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詩派

江湖詩派是南宋時期的一個詩派。因書商陳起所刊《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後集》、《江湖續集》等詩歌集而得名。江湖派詩人的生活年代不一，身分複雜，有布衣，也有官宦。但其中以那些因功名不遂而浪跡江湖的下層文人的作品較有影響，如劉過、姜夔、敖陶孫、戴復古、劉克莊、趙汝迕等，都是代表人物。

江湖詩派詩人多以江湖相標榜，作品表現了他們不滿朝政，不願與之合作的態度；也反映了他們厭惡仕途、企羨隱逸的情緒。江湖詩派的部分作品對南宋社會有較為深刻的反映。這些詩作或題詠山川、或記述事件，藉以抒發作者愛國情懷，發泄對朝廷的不滿，指斥權貴的醜行，再現戰亂給人民帶來的苦難。劉過《題多景樓》，敖陶孫《中夜嘆》，劉克莊《開濠行》、《苦寒行》，趙汝迕《翁媼嘆》，利登《野農謠》，樂雷發《逃戶》等，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他們的作品，還常常抒寫有志難申的苦悶心情以及寄人籬下的悲涼境遇。也有一些作品情緒低落，表現了消極避世的思想。

江湖派詩人的主要成就表現在古體詩和七言絕句上。他們大都不滿江西詩派在詩中堆砌典故、炫耀學問的傾向，力求平直、流暢。許多人和“永嘉四靈”一樣，崇尚晚唐詩風，但又不像“永嘉四靈”那樣專守律體，儘力鍛造。一些江湖詩人喜歡仿古體樂府，或雄放勁切，或質實古樸；也有一些人專在絕句上下功夫，細緻精巧，長於煉意。如葉紹翁的《遊園不值》，就膾炙人口。

江湖詩派和“江西”、“四靈”一樣，未能擺脫模擬之風，境界不高，氣度狹小是他們的通病。由於疏於鍛造，他們的一些古詩往往率意而成，顯得粗糙；絕句也多存在明暢有餘而含蓄不足的缺陷。

南宋後期，一些沒能入仕的游士流轉江湖，以獻詩賣文維持生計，成為江湖謁客。當時杭州有一個名叫陳起的書商，喜歡結交文人墨客，其中有低級官員、隱逸之士，也有許多江湖謁客。從1125年（宋理宗慶元年）開始，陳起為上述詩人刻印詩集，總稱為《江湖集》。以江湖謁客為主的這些詩人就被稱為江湖詩派。由於被收入《江湖集》的詩人身份各異，又沒有公認的詩學宗主，所以江湖詩派是一個十分鬆散的作家群體，他們只是具有大致相似的創作傾向而已。

在陳起始刻《江湖集》的前一年，即1224年（宋寧宗嘉定十七年），權相史彌遠擅行廢立，次年又逼死了已被廢黜的濟王趙竑。史彌遠為了鉗制輿論，便從新刊的《江湖集》中找出“東風謬賞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和“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等詩句，誣為譏刺朝政，對作詩者進行迫害，《江湖集》被劈板禁毀，且詔禁士大夫作詩。“江湖詩禍”的發生一方面影響了江湖詩人的創作，使他們畏禍而較少詠及時事；另一方面卻也使得江湖詩派名揚一時，反而提高了他們在詩壇上的聲譽。

江湖詩派的成員眾多，人品流雜，其中大多數人對於國事政治不甚關心，但也不甘於清貧寂寞的隱逸生活。他們熱衷於交遊、結社、互相標榜。有不少人甚至以詩歌作為干謁權貴、謀取錢財的工具。他們的前輩姜夔雖然結交高官，但尚能清介自守。而此時的江湖詩人則不再堅持那種操守和志趣，他們追求的是社會的承認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實際利益，他們寫了許多用於獻謁、應酬的詩，內容大多是歌功頌德或嘆窮嗟卑，空洞無聊。此外，獻謁、應酬之作往往是即席而成，率意出手，有時甚至逞才求博，以多相誇，結果辭意俱落俗套，在藝術上相當粗糙。

當然，江湖詩派的情況十分複雜，不可一概而論。江湖詩人生活在社會下層，接觸的生活面很廣，詩歌的題材來源比較豐富。農民以及城市貧民的悲慘處境不時出現在江湖詩人筆下，例如許棐的《泥孩兒》把“雙罩紅紗廚，嬌立瓶花底”的泥孩兒與“呱呱瘦於鬼，棄卧橋巷間”的貧兒作比，從而發出“人賤不如泥”的慨嘆，相當感人。

