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浪詩話

嚴羽是南宋後期著名的詩論家，字儀卿，一字丹邱，號滄浪逋客，邵武（今屬福建）人。生卒年不詳，約活動於寧宗和理宗統治期間（公元1195年—1264年）。因為他居於邵武樵川莒溪，與滄浪水合流處，所以自稱“滄浪逋客”。

據學者推斷，嚴羽生於寧宗慶元三年（1198），卒於理宗淳佑元年（1241）。

據宋人黃公紹序《滄浪嚴先生吟卷》所云，嚴羽為人“粹溫中有奇氣，嘗問學於克堂包公。為詩宗盛唐，自風騷而下，講究精到。”他一方面受魏晉以來求仙思想的影響，一方面又依稀可見他對當時社會的不滿與失望。嚴格來說，嚴羽與歷史上大多數失意、歸隱的知識分子一樣，並非真心想歸隱，中國自古那種“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決定了他即使隱身布衣，而憂患之心不減，仍然密切關注著處於危亡之際的南宋朝廷。

關於嚴羽的生平事迹，文獻記載極少。後世只知道，他一生未曾應舉入仕，長年隱居鄉里，養成了清高自許、不喜隨俗的性格。在他生活的後期，有過兩次較長時間的出遊。一次是理宗紹定年間為躲避家鄉的變亂而出走，到過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潯陽（今江西九江市）以至洞庭瀟湘一帶。一次是漫遊吳越，約在端平初年，歷經建康（今江蘇南京市）、揚州、吳中（今江蘇蘇州市）、臨安（今浙江杭州市）等地。兩次出遊中間，在家鄉結識了老詩人戴復古，成為忘年之交，有過一段朋輩三五相聚一起詩酒酬唱、切磋學藝的快活日子，傳為詩壇佳話。其他行蹤，則難以考定。所作詩篇，留存下來的共一百四十六首，另詞二首，這些作品中，有憂國傷時的作品，也有描述隱逸生活之作，以及贈答的作品。另外，他也作有文學理論著作《滄浪詩話》。

他的詩作及文評作品被收輯錄為《滄浪吟卷》三篇。又說編為《滄浪先生吟卷》二卷行世，有明清多種刻本，以近人張鈞衡輯刊的《適園叢書》本收錄較為齊備。

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騖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故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為下矣。又曰：見過於師，僅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也。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辭，朝夕風詠，以為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從頂？上做來，謂之向上一路，謂之直截根源，謂之頓門，謂之單刀直入也。

詩之法有五：曰體制、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

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凄婉。

其用徠工有三：曰起結、曰句法、曰字眼。

其大概有二：曰優遊不迫、曰沉著痛快。

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

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曆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吾評之非僭也，辯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廢之人，無可廢之言。詩道如是也。若以為不然，則是見詩之不廣，參詩之不熟耳。試取漢、魏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晉、宋之詩而熟參之，次取南北朝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之詩而熟參之，次取開元、天寶諸家之詩而熟參之，次獨取李、杜二公之詩而熟參之，又取大曆十才子之詩而熟參之，又取元和之詩而熟參之，又盡取晚唐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又取本朝蘇、黃以下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隱者。儻猶於此而無見焉，則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識，不可救藥，終不悟也。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緻，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篇，不知著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然則近代之詩無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於古人者而已。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人平澹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為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為江西宗派。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不知止入聲聞辟支之果，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無傳久矣！唐詩之說未唱，唐詩之道或有時而明也。今既唱其體曰唐詩矣，則學者謂唐詩誠止於是耳，得非詩道之重不幸邪？故予不自量度，輒定詩之宗旨，且借禪以為喻，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為法，（后舍漢魏而獨言盛唐者謂古律之體備也）雖獲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

一

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為離騷，再變而為西漢五言，三變而為歌行雜體，四變而為沈宋律詩。五言起於李陵蘇或雲枚乘，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言起於漢楚王傳韋孟，六言起於漢司農谷永，三言起於晉夏侯湛，九言起於高貴鄉公。

