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

漢族，是上古傳說炎帝（或神農氏）與黃帝（或軒轅氏）兩個部落的後裔，是在中國及海外華人佔多數優勢的民族。在歷史上，中國上古史學專家許倬雲認為，華夏部落經殷商周秦等等原位處中原邊緣的夷人他者，在諸夏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國”本部，於漢朝形成自稱為漢人的“文化共同體”。漢族別稱“漢人”、“華人”，“唐人”、“秦人”、“桃花石”等。到了近代以後“民族”一詞傳入中國，“漢族”便取代“漢人”成為這一族群的正式名稱。“炎黃子孫”及“炎黃裔胄”皆曾被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國民黨用來做為“漢族”的代稱或另稱，現代則有龍的傳人等稱呼。

華夏族群的自我認同和命名，始於春秋“諸夏”。主流意見認為，血緣族群解體轉向地緣族群，是春秋以後華夏共同體形成的基本路徑。華夏民族的形成，應當是在春秋戰國之際。原來黃、淮、江、漢一帶的部族，到這時候都逐漸融匯在一起，形成了華夏民族。融合進這個民族的各個氏族，他們原本都有各自的祖先。單就血緣關係來看，華夏民族實際上是有很多很多來源的。黃帝被尊祀為“人文初祖”，黃帝的傳說反映了春秋戰國年間民族融合的現實訴求，為凝聚諸氏族部落為一個整合民族就需要追溯一個各民族所共同的始祖——“種族的偶像”，“黃帝”及其傳說由此而來。秦統一六國之後,華夏族因朝代得名,被稱為“秦人”。漢朝建立后,漢朝國人都稱為“漢人”。到了五胡十六國,北方的少數民族稱這些漢人仍為“漢人”。唐朝改稱“唐人”。元朝把人分為四個等級,分別是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後來又把“南人”併入“漢人”,“漢”就慢慢成為漢民族的族稱了。

漢族的族稱，是在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發展過程中確立的。公元前206年漢朝繼秦而興，前後歷400餘年，經濟、文化及國家的統一有了新的發展，原稱華夏的中原居民稱為漢人。在以後的歷史發展中，漢人成為中國主體民族的族稱，歷代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在各方面發展中佔主導地位。漢族歷經與各族的共處、遷徙、融合，形成了在松遼平原及黃河、淮河、長江、珠江等農業發達地區及城市集中分佈，在邊疆與當地各族交錯雜居的分佈特點。另外，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漢族有相當數量人口移居海外，形成當地的華裔或華僑。

20世紀50年代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漢族和各少數民族為中國的繁榮富強作出了巨大貢獻。漢族在古代創造了燦爛的文化藝術，具有鮮明的特色。擁有眾多影響深遠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在自然科學方面，天文學和數學成就為世人矚目。古代農學曾有農書370餘種。在古代漢文學發展中，詩歌的發展占顯著地位，如楚辭、樂府、唐詩、宋詞等都有許多藝術成就極高的作家與作品；其他如散文、小說等也著稱於世。

據先秦文獻記載的傳說與夏、商、周立都範圍，漢族的遠古先民大體中原地區為活動範圍；主要分佈在這一地區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這兩個類型的新石器文化，一般認為即漢族遠古先民的文化遺存。

遠古傳說，還描述了漢族先民曾經歷漫長的原始公社制時代。在黃帝以前，經過“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氏族部落的階段；關於黃帝的傳說，則標誌著由母系氏族部落轉化為父系氏族部落，並已進入部落聯盟階段。傳說在黃帝之後相繼以禪讓方式為大部落聯盟首領的堯、舜、禹，雖都被認為是黃帝的子孫，然而歷史傳說又表明，漢族遠古先民，實包括來自羌、夷、苗、黎等氏族部落集團的人。因而，又有虞舜出自東夷，夏禹出自羌、戎的記述；還有一些傳說中的人物，按不同記述，可解釋成亦羌、亦夷、亦苗黎。這種歷史傳說的矛盾現象，反映了不同來源的氏族部落集團逐步融合為同一個族體，創造共同祖先的歷史過程。

公元前21世紀，中原地區的原始公社制時代走到了歷史的盡頭，階級社會已經出現在黃河中、下游平原的土地上。從公元前21世紀以後，相繼出現了夏、商、西周幾個王朝。夏王族為大禹之後。商王的祖先本是東夷，周王自稱其先民為夏人的一支，雜居於戎、狄之間，與羌人關係密切。這些雖都自認黃帝為其祖先，而實際卻是來自不同部落集團的人們，首先在黃河及其支流渭、汾、伊、洛下至河濟之間以及淮河支流汝、潁上游；繼而發展至淮河、泗水、長江、漢水的廣大地區。經過漫長歷史年代的接近、交往、鬥爭和融合，而形成為共同族體。西周時，已出現華、夏單稱或華夏連稱的族名，以與蠻、夷、戎、狄相區別。但是，這時華夷之辨尚不甚嚴。

春秋時，華夷貴賤尊卑的觀念已很強烈，當時區分華夏與蠻夷的標準，族類與文化都被重視，文化尤為首要因素。“夷夏之辨”或稱“夷夏之別”,是儒家“天下觀”對天下秩序的現實反映,具體表現在不同族類在禮儀、風俗、服飾、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等文化層面的差異。因此,夷夏之別不是源自血緣和地域之別,而是基於文化差異或禮儀之別。中國之所以不斷地從小到大，就是因為夷狄不斷變為華夏，華夏不斷吸收消化夷狄，華夏與‘夷狄’不斷同化融合的結果。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下，華夏族在文化上佔有一定的優勢，所以“華夷互變”的思想表現為“用華變夷”，具體就是學習華夏族的文化后“由夷變華”。《孟子·滕文公上》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陳良，楚產（即土生土長的楚國人）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陳良雖然是個楚人，但是通過學習“華文化”，是可以變為“華”的。華夷因禮俗、服飾等因素而往往可以互相易位。例如楚國王族的先人，西周初受封於荊蠻之區，春秋初楚王自稱蠻夷率先稱王，諸侯稱他們為荊蠻；後來楚王爭霸中原時，以維護華夏禮制自居，又被尊為華夏；秦的祖先本是東夷，而興起於渭水上游與戎、狄雜處，習俗多與戎、狄相同，后定居渭河中下游，從事農耕，成為周朝大夫。平王東遷之後，受封為諸侯，在西周鎬京地區立國，春秋時期，一般把它看作西戎。至戰國，秦、楚不僅與齊、燕、韓、趙、魏同稱諸夏，而且是兩個最強大的華夏諸侯。七雄合縱、連橫、兼并、爭戰，但族體相同，形成諸夏統一趨勢；進至中原的戎、狄、夷、蠻也逐漸與華夏融化，於是華夏成為穩定的族體，分佈區域也已達東北遼河中下游，西北洮河流域，西南巴蜀黔中，東南湖湘吳越等廣大地區。

在漢族社會發展的歷史上，封建社會漫長是一個突出的特點。雖然中國古代社會分期的學術討論進行了差不多半個世紀，至今仍無完全一致的結論，但秦始皇統一中國時已進入封建社會，則已基本上得到統一的認識。關於漢民族何時形成的問題，在1954～1956年間，中國學術界曾進行過一次廣泛的討論，大體有3種觀點：①漢族在秦漢時代已經具備了形成民族的條件，及至形成以後又不斷得到了發展。到近代由於資本主義制度在中國沒有占統治地位，漢民族也因之沒有形成為資本主義民族。②民族是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產物，漢族形成為民族，應在1840年以後。③漢民族的形成應與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時期相吻合，明末清初，或者早在唐、宋應是漢族形成為民族的時期。這場學術討論，涉及對民族的定義、民族形成的理論和漢民族形成的具體歷史等多方面問題的探討，至今仍在深入發展，尚無定論。根據民族的一般特徵和史籍的記載，目前學術界較為普遍的看法，認為漢族是以先秦的華夏族為核心，在秦漢時期形成為統一的民族，至1840年，經歷了在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下的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1840年以後至1949年在反帝反封建鬥爭中得到新的發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與中國各族人民一起逐步發展為社會主義民族。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六國，在“大一統”中，華夏民族也從分散走向了統一。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採取了推行郡縣制，規定“書同文字”，統一貨幣、度量衡和“車同軌”、“行同倫”，以及築長城等一系列的措施，統一和穩定華夏民族。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統一的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在國家統一的條件下，漢族形成了統一的民族。

