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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閣體

明代書體

明代初期,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由於個人喜好,他們都曾大力提倡書法,一時帖學大盛。成祖下詔求海內擅書之士,邀集於翰林院,倍加恩寵。明代開科選士時,皆用楷書答試卷,務求工整。字寫得欠佳者,即使滿腹經綸,也會名落孫山。這對當時書法藝術風貌產生過較大影響。因此,讀書人寫字,惟求端正拘恭,橫平豎直,整整齊齊,寫得像木版印刷體一樣,這就形成了明代的台閣書體,稱“台閣體”。

台閣體是指明朝永樂成化年間館閣文臣楊士奇楊榮楊溥等(號稱“三楊”)為代表的一種文學創作風格。

台閣體詩文內容大多比較貧乏,多為應制、題贈、應酬而作,題材常是“頌聖德,歌太平”,藝術上追求平正典雅,后在茶陵派、前七子等流派的衝擊下,漸漸退出了文壇。

形成原因


台閣,本指尚書(系古代輔佐皇帝處理政務之官)。
尚書台在宮廷建築之內,故有此稱,后引伸為官府之代稱。
台閣體示意圖
台閣體示意圖

特點


台閣體是一種明代官場書體。其特點是字體方正、光潔、烏黑,大小一律。
台閣體之所以會產生的直接原因,主要是朝廷出於寫內製(系皇帝文誥)、外製(系中書機構所撰詔敕)的需要,於是詔四方工書者入宮,負責繕寫誥制、詔命、玉牒、匾額等,尤其是書寫內製者,更被授為中書舍人之職。
明永樂年間,由於《永樂大典》的編修和繕寫,中書舍人需求量由原10人增至40人,而對於書寫也更加嚴格。

影響


台閣體書法是書法藝術史的一種特殊現象。
它對於書家的才華、性情無疑是一種無形的束縛,但也由於皇權的需要和提倡,推動了帖學書法的發展,還是有其積極貢獻的。
在明初,統治者強化中央集權和專制統治,這時台閣體書法應運而生,至永樂年間達到鼎盛,影響波及朝野間的整個書壇,成為當時書法藝術的主要表現形態。
台閣體書法在永樂、宣德年間佔據著書壇30餘年的統治地位,至成化、弘治年間卻衰落了。

代表人物


台閣體書法的主要名家,大多任朝廷的中書舍人,其代表人物即有並稱“二沈”的沈度沈粲兄弟、沈藻(沈度之子)、姜立綱
最典型的台閣體書法風貌創立人——沈度(1357年至1434年),字民則,號自樂,明代松江華亭(今上海市松江)人。
據史料記載,沈度性敦實,少力學,博經史。
明洪武年間舉文學不就,永樂二年(1404年)48歲時以精書而被明成祖朱棣召入翰林院,任侍講學士(系明代翰林院掌講經史的從五品官職)。他擅隸書、行書,尤精楷書,端雅正宜,一片廟堂氣象。
他是明代初期書壇上稱雄的“二沈”之一。
台閣體最後一位代表人物——姜立綱,字廷憲,號東溪,浙江瑞安人,生卒年不詳,據筆者所考,國內現僅存姜立綱有紀年的作品是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所作《行楷書朱熹訁永易詩二首》扇頁,真跡現藏南京博物院。
故筆者認為,姜立綱大約生活在明景泰至成化年間。據史料記載,他自幼聰穎,7歲能作書,命為翰林院秀才,明天順授中書舍人,官至太常少卿。
工詩,擅書畫,其楷書、行書頗佳,尤其是楷書,自成一家。他的傳世作品稀少,據筆者所考,國內博物院(館)現僅存4幅。
據筆者近考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所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兩卷,發現書中所影印著錄的有兩幅沈度和姜立綱所書台閣體書法精品,十分難得。
1.沈度所作《楷書詩》頁,該頁為《聶大年等行楷書詩札冊》中之一開。紙本,縱22厘米,橫12厘米。真跡現藏濟南市博物館
2.姜立綱所作《楷書東銘》冊,紙本,縱28.7厘米,橫14.8厘米。真跡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這兩幅楷書作品通篇運筆精到,圓筆中鋒,豐潤淳和,勁秀工整,縱橫有行,分佈和諧,端莊有致。字體整齊平整而勻稱有度。
用筆流暢圓轉,瀟灑秀逸。結體婉麗飄逸,雍容有度,體現了明代台閣體書法的風貌,是台閣體書法的範本,故筆者認為,應為兩位書家的台閣體書法代表之作。
這兩幅書法作品為我們研究台閣體書法的創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史料,同時也為沈書和姜書辨偽提供了可*依據。
以上兩幅台閣體書法藏品於1984年、1988年,經國家文物局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專家鑒定,被確定為沈度、姜立綱真跡。現均為國家二級文物。

產生與發展


台閣體大體與這樣的幾種因素相關聯:一是密切結合官方意識形態即程朱理學,故表現的思想情感“雅正平和”,有濃厚的道學氣;二是反映著上層官僚的生活內容,故應制、唱和之作數量非常之多;三是與當時(特別是永樂之後)政治平靜、人事結構穩定的狀況相對應,表現出陶然悠然的滿足心態(如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稱楊士奇的“太平宰相風度”)。他們要求文起到“施政教,適性情”的功能,內容上要“歌頌聖德,施之詔誥典冊以申命行事”(王直為楊榮《文敏集》所作《序》),在表達一己的感情時,要“適性情之正”,抒寫“愛親忠君之念,咎己自悼之懷”(楊榮《省愆集序》)。總之,這是一種由壓抑的道德和平庸的人格出發的文學,既缺乏對自我內在情感的切入,也缺乏對社會生活的關懷,並且缺乏藝術創造的熱情。台閣體文人大都追慕宋人的文學風範,如董其昌所說:“自楊文貞而下,皆以歐、曾為范。”(《重刻王文庄公集序》)但這種追慕,更多地以程朱理學為前提,距宋人的文學成就也遙遠得很。而由於這些文人的社會地位之高,對他們的影響也格外大。如果按照這一方向走下去,無疑會把文學引向絕境。
但台閣體發展到後期,也漸漸產生了一些變化。如江南地區出身的館閣大臣徐有貞王鏊的詩歌,所表現的人生感受要比“三楊”來得複雜一些。被稱為荼陵詩派領袖的李東陽(1447年—1516年),在成化、弘治年間以台閣大臣的身份主持詩壇,其詩風大致仍在台閣體的範圍。但他論詩,一是強調宗法杜甫,一是比前人更多重視詩歌語言的藝術。在其《懷麓堂詩話》中,比較細緻地分析了詩歌的聲律、音調、結構、用字等方面的問題。這看起來好像是細枝末節的議論,實際上對恢復詩歌的抒情功能,卻有一定的效用。他提出“宋詩深,卻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卻近”,也表現了對宋詩的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