二

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漢末年號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黃初體（魏年號，與建安相接其體一也），正始體（魏年號，嵇阮諸公之詩），太康體（晉年號，左思、潘岳、二張、二陸諸公之詩），元嘉體（宋年號，顏、鮑、謝諸公之詩），永明體（齊年號，齊諸公之詩），齊梁體（通兩朝而言之），南北朝體（通魏周而言之，與齊梁體一也），唐初體（唐初猶襲陳隋之體），盛唐體（景雲以後，開元、天寶諸公之詩），大曆體（“大曆十才子”之詩），元和體（元、白諸公），晚唐體，本朝體（通前後而言之，元祐體，蘇、黃、陳諸公），江西宗派體（山谷為之宗）。

三

以人而論則有蘇李體（李陵、蘇武也），曹劉體（子建、公幹也），陶體（淵明也），謝體（靈運也），徐庾體（徐陵、庾信也），沈宋體（佺，期之問也）陳拾遺體（陳子昂也），王楊盧駱體（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也），張曲江體（始興、文獻公、九齡也），少陵體，太白體，高達夫體（高常侍適也），孟浩然體，岑嘉州體（岑參也），王右丞體（王維也），韋蘇州體（韋應物也），韓昌黎體，柳子厚體，韋柳體（蘇州與儀曹合言之），李長吉體，李商隱體（即西昆體也），盧仝體，白樂天體，元白體（微之、樂天其體也），杜牧之體，張籍王建體（謂樂府之體同也），賈浪仙體，孟東野體，杜荀鶴體，東坡體，山谷體，後山體（後山本學杜，其語似之者，但數篇他或似而不全，又其他則本其自體耳），王荊公體（公絕句最高，其得意處高出蘇、黃、陳之上而與唐人尚隔一關），邵康節體，陳簡齊體（陳去非與義也亦江西之派而小異），楊誠齋體（其初學半山、後山，最後亦學絕句，於唐人已而盡棄諸家之體而別出機杼，蓋其自序如此也），

四

又有所謂選體（選詩時代不同，體制隨異，今人例謂五言古詩為選體非也），柏梁體（漢武帝與群臣共賦七言，每句用韻，後人謂此體為“柏梁體”），玉台體（玉台集乃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或者但謂織艷者為玉台體，其實則不然），西昆體即（李商隱體，然兼溫庭筠及本朝楊劉諸公而名之也），香奩體（韓偓之詩皆裾裙脂粉之語，有《香奩集》），宮體（梁簡文傷於輕靡，時號宮體，其他體制尚或不一，然大概不出此耳）。