秦統一以後，華夏的族稱仍然沿用。但原屬山東（崤山以東）六國之民，已同為秦朝“黔首”。秦雖國祚短促，然而西域（包括今新疆）諸族、匈奴至漢代仍稱中原人為秦人。而漢王朝從西漢到東漢，前後長達400多年，為漢朝之名兼華夏民族之名提供了歷史條件。另外，漢王朝國勢強盛，在對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稱漢朝的軍隊為“漢兵”，漢朝的使者為“漢使”，漢朝的人為“漢人”。於是，在漢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鮮、服西南夷、收閩粵和南粵，與周邊少數民族進行空前頻繁的各種交往活動中，漢朝之名遂被他族稱呼為華夏民族之名。呂思勉說：“漢族之名，起於劉邦稱帝之後。”呂振羽則說：“華族自前漢的武帝宣帝以後，便開始叫漢族。”總而言之，漢族之名自漢王朝始稱。

東漢以後，中原大亂，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四分五裂，到處是封建割據，到處是紛爭戰亂。在大分裂、大混戰、大動蕩之中，各民族或部族四處流徙，北方匈奴、鮮卑、烏丸、氐、羌紛紛入主中原，史稱“五胡亂華”，江漢地區的部分蠻族也湧進中原，在中原地區形成漢族與匈奴、鮮卑、烏丸、氐、羌及蠻族交錯雜居的局面；而北方漢族人民又大批南移；史稱“衣冠南渡”，在長江及珠江流域形成漢族與蠻、俚、僚等南方少數民族或部族交錯雜居的局面。但他們大多已被漢族同化，喪失了本民族的特點，變成了漢族的一部分了。

漢族歷來是一個富於革命傳統的民族，對於封建地主階級和君主專制制度的殘酷壓迫剝削，自秦末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在中國古代舉行過千百次農民起義，其中有些是以漢族或某一少數民族為主，有許多其他民族參加的起義鬥爭。明末李自成起義，曾提出“均田免糧”的口號；清代太平天國運動中制訂了《天朝田畝制度》，說明到了封建社會末期，農民已試圖用平均主義去改變封建土地不均與等級森嚴的封建壓迫。雖然這些起義都由於歷史與階級的局限而最終失敗，但它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發生了重大影響。

對於民族壓迫，漢族人民有著英勇反抗的歷史記錄。1840年，英國向中國發動鴉片戰爭，從此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經歷了一個世紀之久。英國對中國發動的兩次鴉片戰爭，法國侵華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以至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佔中國東北等等都表明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1840年以後發生的歷次反侵略戰爭與其他形式的反侵略鬥爭，都是漢族和中國其他民族人民共同參加的。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所發動的廣州起義、鎮南關起義、雲南河口起義及辛亥革命，均為以漢族為主體有少數民族成員參加的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孫中山在“同盟會”時提出的“民族主義”，與那些單純鼓吹排滿的政治派別劃清了界限。辛亥革命以後，建立中華民國，以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為政體，雖被帝國主義操縱的軍閥所篡奪，但對漢族和中國其他各民族的覺醒，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1919年“五四”運動，標誌著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與勝利，一般都是在漢族地區首先興起，逐漸發展到邊疆民族地區。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漢族與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革命鬥爭中聯合起來。經過長期的鬥爭，終於在1949年共同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成立以來，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隨著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事業的發展，不僅漢族本身的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而且和各民族建立了以平等、團結、互助為特點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

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各項建設事業的迅速發展，漢族的生活不斷改善，文化水平日益提高，正在與各民族一道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中國大步前進。漢族與各民族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也在迅速發展。

漢族人口約為13億，佔世界總人口的19%，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族群，在世界各地皆有分佈，漢族是數個現代國家或地區的主體族群。佔中國大陸人口92%，佔新加坡人口74%，佔馬來西亞人口24.5%，佔中國台灣人口98%。

漢族之內因基因、語言、文化及社會多樣性上可分出不少漢族民系；根據復旦大學的基因研究對照歷史遷移記錄，漢民族的擴張主因是歷史上的由北往南的人口移動：在晉朝以前漢族主要分佈於中國北方，隨後因永嘉之亂大舉向南遷徙，南遷漢族則和與漢族基因及語言相異的中國南方包括傣族、南亞語系及苗瑤語族的原住民混居。這歷史上由北往南的大規模移動也改變了南北人口分布密度。

2021年5月11日，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通報：我國漢族人口為128631萬人，與2010年相比，漢族人口增長4.93%。

漢族的人口如果從其族源夏民族算起開始約有200餘萬人，歷經夏、商、周三代，到戰國盛時已有2000萬人左右了。在漢族形成的兩漢之時，漢族人口已達5000餘萬人，到唐代前期達到8000萬至9000萬人之間，到北宋大觀年間達10441萬餘人。

元代以後，在中國統一的大趨勢下，漢族人口這個雪球越滾越大。明萬曆二十八年（1601）人口達1.5億。及至清道光三十年（1851年）則達4億以上，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其人口約6億，到20世紀末已達10億以上。在地域上則從黃河、長江流域向南發展到珠江流域抵台灣島和海南島，向東北發展到黑龍江流域，向西北發展到天山南北，向西南發展到雲貴高原和青藏高原。

漢族在中國分佈的特點是東密西疏，據1990年的統計，中國10.39億漢族人口約佔全國總人口的91.92%，其中漢族人口占當地總人口的比例，江蘇、浙江分別為99.77%、99.49%，而新疆、西藏則分別為37.58%和2.05%。

漢族之內因基因、語言、文化及社會多樣性上可分出不少漢族民系。對於民族之下的民系而言，在同一個民系裡的人，往往對某一特定的事物有著強烈的認同感，認為這一事物代表了自己所屬民系的某些特性和精神傳統。一般而言，同一個民系的人生活在相同或相近的區域，有著相同的區域認同。區域認同往往成為民系的名字，典型的例子如潮州民系。廣府民系與福佬民系、客家民系並稱為漢族的嶺南三大民系。廣府民系由南越土著與中原漢族融合而成，其源頭可溯至先秦時期的南越土著文化。南越土著文化是廣府文化的重要基因，正因如此，廣府文化才具有區別於中原文化的特質。廣府人並非單純的嶺南原住民或南越原住民，而是中原移民與嶺南（南越）原住民經過長期的交流、融合而形成的一個民系。在漢族諸民系中，客家民系是唯一不以地域命名的漢族民系。至明清時期，南遷漢人不斷與當地土著相互融合，衍生出一支區別於中原漢民、當地土著的群體——客家民系。

歷史上漢族人口有過幾次大規模自黃河流域和淮河以北向長江、珠江流域南移。秦統一六國時，曾將關東強宗大量遷入關中，西漢時也有過類似移民活動，然而當時的經濟發展決定了黃河中下游各郡為全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如以秦嶺與淮河為界把郡縣地區劃為南北兩部，兩漢大體都是北部約佔當時戶口總數的80%，南部約佔20%。從東漢末年起，北部割據混戰，人民開始南遷，而西晉末年“永嘉之亂”，黃河流域人民大規模南遷至長江中下游與長江中上游及漢水流域。經南北朝，繼續有人口南移，使長江流域人口不斷增加，但仍未改變北部人口多於南部的分佈狀況。然而如果拿隋末與西晉時的南部諸郡人口總數相比較，則長江流域與嶺南各地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

