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詩

從北宋開國到宋真宗趙恆朝七八十年的時間裡﹐宋詩基本上沿襲唐風。主要流派有以王禹偁(954～1001)為代表的白居易體(簡稱白體)﹐魏野(960～1019)﹑林逋(968～1028)為代表的晚唐體和楊億(974～1020)﹑劉筠(970～1030)﹑錢惟演(977～1034)為代表的西昆體。詩人的個人成就　以王禹偁為最大。他是宋代提倡向李白﹑杜甫﹑白居易學習的第一個詩人﹐寫下不少關心民間疾苦的詩篇。就流派言﹐以雕章麗句﹑多用典故的西昆體影響為最大。11世紀初二三十年的詩壇﹐基本上為它所把持。

宋仁宗趙禎時﹐歐陽修﹑梅堯臣(1002～1060)﹑蘇舜欽(1009～1048) 等青 年文學家﹐在反對駢文﹐提倡古文的同時﹐連帶反對楊億﹑劉筠片面追求偶切﹑不重內容的近體唱和詩風﹐上承宋初王禹偁關心現實的精神﹐主張大量創作以反映國計民生為傳統的古體詩﹐以配合當時的政治改革運動。這一時期﹐梅堯臣同情民間疾苦的名篇《田家語》﹑《汝墳貧女》﹐蘇舜欽反映宋廷積貧積弱社會問題的《城南感懷呈永叔》﹑《慶州敗》﹐歐陽修揭露官府腐敗的《食糟民》﹐蔡襄(1012～1067)﹑石介(1005～1045)等人直接干預政局的《四賢一不屑》和《慶曆聖德頌》等古體之作陸續問世﹐名重一時﹐朝野詩風為之一變。宋詩議論化﹑散文化的獨特面目﹐也在此時初步形成。

11世紀後半期﹐王安石﹑蘇軾相繼主盟詩壇﹐宋詩創作形成第一個高峰期。王﹑蘇兩人政治見解和詩歌主張多所不同﹐但銳意創新﹐力圖建立個人風格的不倦追求則一。代表作如

王安石《明妃曲》﹑《烏江亭》詩﹐就傳統題材翻出新意﹐充分發揮了宋詩長於議論的特點﹐讀後耐人回味﹐被公認超出唐人的同類作品。蘇軾則在“以詩為詞”的同時﹐將歐陽修﹑梅堯臣等人開了頭的“以文為詩”推進到“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的地步。蘇詩的超邁豪縱﹐觸處生春﹐富於創新精神﹐其名作《百步洪》詩中一氣呵成的七個聯喻: “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是最好的自然寫照。王﹑蘇兩人刻意求新而創作的一些小詩﹐如王詩《泊船瓜洲》﹐蘇詩《題西林壁》﹐或以新鮮的意象示人以奇想﹐或以豐富的哲理髮人以深思﹐歷久而傳誦不衰﹐也為宋詩增添了不少光彩。

這一時期的重要詩人還有黃庭堅(1045～1105)﹑陳師道(1053～1101)等﹐並出蘇軾門下﹐但詩風與蘇軾不同。

黃庭堅作詩﹐有所謂“點鐵成金”﹑“脫胎換骨”的方法 ﹐目的是“以故為新”﹐尚不失宋詩革新期的首創精神。後來起而效法者﹐以此為定式﹐形成在南北宋之際影響十分巨大的江西詩派﹐宋詩重新走上了模仿前人﹐只在文字技巧﹑聲韻格律方面顛來倒去的形式主義道路。直到南渡之際﹐陳與義(1090～1138)等人由早期江西詩人對杜詩聲律的偏愛轉向學習杜甫憂國憂民的精神和蒼涼沉鬱的風格﹐在詩歌中反映出民族災難降臨之初知識分子的愛國感情﹐宋詩停滯不前的現象才有所改變。

