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綸

少年時代的盧綸，由於家境並不很好，世道不寧，父親可能去世較早，他本人又多病，生活並不美好，可能有好些時間，是在舅舅家度過的。他在《綸與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員外發崔補闕峒》詩中自稱：“八歲始讀書，四方遂有兵。……稟命孤且賤，少為病所嬰。”又在《赴池州拜覲舅氏留上考功郎中舅》詩中說：“孤賤易磋跎，其如酷似何。衰榮同族少，生長外家多。別國桑榆在，沾衣血淚和。應憐失行雁，霜霰寄煙波。”

過了幾年後，盧綸走舉試之途，又多不順利。上文談到《極玄集》《舊唐書》都記載盧綸天寶末舉進士不第。盧綸有《落第后歸終南別業》詩，道：“久為名所誤，春盡始歸山。落羽羞言命，逢人強破顏。”《綸與吉侍郎中孚……》中說：“方逢粟比金，未識公與卿。十上不可待，三年竟無成。”由這些詩可知，盧綸天寶未落第后，曾在終南山居住讀書，又幾次應舉，但均未能及第。後來他“奉親避地於鄱陽”，是幾次應舉都未能及第后，大概為生活所迫，或家遭變故，遠赴鄱陽。可能他舅舅家其時在鄱陽一帶居住，他又去投靠舅家了。大曆初，盧綸又由邵陽赴長安應舉，《新唐書》本傳說他大曆初數舉進士不入第。在舉試之途，是徹底失敗了。

盧綸雖屢試不第、人生與仕途都極不順利，但在詩壇卻名聲漸盛，而且他交遊廣泛，是一個活躍的社交家，並最終藉此步入仕途。大曆年間，他在長安，在鄱陽，與吉中孚、司空曙、苗發、崔峒、耿韋、李瑞等交遊唱酬，被稱為“大曆十才子”。盧綸堪稱十才子之冠冕，受到宰相元載、王縉的賞識與推薦，由詩壇步入仕途。元載將盧綸的詩進給皇上，補閿鄉尉。後來又因王縉的禮聘，為集賢學士、監察御史，這中間又曾任河南鞏縣令。元載、王縉獲罪時，盧綸受到牽連，因此還被拘禁過。德宗繼位后，盧綸又被任為昭應縣令。朱泚之亂髮生后，咸寧王渾瑊出鎮河中，召盧綸為元帥府判官。軍營生活，使盧綸詩風較為粗獷雄放，關於軍旅邊塞詩，寫得極有生氣，為大曆十才子其他詩人所難及。因他的詩受到德宗重視，超拜戶部郎中。正當他在官場將要青雲直上的時候，生命卻終結了。

盧綸一生如此不得意，只是因為權貴的推薦，才作了很短時期的官，可以說是得利於社交。盧綸所交往的人物，不乏權貴大僚，除前面提到的宰相元載、王縉外，任過實職的宰相還有常袞、李勉、齊映、陸贊、賈耽、裴均、令狐蔥，渾瑊、馬燧、韋皋雖未任過宰相，但也是大權在握的人物。盧綸與之交往的，還有封疆大吏、重要朝官和掌握著入仕、升遷。

《逢病軍人》、《塞下曲六首》、《晚次鄂州》、《送李端》。

逢病軍人

“行多有病住無糧，萬里還鄉未到鄉。蓬鬢哀吟古城下，不堪秋氣入金瘡。”此詩寫一個傷病退伍在還鄉途中的軍人，從詩題看可能是以作者目睹的生活事件為依據。詩人用集中描畫、加倍渲染的手法，著重塑造人物的形象。詩中的這個傷兵退伍后，他很快就發覺等待著他的仍是悲慘的命運。“行多”，已不免疲乏；加之“有病”，對趕路的人就越發難堪了。病不能行，便引出“住”意。然而住又談何容易，離軍即斷了給養，長途跋涉中，乾糧已盡。“無糧”的境況下多耽一天多受一天罪。第一句只短短七字，寫出“病軍人”的三重不堪，將其行住兩難、進退無路的凄慘處境和盤托出，這就是“加倍”手法的妙用。第二句承上句“行”字，進一步寫人物處境。分為兩層。“萬里還鄉”是“病軍人”的目的和希望。儘管家鄉也不會有好運等著他，但狐死首丘，葉落歸根，對於“病軍人”不過是得願死於鄉里而已。雖然“行多”，但家鄉遠隔萬里，未行之途必更多。就連死於鄉里那種可憐的願望怕也難以實現呢。這就使“未到鄉”三字充滿難言的悲憤、哀怨，令讀者為之酸鼻。這裡，“萬里還鄉”是不幸之幸，對於詩情是一縱；然而“未到鄉”，又是“喜”盡悲來，對於詩情是一擒。由於這種擒縱之致，使詩句讀來一唱三嘆，低回不盡。

