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合

姚合（卒於約855年），中國唐代傑出詩人，字大凝，祖籍吳興（今浙江省湖州市），陝州（今河南陝縣）人，出自大名鼎鼎的吳興姚氏，唐代名相姚崇曾侄孫。元和十一年(816)進士，授武功主簿。歷任監察御史，金、杭二州刺史、刑部郎中、給事中等職，終秘書少監。世稱姚武功，其詩派稱武功體。姚合在當時詩名很盛，與賈島友善，詩亦相近，然較賈略平淺，世稱“姚賈”。擅長五律，以幽折清峭見長，善於摹寫自然景物及蕭條官況，時有佳句。但風格題材較單調，刻畫景物較瑣細。其詩曾為南宋永嘉四靈及江湖派詩人所師法。今傳《姚少監詩集》10卷，另編有《極玄集》。

姚合在當時詩名很盛，交遊甚廣，與劉禹錫、李紳、張籍、王建、楊巨源、馬戴、李群玉等都有往來唱酬。明代胡震亨評論他的詩說："洗濯既凈，挺拔欲高。得趣於浪仙之僻，而運以爽亮；取材於籍、建之淺，而媚以□芬。"殆兼同時數子，巧撮其長者。但體似尖小，味亦微□。故品局中駟耳。"( 《唐音癸簽》 )其詩對後世有一定影響，曾為南宋"永嘉四靈"（見"四靈體"）及江湖派詩人所師法。

今傳《姚少監詩集》10卷，通行有明代汲古閣刻本及《四部叢刊》影印明鈔本。另編選有《極玄集》，收入《唐人選唐詩（十種）》。事迹見新、舊《唐書》本傳。

姚合晚年編了本唐人詩集，取名為《極玄集》，選的是王維、祖詠、李端、耿湋、盧綸、司空曙、錢起、郎士元、暢當、韓翃、皇甫曾、李嘉祐、皇甫冉、朱放、嚴維、劉長卿、靈一、法振、皎然、清江、戴叔綸，共計21人，近百首詩，且在自序中說：“此皆詩家射鵰手也/合於眾集中更選其極玄者/庶免後來之非”云云，既無李/杜/元/白，也無孟/韓/劉/柳，可見在姚合眼裡，“李/杜/元/白/孟/韓/劉/柳”等落選者是不夠“極玄”標準的。

“玄”這個字，本義為深奧、神妙，源於《老子》“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語。觀姚合所選人，確也大都持澹泊人生態度；所選詩，說“玄”雖牽強些，但也幾無脾氣，淡之如水。從這個集子的遴選主張，我們似乎瞥見了些許姚合的人生觀與詩歌觀， 《唐才子傳》評他“皆平淡之氣”，就詩而言，是有道理的。但在仕途上，事實卻很難理解為澹泊，雖說他在作品中反覆表露著自己從未全心全意地為官，且滿腦子是閑居山林、耕釣退隱思想，但他又能一直做到從三品的秘書監，恐非偶然。

姚合與賈島同歲，也生於大曆十四年（779年）。《唐才子傳》說他是玄宗時宰相姚崇的曾孫，這個認定是錯的。清末羅振玉在《李公夫人吳興姚氏墓誌跋》中經考證得出，“算”為元景子，“閈”為元景孫，“合”為元景曾孫。可知姚合的曾祖父是姚元景，歷任朝散大夫/行司農寺丞/宗正少卿；其祖父是姚算，歷任鄢陵縣令/汝州司馬；其父是姚閈，歷任相州-臨河縣令/贈太子右庶子。墓誌上所記的吳興，就是今天的浙江/湖州，也該是姚合的籍貫。

38歲前，姚合究竟落過多少次第，不知道。他曾寫過一首《下第》詩，表述的是自己無顏回鄉見父老鄰里的羞窘心理----“枉為鄉里舉、射鵠藝渾疏、歸路羞人問、春城賃舍居、閉門辭雜客、開篋讀生書、以此投知己、還因勝自余”。元和十一年（816年）他終於及第，恐也得自於時任主考官、后又很快升任為宰相的李逢吉的照顧。姚合及第后曾給內兄郭冏寫有一詩，其中便有“相府執文柄/念其心專精/薄藝不退辱/特列為門生”的句子，可看出那時他曾被李逢吉收作過門生，閱卷時給個高分就很自然了。但姚合似乎沒有料到自己還能中第，以至於驚訝遠遠要勝於高興，正所謂“事出自非意/喜常少於驚”也。

