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宗霍

馬宗霍（1897年－1976年），原名驥，字承堃。

【“承堃”，有因形近音同而誤作“水坤”者，或又以為“承堃”即其本名，皆誤。】

自19世紀30年代左右起即以字行，故世罕知其原名者。別署霋岳樓，晚號霋岳老人。

湖南衡陽人。文字訓故學家、史學家、文學批評家、書法家、書法評論家。

少受業於王湘綺，卒業於湖南南路師範學堂。19世紀20年代中拜章太炎為師，為其入室弟子。

又從曾熙學書法，與張大千兄弟同為曾（熙）李（瑞清）同門會之發起人兼理事。

自1920年代起，歷任暨南大學、金陵女子大學、上海中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央大學、湖南大學等校教授、院長、教務長等。

1958年後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華書局高級編審，參與國務院古籍整理工作。

著有《書林藻鑒》、《文學概論》、《中國經學史》、《文字學發凡》、《音韻學通論》、《說文解字引經考》、《說文解字引方言考》、《說文解字引群書考》、《說文解字引通人說考》、《淮南舊注參正》、《墨子閑詁參正》、《南史校正》、《論衡校讀箋識》等。

著有《書林藻鑒》、《文學概論》、《中國經學史》、《文字學發凡》、《音韻學通論》、《說文解字引經考》、《說文解字引方言考》、《說文解字引群書考》、《說文解字引通人說考》、《淮南舊注參正》、《墨子閑詁參正》、《南史校正》、《論衡校讀箋識》、《經學通論》 等。

衡陽馬宗霍欲以十二篇按時分述經學之歷史，蓋由漢以降，述經學之源流授受者，昔宋章如之愚山堂考索，清有朱彝尊之經義考，晚世有皮錫瑞之經學歷史，然於馬宗霍目中，皆未盡善。余通讀馬氏之經學史，雖甚為詳備，可說面面俱到，然脈絡似不清晰，枝蔓過多，一讀之下，難有條理之概念，且某些觀點頗為牽強。

馬宗霍與皮鹿門“六經皆孔子作”之觀點截然相反，認為“六經先王之陳跡”。且以“伏羲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即易之始也”諸如此類以證其觀點，不免牽強，萬事皆有肇始，必要尋其源頭以證其早已存在，與上帝造萬物又有何本質區別？“古之六經”，非今人談論之六經，故皮氏之說更為切實。

孔子非史家，孔子作六經，乃知禮崩樂壞已非朝夕可復，惟有正人心以待後來者從之。馬宗霍曰：“孔子有德無位，蓋以六藝為教者也。”亦即此義。

馬宗霍曰：“承曾子之學者有子思孟子，則宋學之所祖也；承子夏之學者有荀卿，則漢學之所祖也。博約兩派，漢宋於以分門，經學亦遂由是而歧焉。”有宋一代，故從孟軻，且以大義為宗，此說有理。而兩漢之經學，果以荀卿為宗乎？

馬氏謂“孟子雖醇乎醇，而身沒之後，大道遂絀，徒黨旋盡；傳經之功，宜莫能與荀卿比隆矣”，孟子之功，豈可如此計較？無孟，孔亦不彰。而傳經之功，豈荀卿一人之力哉？

似無獨立成篇之必要，可與“兩漢之經學”合併，實亦不能與兩漢經學截然兩段。且始皇焚書之令頒於三十四年，三十七年始皇即死於沙丘，焚書之令究竟執行得如何，實在亦是一大疑問。

兩漢之經學，“從其文字言，則有古今之殊；從其地域言，則有齊魯之異；從其受授言，則有師法家法之分；從其流布言，則有官學私學之別”。兩漢興官學，立五經博士，通經為梯榮致顯之必由之徑，經學以此大昌。乃至官學既衰，而社會之風氣已養成，私學遂起，經學得以承傳。馬氏此篇，所論甚詳，脈絡亦清晰，微瑕者所舉例不免過於繁複，行文不免拖沓。