南宋前期﹐抗敵﹑北伐成為詩人表現的重大主題﹐愛國詩的大量湧現﹐使宋詩在這方面成為超越前代並給後世以莫大影響的典範﹐是這一時期的主要貢獻。以陸遊為代表的中興詩人﹐紛紛從江西詩派的束縛下解脫出來﹐建立起自己的風格。陸遊的“從軍樂”﹑楊萬里(1127～1206)的“誠齋體”﹑范成大(1126～1193)的田園詩﹐均能獨自網開一面﹐在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除愛國﹑抗戰之外﹐農村下層民眾的生活﹐也是他們的共同題材。詩歌語言也開始趨於通俗﹑自然和口語化。楊萬里的“活脫”﹐陸遊的平易﹐范成大的明白如話﹐包括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詩歌的平直質樸﹐均使這一時期的詩歌表現出與前幾個時期以及唐詩的不同面貌。

南宋後期﹐再也沒有出現比較重要的詩人。先後活躍在詩壇上 的“永嘉四靈”和“江湖詩派”﹐為詩宗賈島﹑姚合﹐重新走宋初的沿襲晚唐詩風的老路﹐雖也寫出一些清新可讀的作品﹐但總的來說﹐宋詩也如當時的政局﹐已是風雨飄搖﹐每況愈下。直至宋末文天祥等愛國志士以血淚凝成的正氣歌留名汗青﹐宋詩才最後迸出了一道引人注目的亮光。

關於宋詩的特點﹐一般認為最主要的是議論化﹑散文化。“以文為詩”﹐唐代個別詩人如韓愈等已開其端﹐

但奉為圭臬﹐因之蔚為一代詩風者則自歐陽修﹑梅堯臣等人始﹐至王安石﹑蘇軾﹑黃庭堅而達到極致。由“以文為詩”到“以議論為詩”﹐宋詩之所以在強大的唐詩影響之下獨樹一幟﹐形成自己的這一風格特徵﹐有著深刻的時代根源。北宋時期﹐政治改革和隨之出現的朋黨之爭﹐從慶曆新政到王安石變法﹐一直是知識分子關心的主要問題。終南宋之世﹐主戰和主和﹐又將朝野士人分成旗幟鮮明的兩大派。絕大多數詩人具有官僚和知識分子雙重身份﹐“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是這批人的共同特徵。其次﹐宋代儒學一改唐人死守前代註疏的舊習﹐疑經惑古﹐以己意解經﹐蔚為風氣﹐本已官僚化的士人﹐又加上了一重學者化的身份。所謂某人好議論﹐主要就是由這兩個特殊的時代背景所促成。

與宋詩議論化相關的還有另一個特點﹕理趣。所謂理趣﹐指寄寓在詩歌形像中的人生哲理。宋詩理趣形成的文化根源主要不是理學﹐而是佛門的禪機。宋詩中最富有理趣的幾首代表作品﹐多出於理學形成之前而哲學思想自成體系的王安石﹑蘇軾及其追隨者黃庭堅﹑陳師道之手。如蘇軾的《次韻法芝舉舊詩一首》:“春來何處不歸鴻﹐非復羸牛踏舊蹤﹐但願老師真似月﹐誰家瓮里不相逢。”即源於《高僧傳》所載醋頭和尚斗機鋒的偈頌。

此外﹐兩宋詩壇還有兩個前所未有的特點﹐一是詩歌派別的出現和形成風氣﹐一是“詩話”作為一種詩歌批評方式的產生和流行。宋詩多流派﹐當與佛教宗派思想的刺激以及政治上黨爭紛繁的原因有關。如北宋末呂本中(1084～1145)作《江西詩社宗派圖》﹐列黃庭堅以下二十五人﹐后又有所謂江西詩派一祖三宗之說﹐一如禪宗之“法嗣”傳衣。列名之人均以名節自勵﹐氣味相投。至於文學觀方面的不同﹐因而造成詩家的門戶之見﹐壁壘森嚴﹐則與“詩話”的黨同伐異有著互為因果的內在聯繫。