唐末藩鎮割據混戰與五代時期，北部人口又一次出現了南遷趨勢。到北宋末年，金兵南犯，出現了第二次人口南遷的高潮。南方人口大增，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以及洞庭、鄱陽、太湖等大湖周圍和長江、珠江三角洲地區。這些地方成為人口稠密之區，人口密度高於北部各州。除以上兩次大規模人口南遷之外，另外還有幾次具有相當規模的人口南遷。南部經濟自東晉以來發展迅速，至兩宋時，中國的經濟重心南移，南方人口不僅密度高於北方，而且漢族人口的總數，至明、清時也已超過北方。

自秦漢到清朝，歷代都有不少漢族人民通過屯墾、移民、擄掠、流亡等方式移居邊疆各地，與邊疆少數民族交錯雜處，共同開發邊疆。兩千多年間，移居邊疆的漢族有不少融入當地少數民族之中，其中唐代的東北渤海人、西南南詔人、遼代契丹人、清初滿族等都以融化大量漢族人民而壯大、興旺起來。其他各少數民族在發展過程中，也都吸收了漢族的成分，而邊疆各民族內遷，與漢族雜處，往往大都融入漢族之中。漢族所以人口眾多，與不斷吸收其他少數民族成分壯大興旺起來是分不開的。 

關於祖先來歷的移民傳說的產生和傳播，是地域認同形成的標誌，也是國家建構的民間基礎。南雄珠璣巷傳說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流傳很廣，很多地方都認為自己的祖先是從南雄珠璣巷遷移過來的。這與明朝初年廣東人的入籍問題有關。當地的土著、賤民為了取得合法身份，希望政府把他們納入戶籍當中，便採用了南雄珠璣巷遷來的說法，以證明他們的中原身份及其正統性。康熙年間遷界與復界時期，先有沿海講福佬話的人群進入客家山區，後有包括不同方言的人群遷入平原及沿海，隨後便出現宗族大量建設的現象，許多族譜中出現了祖先自中原遷至寧化石壁，再遷到現居地的故事。在晚明以前，當地是沒有“客”或“客家”這樣的族群分類的，這個後來稱作“客家”的人群是居住在南嶺山區的土著。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傳說則多分佈在今北京、河南、河北、山東等北方地區，在膠東登、萊一帶則多稱祖先來自“小雲南”，也有部分稱來自四川“鐵碓臼”。邊陲地區的祖先移民傳說多將自己說成來自中原，且歷史久遠；而腹心地區的祖先移民傳說只是講從甲地到乙地，這些遷出地甚至籍籍無名、難以稽考。

漢族經歷與中國境內各民族長達數千年的共處、遷徙，於是形成了在松遼平原及黃河、淮河、長江、珠江等大河巨川流域農業最發達的地區及城市集中分佈，在邊疆與當地各民族交錯雜居的分佈特點。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漢族有相當數量人口移居海外。其中有的在移居國生根發展，成為當地的華裔，有的則保持中國國籍，成為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華僑。

漢族在中國建立多數王朝，長久主導中國政治，但期間也有被異族統治的歷史，譬如西晉亡於匈奴人建立的趙漢，北宋亡於女真人建立的金，南宋亡於蒙古人建立的元，南明、明鄭亡於滿洲人建立的清。最後滿洲人政權被推翻於以漢族為主體的在1911年10月10日建立的中華民國，同時漢族也是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力量。

傳統政治文化，主體是以封建社會中長期形成的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封建的政治文化，包括從一個中心元點(君主)出發的單向輻射型政治意識形態，天、君、國、家合為一體的政治認知，以“忠”、“孝”為核心的倫理至上的政治評價模式，喪失主體性的政治依附情感，小康、“大同”的千年政治理想、名教精神的政治思維內核等等。

漢族歷來以勤勞儉樸、富於創造精神著稱。經濟以農業為主，兼營家庭副業，這種“男耕女織”式的自然經濟，在中國古代始終占絕對優勢。

農業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主要物質基礎，農業生產在歷史上素稱發達，尤其以發達的水利灌溉與精耕細作著稱於世。歷代都興修了不少水利工程，秦蜀郡守李冰領導興修的都江堰，不僅在古代使成都平原成為全國著名的糧倉，享有“天府之國”的美名。都江堰可算是古代水利灌溉工程的典型代表。

在耕作技術方面，漢族及其祖先，自古以來一貫注重農時、改良土壤、輪休耕地，以及施肥、保墒、選種、培養新品種、改良農具，同時也不斷從國內各民族中甚至從國外吸收新的作物品種和學習耕作技術。因而不僅創造了在古代堪稱水平很高的產量，而且作物品種之豐富，也是世所罕有。

手工業也有相當高的發展水平。在高度發達的農業與手工業生產的基礎上，古代科學技術如天文、數學、農學、醫藥學、冶鍊術、建築學等都在世界文明發達史上大放異彩，造紙術、印刷術的發明，火藥用於作戰，指南針用於航海，以及養蠶、織造絲綢、制瓷、制茶等技術，對世界文化與科學技術的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商業在古代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

中國除以漢族為代表的農耕民族區之外，還有廣大的游牧區、狩獵區和漁獵區各民族，這兩大類民族之間農業、手工業產品與畜牧狩獵產品及其他土特產品的交換，不僅是生活的需要，而且促進了各族人民的生產發展。唐宋以來形成的“茶馬互市”是漢族與各兄弟民族經濟上互相補充、交流關係的主要形式。

商業的發達，反過來有利於農業、手工業的發展。至明代中晚期，已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尤其在江南地區一些城鎮的手工業工場與商業中，資本主義萌芽已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從19世紀中後葉至20世紀30年代，中國近代工業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同樣主要是在沿海及交通較發達的內地大中城市漢族聚居的地區。

漢族在古代創造了燦爛的文化、藝術，無論政治、軍事、哲學、經濟、史學、自然科學、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都擁有眾多具有深遠影響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在春秋戰國時期，華夏各諸侯國出現過百家爭鳴的生動活潑的局面，各種思想學術流派的成就，與大體同時的古希臘文明東西輝映。

西周時期，就形成了完善的文化體系，即禮樂文化，周禮非常繁縟，據《周禮》有吉、凶、軍、賓、嘉五禮，樂在西周很重視，有專門職官管理，金文中也記有樂官。周代樂舞如《大武》為周武王克商所作。周代的已有比較完善教育制度，如“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就是周代貴族的文化教育內容，中國最早的經典如《周易》、《尚書》、《詩經》、《周禮》、《樂經》（已佚）、《春秋》都產生這個時期，以及春秋時期的諸子學說等。至漢武帝時（前141～前87在位）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於是以孔子、孟子代表的儒家思想成為統治思想，統治漢族古代思想與文化近2000年，同時，程度不同地影響著其他少數民族，甚至影響到中國相鄰的國家。

漢族的圖騰是由一隻龍與一隻鳳組成，意思代表陰陽，也就是男女，由於漢族人口眾多，佔據了中國歷史發展大部分，所以延續了中國最古老的動物龍，作為自己民族的標誌。龍飛鳳舞，是中原地區與南方地區的民族標誌。

對於龍的出處，聞一多先生在他的三篇作品《伏羲考》、《龍鳳》、《端午考》中指出，中國人被稱為“龍的傳人”來源於黃帝時代的傳說。相傳，黃帝在統一中原之前，以“熊”為標誌性圖案。戰敗蚩尤統一中原后，它的標誌兼取並融合了被吞併的其它氏族、部落的標誌性圖案。如鳥的標誌圖案、馬的標誌圖案、鹿的標誌圖案、蛇的標誌圖案、牛的標誌圖案、魚的標誌圖案等。最後拼合成中華民族共同崇拜的形象“龍”，一種虛擬的綜合性神靈。這一奇特的形象蘊涵著中華民族發展、各民族相互融合、團結，成為中華民族始祖的標誌性圖案。後來，“龍”的形象開始出現於各種圖案之中，並逐漸成了帝王的符瑞。相傳炎帝是一位叫登的女子感天上的“神龍”而生，黃帝是附寶感“北斗”而生，堯帝是慶都感“赤龍”而生，始祖是龍繁衍的後代，因此，中華民族的子孫便是“龍的傳人”了。