進士及第大約兩年後，姚合被授予正九品下階的陝西/武功縣主簿，也就是說，姚合的仕途生涯，是從四十歲才開始的。主簿這個官，乃文職，主要負責記錄本縣日常所發生的大事以及縣署各類文書等。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縣誌”便是由歷代主簿記錄整理後傳下來的，中國的地方史，多虧有這些默默作記錄的主簿，雖是最底層的小官吏，貢獻卻通過日積月累顯現出重大價值。當然，一個縣，大事是不可能天天有的，所以主簿相對還是很閑，有的是時間寫自己的詩、喝自己的酒、養自己的花、種自己的小菜園……也大可以東走走西逛逛，只要不出縣境。唐代的州縣官員，若不因公事而去了別的縣，則被視為“私出界”，即使是刺史、縣令，也要受到“杖一百”的懲罰。

姚合從一開始做官，就表現得三心二意，且抱著隱居的態度。在《武功縣中作三十首》的詩里，他第一首的第一句便現出“縣去帝城遠/為官與隱齊”的思想；第二首里則又說“方拙天然性/為官是事疏……養身成好事/此外更空虛”；第九首則曰“到官無別事/種得滿庭莎”；第十七首則曰“每旬常乞假/隔月探支錢”（連工資都懶得沒月去領了）；第二十二首則曰“養生宜縣僻/說品喜官微”。第三首我以為則是他這組詩的代表，也充分表露了他四十歲時的閑逸人生觀----

微官如馬足，只是在泥塵。到處貧隨我，終年老趁人。

簿書銷眼力，杯酒耗心神。早作歸休計，深居養此身。剛一為官，就心存退隱，這樣的人也真不多見。所以聞一多先生說他是在“小廨署里…做一種陰黯情調的五言律詩”，不像白居易那樣“在改良社會的大纛下…對社會泣訴著他們那各階層中病態的小悲劇”。但我以為，這僅僅是詩而已，姚合真正的人生歷程，與詩卻是不同的，讓我們來看看他的官運吧！

在武功縣，姚合整整呆了三年，所謂“主印三年坐、山居百事休”，秩滿后暫時卸了任。在《罷武功縣將入城》二詩中，他那無官一身輕的欣喜躍然紙上，不知是說給別人聽的還是真不願意做事，因為沒多久，他就又到了魏博節度使幕府中做隨軍從事。那時的魏博節度使是田弘正，身上的頭銜及爵號很多，諸如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中書令/上柱國/沂國公等，從姚合所寫的《酬光祿田卿六韻見寄》一詩中可知，他到魏博節度使幕府，是受田弘正之邀。田弘正雖也寫詩，但還不能算詩人，畢竟掛著節度使的官銜，主業是領軍守土，平定叛亂。與一幫軍人為伍日子，姚合在詩中表現的仍然是三心二意----“每日尋兵籍/經年別酒徒/眼疼長不校/肺病且還無/僮僕驚衣窄/親情覺語粗/幾時得歸去/依舊作山夫”……田弘正在魏博節度使任上蘸了還沒一年的糖堆兒，就換成了一個叫李愬的；李愬也還是不足一年，就又換成了田布，田布依舊不足一年，反被手下的牙將史憲誠奪了帥印。而我們的姚詩人呢，朝廷看那裡太亂，就把他調到富平縣做從九品上階的縣尉去了。不久后，再調他到京城直轄的萬年縣任從八品下階的縣尉。

大約在48歲時，姚合被調回長安，任正八品上階的監察御史。50歲時再升任從七品上階的侍御史。52歲任從六品上階的戶部員外郎。53歲時則調出京城，任正四品上階的金州刺史。54至55歲再回長安，任從五品上階的刑部朗中與戶部郎中。56歲時則調出京城，赴浙江任從三品的杭州刺史。三年後，三回長安，任正四品下階的右諫議大夫。又一年，兼給事中。又一年，轉正四品的陝虢觀察使。他62歲時所任的最後一個官職則是從三品的秘書監。看他的仕官史，雖開始於四十歲以後，但走得很穩，差不多平均兩年就升遷一次，且從未遭過貶，這其中一定是有秘訣的。