詩的前兩句未直接寫人物外貌。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然而由於加倍渲染與唱嘆，人物形象已呼之欲出。在前兩句鋪墊的基礎上，第三句進而刻畫人物外貌，就更鮮明突出，有如雕像被安置在適當的環境中。“蓬鬢”二字，極生動地再現出一個疲病凍餓、受盡折磨的人物形象。“哀吟”直接是因為病餓的緣故，尤其是因為創傷發作的緣故。“病軍人”負過傷（“金瘡”），適逢“秋氣”已至，氣候變壞，於是舊傷複發。從這裡又可知道其衣著的單薄、破敝，不能禦寒。於是，第四句又寫出了三重“不堪”。此外還有一層未曾明白寫出而讀者不難意會，那就是“病軍人”常恐死於道路、棄骨他鄉的內心絕望的痛苦。正由於有交加於身心兩方面的痛苦，才使其“哀吟”令人不忍卒聞。這樣一個“蓬鬢哀吟”的傷兵形象，作者巧妙地把他放在一個“古城”的背景下，其形容的憔悴，處境的孤凄，無異十倍加。使人感到他隨時都可能象螞蟻一樣在城邊死去。

這樣，通過加倍手法，有人物刻劃，也有背景的烘托，把“病軍人”飢、寒、疲、病、傷的苦難集中展現，“凄苦之意，殆無以過”（南宋范晞文《對床夜語》）。它客觀上是對社會的控訴，也流露出詩人對筆下人物的深切同情。

塞下曲六首（其二）

林暗草驚風，將軍夜引弓。平明尋白羽，沒在石棱中。盧綸《塞下曲》共六首一組，分別寫發號施令、射獵破敵、奏凱慶功等等軍營生活。因為是和張僕射之作（詩題一作“和張僕射塞下曲”），語多讚美之意。此為組詩的第二首，寫將軍夜獵，見林深處風吹草動，以為是虎，便彎弓猛射。天亮一看，箭竟然射進一塊石頭中去了。通過這一典型情節，表現了將軍的勇武。詩的取材，出自《史記·李將軍列傳》。據載，漢代名將李廣猿臂善射，在任右北平太守時，就有這樣一次富於戲劇性的經歷：“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

首句寫將軍夜獵場所是幽暗的深林；當時天色已晚，一陣陣疾風刮來，草木為之紛披。這不但交代了具體的時間、地點，而且製造了一種氣氛。右北平是多虎地區，深山密林是百獸之王的猛虎藏身之所，而虎又多在黃昏夜分出山，“林暗草驚風”，著一“驚”字，就不僅令人自然聯想到其中有虎，呼之欲出，渲染出一片緊張異常的氣氛，而且也暗示將軍是何等警惕，為下文“引弓”作了鋪墊。次句即續寫射。但不言“射”而言“引弓”，這不僅是因為詩要押韻的緣故，而且因為“引”是“發”的準備動作，這樣寫能啟示讀者從中想象、體味將軍臨險是何等鎮定自若，從容不迫。在一“驚”之後，將軍隨即搭箭開弓，動作敏捷有力而不倉皇，既具氣勢，而形象也益鮮明。

后二句寫“沒石飲羽”的奇迹，把時間推遲到翌日清晨（“平明”），將軍搜尋獵物，發現中箭者並非猛虎，而是蹲石，令人讀之，始而驚異，既而嗟嘆，原來箭桿尾部裝置著白色羽毛的箭，竟“沒在石棱中”，入石三分。這樣寫不僅更為曲折，有時間、場景變化，而且富於戲劇性。“石棱”為石的突起部分，箭頭要鑽入殊不可想象。神話般的誇張，為詩歌形象塗上一層浪漫色彩，讀來特別盡情夠味，只覺其妙，不以為非。清人吳喬曾形象地以米喻“意”，說文則炊米而為飯，詩則釀米而為酒（見《圍爐詩話》），其言甚妙。因為詩須訴諸讀者的情緒，一般比散文形象更集中，語言更凝鍊，更注重意境的創造，從而更令人陶醉，也更象酒。在《史記》中才只是一段普普通通插敘的文字，一經詩人提煉加工，便升華出如此富於藝術魅力的小詩，不正有些象化稻粱為醇醪嗎？

塞下曲六首（其三）

月黑雁飛高，單於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

《塞下曲》組詩共六首，這是第三首。盧綸雖為中唐詩人，其邊塞詩卻依舊是盛唐的氣象，雄壯豪放，字裡行間充溢著英雄氣概，讀後令人振奮。

一二句“月黑雁飛高，單於夜遁逃”，寫敵軍的潰退。“月黑”，無光也。“雁飛高”，無聲也。趁著這樣一個漆黑的闃寂的夜晚，敵人悄悄地逃跑了。單於，是古時匈奴最高統治者，這裡代指入侵者的最高統帥。夜遁逃，可見他們已經全線崩潰。