五

有古詩，有近體（即律詩也），有絕句，有雜言，有三五七言（自三言而終以七言，隋鄭世翼有此詩：“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日此夜難為情。”），有半五六言（晉傅玄鴻雁生塞北之篇是也），有一字至七字（唐張南史雪月花草等篇是也，又隋人應詔有三十字，凡三句七言，一句九言，不足為法，故不列於此也），有三句之歌（高祖《大風歌》是也，古華山畿二十五首，多三句之詞，其他古人詩多如此者），有兩句之歌（荊卿《易水歌》是也，又古詩有青驄白馬共戲樂、女兒子之類，皆兩包之詞也），有一句之歌（漢書“枹鼓不鳴董少年”一句之歌也，又漢童謠“千乘萬騎上北邙”，梁童謠“青絲白馬壽陽來”，皆一句也），有口號（或四句或八句）有歌行（古有鞠歌行、放歌行、長歌行、短歌行，又有單以歌名者、行名者，不可枚述），有樂府（漢成帝定郊祀，立樂府，采齊楚趙魏之聲以入樂府，以其音詞可被於弦歌也，樂府俱被眾體兼統眾名也），有楚辭（屈原以下仿楚辭者，皆謂之“楚辭”），有琴操（古有《水仙操》，辛德源所作；《別鶴操》，高陵牧子所作），有謠（沈炯有《獨酌謠》，王昌齡有《箜篌謠》，穆天子之傳有《白雲謠》也），曰吟（古詞有《隴頭吟》，孔明有《梁父吟》，相如有《白頭吟》），曰詞（選有漢武《秋風詞》，樂府有《木蘭詞》），曰引（古曲有《霹靂引》《走馬引》《飛龍引》），曰詠（選有《五君詠》，唐儲光羲有《群鴻詠》），曰曲（古有《大堤曲》，梁簡文有《烏樓曲》），曰篇（選有《名都篇》《京洛篇》《白馬篇》），曰唱（魏武帝有《氣出唱》），曰弄（古樂府有《江南弄》），曰長調，曰短調，有四聲，有八病（四聲設於周顒，八病嚴於沉約，八病謂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之辨，作詩正不必拘此蔽法，不足據也），又有以嘆名者（古詞有《楚妃嘆》《明君嘆》），以愁名者（文選有《四愁》，樂府有《獨處愁》），以哀名者（選有《七哀》，少陵有《八哀》），以怨名者（古詞有《寒夜怨》《玉階怨》），以思名者（太白有《靜夜思》），以樂名者（齊武帝有《估客樂》，宋臧質有《石城樂》），以別名者（子美有《無家別》《垂老別》《新婚別》），有全篇雙聲疊韻者（東坡《經字韻詩》是也），有全篇字皆平聲者（天隨子《夏日詩》四十字皆是平，又有一句全平、一句全仄者），有全篇字皆仄聲者（梅聖俞《酌酒與婦飲》之詩是也），有律詩上下句雙用韻者（第一、三、五、七句押一仄韻，第二、四、六、八句押一平韻者，唐章碣有此體，不足為法，謾列於此，以備其體耳；又有四句平入之體、四句仄入之體，無關詩道，今皆不取），有轆轤韻者（雙出雙入），有進有退韻者（一進一退），有古詩一韻兩用者（文選曹子建《美女篇》有兩難字，謝康樂述祖德詩有兩人字，后多有之），有古詩一韻三用者（文選任彥升《哭范僕射詩》三用情字也），有古詩三韻六七用者（古《焦仲卿妻詩》是也），有古詩重用二十許韻者（《焦仲卿妻詩》是也），有古詩旁取六七許韻者（韓退之“此日足可惜”篇是也，凡雜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歐陽公謂退之“遇寬韻則故旁入他韻”，非也，此乃用古韻耳，於集韻自見之），有古詩全不押韻者（古《採蓮曲》是也），有律詩至百五十韻者（少陵有古韻律詩，白樂天亦有之，而本朝王黃州有百五十韻五言律），有律詩止三韻者（唐人有六句五言律，如李益詩《漢家今上郡秦塞古長城》“有日雲常慘，無風沙自驚。當今天子聖，不戰四方平”是也），有律詩徹首尾對者（少陵多此體，不可概舉），有律詩徹首尾不對者（盛唐諸公有此體，如孟浩然詩：“掛席東南望，青山水國遙。軸轤爭利涉，來往接風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晚，疑是石城標。”又“水國無邊際”之篇，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從字順，音韻鏗鏘，八句皆無對偶），有后章字接前章者（曹子建《贈白馬王彪》之詩是也），有四句通義者（如少陵“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是也），有絕句折腰者，有八句折腰者，有擬古，有連句，有集句，有分題（古人分題或各賦一物，如雲送某人，分題得某物，也或曰“探題”），有分韻，有用韻，有和韻，有借韻（如押七之韻，可借入微，或十二齊韻是也），有協韻（楚辭及選詩多用協韻），有今韻，有古韻（如退之“此日足可惜”詩用古韻也蓋選詩，如此），有古律（陳子昂及盛唐諸公多此體），有今律，有頷聯，有頸聯，有發端，有落句（結句也），有十字對（劉虛虛“滄浪千五里，日夜一孤舟”），有十字句（常建“一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等是也），有十四字對（劉長卿“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是也），有十四字句（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又太白“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是也），有扇對（又謂之“隔句對”，如鄭都官“昔年其照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已無。今日還思錦城事，雪消花謝夢何如”是也。蓋以第一句對第三句，第二句對第四句），有借對（孟浩然“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太白水舂雲母碓，風掃石楠花少陵。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是也），有就句對（又曰“當句有對”，如少陵“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李嘉祐“孤雲獨鳥川光暮，萬里千山海氣秋”是也。前輩於文亦多此體，如王勃“龍光射鬥牛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乃就對也）。