關於宋詩的評價，自南宋嚴羽《滄浪詩活》起就存在著嚴重的分歧﹐直至在文學史上形成了“尊唐”與“崇宋”兩大派系。大抵唐詩主情致﹐宋詩重理性﹐從藝術的角度看﹐宋詩不少作品缺乏形象性﹑音樂美﹐感染力不強﹐是它的缺點。從文化史的立場上講﹐宋詩在唐代詩歌格律完備﹑意象純熟﹑臻於頂峰的情況下另闢蹊徑﹐為近世詩歌的發展提供了富有時代意義的榜樣﹐是它的成功之處。

在中國的詩歌史上，唐詩、宋詩（詞）作為兩個難以逾越的高峰，燦爛著中國的文化領域，同時，又備受文人們的爭議，從詩歌的寫作背景，到詩歌的謀篇結構、錘詞鍊句、修辭用典，都是人們熱愛和攻擊的目標。

拋開思想觀念及出發點的考慮，見仁見智，針對詩歌本身的爭論畢竟是有益於詩歌自身發展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張毅先生的《20世紀唐詩宋詩之爭》，不僅綜合、羅列了別人的觀點，更明白無誤地擺明了自己的觀點，可謂不卑不亢。

這個問題實際上涉及兩個方面：

一個方面是學唐與宗宋的問題，主要指的是在古典詩歌創作當中是向唐人學習還是向宋人學習。這個問題的爭論主要是在古代，特別是宋代就開始了，一直到清代，一直到近代。這在當時學詩的人當中，是有著很現實的實際意義的。歷代的唐宋詩之爭，或者是20世紀的唐宋詩之爭，實際上並不存在著說唐詩好不好的問題。唐宋詩之爭實際上涉及的一個問題，就是說唐以後的古典詩歌宋詩是不是也有存在的必要、也有它存在的價值。從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來看，李白、杜甫、蘇東坡、黃庭堅，前兩位詩人是唐詩的代表，后兩位詩人是宋詩的代表。實際上，宋詩是唐詩之後中國古典詩歌的另外的一種典範，所以宋以後學習詩歌創作的人，不是入於唐，就是出於宋，沒有其它的。唐宋詩之爭實際上最後涉及的問題，就是說宋詩是不是也有它獨立存在的價值？

陳衍實際上是“同光體”宋詩派的在理論上和創作上的一個代表人物，他提出的幾點內容對我們後來的宋詩研究都影響很大。比如說一個觀點，就是所謂的“三元說”。“三元說”認為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最主要的是“三元”：一個是“開元”。開元十五年左右，是盛唐詩歌形成的標誌，盛唐詩歌形成的標誌就是所謂的“聲律與風骨兼備”，這是中國詩歌的一個高峰；另外一個是“元和”。“元和”實際指的是中唐，就是白居易、元稹，還有韓愈，還有孟郊，“韓孟詩派”。有一句話叫“詩到元和體變新”，它出現了很多變化，這種變化對後來的元和詩歌的發展、對後來的宋詩都有影響；宋詩發展的高峰是北宋的元佑時期，就是蘇、黃為代表的“元佑”，也就是“三元說”中的第三個“元”。“三元”是中國古典詩歌發展的最重要的階段，在這“三元”當中，“元和”又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

陳衍提出的第二點很有影響的觀點是，他主張“學人之詩”。唐詩是“詩人之詩”，而宋詩是“學人之詩”，這個“學人”就是學者。這一點，也是宋代的作家和唐代的作家不一樣的地方。我感覺到宋代作家的人文修養、文化修養，甚至包括藝術修養，都高過了唐人，歸結到一點，就是宋代詩人的學養是比較豐富的。我們現在有的人提倡作家的學者化，其實早在宋代作家就已經是學者化了。學者化有好處，也有不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就是理性的、理智的東西太強了，這樣往往會抹殺掉一些詩意的東西。陳衍看到了這方面，所以他主張詩歌創作，最好是要把“學人之詩”和“詩人之詩”合二為一。