劉克莊（1187-1269）在江湖詩人中年壽最長，官位最高，成就也最大。他又喜歡提攜後進，故被許多江湖詩人視為領袖。他早期作詩頗受“四靈”的影響，葉適甚至認為他是“四靈”的繼承者。但劉克莊最敬服的當代詩人卻是陸遊，正是陸遊的影響使他在題材取向上與“四靈”分道揚鑣。劉克莊關心國事，金和蒙古的威脅使他憂心忡忡，南宋政治窳敗、軍隊孱弱的現狀更使他痛心疾首，他寫了《國殤行》、《築城行》、《苦寒行》等樂府詩來抨擊時弊，例如《軍中樂》：

行營面面設刁斗，帳門深深萬人守。將軍貴重不據鞍，夜夜發兵防隘口。自言虜畏不也犯，射麋捕鹿來行酒。更闌酒醒山月落，彩縑百段支女樂。誰知營中血戰人，無錢得合金瘡葯！

描寫生動，揭露深刻，繼承了唐代新樂府詩人和陸遊的傳統。

劉克莊在藝術上兼師唐、宋諸家，其詩歌風格呈現出多種淵源，其中尤以賈島、姚合到“四靈”的一脈比較顯著。但從總體上看，劉克莊的詩風並未受“四靈”的束縛，例如《郊行》：

一雨餞殘熱，忻然思杖藜。野田沙鸛立，古木廟鴉啼。失仆迷行路，逢樵負過溪。獨游吾有趣，何必問棲棲？

思新語工，文字卻不甚雕琢，風格平易明快，已與“四靈”詩風有相當的距離。

劉克莊的缺點是一意追求作品的數量，故多滑熟之作，尤其是他的七律和七絕，往往一題多首，搖筆即來，未免粗濫。這也是江湖詩派的通病。

戴復古（1167-1248？）性喜漫遊，以詩聞名於公卿間。他早年曾從陸遊學詩，後來一度崇尚晚唐，但受陸遊雄渾詩風的影響最深。他雖然身在江湖，但作詩則繼承杜甫、陸遊的傳統，指斥朝政，反映民瘼，絕少顧忌。例如《庚子薦饑》指責官府賑災之虛偽：“官司行賑恤，不過是文移！”言辭之尖銳，是宋詩中少見的。戴復古最好的詩是寫對時事的感觸，例如《江陰浮遠堂》和《頻酌淮河水》：

橫岡下瞰大江流，浮遠堂前萬里愁。最苦無山遮望眼，淮南極目盡神州！

有客游濠梁，頻酌淮河水。東南水多咸，不如此水美。春風吹綠波，鬱郁中原氣。莫向北岸汲，中有英雄淚。

沉鬱之中有一股雄放之氣，語言淺切而耐人尋味，在江湖詩派中獨樹一幟。

江湖詩人效法香奩體的詩作，有以下三個顯著特點：

一、題材上敘寫女性及戀情

嚴羽與江湖詩人大致同時代，甚至被不少論者列入江湖詩派當中，他在《滄浪詩話·詩體》中認為，“香奩體，韓偓之詩，皆裙裾脂粉之語”。這個看法向無異議，明宋公傳《元詩體要》卷八亦論香奩體曰：“唐人用此體言閨閣之情，乃艷詞也，與玉台體相似”。可見敘寫女性及男女之情是香奩體最突出的特徵。

而江湖詩人所師法的其他晚唐詩人，都很少寫或幾乎不寫男女之情。賈島初為衲子后還俗，其詩集中提及女性的詩作僅有兩首，一首為《元日女道士受籙》。此種題目若在溫李等人的筆下，定會大大地渲染一番，寫成類似李商隱《和韓錄事送宮人入道》一類的作品。但賈島之詩僅直敘其事，毫無脂粉氣味，中間兩聯“數星連斗出，萬里斷雲飛。霜下磬聲在，月高壇影微”更加可以見其詩作的本色。另一首為《友人婚楊氏催妝》，詩曰：“不知今夕是何夕，催促陽台近鏡台。誰道芙蓉水中種，青銅鏡里一枝開。”此詩倒是思致纏綿，但這只是他替友人所作的“催妝詩”，實屬特例。姚合集中言及男女之情的詩作也只有三首，《惜別》與《欲別》都是離贈之作，而《楊給事師皋哭亡愛姬英英竊聞詩人多賦因而繼和》是唱和之作。姚賈似乎對友情看得比愛情更重，他們集中與友人酬答寄贈及敘寫別後思念的詩作頗多，而言及女性愛情的僅上述幾首。

