錢塘縣學。

1889年考取八旗官學教習，后考取舉人。

1894年，考取進士。

1890年，他應湖廣總督張之洞之招，為其孫子授課，後任自強學堂編輯，翻譯西方書籍，兼任兩湖書院史學齋分教習。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后，受維新思想影響創立愛國組織中國公會，后應康有為之邀赴上海加入上海強學會，同年在上海創設蒙學會，發刊《蒙學報》。

1896年，清政府下令封禁強學會，他利用所餘款項與黃遵憲等人創辦《時務報》，自任經理，聘梁啟超擔任主筆。該報是當時維新派所創辦報刊中影響最大的一份報紙，為旬刊，辟有論著、諭折、域外報譯、京外近事等欄目，集中了一批著名的辦報人才，如麥孟華、章太炎等，撰寫了大量宣傳變法維新、救亡圖存的政論文章，汪康年除主持報務外，也在報上發表了一些提倡創辦新式學堂、派遣留學生出國、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呼籲民權的文章，他們的觀點新穎，文風清新，吸引了大量讀者，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因張之洞是《時務報》的當然股東，汪康年作為張之洞的幕僚受制於他，曾干預編輯工作，刊登了一些公開與維新派唱反調的文章，迫使梁啟超辭去主筆一職。

1897年，汪康年等創辦《農會報》。1898年，汪康年還和汪大鈞等在上海設立東文學社，又將《時務報》改為《昌言報》，因編輯章太炎等均為維新派人物，故該報內容仍以介紹西學、宣傳變法為主，戊戌政變后停刊。

1898年，汪康年集資另辦《時務日報》，積極發表攻擊維新派的言論，1898年，該報改名為《中外日報》，以洋務派的立場，從表面標榜維新轉向徹底地反對維新，戊戌政變后，又攻擊康、梁為要犯，並把矛頭對準革命派。但在該報的編輯方面，作了重大的改革，改變當時各報普遍通行的四字標題，代之於分類標題，將每版分為上下四欄，又將新聞分為電報、各國新聞、外埠新聞、本埠新聞四類，再按國別、城市、區域分別排列，為推動中國近代報刊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1904年，汪康年赴北京補應朝考，任內閣中書。1905年又參與組織商辦浙江鐵路公司。1906年入選學部咨議官。1907年在京創辦《京報》，任社長兼總編輯。以刊發政治新聞為主，立足於立憲派的立場。1909年，該報因參與評論“楊翠喜案”，涉及清庭醜聞而被查封。

1910年，汪康年又在北京創辦《芻言報》，因宣傳立憲保皇言論，到辛亥革命爆發前夕而停刊。辛亥革命后，他避居天津，同年11月4日逝世。著有《汪穰卿遺著》、《汪穰卿筆記》等。

汪康年與張之洞的關係，始於光緒十六年(1890)。這一年三十一歲的汪康年在會試報罷后，即“應兩湖總督張孝達尚書(之洞)之招，課其孫剛孫、道孫兄弟，旋在自強書院任編輯事，又充任兩湖書院史學齋分教，一時名流之在張尚書幕中及官於武昌者，先生皆與納交。”在隨後的數年間，汪康年一直呆在湖北，在此期間，他逐步形成了維新變法的思想，並初步建立起自己的社交網路，這決定了他此後一生的走向。甲午戰爭爆發后，張之洞代任兩江總督兼江寧將軍。應張之洞之邀，汪康年於1895年離開湖北前往上海，並開始著手創辦維新報刊。在《時務報》的創辦和發展過程中，汪康年與張之洞之間的關係得到了複雜而微妙的展現。