陳衍還有一個觀點，也是影響比較大的，就是關於宋詩的精華在什麼地方。過去對宋人的評價，都是以蘇東坡作為宋詩的代表的。而蘇東坡的主要成績是他的古體詩，古體詩當中又主要體現為以文為詩——詩歌創作的散文化。所以，更多地認為宋詩寫得好的是古體，特別是“七古”，它的精華部分是在那一部分裡面。但是陳衍提出來——他在《宋詩精華錄》裡面認為，宋詩的精華不在古體詩而在近體詩。根據他的說法，真正能成為宋詩的代表的，最典型的應該是黃庭堅，應該是陳師道。他的這種觀點就認為宋詩的發展如果要說以之為詩，可以說是從歐陽修開始，然後到蘇東坡達到頂峰。如果是從近體詩歌的創作來說，應該是宋詩在近體詩創作當中，也自有自己的特色；而自己的特色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是從王安石開始到黃庭堅完成的。

後來的朱自清、程千帆一直到錢鍾書先生，他們對宋詩的看法大體上、總體上可以明顯地看出，滌受陳衍的影響。當時和陳衍有一個直接對抗的是柳亞子，柳亞子的南社。南社就是主張詩學盛唐。實際主張詩歌創作學習唐人並不是從南社開始的，明人學唐有句口號叫“詩必盛唐”，詩歌就是盛唐的好。

另外，有個問題我再提一下，因為涉及宋人是否懂形象思維的問題。對宋詩的討論，不論是否定也好、肯定也好，基本上都是根據前人對於宋詩的說法來展開的。嚴羽《滄浪詩話》當中提到宋詩的時候，他認為（嚴羽也是宋代的人）本朝人是以文為詩——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那麼這三個方面就被認為是宋詩的特徵。《滄浪詩話》一個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提倡“別材”“別趣”，提倡“妙悟”，提倡“興趣”。“妙悟”和“興趣”，就是指的詩歌創作應該靠直覺，詩歌應該有言有盡而意無窮的韻味，應該有神韻。用這兩條來衡量，唐人的詩歌是最符合他這個標準的，所以他提倡要學習唐人，以盛唐為法；而對宋代的詩歌，他講的“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就是對宋詩的批評。把嚴羽對宋詩的批評作為宋詩的特點來看待是否妥當，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宋詩與唐詩是不一樣的，這個不一樣究竟表現在什麼地方？主要的觀點有這麼幾點：一點是，認為宋詩和唐詩的不同，就是人文意象佔主導地位。古典詩歌的意象，大致有兩個來源：一個是自然的意象，就是日月星辰、山川風物，自然界的意象；另外一種意象是人文的意象，就是歷史文化遺存的意象，這種人文意象更多體現在典故的運用上。所以，宋詩的一個特點是用典比較多——這並不是說它沒有自然意象，但是自然意象在宋詩裡面不佔主導地位。這被認為是宋詩的一個特點、一個特徵。

第二點，認為宋詩的文化的蘊涵、藝術風格和唐詩不一樣。這個觀點主要認為宋詩是宋代文化的產物。研究宋代文學、宋詩、宋詞的人，都喜歡引陳寅恪先生的一句話，認為中華文化幾千年的發展，到了趙宋王朝便達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這個成熟不僅反映在文學領域，也反映在哲學上、歷史上。歷史方面有《資治通鑒》這樣偉大的著作出現；哲學方面，有朱熹這樣的哲學家出現；文學方面，唐宋八大家，宋代佔了六家，宋詩也還可以，還有宋詞；宋代的文人畫、書法也是這樣。所以，唐宋詩的區別，就是宋代文化與唐代文化的區別。

第三點，大家認為，宋詩的成就、特點，就在於它和唐詩不一樣，這也是它高出元詩和明詩的地方。因為實際講詩歌創作，雖然說“詩必盛唐”是明代提出來的，但元代的詩人就開始強調詩歌要學唐人了。但是學唐人學得再好，你會超過李白、超過杜甫嗎？藝術貴在創新，沒有自己新鮮的、獨特的東西，在藝術史、文學史上就留存不下來。宋詩不管怎麼說，跟唐詩不一樣，這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另外，還有一點認為，宋詩從整體上來說，它追求一種格調，風格典雅。宋詩的美，是一種什麼美呢？我們提出一個觀點，是一種老境的美，就是漸入老境。老境的美就是一種平淡的美，是老樹著花的美。所以，宋詩的這種代表，像黃庭堅，他的風格就是一種瘦硬的風格。瘦硬就是他盡量避免用很多感情色彩比較強烈的形容、比喻這樣的詞句，盡量避免用華麗詞藻。比較華麗的詞藻往往是在人的感情比較豐富的時候用，而宋詩裡面沒有這種，它都是比較平淡的；而且，從蘇東坡開始到黃庭堅，他們都把平淡作為了詩人詩歌創作風格成熟的最高標誌。