六

論雜體則有風人（上句述其語，下句釋其義。如古《子夜歌》《續曲歌》之類則多用此體。藁砧古樂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復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僻辭、隱語也），五雜俎（見樂府），兩頭織織（亦見樂府），盤中（玉台集有此詩，蘇伯玉妻作，寫之盤中屈曲成文也），迴文（起於寶滔之妻織錦以寄其夫也），反覆（舉一字而誦皆成句，無不押韻，反覆成文也。李公詩格有此二十一字詩），離合（字相摺合成文，孔融《漁父》《屈節》之詩是也。雖不關詩之重輕，其體制亦古），建除（鮑明遠有《建除詩》，每句首冠以“建、除、平、定”等字，其詩雖佳，蓋鮑本工詩，非因建除之體而佳也），字謎，人名，卦名，數名，藥名，州名（如此詩只成戲謔，不足法也），又有六甲十屬之類，及藏頭歇後等體（今皆削之，近世有李公詩格“泛而不備惠，洪天廚禁臠”最為誤人，今此卷有旁參二書者，蓋其是處不可易也）。

學詩先除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

有語忌，有語病，語病易除，語忌難除。語病古人亦有之，惟語忌則不可有，須是本色，須是當行。

對句好可得，結句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發端忌作舉止，收拾貴在出場，不必太著題，不必多使事；押韻不必有出處；用事不必拘來歷；下字貴響，造語貴圓；意貴透徹，不可隔靴搔癢；語貴脫灑，不可拖泥帶水，最忌骨董，最忌趁貼，語忌直意、忌淺脈、忌露味、忌短；音韻忌散緩，亦忌迫促。

詩難處在結尾，譬如番刀須用北人結尾，若南人便非本色，須參活句，勿參死句，詞氣可頡頏，不可乖戾。律詩難於古詩，絕句難於八句，七言律詩難於五言律詩，五言絕句難於七言絕句。

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看詩須著金剛眼睛，庶不呟於旁門小法（禪家有金剛眼睛之說），辨家數如辨蒼白，方可言詩（荊公評文章先體制而後文之工拙）。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已詩置之古人詩中，與識者觀之而不能辨，則真古人矣。

大曆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本朝諸公分明別是一副言語，如此見方許具一隻眼。盛唐人有似粗而非粗處，有似拙而非拙處。五言絕句眾唐人是一樣，少陵是一樣，韓退之是一樣，王荊公是一樣，本朝諸公是一樣。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入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概耳。唐人與本朝人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唐人命題言語亦自不同，雜古人之集而觀之，不必見詩，望其題引而知其為唐人今人矣。大曆之詩高者尚未識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晚唐之下者亦隨野孤外道鬼窟中。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

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跡可求。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謝靈運之詩無一篇不佳。黃初之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為高古，有建安風骨。晉人舍陶淵明阮籍嗣宗外，惟左太沖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公之下。顏不如鮑，鮑不如謝，文中子獨取顏非也。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靈運之詩已是徹首尾成對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謝朓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當觀其集方知之。戎昱在盛唐為最下，已濫觴晚唐矣。戎昱之詩有絕似晚唐者，權德輿之詩卻有絕似盛唐者，權德輿或有似韋蘇州劉長卿處。冷朝陽在大曆才子中為最下。馬戴在晚唐諸人之上，劉滄呂溫亦勝諸人。李瀕不全是晚唐，間有似劉隨州處。陳陶之詩在晚唐人中最無可觀，薛逄最淺俗。大曆以後吾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言史、權德輿、李瀕、李益耳。大曆后劉夢得之絕句，張籍、王建之樂府，吾所深取耳。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太白夢遊天姥吟、遠離別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論詩以李杜為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少陵如節制之師，少陵詩憲章漢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則前輩所謂集大成者也。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語多卒然而成者，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太白髮句謂之開門見山。李杜數公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蟲吟草間耳。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玉川之怪長吉之瑰詭，天地間自欠此體不得。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人不歡。楚辭惟屈宋諸篇當讀之外，惟賈誼懷長沙、淮南王招隱操、嚴夫子哀時命宜熟讀，此外亦不必也。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前輩謂大招勝招魂，不然。讀騷之久，方識真味，須歌之抑揚涕洟滿襟，然後為識離騷。否則如戛釜撞瓮耳。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若皮日休九諷不足為騷。韓退之琴操極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賢所及。釋皎然之詩在唐諸僧之上，唐詩僧有法震、法照、無可、護國靈一清江無本、齊己、貫休也。集句唯荊公最長。胡笳十八拍混然天成，絕無痕迹，如蔡文姬肺肝間流出。擬古惟江文通最長，擬淵明似淵明，擬康樂似康樂，擬左思似左思，擬郭璞似郭璞，獨擬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漢耳。雖謝康樂擬鄴中諸子之詩，亦氣象不類。至於劉玄休擬行行重行行等篇，鮑明遠代君子有所思之作，仍是其自體耳。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陸，本朝諸賢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往複有八九和者。孟郊之詩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退之許之如此何耶？詩道本正大，孟郊自為之艱阻耳。孟浩然之詩諷詠之久，有金石宮商之聲。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灝黃鶴樓為第一。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蘇子卿詩“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為遊子吟，冷冷一何悲！絲竹屬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令人觀之，必以為一篇重複之甚，豈特如蘭亭絲竹管弦之語耶！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鬱郁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一連六句皆用疊字，令人必以為句法重複之甚，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任昉哭范僕射詩一首中凡兩用生字韻，三用情字韻，“夫子值狂生，千齡萬恨生。”猶是兩義，“猶我故人情，生死一交情，欲以遣離情”，三情字皆用一意。天廚禁臠謂平韻可重押，若或平或仄則不可，彼但以八仙歌言之耳。何見之陋邪！詩話謂東坡兩耳韻，兩耳義不同，故可重押，要之亦非也。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元后蓋指曹操也，至南鄉謂伐劉表之時，豐沛都喻操譙郡也。王仲宣從軍詩云“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聖君亦指曹操也。又曰“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是欲效伊尹負鼎於湯以伐桀也。是時漢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一曰元后，二曰聖君，正與荀彧比曹操為高光同科。或以公幹平視美人為不屈，是未為知人之論春秋誅心之法，二子其何逃？古人贈答多相勉之詞，蘇子卿雲“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李少卿雲“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劉公幹雲“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杜子美雲“君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往往是此意，有如高達夫贈王徹雲“吾知十年後，季子多黃金。金多何足道”又甚於以名位期人者。此達夫偶然漏逗處也。