汪康年在張之洞幕中多年，又曾任張之洞孫輩的家庭教師，但張之洞對他的評價卻並不高。據張的親信梁鼎芬所言，“(南皮)謂穰雖不甚明白，亦有不定處，然講經濟，辦事有力。”僅對其辦事能力表示賞識。1896年1月，北京、上海強學會先後被禁，張之洞授意汪康年接收強學會餘款，以以辦報經費，這一方面固然是出於對汪康年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汪康年籌建中國公會、參與上海強學會，在滬、鄂等地新派人物中已有“通達洋務”的聲名。但在《時務報》創辦過程中，汪康年很快就受到了來自張之洞的阻力。1896年3月，張之洞離開南京，回湖廣總督本任，希望汪康年隨他回鄂。汪的友朋也大多認為“南皮之於兄，不得謂非知己也”，勸汪“自以在鄂為是”。但汪康年認為鄂中局面太窄，在上海更有利於報紙經營和事業發展，因而不肯回鄂，引起了張之洞的不滿。汪康年在上海經濟拮据，請張幫忙在滬謀一職位，張之洞婉言相拒，並表示：“開報館，則無館；不開報館，則有館。蓋以在鄂、在滬定之也。”據其弟汪詒年云：“(先生)時方為兩湖書院分教，乃亟向張尚書告辭，欲自至商埠集資設報社。尚書力逆逆行，先生堅不從……。”為緩和與張的關係，汪康年於1896年8月《時務報》第一期正式刊出后，專程前往湖北為張之洞祝壽。可見在《時務報》的創辦過程中，汪康年不僅要籌募經費，開闢銷路，而且要承受包括張之洞在內的多方壓力，為人際關係和各種事務而奔波周旋。

《時務報》創辦以後，張之洞對其採取了又打又拉的兩手策略，力圖控制《時務報》館，將其言論限制在洋務派所許可的範圍之內。所以他對報館給予了財力上的支持，並飭令其屬僚和兩湖書院生員閱讀《時務報》，與此同時，對擔任《時務報》總理的汪康年極力籠絡，想利用汪控制報館乃至維新派。但是汪康年並沒有被張之洞所左右，如其所願地成為他在《時務報》館中的代理人。眾所周知，《時務報》並未按照張的設想被洋務派控制，相反接連不斷地刊發了大量宣傳維新變法的振聾發聵的文字(其中包括汪康年親自撰寫的《中國自強策》、《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等文章)，引起了包括洋務派在內的統治集團的恐慌和敵視。此時，張之洞便開始採用多種手段對汪康年和《時務報》施加壓力，力圖干涉報紙言論，其方法有二，一是“通飭所屬停看該報，在政治上施加壓力”，二是“授意幕僚致函汪康年抑壓改良派的論議”。梁鼎芬反覆來書批評汪康年：“弟自雲不附康，何以至是。”囑其“千萬不可動筆，實做經理二字。”葉瀚也力勸汪“多譯實事，少抒偉論”。儘管張的屬僚和汪的友朋多次囑咐汪康年不要刊發攻擊洋務派的文字，汪康年卻以“總理不能管主筆之事”相推諉，致使繆荃蓀憤然聲稱，如此則“不能名曰總理矣。”梁啟超離滬赴湘后，《時務報》言論有所緩和，但仍以喚起人們變法圖強意識為宗旨，在社會上繼續產生影響。《時務報》從創辦直到停刊，始終是作為宣傳維新變法的陣地存在著，汪康年雖然出於策略上的考慮而做過一定的讓步，但也並沒有“完全投向張之洞。

至於汪康年與梁啟超的反目，雖然有張之洞多方施加壓力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則是因為學術主張和變法策略的不同。汪康年雖然主張政治變革，但對康有為的“托古改制”理論不以為然，並反對梁啟超在《時務報》上宣傳維新思想時渲染與康的師承關係。汪梁分歧公開化后，汪康年曾撰文指出：“康與卓如訂交於庚寅年，兩人交若兄弟，自開報館以後，尤覺親密。但以學術不同，加以構間，致漸乘異。”同時，汪梁之爭也含有地域派別之見的因素在內。同為浙人的陳漢第曾致書汪康年云：“湘學已為康教所惑，浙學汲汲宜辦，以杜其萌芽，先發制人，此其時矣。先生寧困生憂思，而不欲與同志獨樹一幟，昌浙學之宗派，絕粵黨之流行，此漢所不解者也。”揆諸史實不難發現，認為汪康年是張之洞的代理人，汪梁分歧是洋務派與維新派之爭的說法並不準確。戊戌變法失敗后，當張之洞以朝廷代表的身身份力鎮壓維新派時，汪康年卻不計前嫌，與流亡海外的梁啟超再度接近，並在自己主辦的《中外日報》上繼續針砭時弊，宣傳變法，得到了梁啟超的欽佩嘆服，稱“《中外日報》之婞直，實可驚嘆，前者《清議》論說，尚當退避三舍也。”並請汪在日報上刊載介紹《新民叢報》章程和特色的文字以廣其銷路。這也表明汪梁有著大體一致的政治主張，而與張之洞等人則有所區別。