儘管有夜色掩護，敵人的行動還是被我軍察覺了。三、四句“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寫我軍準備追擊的情形，表現了將士們威武的氣概。試想，一支騎兵列隊欲出，剎那間弓刀上就落滿了大雪，這是一個多麼扣人心弦的場面！

從這首詩看來，盧綸是很善於捕捉形象、捕捉時機的。他不僅能抓住具有典型意義的形象，而且能把它放到最富有藝術效果的時刻加以表現。詩人不寫軍隊如何出擊，也不告訴你追上敵人沒有，他只描繪一個準備追擊的場面，就把當時的氣氛情緒有力地烘托出來了。“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這並不是戰鬥的高潮，而是迫近高潮的時刻。這個時刻，猶如箭在弦上，將發未發，最有吸引人的力量。你也許覺得不滿足，因為沒有把結果交代出來。但惟其如此，才更富有啟發性，更能引逗讀者的聯想和想象，這叫言有盡而意無窮。神龍見首不見尾，並不是沒有尾，那尾在雲中，若隱若現，更富有意趣和魅力。

晚次鄂州

雲開遠見漢陽城，猶是孤帆一日程。估客晝眠知浪靜，舟人夜語覺潮生。

三湘衰鬢逢秋色，萬里歸心對月明。舊業已隨征戰盡，更堪江上鼓鼙聲！《全唐詩》於本篇題下注“至德中作”，時當在安史之亂的前期。由於戰亂，詩人被迫浪跡異鄉，流徙不定。在南行途中，他寫了這首詩。

首聯寫“晚次鄂州”的心情。濃雲散開，江天晴明，舉目遠眺，漢陽城依稀可見，因為“遠”，還不可及，船行尚須一天。這樣，今晚就不得不在鄂州停泊了。詩人由江西溯長江而上，必須經過鄂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漢市武昌），直抵湖南。漢陽城在漢水北岸，鄂州之西。起句即點題，述說心情的喜悅，次句突轉，透露沉鬱的心情，用筆騰挪跌宕，使平淡的語句體現微妙的思致。詩人在戰亂中風波漂泊，對行旅生涯早已厭倦，巴不得早些得個安憩之所。因此，一到雲開霧散，見到漢陽城時，怎能不喜。“猶是”兩字，突顯詩人感情的驟落。這二句，看似平常敘事，卻彷彿使人聽到詩人在撥動著哀婉纏綿的琴弦，傾訴著孤凄苦悶的心曲，透紙貫耳，情韻不匱。

次聯寫“晚次鄂州”的景況。詩人簡筆勾勒船艙中所見所聞：同船的商賈白天水窗倚枕，不覺酣然入夢，不言而喻，此刻江上揚帆，風平浪靜；夜深人靜，忽聞船夫相喚，雜著加纜扣舷之聲，不問而知夜半漲起江潮來了。詩人寫的是船中常景，然而筆墨中卻透露出他晝夜不寧的紛亂思緒。所以儘管這些看慣了的舟行生活，似乎也在給他平增枯澀乏味的生活感受。

三聯寫“晚次鄂州”的聯想。詩人情來筆至，借景抒懷：時值寒秋，正是令人感到悲涼的季節，無限的惆悵已使我兩鬢如霜了；我人往三湘去，心卻馳故鄉，獨對明月，歸思更切！“三湘”，指湖南境內，即詩人此行的目的地。而詩人的家鄉則在萬里之遙的蒲州（今山西永濟）。秋風起，落葉紛下，秋霜落，青楓凋，詩人無賞異地的秋色之心，卻有思久別的故鄉之念。一個“逢”字，將詩人的萬端愁情與秋色的萬般凄涼聯繫起來，移愁情於秋色，妙合無垠。“萬里歸心對月明”，其中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有迢迢萬里不見家鄉的悲悲戚戚，亦有音書久滯縈懷妻兒的凄凄苦苦，真可謂愁腸百結，煞是動人肺腑。

末聯寫“晚次鄂州”的感慨。為何詩人有家不可歸，只得在異域他鄉顛沛奔波呢？最後二句，把憂心愁思更深入一層：田園家計，事業功名，都隨著不停息的戰亂喪失殆盡，而烽火硝煙未滅，江上不是仍然傳來干戈鳴響，戰鼓聲聲？詩人雖然遠離了淪為戰場的家鄉，可是他所到之處又無不是戰雲密布，這就難怪他愁上加愁了。詩的最後兩句，把思鄉之情與憂國愁緒結合起來，使本詩具有更大的社會意義。