除開篇敘鄭玄一節尚可一讀而外，其餘真史書之一大抄也，不足觀。

“南朝諸帝，大都短祚”，且朝野尚清談，經學亦不興；“惟梁武享國最永，而又雅好儒術”，故經學為之一振，然武帝晚耽於禪悅，尋且亂亡，南學亦卒未大昌。北學之昌榮，則在官學，效兩漢之崇儒，由經入仕。然馬氏所述，以“經傳人物誌”名之尚確切，就“經學史”而言，不得要領。唯最末一節可觀，“南北經學，雖趣尚互殊，而諸儒治經之法，則大抵相同。蓋漢人治經，以本經為主，所為傳注，皆以解經。至魏晉以來，則多以經注為主，其所申駁，皆以明注，即有自為家者，或集前人之注，少所折衷，或隱前人之注，跡同攘善，其不依舊注者，則又立意與前人為異者也。至南北朝，則所執者更不能出漢魏晉諸家之外，但守一家之注而詮解之，或旁引諸說而證明之，名為經學，實即注學。於是傳注之體日微，義疏之體日起矣。”

隋唐經學之興亦在官學之興，有隋一代，官學大抵操諸南人或為南學者之手。唐有天下，儒教聿興。馬氏謂“自五經定本出（貞觀七年，頒顏師古考定之五經於天下），而後經籍無異文；自五經正義出（永徽四年，頒孔穎達撰定長孫無忌等增損之五經正義），而後經義無異說。每年明經，依此考試，天下士民，奉為圭臬。蓋自漢以來，經學統一，未有若斯之專且久也”，甚精當。另姜亮夫《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一書中，論及敦煌所藏之儒家經典，斯可參證，一併錄之：

綜觀敦煌所有儒家經典，六朝以來的古本，各經都有，而詩、書、論語為最多，其次則春秋左氏傳為最多，禮類為最少。各經中尚書幾全部是衛包未解以前“隸古定”的本來面目，猶然是六朝以來舊本，而且都是孔傳。詩經全部是毛傳、鄭箋，齊、魯、韓三家不見，他家注也不見。三傳有左氏、穀梁二家，而左氏幾全部是杜預注，穀梁幾全是范寧注。周易皆用王弼注，禮記都用鄭注，論語都用何晏注，這是說明當時的學風如此，與唐家取士的政策，完全是相一致的。

宋以道學稱，馬氏所論可謂切中要害，“蓋宋之道學，同源於希夷，而劉（按：劉牧也，作易數鉤隱圖，道家之說始與周易相傳，而混於儒學矣，牧之學盛行於慶曆時）為異說，邵（按：邵雍也，稍後於牧）為別宗，至周子始漸醇，而與儒學為近；張子羽翼之，二程擴充之，至朱子而始大。然要不外乎象數與義理兩派，兩派之於經學，初不外乎周易一經。就周易論，則兩漢諸儒，已言象數；魏晉諸儒，已主義理，實非宋儒之創穫。徒以圖書之傳，傳自道士，遂有道學之目，不知讖緯即圖書之濫觴也。既而援道入儒，則又以傳孔孟之道統者為道學，不知傳道本儒之所有事也。宋史必分儒與道為二，是傳經與傳道有別，然則孔孟之道，詎有不在六經之中者乎？名之不正，莫此為極矣”。而南宋陸九淵所謂“六經皆我註腳”，於經學之歷史亦深有影響，馬氏於此語焉不詳。

宋學集大成於朱子，則元人治經，莫不崇尚朱說。明人之經學，引顧炎武一言概之：“自八股行而古學衰，大全出（按：永樂十二年，敕修五經四書大全）而經說亡。”

清世經學之盛，蓋在私學。先是明季遺儒黃顧王三氏，合經學理學為一，兼采漢宋，其影響於清初經學者，又以顧為最，其後又有確守漢師家法如東吳惠棟、皖南戴震者，漢學為之粲然。時又有援宋學以自壯者，則為桐城方苞姚鼐，漢宋之爭遂如水火。然於經學仍不能損漢學之毫末也。“惠戴末流之弊，英華既竭”，今文之學乘之而起，亦有丁晏等調齊漢宋者。至學制改，新說滋，以經為無用而議廢之，則清室未亡而經學已大衰。清世經學之盛在於考證，在於小學，由小學而治經，“然小學通而精力已竭，無暇及於經學”。馬氏所論甚是，此篇尚可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