龍之精神：是萬物一體，相容並蓄的精神境界；是追求和諧、群體本位的人生態度；是中華大一統的情結。

鳳之品德：鳳凰涅盤求光明，象徵新生與中華民族的覺醒；是集民眾責任感與歷史使命感於一身的憂患意識；是自強不息，捨身弘道的理想主義；是勤勞儉樸、艱苦奮鬥的謀生態度。

宗教對許多民族有重大影響，在漢族中沒有產生全民族必須信仰的完全意義上的宗教。漢族自古對各種宗教採取兼容並蓄的態度。自漢代以來及至近代多種外來的宗教，如佛教、祆教、摩尼教、天主教、基督教等，都有一部分漢人信奉。無論是何種外來的宗教，其教義與漢族固有的天命觀與祖宗崇拜不相矛盾，或改造其某些教義與漢族固有宗教觀念相適應，才有可能得到流傳。道教雖然是漢族歷史上形成的宗教，也不是全民族每個成員都信奉。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尤其是漢族的歷史上，除少數皇帝特別崇信某種宗教因而使之獲得某些政治特權之外，從沒有出現過“國教”。

中國傳統上為以祖先信仰為主，並且具有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宗教信仰傳統和特點，同時存在其它多種宗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官方奉行無神論，其後曾經發動過文化大革命對各種宗教造成破壞，直到改革開放后才開始轉變。

漢族宗教文化，有“儒道釋”三教之說；一般的中國人，在祖先崇拜的基礎上，都受到儒、道、釋三教思想的影響，稱之為中國民間信仰。

徠對漢族人而言，炎黃認同是民族的精神傳統的標誌物和代表物之一。“炎黃”一詞最初出自《國語》。《國語·周語下》:“有夏雖衰,杞、鄶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皆黃、炎之後也。”《國語·晉語》說:“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炎黃到底是什麼關係，在史書記載中比較混亂，至今學者也說不清楚。司馬遷在《史記》中沒有專寫炎帝，只把黃帝列為五帝之首。《史記.五帝本紀》：“炎帝欲侵陵諸侯，軒轅乃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於是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代神農氏而為黃帝。”有人認為，炎黃二帝的輪替，是田齊為營造代姜輿論而虛構的神話。在隋唐以前，無論是漢族建立的政權還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都不同程度都將“尊夏賤夷”作為核心價值觀，乃至於這一時期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出於統治需要，都宣稱自己是炎黃子孫，標榜自己“華夏”後裔的正統地位。 

黃帝族、炎帝族和九黎族是英雄時代中原地區最有影響力的三大部落，經過征戰，以黃帝族為主，相互融合，形成了後來的華夏民族。黃帝出現在中國文獻記憶中，較可靠的時間大約是在戰國時期。在成書於戰國至漢初的“先秦文獻”中，黃帝逐漸廣泛被提及，但起先他只是與伏羲、共工、神農、少皞等古帝王並舉，並未有氏族或部族共同祖先之意。然而到了漢初司馬遷寫《史記》時，黃帝已成為他心目中信史的第一個原始帝王，且為夏、商、周三代帝王家系的共同祖先了。在清末民初，中國曾掀起一股“黃帝熱”：報章雜誌處處可見關於黃帝的論述，黃帝事迹被譜作歌樂、用為教科，供兒童諷誦……晚清知識分子在西方民族主義的衝擊之下試圖建構本國國族認同的文化符號，便從遠古傳說中選擇了神話人物——黃帝，強調其為中國民族的“始祖”。“炎黃子孫”的概念也是在這時成為人們普遍接受的自我稱謂，影響直到今天。

在服飾上，漢族有自己悠久華美的服飾，即漢服。各個朝代，對服飾的顏色，各有崇尚，一般是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漢赤、唐服色黃，旗幟赤，到了明代，取法周、漢、唐、宋，定為赤色為宜。漢服是世界上歷史最古老的民族服飾之一，從傳說中的黃帝一直延續到甲申之難（1644年）。1644年清軍入關后，建立了以滿族為核心的高度集權政府。統治者下令全國剃髮易服，引起全國性的憤怒、不滿及武裝抵抗，隨後清王朝進行武力血腥鎮壓與屠殺，漢服也因此逐漸消亡。1683年，清軍入台灣滅鄭成功余部，從此漢服從漢族的日常生活中徹底消亡。在經歷滿清兩百多年的統治后，今日的漢族逐漸忘記了自己曾經擁有的華美衣裳，成了世界上惟一沒有自己民族服裝的古老民族。今天人們看到的“唐裝”和旗袍、長衫馬褂都不是漢族的民族服飾，而是滿族的民族服飾或是其改良服飾。

由於漢服的消亡，清朝時期長袍等開始在漢人中傳播，服裝的式樣發展到清末民初，男人一般內裝為對襟衫和長褲，外穿大襟長衫，講究一點的外加一件馬褂，謂之“長袍馬褂”。褲子都鑲有八寸闊腰。後來中山裝流行，但農村仍穿長袍馬褂短衫長褲，至今偏僻的山區仍有老人穿長袍。婦女清末穿喇叭狀齊膝中長衫和長褲，民國後上穿“斧口衫”，有對襟、大襟、琵琶襟之別，下著裙子，有鳳尾裙、百褶裙等。30年代后旗袍流行，但農村婦女多穿大襟短衫和長褲。現代漢族的服裝，多興西式服裝。但隨著進入了二十一世紀，越來越多的漢族人再次穿起了漢服，而這場民間自發興起的復興漢服的運動，通常稱為“漢服運動”。

其中，上衣右衽（大襟）的特點始終保留。從河南安陽出土的玉雕、石雕和陶塑的商代人像上，就可以看到右衽高領衣的樣子。后雖有胡服傳入，出現短衣短褲，但不管是西漢的“深衣”，還是唐宋的“交領袍”，甚至包括清朝“長袍”，上衣總是以右衽為特點。近代男裝長袍或現代女裝旗袍都繼承了上衣右衽的特色。

千層底的布鞋，圓口低幫，輕便、透氣、舒適，也是漢族富有民族特色的穿著之一。

髮式，古代漢族男子不剃髮，結髮於頂加冠；清代滿族統治者強迫漢族人民剃髮結辮；民國后剪辮留短髮，多西洋式、平頂式或光頭。漢族女子髮式較多，古代多高髻，近代少女有流海、單辮，或雙丫髻，中年婦女多梳長髻，老年腦後梳纂兒。民國后不少女子改剪短髮，留髮齊耳。現代漢族男子髮式已無特色，女子仍以梳長辮為具有民族特色的髮式。

修飾，古代漢族男子到一定的年齡均留胡蓄鬚，女子15歲行笄禮，俗稱“開面”。婦女纏足普及始於宋代，是普遍的共識。陶宗儀《輟耕錄》主張元代說，婦女纏足是為了與蒙人區別。清朝官方對纏足始終報以否定的態度。纏足被明人視作“中國法”，成為區別夷夏的文化標誌。相較於男子的剃髮易服，漢人女子保持了舊有的纏足習俗。民間因此出現“男禁女不禁”，“男降女不降”的讚譽之聲。

佩戴方面，古代漢族盛行佩玉，不論男女均戴肚兜，意為落地平安，一至五歲要戴“天官鎖”，又稱“長命鎖”。

漢族的語言為漢語，使用漢字書寫。漢語屬漢藏語系，按學術界較常見的劃分方法，可分北方方言（官話方言）、吳語、湘語、贛語、客家話、閩語、粵語七大方言。也有不少學者認為廣西的平話、山西的晉語應與其他七大方言並列。對漢語標準語的規定，漢族所在的不同地區各有不同，中國大陸、台灣、新加坡定為標準官話（以官話區的北京話為基礎發展起來的語言，其稱謂因所在地的不同而分別稱為普通話、國語、華語），香港定位標準粵語（廣州話）。漢字的書寫方式分別有正體字和簡化字。 