許渾詩歌重在敘寫南國山水的清麗景色及抒發旅途寂寞、懷古傷今之情，也不以寫愛情見長，他的《神女祠》、《題舒女廟》、《題義女亭》等詩純系遊覽懷古之作，只有為數不多的幾首詩作如《送段覺之西蜀結婚》、《觀章中丞夜按歌舞》等才旁及男女之情。至於杜荀鶴和羅隱，他們最優秀的詩歌都是一些諷世之作。

宋人多用詞寫男女之情，而在詩中很少涉及這一方面的內容，四靈詩作尤為如此。在徐照的《芳蘭軒詩集》中，還有《題真娘墓》、《題桃花夫人廟》、《宮詞二首》這樣的題目，而翁卷的《葦碧軒詩集》中，只能見到一首同情民生疾苦的《東陌路旁養蠶女子》，至於在趙師秀和徐璣的集中，女性的身影則蕩然無存。江湖詩派是宋代唯一一個在詩中較多言及愛情的詩歌流派，其原因正在於他們學習“香奩體”，師法了擅長寫男女之情的韓偓。

二、風格婉麗纏綿

姚賈和四靈之詩重在以清新刻露之辭寫野逸清瘦之趣，詩風趨於寂寞寒苦。許渾則偏好於寫江南水鄉景色，詩歌顯得工切圓熟。而韓偓的香奩詩善於抓住女子剎那間的神態情思作深入細緻刻畫，或者書寫別後悠長無盡的相思之情，自然形成了一種深婉清麗的風格，如其《寒食夜有寄》云：“風流大抵是倀倀，此際相思必斷腸。雲薄月昏寒食夜，隔簾微雨杏花香。”江湖詩人們學習韓偓，效法的正是這類詩作，如施樞《曉寒》云：

曲曲屏山憶夢中，峭寒成陣入簾櫳。宿香銷盡金猊冷，一樹梅花怯曉風。

再如芳庭斯植《春夜》：

玉樓台畔柳生煙，況是春風杜宇天。一片月光涼似水，半扶花影上鞦韆。

三、形式上採用七絕

《香奩集》中五七言古今體均有，但以七絕數量最多成就也最高。四部叢刊本《香奩集》按體編排，共分11體計101首，其中七絕40首，佔全集近五分之二，數目遠高於七律19首，五絕9首，五律、五排各7首，可見韓偓寫香奩詩以七絕為重。七絕一體往往以含蘊無窮、餘韻不盡見長，“論七絕的稱‘含蓄’為風調，風飄搖而有遠情，調悠揚而有遠韻，總之是餘味深長”。韓偓七絕善以女子瞬間剪影入詩，在短小篇幅中鑄就雋永情思。如其《夜深》云：“惻惻輕寒翦翦風，小梅飄雪杏花紅。夜深斜搭鞦韆索，樓閣朦朧煙雨中。”初春風中尚略帶寒意，杏花初開，凋零的梅花如雪花般飄舞，在此時節，“樓閣宵寒，鞦韆罷戲，其中有剪燈聽雨人在”。全詩婉轉道來，不直著一詞，詩人的無限情思卻已隱含其中，惆悵、愛憐、迷惘、渴慕，似兼而有之而又未可執於一端。

後世學作香奩詩者，也以七絕為多。對於江湖詩人而言，他們在創作上本就是古體不如近體，長篇不如短章，最擅長於五律和七絕。其五律學姚賈而七律學許渾，學香奩詩則好用七絕一體。陳衍《宋詩精華錄》稱“晚宋人多攻絕句”，江湖詩人效法香奩之作尤為如此。

從總體上看，江湖詩派的風格傾向是不滿江西詩風而仿效“四靈”，學習晚唐，但取徑比“四靈”更寬闊一些，比所學的唐代詩人的面要寬得多，同時又多少受了南宋“中興四大詩人”的影響，這基本上代表著南宋後期詩壇的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