少陵與太白獨厚於諸公，詩中凡言太白十四處，至謂“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其情好可想，遁齋閑覽謂二人名既相逼，不能無相忌，是以庸俗之見而度賢哲之心也，予故不得不辨。古詩十九首非止一人之詩也，行行重行，樂府以為枚乘之作，則其他可知矣。（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台作兩首），自“越鳥巢南枝”以下別為一首，當以選為正。文選長歌行只有一首，青青園中葵者郭茂倩樂府有兩篇，次一首乃仙人騎白鹿者。仙人騎白鹿之篇予疑此詞“岹岹山上亭”以下其義不同，當又別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文選“飲馬長城窟古詞”無人名，玉台以為蔡邕作。古詞之不可讀者莫如巾舞歌、文義漫不可解、又古將進酒“芳樹石留豫章行”等篇皆使人讀之茫然、又朱鷺“稚子班艾如”、張思“悲翁上之回”等只二三句可解，豈非歲久文字舛訛而然耶。木蘭歌“促織何唧唧”文苑英華作“唧唧何切切”又作歷歷，樂府作“唧唧復唧唧”又作“促織何唧唧”，當從樂府也。“願馳千里足”郭茂倩樂府作“願借明佗千里足”，酉陽雜俎作“願馳千里明佗足”；漁隱不考妄為之辨。木蘭歌最古，然“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之類已似太白；必非漢魏人詩也。木蘭歌文苑英華直作韋元甫名字，郭茂倩樂府有兩篇，其後篇乃元甫所作也。班婕妤怨歌行文選直作班姬之名，樂府以為顏延年作。孔明梁父吟“步出齊東門，遙望盪陰里”樂府解題作“遙望陰陽里”，青州有陰陽里，“田疆古冶子”解題作“田疆固野子”。南北朝人惟張正見詩最多，而最無足省發，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西清詩話載晁文元家所藏陶詩有問來使一篇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幾藂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予謂此篇誠佳，然其體制氣象與淵明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謾取以入陶集爾。文苑英華有太白代寄翁參樞先輩七言律一首，乃晚唐之下者；又有五言律三首，其一送客歸吳，其二送友生游峽中，其三送袁明甫任長江，集本皆無之，其家數在大曆正元間，亦非太白之作；又有五言雨後望月一首，對雨一首，望夫石一首，冬月歸舊山一首，皆晚唐之語；又有“秦樓出佳麗”四句亦不類太白，皆是後人假名也。文苑英華有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一首：“雲崢嶸丞相府，清切鳳凰池。羨爾瑤台鶴，高樓瓊樹枝。歸飛晴日好，吟弄惠風吹。正有乘軒樂，初當學舞時。珍禽在羅綱，微命若遊絲。願托周南羽，相銜漢水湄。”此或太白之逸詩也，不然亦是盛唐人之作。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數句類太白，其他皆淺近浮俗，決非太白所作，必誤入也。“迎旦東風騎蹇驢”決非盛唐人氣象，只似白樂天言語，今世俗圖畫以為少陵詩，漁隱亦辨其非矣，而黃伯思編入杜集非也。少陵有避地逸詩一首云：“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牆壁，奴僕且旌旄。