此外，有的學者還將閩方言分為閩南話和閩北話。這些方言有各自的分佈通行地域，每個方言內部又可再分區劃片，從而構成了漢語方言複雜，南北互不相通的語言狀態。儘管如此，由於漢字的高度統一，對漢族具有強大的內聚作用，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漢字，就沒有漢族。漢文起源於遠古，通行的方塊文字，是從殷商的甲骨文字和商周金文演變而來。秦始皇統一六國，實行“書同文”，於是秦所作小篆通行全國。秦統一文字在短期內取得了成功，說明原來六國文字僅僅是各具地方特色的同一種語言的書面表現。秦代除小篆外，還有隸書，漢末又出現了隸變的通用漢字即楷書，至魏晉南北朝盛行，一直流行至現在。雖然漢族分佈地域極廣，各地方言差別較大，漢文字的統一，在秦漢已經形成。這種書面語言的統一，對漢族文化的發展及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對國家的統一都起了重大的作用。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有計劃地進行文字改革，制定了《漢語拼音方案》，推廣普通話，簡化漢字，漢字將逐步向拼音方向發展。

最初，漢族的姓、氏是有區別的。原始的姓是母系氏族公社的族號。“姓”字就是由“女”和“生”字合成。許多古姓都有“女”旁，如姜、姚、姬等。氏是姓的分支。由於子孫繁衍，一族分成若干支，散居各地，每一支都有一個特殊的記號作為標誌，這就是氏。後來，姓和氏就沒有多少差別了。

姓氏的來源，大致有以下幾種情況：以官職為姓，以職業和技藝為姓，以祖先的名字、爵位為姓，以封國、封地為姓，以原始崇拜物為姓，以居住地方的特徵為姓，以數字為姓，此外還有些複姓如長孫、賀蘭、呼延，則是由少數民族語音譯而成。在漢族社會中，宗族觀念根深蒂固，直到1949年前，同姓同宗在漢人觀念中，仍是一種很強的聯繫紐帶。實際上漢魏以來，漢族數以千計的諸多姓氏中，有些發源於遠古氏族，有些發源於先秦封國，或祖先的居地、官職與名字，也有相當大的部分來自少數民族融入而增加的姓氏。即使同姓，也有因賜姓或其他少數民族融入而採用漢姓等情況，並不意味著血統上系同一來源。在宗法制度下，漢族的親屬是以父係為中心論親疏。父系家族的延續被認為是至關重要的事。

宋朝人編寫的《百家姓》內收入單姓共408個，複姓共76個。近代出版的《中國人名大辭典》，已收入單複姓共4129個。常用姓氏不過200個左右，最常見的單姓只有100個。

中國古人的姓名比現代人要複雜些，大體有姓、名、字、號四項。現代人命名沒有古代人那麼講究，除少數人有字、號外，普通人一般只有一個名字，並且多為一字或兩字。名反映了漢族文化特徵和心理特徵。

漢民族的文化心理是經過幾千年的積澱，逐漸形成的。雖然近百年來各種現代文化思潮的輸入，使這種傳統文化心理受到了很大的衝擊，可是它的影響仍然根深蒂固。這就在人們言語交際的過程中形成了漢語所特有的語用特點。

首先，以農業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社會統治了中國幾千年，這種封建的宗法社會，在民族心理上造就了兩個特點：一是對血緣關係的高度重視，二是對等級差異的強調。因此在言語交際上一個突出的特點是講究親屬稱謂的使用，長幼輩分的嚴格區別。

在西方可以看到晚輩對長輩直呼其名的情況，這在中國人的交際中是不允許的，對親屬中的長輩，交談時都必須使用稱謂，這是有禮貌、有教養的表現。而且親屬稱謂還作為一種尊稱，大量用於非親屬的交談者身上，如稱叔叔、伯伯、奶奶、阿姨，被認為是對對方的尊敬，表示關係的親密。

重視長幼的宗法觀念被移用到社會的人際關係，就變為等級觀念。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一直提倡長幼有序、尊卑有序。所以人們對有官職的談話對象歷來有以職務相稱的習慣，在古代這就被認為是敬稱。在交際中為了抬高對方的地位，往往就壓低自己，於是有了一批與敬稱相對的謙稱，如貴姓--敝姓、府上--寒舍、賢弟--愚弟、大作--拙作、高見--愚見、淺見。

其次，強調人際關係的和諧，強調人的社會性，強調社會、群體對個人的約束，不突出個人與個性，而強調群體。這也是與封建社會的宗法關係相連的，它與西方以自我為中心，強調獨立的人格、個性，推崇個人的成就和榮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漢民族對性和性別問題上的保守傳統也造成了男女性別在言語交際中的用語差異。一般說來，男性用語比較直率、隨便，女性用語比較含蓄、莊重。用與性有關的字眼罵人，在男性中的出現率遠遠超過女性。因為傳統觀念雖然也認為男性使用這些字眼並不文明，但似乎能得到普遍的諒解，而女性使用了就非常不成體統，似乎理所當然應受到社會輿論的指責。

在古代漢文文學發展中，詩歌的發展占顯著地位，如詩經、楚辭、樂府、唐詩、宋詞等都有許多藝術成就極高的作家與作品，而屈原、李白、杜甫、柳永、蘇軾、陸遊、辛棄疾等人的名字與作品，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大放異彩，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公認的名家。散文有著名的秦漢古文，至唐中晚葉，由韓愈、柳宗元等倡導恢復秦漢古文運動，到歐陽修、蘇洵、曾鞏、王安石、蘇軾、蘇轍時，古文運動大獲全勝，號為“唐宋八大家”。小說創作，到明清時獲得很大發展，長篇巨著如：《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儒林外史》；短篇集如：《聊齋志異》均素負盛名。還有不少少數民族作家也運用漢語進行創作，產生了許多名家與名著，而《紅樓夢》，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作。

其他在繪畫、書法、工藝美術、音樂、舞蹈、戲劇、曲藝等方面，都有不少蜚聲中外的名家，他們獲得了令人讚歎的藝術成就。在這些藝術的發展中，尤其表現了漢族人民善於學習和吸收其他各民族之長，以發展其藝術，形成了特有的風格。在一些類書巨著的編纂方面，也是由來已久。唐、宋時的《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特別是明清的《永樂大典》、《圖書集成》可稱世界上著名的古老的百科全書，不僅顯示了以漢族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古代文化的光輝成就，也顯示了古代漢族學者與少數民族學者合作與互相學習的精神。

注重史學是漢族文化史的一個突出的特點。自司馬遷撰《史記》，歷代都有紀傳體史書，至清代已形成著名的《二十四史》；編年體以《春秋》、《左傳》、《資治通鑒》為代表；其他各種紀事本末體史書及古史、雜史、地方史志、史學理論等官私撰述，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古代歷史文獻最豐富的國家，其中絕大多數出於漢族學者的手筆。

自從漢朝開始獨尊儒術后，中國開始了2000多年的儒學教育。隋朝時隋煬帝確立科舉制度，宋朝時開始興建書院。清朝末年科舉制度取消。

古代軍事理論方面，早在春秋末就有軍事名著《孫子兵法》問世。西漢初年整理出182家兵法，特別是宋朝以來一直作為武學必讀的《武經七書》，集中了古代軍事著作的精華。

漢族在自然科學方面，天文學與數學的成就，一向為世人所矚目，其中如張衡（78-139）、祖沖之（429-500）、一行（俗名張遂，683-727）、郭守敬（1231-1316）等已被舉世公認為世界文化名人。