唐詩在我國詩歌發展史上佔據了最光彩的一頁。宋詩在繼承唐詩傳統的基礎上，在思想內容和藝術表現方面都形成了自己鮮明的特色。

宋詩和唐詩相比，也有創作風格的不同。

（1）唐詩善於言情，即使說理也多以抒情的方式出之，以情韻取勝；宋詩則多喜說理，尚議論，以理趣見長。

（2）唐詩多以強烈的激情去感受現實生活，重視生活感受的直接抒發和描寫，顯得渾厚博大；宋詩多以冷靜

的態度去體察客觀事物，“以方學為詩”比較喜歡用典，書卷氣較濃，顯得委曲精深。

（3）唐詩語言流麗；宋詩則往往把散文的章法，句法引入詩中，結構手段，敘述方法和語言風格具有散文化傾向。

馬積高、黃鈞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概括簡單概括了兩者的特點：

唐詩和宋詩，不僅是兩個朝代詩歌的總名，而且代表了我國詩歌史上兩種詩法和詩歌。它們不同之處在於：

唐詩主言情，即使說理，也多以抒情方式出之；宋詩喜說理，崇尚議論。唐詩多含蓄；宋詩多直露，言盡意亦盡。唐詩多注重生活感受的直接描寫和抒發；宋詩的優秀之作也來自生活，但往往先從理性上把握，然後再選擇恰當的形式。所以宋詩即令句句生動具體，總是有某種邏輯思維的潛流貫穿其中，不像唐詩的意境大都以直觀形式表現出來。總之，唐詩總用感性形象來把握現實，宋詩則多藉助理性思維來解剖現實；唐詩詩味較濃，宋詩詩味較淡，但卻以思想的細緻深刻、技巧語言的精益求精彌補之。由於這些原因，宋詩比唐詩好學。唐詩靠靈感，宋詩靠才學；才學可以通過努力獲得，靈感卻不能勉強。唐詩靠感性，宋詩靠理性；理性可以深思熟慮獲得，而感性（形象思維）卻比較難於捕捉。而且，清代學宋者並不排斥唐詩，往往還由宋窺唐，故用力較易，又不致造成粗獷膚廓之弊。因此，宗宋往往比宗唐獲得的成就要大。

袁行霈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緒論中分析了二者一脈相承性：

事實上，從中唐開始，唐詩就有向日後的宋詩演變的趨勢。而宋詩的許多特徵，都可在杜甫、韓愈的詩中找到濫觴。從整個詩歌史來看，宋詩正是唐詩發展的必然結果。唐詩與宋詩，本是一脈相承的。例如，詩歌在題材和語言上趨於通俗化，描寫平凡、瑣細的日常生活，並採用俗字俚語，這種趨勢是從杜甫開始的，中唐韓愈、白居易、孟郊、賈島及晚唐皮日休、羅隱等人又有所發展，而宋代詩人則沿其流而揚其波。又如在詩歌中發議論，也是從杜甫、韓愈開始，在晚唐杜牧、李商隱的詩中已屢見不鮮，入宋以後則發展成為詩壇的普遍風氣。宋代詩人正是充分吸取了唐詩的營養，才創造出一代詩風。杜甫、韓愈對宋詩的啟迪作用尤其重要。宋人曾說：“工於詩者，必取杜甫。”（黃裳《陳商老詩集序》）清人則認為：“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為之發其端，可謂極盛。”（葉燮《原詩》卷一）這些論述都是符合實際的。宋人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們對唐詩並未亦步亦趨，而是有因有革，所以能創造出與唐詩雙峰並峙的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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