1900年是汪康年與政治權威發生關係的第二個高峰期。是年為舊曆庚子年，義和團運動的興起、八國聯軍的入侵、自立軍起義、中國議會的活躍等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使這一年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個“關節點”。汪康年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並沒有放棄變革的理想和希望，相反在前段活動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交往面，為尋求變革的道路進行了更廣泛的嘗試。1899-1900年，汪康年除繼續與葉瀚、夏曾佑等江浙士紳和康有為、梁啟超等海外維新派保持聯繫外，還開始與革命派、民間秘密會黨以及日本人進行聯絡，多方探索變革之路。到了多事之秋的1900年，汪康年參與發起正氣會和中國議會，試圖在極度混亂的局勢中以自己的力量影響甚至改變政局，以實現其變政革新的夙願，從而達到了他一生中激進的頂點。

關於正氣會、自立會、中國議會的淵源始末以及汪康年、唐才常等人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桑兵教授撰有長文專門探討，此處不擬贅述，只想藉助已有的研究成果，論析汪康年及中國議會(又稱“國會”)對張之洞等東南督撫的雙重態度。在正氣會和“國會”內部，以唐才常為首的康梁派和以汪康年為首的江浙派之間始終存在矛盾和摩擦。導致兩派矛盾產生的主要原因，一般認為是政治宗旨上的分歧：“由於汪康年派旨在發揚清議，徐圖振興中國之策，並依靠張之洞等督撫保障東南，並沒有與清廷決裂的勇氣；而康有為派則痛恨后黨，堅決勤王起事，部署即將就緒，召開國會旨在取得合法依據。因此兩派意見始終無法統一，矛盾日益尖銳。”

汪康年一派的確與東南督撫保持著密切關係。除了歷史淵源之外，這種關係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汪康年等人反對排外，力主和局，因而極力支持張之洞、劉坤一等東南督撫發起的“東南互保”。汪康年主辦的《中外日報》，對東南互保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端逆、剛毅等盜竊兵柄，窺伺神器，征外兵，發偽詔，務使通國皆從其為賊而後逞志。幸而東南督撫，半皆老成，洞燭奸偽，相約共不遵奉，復與各國互訂保護條約，於是東南十數行省，得以暫獲安全，則一、二疆臣之力也。”據汪詒年記載，庚子五月，“聞英與諸國將遣兵輪入長江保護僑民，先生以為此時欲靖北方，非先保南方不可，欲保南方，非先與各國切實訂約，使中外相安不可。遂有贊助上海各官紳，商請兩江、兩湖總督委派江海關道與駐滬各國領事訂約互保東南之舉。”可見，汪康年還親自參加了東南互保的發起工作。

其二，汪康年等人想藉助張之洞等封疆大臣之力，一則爭取和鞏固在“國會”中的領導地位，二則實現其變政革新的目的，所以極力維持并力圖發展與張之洞、劉坤一等人的關係。汪康年派對張之洞等人寄予希望，認為“(南皮)固不甚中用，然尚賴其支持一二，若並此無之，真舉國無人矣。”“然而環顧海內，舍儀老、香帥而外，更無人可與言大計者。”而在局勢極不明朗的情況下，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督撫對“國會”的成立和早期活動均未加干涉，張之洞的親信陶森甲還加入了“國會”，這進一步促使汪康年等有聲望而無權勢的江浙士紳傾向於爭取督撫的支持。