漢族有悠久的天文學觀測的傳統。遠在傳說時代，就有世襲執掌天文的官吏，專門負責觀測天象。以後歷代沿續，設觀星台、觀象台、司天台、司天監、欽天監等機構，負責觀測天象、推算曆法。因此，漢文獻中以日食、月食、恆星、彗星、太陽黑子等天象的觀測與記錄，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和最完整的。漢族古代天文學家製造的天文觀測儀器有許多優點，其關鍵部件和原理至今仍被應用於現代大型天文觀測儀器中。並以顯示天體運行為契機，最先發明了報時的機械鐘。此外漢族獨立發明了自己的曆法。

日食發生的最早記錄，在距今約4000年前的夏代。距今約3000年前的商代甲骨卜辭中，有日食、月食的確切記錄。周代以及春秋戰國以來的典籍中，更有日食、月食的諸多記錄。

恆星的觀測記錄，也見於商代甲骨文中。《周禮》有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戰國時甘德著《星占》八卷，石申著《天文》八卷，後人合稱為《甘石星經》，其中記載120顆恆星位置，是世界上最早的恆星表。古代天文學家把周天分三垣和二十八宿，用這種區域劃分來確定天體和天象發生的位置。先秦時期漢族先民繪製星圖，留存至今最早的實物有五代時期出土的二塊28宿星圖刻石，其它著名的有宋代蘇州石刻天文圖及敦煌唐代星圖。

對於哈雷彗星的觀測記錄，從公元前613年到20世紀初，漢文載籍中共有31次記錄，最早的一次在公元前1057年。對於太陽黑子的觀測，最早見於約公元前4世紀甘德的《星占》。正史中關於太陽黑子的記錄，始於公元前28年。至1638年，見於正史中的太陽黑子記錄約百餘例，散見於其它漢文載籍的記載可能更多。這些珍貴的資料，至今仍有重要的科學研究價值。

由於積累了歷代天文觀測的豐富知識，漢代天文學家明確提出宇宙結構理論“渾天說”。否定了先秦的“蓋天說”。為了準確地觀測天體和天象的位置，漢代天文學家耿壽昌、賈逵等發明了以赤道為座標系的天文觀測儀器，漢文稱為“渾儀”或“渾天儀”。

漢代天文學家張衡創製的“渾象”（也叫渾天儀），是用來顯示天象的儀器，類似現代的“天球儀”。

機械鐘的發明，始於顯示天球旋轉（即地球自轉及地球公轉）的天文儀器，為漢族首先製作。725年，唐代天文學家一行高僧（張遂）與梁令瓚在“渾儀”和“渾象”的基礎上，製成“渾天銅儀”。

1092年，宋代天文學家蘇頌製造了更先進的“水運儀象台”。蘇頌鍾是人類在中世紀最卓越的機械製造，其原理於兩個世紀後傳入歐洲，導致機械鐘在西方的發展。此外，春秋以前被普遍用來測量日影長度的“圭表”，也是漢族先民的一大發明。表為立竿，圭為卧尺，測日影長度，定冬至和夏至的日期以及回歸年的長度。唐代一行等人最早實測了子午線的長度。漢族先民最早發現天然磁石和磁鐵指南，並製作了“司南”和指南針。

漢族先民很早就發明了曆法。相傳先秦有黃帝歷、瑞頊歷、夏曆、殷歷、周曆、魯歷。合稱“古六歷”。夏曆又稱“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殷歷又稱“殷正”，以12月為首。周曆又稱“周正”，以11月為歲首。秦用瑞頊歷，以10月為歲首。漢以來，有太初曆、三統曆、四分曆、乾象曆、太明歷、戍寅元歷、大衍曆、十二氣歷、統天歷、授時歷、時憲歷、天歷等。這些曆法當中，除北宋沈括創製的“十二氣歷”和太平天國頒行的“天歷”是陽曆外，其它曆法都是陰陽合曆。直到今天，漢族仍然習慣使用傳統的陰陽合曆，同時使用世界大多數國家通用的公曆。

風水在中國歷史悠久，古稱堪輿，是人們對居住或者埋葬環境進行選擇和處理，以達到趨吉避凶的目的，它的核心思想是人與大自然的和諧，主要關乎宮殿、住宅、村落、墓地的選址、座向、建設、布置等。主辦方表示，很多人將風水與迷信聯繫起來，其實，風水是一門發現自然、利用自然的科目。

在古代，漢族對於風水學是十分重視的。像婚喪嫁娶、易居開業都要迎請易學風水大師來進行卜卦預測，提前破災消難。用現代人的話去理解，就是風水好的地方，人們居於此處，能助人事興旺、發財，可令後代富貴、顯達。在古代符合風水寶地標準：後有靠山、左有青龍、右有白虎、前有案山、中有明堂、水流曲折。風水告訴人們要能順應自然規律，要優化自然環境。

住在風水好的居所，人的身體健康和心情舒暢，工作起來就有勁；居住在常年見不到陽光的房間，生活質量不高、心情不舒暢，工作也會受影響。

造紙術、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是中國的四大發明。

義大利數學家傑羅姆·卡丹於1550年最早提出磁羅盤、印刷術和火藥是中國的三大發明，並認為它們是“整個古代沒有能與之相匹敵的發明”。在此之後，簡·博定重申了同樣的論斷。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一書中進一步指出：“我們應該注意各種發明的威力、效能和後果。最顯著的例子便是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這三種發明曾改變了整個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狀態，第一種在學術上，第二種在軍事上，第三種在航海上，由此又產生了無數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如此之大，以致沒有一個帝國、沒有一個教派、沒有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這三種機械發明在人類的事業中產生更大的力量和影響。”在中國至遲在20世紀20年代即有在“三大發明”中加上紙擴充為“四大發明”的提法，及至四五十年代，這一提法已被廣為認可。

中醫即以漢民族的醫學實踐為主體的傳統醫學。中醫學以陰陽五行作為理論基礎，將人體看成是氣、形、神的統一體，通過望、聞、問、切，四診合參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機及人體內五臟六腑、經絡關節、氣血津液的變化、判斷邪正消長，進而得出病名，歸納出證型，以辨證論治原則，制定“汗、吐、下、和、溫、清、補、消”等治法，使用漢方、針灸、推拿、按摩、拔罐、氣功、食療、導引等多種治療手段，使人體達到陰陽調和而康復。

狹義的中醫，指的則是漢醫。1949年之前，漢醫一詞比較普遍。日本的漢方醫學，韓國的韓醫學，朝鮮稱的高麗醫學、越南的東醫學都是以中醫為基礎發展起來的。

漢族的數學的發展源遠流長。在從事社會勞動生產活動的過程，人民逐漸有了數量的概念和認識了各種簡單的幾何圖形。特別是農業的逐漸發達，需要與之相應的天文曆法，需要知道適於農業、的季節安排，而最簡單的天文學也是脫離不開數學的。土地面積、糧倉的大小、建築材料的長短和方位的測定等等也都需要數學。西安半坡遺址出土的陶器上刻劃著一些陶文，有一些顯然是表示數字的符號。

傳說夏禹治水時就用了準繩、規矩，並且用到了勾股測量。商代晚期的甲骨文表明，商代人們所使用的記數法已很完備。記數的原則是遵循十進位。從一開始就應用完備的十進位，這一點和巴比侖和古埃及所用的記數方法相比，有著顯著的優越性。西周時期金文中的記數方法和商代完全一致，以後一直沿用下來，直到今天。之後漢族數學開始形成以《九章算術》為中心的體系。《漢書·藝文志》中記載的數學書籍還只有兩種，《隋書·經籍志》已增至十九種，《新唐書·藝文志》更增加到35種。其中以唐代數學家李淳風奉命註釋的“十部算書”最為有名。1606年MatteoRicci和徐光啟合作共同翻譯了古希臘著名的數學著作《幾何原本》前六卷。

除了整數之外，漢族對分數的認識也比較早。同時還掌握了整數和分數的四則運算。春秋時代的齊桓公就曾把會背誦“九九”乘法歌的人當作貴客請進“招賢館”，雖然這在當時已經不算是什麼了不起的學問。在《管子》、《苟子》等一些古書中也都有“九九”中的個別句子。