查他所結交的五品以上朝廷大員，有崔附馬、李太尉（李德裕）、楊尚書（楊巨源）、鄭尚書（鄭餘慶）、裴宰相（裴度）、令狐宰相（令狐楚）、田中書令（田弘正）、白少傅、（白居易）、劉郎中（劉禹錫）、韓祭酒（韓愈）、張司業（張籍）……這些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也還有更多方方面面的官員，至少在其詩中便可看出與他有往來。當然，從另一個角度揣測，姚合或許脾氣不錯，也不有意樹敵，更不冒進。《全唐文》載李商隱所寫的《與陶進士書》中曾記錄，當年李商隱任弘農縣尉，得罪了上司孫簡（時任陝虢觀察使），便想辭官一走了之；正巧姚合接替了孫簡，聽說此事後，就立刻又把李商隱叫了回來，可見他的厚道（或許也摻雜了對李商隱詩文才華的好感罷）。

姚合詩，確以五律見長。晚唐時的張為在《詩人主客圖》里也第一次將“姚/賈”並稱，把他與賈島捏在一起，歸入“清奇雅正”的詩格中。宋人劉克莊也說姚合的詩，得了杜甫的“清雅”；趙紫芝還將姚/賈兩人的詩，合編了一冊《二妙集》。而元人辛文房則從姚合的詩中看出“有達人之大觀”，也不是虛言。我是很喜歡姚合詩的，也覺得他與賈島還是有很大不同，至少他的寫作“不使勁/不雕刻/無怨氣/也不苦”，讀了讓人松心。是啊，其實誰在人間都有自己的苦處，總掛在嘴邊叫人聽，也不舒服，所以姚合很明白要自己“找樂”，正所謂“天下誰無病/人間樂是禪”（見姚合《寄默然上人》詩）。

他拿寫詩，我以為多半是當玩兒，在自然中找找感覺，在詞語里玩玩智巧；做官之餘，反正閑著也是閑著，如此心態寫來，當然也就達觀。看五律，我覺得最要緊也最過癮的，是看“頷/頸”兩聯，姚合寫的很好看，我在下面列幾句，喜歡的人可以用書法寫下來當對聯掛在屋裡，是最好的應用----

“世上詩難得/林中酒更高”；“家山去城遠/日月在船多”

“縱馬唯提酒/防身不要兵”；“過來心已悟/未到行彌精”

“書多筆漸重/睡少枕常新”；“愛山閑卧久/在世此心稀”

“秋卷多為好/時名屈更肥”；“山靜雲初白/枝高果漸稀”

“不眠知夢妄/無號免人呼”；“林下期同去/人間共是勞”

“海上歸難遂/人間事盡虛”；“看月嫌松密/垂綸愛水深”

“上山方覺老/過寺暫忘愁”；“逢酒嫌杯淺/尋書怕字稠”

“詩情生酒里/心事在山邊”；“有地惟栽竹/無家不養鵝”

姚合卒於秘書監的任上，死後朝廷又追贈他為禮部尚書。他的弟子詩僧方干寫了一首《哭姚監》的七律，引於後，算是對其一生的評價吧----寒空此夜落文星，星落文留萬古名。入室幾人成弟子，為儒是處哭先生。家無諫草逢明代，國有遺篇續正聲。曉向平原陳葬禮，悲風吹雨濕銘旌。

鑒賞辭典

閑居

不自識疏鄙，終年住在城。過門無馬跡，滿宅是蟬聲。帶病吟雖苦，休官夢已清。何當學禪觀，依止古先生？

姚合極稱賞王維的詩，特別追求王詩中的一種“靜趣”，此詩就反映了這個傾向。首兩句：“不自識疏鄙，終年住在城。”姚合自稱“野性多疏惰”（《閑居遣懷》其八）。一個性格疏懶，習於野性的人，認為不適宜為官臨民，這在旁觀者看是很清楚的。而自己偏不了解這點，終年住在城裡，絲竹亂耳，案牘勞形，求靜不得，求閑不能，皆由於自己的“不自識”。本不樂於城市，今終年住在城裡，總得自己尋個譬解。古人說，大隱隱於市，因此認為在城市亦算是隱居。“縣去帝城遠，為官與隱齊。”（ 《武功縣詩》）自己作這樣一番解釋，是明心跡，也見心安理得了。這兒寫身處縣城，卻透露了心地的靜趣。