首先是對報紙的定性，他認為"報者，若兵器，仁者用之，則可為至仁之事；不仁者用之，亦可為至不仁之事"（《論報章之監督》，《京報》，1907年6月21日，轉引自《遺著》卷二，第32頁）報紙是一種兵器，具有工具的性質，掌握在誰手中，它就為誰服務。因此要重視報品、報德，在汪康年眼中，報刊的品德有兩點極為重要：一、真實無假，不應該為贏得轟動效應，捏造誇大事實；這樣雖然當時見效，一旦為讀者知情，必將失去讀者信任。二、公正不偏，因報刊影響面大，立言必須公正，不能因一己之好惡，混淆事實，顛倒黑白。否則不但自貶身份，還會敗壞社會風氣，不利社會穩定。

其次，對報紙社會責任的認識，主要由4點，一、監督功能，"報章者，所以監督政府，而謀社會之公益者也。故於政府之得失，社會之利害，或譽揚而贊成之，或防維而糾正之，報章之職分宜然也"。主張報紙應監督政府和社會，以使其趨向良性發展。二、啟蒙功能，"夫振起社會，開發民智，不能無望於報"，利用傳媒的傳播優勢，宣傳近代理念，開啟民智。三、溝通功能，"使官之所為，民無不知之。民有所苦，官無不知之。"利用報紙公開、迅速、普及的特點，將原本層層相隔的民間與政府聯繫起來，上情下傳，下情上達。四、輿論指南功能，"蓋報者，全國人之指南"、"甚於火炮百倍"，利用報紙進行正面宣傳，扶正氣，剎邪氣。

再次，對報紙自身的建設，汪康年也進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其處地至崇，其握權至高，其力之所至，至普遍迅疾"，所以要加強對報紙媒體的監督，讓社會、政府監督媒體，形成良性循環機制。此外，對具體的編輯操作，汪康年總結出許多編輯心得和規範。如版面應以首電文、次要聞為佳，不能因讀者常以要聞多寡來衡量報紙質量，就將平常事統統列入要聞。報名內容要分類，以大字標出，以求醒目之效；轉載其它報紙、雜誌的新聞稿件和文章，應註明來歷，以避竊取之嫌。翻譯外文報紙，遇到記載誤解我國事件者，應加以糾正；翻譯人名、地名，應用慣用之字等等，這些今天看來司空見慣的事，當時卻是很重要的經驗。由此看出汪康年一方面從讀者出發，以方便讀者為出發點，總結辦報經驗，另一方面，又不完全唯讀者是從，有著自己獨立的辦報理念。這也正是汪康年辦報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汪康年是維新時期著名的改良派報刊活動家，一生創辦近1O種報紙。他對中國早期報紙的經營管理和業務改革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被稱為“一代報王”。汪康年作為近代中國著名的報刊活動家，使當時的報紙內容向現代化革新並樹立了現代報業的觀念。當時中國報業剛剛起步，缺乏經營管理經驗，而汪康年“殫精竭慮”，在經營報館時很注重報紙的成本、利潤及廣告發行等問題，開創了中國報館商業化經營的新時代。

汪康年提出的種種新聞工作思路，至今仍有其借鑒意義。此外，他對自身所處的新聞界，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這種批判精神具有普遍的意義，在這種精神中，既包含著過去士大夫上諫的因素，也有近代西方知識分子充當社會良心的責任感。新聞報紙業是晚清中國新興的行業，極少傳統可循，經驗多來自國外，汪康年受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影響較大，訴諸報業，故有較多創新、改革的措施出現。總之，汪康年豐富多彩的新聞實踐活動，使他形成極具特徵的新聞思想。提倡在報紙中講真話，持公正立場，強調新聞的社會監督功能及對新聞行業的反監督等等，充分表現了他經過深入思考而獲得的豐富的業內經驗。作為中國近代民間有貢獻的報人，汪康年在近代新聞史上是不應該被忘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