漢族早期實際的計算是用算籌來進行的。唐代中葉開始，特別是由於宋代以來經濟的迅速發展，需要對計算工具進行改進。經過長時期的演進，到了元明之際，便完成了由籌算到珠算的轉變。到了明代中葉，珠算已經在全國普遍使用。珠算攜帶方便，和口訣相配合可以作到計算迅速。在世界同類計算工具中，可以說珠算是最好的。由於珠算的流行，籌算幾乎絕跡，建立在籌算基礎上的古代數學傳統也逐漸失傳。尤其是明代八股取土的科舉考試製度和主觀唯心論哲學思想的長期泛濫，認為一切專門學問都是“奇技淫巧”。到明清之際西方數學開始傳入中國的時候，國家的司天台已經很少有人可以掌握曆法的編製工作了。

古代農學往往包括古代科學技術的多方面成就，據不完全統計，2000多年間，包括已經散佚與流傳至今的農書達370餘種，其中如《汜勝之書》、《齊民要術》、《王禎農書》、《農政全書》，是古代農學著作的代表作。

有關中國百科類的圖書眾多，主要有山海經、夢溪筆談、天工開物、永樂大典等。

《山海經》是先秦古籍，是一部富於神話傳說的最古老的地理書。它主要記述古代地理、物產、神話、巫術、宗教等，也包括古史、醫藥、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內容。具體成書年代及作者不詳。

《夢溪筆談》是北宋科學家沈括所著的筆記體著作。大約成書於1086年－1093年，收錄了沈括一生的所見所聞和見解。被西方學者稱為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已有多種外語譯本。

《天工開物》是中國古代一部綜合性的科學技術著作，同時是世界上第一部關於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綜合性著作，被歐洲學者稱為“技術的百科全書”。它對中國古代的各項技術進行了系統地總結，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科學技術體系。對農業方面的豐富經驗進行了總結，全面反映了工藝技術的成就。書中記述的許多生產技術，一直沿用到近代。

《永樂大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類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百科全書。全書共22937卷，約3.7億字，共裝成11095冊。收錄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種之多，上至先秦，下達明初，可以說是“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之異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藉以保存流傳。《永樂大典》收錄內容包括經、史、子、集、釋庄、道經、戲劇、平話、工技、農藝、醫卜、文學等，無所不包。所輯錄書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別編入，提高了保存資料的文獻價值。

傳說約在公元前21世紀的夏禹時代，中國各地洪水滔天，到處一片汪洋。這時有一位叫作禹的人帶領大家疏導河流、賓士水土，他在外13年，三過家門而不入，終於使河流歸道，天下太平。中國古代著作《尚書》中的一篇《禹貢》，就被認為是記述當時大禹賓士水土業績的古老文獻。

漢朝時候中國的地理視野已相當廣闊，《漢書·地理志》中記載了從廣東到印尼、緬甸、印度、斯里蘭卡的航線。

東漢時開闢了從雲南經緬甸去印度的陸上交通“永昌道”。《後漢書·東夷傳》中記述了日本“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的情形。

晉代高僧法顯，65歲時從長安出發經玉門至印度又南下錫蘭、蘇門答臘繞行南海回國，歷經12年之久。回國后撰寫《佛國記》一書，記述了西域、印度和南洋諸國的自然、社會經濟情況。

唐代名僧玄奘於公元627年西行求法，用了18年的時間，經歷了110多個國家，行程5萬餘里。回國后按其口述編成《大唐西域記》，全面介紹了所經諸邦的面積、都城、氣候、地形、水利、物產、交通以及風俗習慣等，可謂“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系水土之風氣”，不但在中國地理學史上，就是在世界地理學史上也佔有重要地位。

《新唐書·地理志》記載的“廣州通海夷圖”詳述了從中國到波斯灣的海上航程。對北部的情況，《新唐書·回鶻傳》中有“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的述說，所記之海即指貝加爾湖，“日入烹羊胛”、“日明熟”的晝長夜短的程度，已是遠離貝加爾湖的北極圈附近了。

宋代時羅盤用於航海，海上交通貿易更為發達。宋朝與日本間航行甚為頻繁，幾乎沒有間斷過一年。同時對南洋、印度以西的航行也極為發達。周去非和趙汝適搜集當時地理資料分別寫成《嶺外代答》和《諸蕃志》，其範圍涉及到南海、東南亞、南洋群島、南亞、西亞、非洲和西班牙等廣大地域。元代時，成吉思汗的遠征使中西交通更為便利。

早於西方地理大發現半個世紀，明代三寶太監鄭和七下西洋，訪問了南洋諸島、印度、阿拉伯、東非等幾十個國家，船員最多時達27000多人。隨行的馬歡、費信和鞏珍記述了這七次航行盛況和見聞。馬歡的《瀛涯勝覽》記載了19國，費信的《星槎勝覽》記載了40國（其中親見22國），鞏珍的《西洋番國記》記載了20國的風土人情。最後一次航行製作的《鄭和航海圖》是以南京為起點最遠到達非洲東岸的蒙巴薩，圖中收入500多個地名，在當時的世界上稱得上首屈一指了。

漢族哲學思想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最早的古代哲學萌芽於殷周，西周初年的《尚書。洪範》就提出五行學說，以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作為構成世界最基本的事物。殷周時期的《周易》，就有了原始的“陰陽”觀念，《易經》從人們生活經常接觸的自然界中選取了天（乾）、地（坤）、雷（震）、山（艮）、火（離）、水（坎）、澤（兌）、風（巽）八種東西作為說明世界上其他更多東西的根源，體現了樸素的唯物主義，同時，它又以上述八卦來說明自然現象和社會關係，體現了樸素辯證法思想。到春秋戰國時期，諸子蜂起，百家爭鳴，成為中國哲學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在此基礎上，中國哲學在其兩千多年的發展中出現了許多的哲學家和哲學流派，他們各自體現了時代的精神面貌，成為中華民族精神文化的不同基因，至今仍然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漢族歷史悠久，體育運動自古就有，早在黃帝之時，就以角抵、擊劍、射御、蹴踘、捶丸等體育活動來訓練青年，而唐堯、虞舜、夏、商、周此五代亦以拳術、投壺、劍術、弓矢、擊壤等體育活動來強健國人體魄。至隋唐之時，古代體育進入空前之狀，亦有出新之事，諸如摔跤、拔河、鞦韆，而最為興盛是馬球與足球，且女子亦有參加，此兩者於唐時傳入日本。這些體育活動到明清之際仍有所發展。然而，部分活動經過清末至民初一連串的戰爭與西化運動，至今多已失傳。至於如拔河、鞦韆等活動則歷久不衰，而如角抵則為日本傳於今。武術是燦爛文化中的瑰寶，是傳統的健身項目，幾千年來源遠流長，騎馬、射箭、摔跤、釣魚、龍舟、棋類等體育活動也是流傳廣泛。但同整個中國一樣，漢族的近代體育的發展較晚，19世紀末才傳入。新中國成立以後，漢族的體育運動基本與全國的體育保持一致的發展態勢。

漢族最早的藝術創造，在中國，縱使不把更早的飾品包羅在內，也大約能上溯到8000年前。由此開始的4000年是中國的新石器時代，它的基本特徵除石質工具的磨製外，還包括制陶和紡織的出現。織物易腐難存，但玉石器和陶器則展現了漢族先民卓越的藝術才華。鑒於年代往往不明的岩畫的存在，如今已很難認定工藝美術孕育了美術，但仍然可以確信，在中國的原始社會，工藝美術比美術更成熟、更輝煌，而原始的繪畫和雕塑，也常常附麗於工藝美術。對此，業外人士還常有誤會。依照不會引出異說的理解，可以根據材質，把工藝美術粗分為絲綢等織物、陶瓷、玉石、金屬、漆木及竹牙角玻璃等六類。