這首詩，詩人只不過截取了飄泊生涯中的一個片斷，卻反映了廣闊的社會背景，寫得連環承轉，意脈相連，而且迂徐從容，曲盡情致。在構思上，不用典故來支撐詩架；在語言上，不用艷藻來求其綺麗；在抒情上，不用潑墨來露出筋骨。全詩淡雅而含蓄，平易而熾熱，讀來覺得舒暢自若，饒有韻味。

送李端

故關衰草遍，離別自堪悲。路出寒雲外，人歸暮雪時。

少孤為客早，多難識君遲。掩淚空相向，風塵何處期？這是一首感人至深的詩章，以一個“悲”字貫串全篇。首聯寫送別的環境氣氛，從衰草落筆，時令當在嚴冬。郊外枯萎的野草，正迎著寒風抖動，四野蒼茫，一片凄涼的景象。在這樣的環境中送別故人，自然大大加重了離愁別緒。“離別自堪悲”這一句寫來平直、刻露，但由於是緊承上句脫口而出的，應接自然，故並不給人以平淡之感，相反倒是為本詩定下了深沉感傷的基調，起了提挈全篇的作用。

詩的第二聯寫送別的情景，仍緊扣“悲字”。“路出寒雲外”，故人沿著這條路漸漸遠離而去，由於陰雲密布，天幕低垂，依稀望去，這路好象伸出寒雲之外一般。這裡寫的是送別之景，但融入了濃重的依依難捨的惜別之情。這一筆是情藏景中。“寒雲”二字，下筆沉重，給人以無限陰冷和重壓的感覺，對主客別離時的悲涼心境起了有力的烘托作用。友人終於遠行了，留在這曠野里的只剩詩人自己，孤寂之感自然有增無已。偏偏這時，天又下起雪來了，郊原茫茫，暮雪霏霏，詩人再也不能久留了，只得迴轉身來，挪動著沉重的步子，默默地踏上風雪歸途。這一句緊承上句而來，處處與上句照應，如“人歸”照應“路出”，“暮雪”照應“寒雲”，發展自然，色調和諧，與上句一起構成一幅完整的嚴冬送別圖，於淡雅中見出沉鬱。

第三聯回憶往事，感嘆身世，還是沒離開這個“悲”字。詩人送走了故人，思緒萬千，百感交集，不禁產生撫今追昔的情懷。“少孤為客早，多難識君遲。”是全詩情緒凝聚的警句。人生少孤已屬極大不幸，何況又因天寶末年動亂，自己遠役他鄉，飽經漂泊困厄，而絕少知音呢？這兩句不僅感傷個人的身世飄零，而且從側面反映出時代動亂和人們在動亂中漂流不定的生活，感情沉鬱，顯出了這首詩與大曆詩人其他贈別之作的重要區別。詩人把送別之意，落實到“識君遲”上，將惜別和感世、傷懷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全詩思想感情發展的高潮。在寫法上，這一聯兩句，反覆詠嘆，詞切情真。“早”、“遲”二字，配搭恰當，音節和諧，前急后緩，頓挫有致，讀之給人以悲涼回蕩之感。第四聯收束全詩，仍歸結到“悲”字。詩人在經歷了難堪的送別場面，回憶起不勝傷懷的往事之後，越發覺得對友人依依難捨，不禁又回過頭來，遙望遠方，掩面而泣；然而友人畢竟是望不見了，掩面而泣也是徒然，唯一的希望是下次早日相會。但世事紛爭，風塵擾攘，何時才能相會呢？“掩淚空相向”，總匯了以上抒寫的凄涼之情；“風塵何處期”，將筆鋒轉向預卜未來，寫出了感情上的餘波。這樣作結，是很直率而又很有回味的。

盧綸的生年，一般工具書稱約為唐玄宗天寶七年（748年），游國恩等著《中國文學史》定為天寶七年，都是依據聞一多先生《唐詩大系》，似乎成為已定之論。

傅璇琮先生《唐代詩人叢考》認為748年說不能成立，理由是姚合《極玄集》與《舊唐書·盧簡辭傳》載盧綸天寶末舉進士不第。唐五代人所記當可靠，若生於天寶七年（748年），天寶末只是一個八九歲的孩子，不可能舉進士。又盧綸有幾首詩自云為至德中作，若生於748年，至德中只十來歲，不可能作此數首詩的。傅說較有道理。聞一多、游國恩說不曾提出依據，應以傅說為是。

傅璇琮提出盧綸生年決不可能是748年，而應大大提前，應生於開元二十五年（737年）或更早幾年。至於盧綸的卒年，一般工具書作約800年，即貞元十六年，也不可靠。據傅璇琮該書詳細考證，盧綸卒於貞元十四年、十五年間，即798－799年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