景況也確是這樣：“過門無馬跡，滿宅是蟬聲。”這第二聯寫的正是適應自己疏鄙之性的境地，從首二句一氣貫注而來。沒有馬跡過門，就是表明來訪者稀少，為官很清閑。蟬聲聒噪，充滿庭院，是因無人驚擾，反覺鬧中處靜；寫的滿耳聲音，卻從聲音中暗透一個“靜”字。上句寫出清閑，下句寫出清靜。正是於有聲處見無聲，反感靜意籠罩。

在這清閑、清靜的城中一隅，詩人是“帶病吟雖苦，休官夢已清”。這第三聯從“病”寫性情。病，帶點小病，舊時往往成為士大夫的風雅事；病而不廢吟詠，更顯得閑情雅緻。現今“休官”，連小小的職務也不擔任之後，真是夢境也感到很清閑，很清靜了。寫來步步幽深，益見靜境。唐人由於受佛家思想影響，有所謂更高一層的境界，就是把生活逃遁於“禪”，所以第四聯作者自問：“何當學禪觀，依止古先生？”何時能摒除一切縈心的俗務，求古先生（指佛）學這種禪觀呢？觀，即觀照。妄念既除、則心自朗然無所不照。這樣的境界，就是禪觀（即禪理、禪道），是清閑、清靜的更高一境。借禪理說心境，表現了詩人對當時吏治腐敗、社會黑暗的鄙視厭惡之情，成功地描摹了作者所追求的藝術上靜趣的境界。

姚合是寫五律的能手。他刻意苦吟，層層寫來，一氣貫注；詩句平淡文雅，樸直中寓工巧，而又暢曉自然，所以為佳。

窮邊詞二首（其一）

將軍作鎮古汧州，水膩山春節氣柔。清夜滿城絲管散，行人不信是邊頭。

題一作《邊詞》。窮邊，意思是極遠的邊地。原詩二首，這是第一首。詩寫邊鎮的昇平景象，藉以讚揚邊鎮守將的防守之功。作者在元和十年（815），曾以記室從“隴西公”鎮涇州（今屬甘肅），詩或作於此時。汧（qiān牽）州，今為陝西千縣。唐自天寶以後，西北疆土大半陷於吐蕃。州離長安並不算遠，但在作者眼中卻成了“窮邊”，國力就可想而知了。

全詩主要在寫景象，借景象來顯示將軍防守之功，並不著眼於直接歌功頌德。首句“將軍作鎮古州”，點明本詩頌揚的對象，下面二句詩即介紹了將軍擔任鎮守之職后，古州出現的繁榮景象。詩人著意渲染了春日的山、水、節氣和清夜的絲管，使人感到這裡不再有邊地的荒涼，不再有邊地的戰火氣息，耳濡目染的都是欣欣向榮的太平景象。“水膩山春節氣柔”，水膩，是說水滑潤如油，自是春水的柔美形態，和夏水的洶湧浩蕩有別。用“膩”字形容春水，自然也含了詩人的讚美之意。“山春”二字簡潔地描繪出群山萬壑山花爛漫的無限春色。節氣柔，是說節氣柔和，風雨以時。這句的意思是：春光柔媚，山清水秀；而明麗的春光，則正是“節氣柔”的結果。這是總寫春日白天的邊鎮風光。入夜以後的邊鎮，又是一番景象。詩人只用了“滿城絲管”四字來描繪它，這是用了誇張的手法。絲管之聲不是只從高門大戶中傳出，而是大街小巷滿城蕩漾。一個“散”字用得極妙，把萬家歡樂，沒有邊警之擾的景象烘託了出來。絲管之聲發自“清夜”，又說明邊鎮在歡樂中清靜而有秩序，雖然歡樂，卻不擾嚷。因此，地雖是“窮邊”，景卻是美景。難怪從內地來的客人看到這種春意盎然、歌舞昇平的景象，竟然不相信這是邊塞之地。這種太平景象的出現，應該歸功於“作鎮”的將軍。但是詩人卻沒有對將軍致邊地於太平之功直接讚美一詞，只是把讚美之情暗含於對美景的讚揚之中，用筆顯得非常委婉。結句寫行人的感想，仍然避免自己直說譽詞。“行人不信”，似乎是作為客觀現象來寫，然而，來來往往的行人不也包括詩人自己嗎？那種由衷的讚美之情寫得蘊藉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