漢族由於分佈地區廣大，其傳統住房因地區不同而有不同的樣式。居住在華北平原的漢族，其傳統住住房多為磚木結構的平房，院落多為四合院式，以北京四合院為代表；居住在東北的漢族，其傳統住房與華北基本相似，區別在牆壁和屋頂，那裡的住房一般都很厚實，主要是為了保暖；居住在陝北的漢族，則根據黃土高原土層厚實、地下水位低的特點挖窯洞為住房，窯洞不僅冬暖夏涼，而且不佔耕地面積；居住在南方的漢族，其傳統住房以木建房為主，講究飛檐重閣和律卯結構。由於南方各地習俗和自然條件不同，在住房建築布局上也有差異。如丘陵山地的樓房依山而建，江浙水鄉則注重前街后河，福建的土樓龐大而美觀，蘇州的樓閣小巧而秀麗。

無論南方還是北方的漢族，其傳統民居的共同特點都是坐北朝南，注重室內採光；以木樑承重，以磚、石、土砌護牆；以堂屋為中心，以雕樑畫棟和裝飾屋頂、檐口見長。

漢族是有音樂傳統的民族，漢族音樂有悠久的歷史和獨特的創造。秦以前，漢族先民已創造了樂器和樂曲，發明了樂律。漢唐盛世，漢族音樂以歌舞音樂見長；宋元以後，則以戲曲音樂為主。當今世界公認的音樂律制，如五度相生律（漢族稱三分損益律）、純律及平均律，漢族皆獨立發明，其成果如車條之輻輳，匯入世界音樂理論之軸心。

漢族人飲茶，據說始於神農時代，少說也有4700多年了。直到現在，中國漢族同胞還有以茶代禮的風俗。漢族對茶的配製是多種多樣的。中國是茶的故鄉，制茶、飲茶已有幾千年歷史。中國茶藝在世界享有盛譽，在唐代就傳入日本，形成日本茶道。

坐禮：正坐是從古代漢族流傳的坐姿，動作是臀部放於腳踝，上身挺直，雙手規矩的放於膝上，身體氣質端莊，目不斜視。而現代坐在凳子上，雙腳縱向下來的坐法，實際上在南北朝以前不視為正式場合的坐法，是從當時西域國家傳來的，當時稱為胡坐。

送禮：漢族的社會關係是一種典型的互惠型社會關係。通常社會關係的不同是通過類似家庭稱呼來表達的。個人與社會的聯繫被稱作“關係”，聯繫感情。華人的社會關係通常是通過互相送禮來進行。自古有“千里送鵝毛，禮輕情義重”的說法，表示禮物的價值在於送禮者的善意和心意，而非禮物本身的價值。尤其是定情信物。

喪葬：中國傳統葬禮的主色調為白色，故亦有白事之稱，與紅事（喜事）相對。隨死者的信仰和經濟情況，整個過程中經常混雜有關的佛教、道教或風水儀式。

漢族傳統婚禮是華夏文化的重要部份。古人認為黃昏是吉時，所以會在黃昏行娶妻之禮；基於此原因，夫妻結合的禮儀稱為“昏禮”。昏禮在五禮之中屬嘉禮，是繼男子的冠禮或女子的笄禮之後的人生第二個里程碑。傳統中式婚服中國的婚禮可分為三個階段禮，即“訂婚”正婚禮，即“結婚”或“成婚”的禮儀，就是夫妻結合的意思婚後禮，是“成妻”、“成婦”或“成婿”之禮，這表示了男女結婚後的扮演的角色在中國傳統的結婚習俗里，婚前禮和正婚禮是主要程序，這些程序都是源自周公的六禮。

在中國，漢族傳統的輩分觀念長期存在，以本身為中心，上有四代長輩，下有四代晚輩，形成了“高祖、曾祖、祖、父、本人、子、孫、曾孫、玄孫”的“九族”血親關係，這就是九個層次。如果把旁系的血親關係和姻親關係聯繫起來，便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親屬系統。

親屬稱謂是以輩分劃分的，不受年齡限制。親屬稱呼也用於社會上鄰里之間或素不相識的人之間，以表示親切和尊敬。一般地說，注意層次，掌握角度，在稱謂的運用中十分重要，年齡層次不同，稱謂也不同，特別是信封上的稱謂。

生活中，為了表示對人的尊敬，也有不注意層次的特殊現象。如：某家有一位受尊敬的長者，家裡晚輩稱之為爺爺、奶奶、老爺、姥姥等，街坊鄰里不分男女老幼，可能都稱其為爺爺、奶奶、老爺、姥姥，不過稱謂前常常冠以姓名。如“紅樓夢”里的劉姥姥，“駱駝祥子”中的劉四爺。有時在稱謂前加上“他（她）”字，如：他大伯、她二嬸、他姥姥、她李二哥等。類似的稱呼，在今天還廣泛使用。

漢族喪葬舊的傳統是講究重殮厚葬，並且夾雜著許多迷信的習俗。漢族自古盛行棺木土葬，葬禮隆重，分殮、殯、葬三個階段進行。古有以人殉葬的習俗，后逐漸以陶俑代之，到近代則以紙紮人像伴葬。

葬禮以後，有做七、斷七、百日、周年等追悼儀式，並將牌位送歸祠堂，這已從葬禮時對人的儀禮轉為對“鬼靈”、“祖靈”的儀禮。另外，漢族還有“歸葬”的習俗，就是將死於他鄉的遺體歸葬原籍。

喪事期間，死者親屬要穿孝服，在靈堂守靈。中國古代禮制，把孝服按與死者血緣關係的親疏分為五等，在現代漢語里還有“五服”這個詞，表示血緣關係的遠近。孝服用白布做成，這與西方民族穿白衣做禮服的習俗大不相同。清朝時有一英國人第一次到中國來，遇到出殯的隊伍人人穿白色衣服，而神情卻痛苦悲哀，覺得十分奇怪。在古代，出殯時有人唱輓歌。後世的輓聯、挽幛就是從古代的輓歌演變而來的。

喪葬儀式規模大小與死者的地位身份密切相關，在封建社會對不同地位身份的人喪儀都有嚴格的規定。王公貴族、富豪之家常以規模宏大的喪儀來炫耀自己的權勢。

尊長死後，子孫要在家守二十七個月，其間停止交際和娛樂，做官的也必須離職回家守孝，以表示對尊親的哀悼，稱“守制”。

漢族主要從事農業，主食以小麥、玉米、稻米等為主，輔以蔬菜、豆製品和雞、魚、豬、牛、羊肉等副食，茶和酒是傳統飲料。以大米為主食的，習慣將大米做成米飯、粥或米粉、米糕、湯圓、粽子、年糕等各種不同的食品；以小麥為主食的，習慣將麥面做成饅頭、麵條、花捲、包子、餃子、餛飩、油條、春卷、炸糕、煎餅等。講究並善於烹任，是漢族的一大飲食特點。不同地區的漢族人民以炒、燒、煎煮、蒸、烤和涼拌等烹飪方式，經過長期的實踐，形成了不同的地方風味。漢族的粵、閩、徽、魯、川、湘、浙、蘇等八大菜系，聞名於海內外。

漢族的節日很多，主要是春節、清明節、端午節、元宵節、中秋節等等。過“春節”又稱為過年，是漢族人千百年來的傳統節日，也是一年中最隆重的節日。過年時，除夕要守夜，初一要拜年。

漢族傳統節日，主要有臘祭、祭灶、春節、元宵節、社日、清明節、端午節、七夕節、中元節、中秋節、重陽節等。在諸節日中，以春節最隆重。

在正月里大多數漢族是不剃頭的，據說正月剃頭“死舅舅”。這一原因與滿清的剃髮易服有關，清朝統治者要求漢族人和滿洲人一樣剃鼠尾頭，而漢族人自古就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說法，除了佛教徒外，人民輕易不會剃頭。這一做法激起了漢族人強烈反抗。大家相約正月絕不剃頭藉此思念舊國明朝，因為“思舊”與“死舅”同音。漢族人民藉此來矇混滿清統治者。這也是正月不剃頭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