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題下公自注云：“至德三載丁酉作此”，則真少陵語也，今書市集本並不見有。舊蜀本杜詩並無註釋，雖編年而不分古近二體，其間略有公自注而已。今豫章庫本以為翻鎮江蜀本，雖分雜注，又分古律，其編年亦且不同。近寶慶間南海漕台開杜集亦以為蜀本，雖刪去假坡之注，亦有王原叔以下九家，而趙注比他本最詳，皆非舊蜀本也。杜集注中坡曰者，皆是託名假偽，漁隱雖嘗辨之而人尚疑者，蓋無至當之說以指其偽也。今舉一端將不辨而自明矣，如楚岫八峰翠注云景差蘭亭春望“千峰楚岫碧，萬木郢城陰”，且五言始於李陵蘇武，或雲枚乘漢以前五言古詩尚未有之，寧有戰國時已有五言律句耶！觀此可以一笑而悟矣！雖然亦幸而有此漏逗也。杜注中師曰者亦坡曰之類，但其間半偽半真尤為餚亂惑人，此深可嘆，然具眼者自默識之耳。崔灝渭城少年行百家選作兩首，自“秦川”已下別為一首，郭茂倩樂府止作一首，文苑英華亦止作一首，當從樂府英華為是矣。玉川子“天下薄夫苦耽酒”之詩，荊公百家詩選止作一篇，本集自“天上白日悠悠懸”以下別為一首，嘗從荊公為是。太白詩“斗酒渭城邊，壚頭耐醉眠”乃岑參之詩誤入，太白塞上曲“騮馬新誇紫玉鞍”者，乃王昌齡之詩，亦誤入。昌齡本有二篇，前集乃“秦時明月漢時關”也。孟浩然有贈孟郊一首，按東野乃貞元元和間人，而浩然終於開元二十八年，時代懸遠，其詩亦不似浩然，必誤入。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太甲之義殆不可曉，得非高太乙耶？乙為甲蓋亦相近，以星對風亦從其類也。至於“杳杳東山攜漢妓”亦無義理，疑是“攜妓去”，蓋子美每於絕句喜對偶耳，臆度如此更俟宏識。王荊公百家詩選，蓋本於唐人英靈間氣集其初，明皇、德宗、薛稷、劉希夷、韋述之詩無少增損，次序亦同，孟浩然止增其數，儲光羲後方是荊公。自去取前卷讀之，盡佳，非其選擇之精，蓋盛唐人詩無不可觀者。至於大曆已后，其去取深不滿人意，況唐人如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張燕公，張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子謂“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一聯刪去，只用八句，尤為渾然，不知識者以為何如？

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

仆之詩辨乃斷千百年公案，誠驚世絕俗之談，至當歸一之論。其間說江西詩病，真取心肝劊子手，以禪喻詩，莫此親切，是自家實證實悟者，是自家閉門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籬壁、拾人涕唾得來者，李杜復生不易吾言矣。而吾叔靳靳疑之，況他人乎？所見難合固如此，深可嘆也！吾叔謂說禪非文人儒者之言本意，但欲說得詩透徹，初無意於為文，其合文人儒者之言與否不問也。高意又使回護毋直致褒貶，仆意謂辨白是非、定其宗旨，正當明目張膽而言，使其詞說沉著痛快，深切著明、顯然易見。所謂不直則道不見，雖得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吾叔詩說其文雖勝，然只是說詩之源流、世變之高下耳，雖取盛唐而無的，然使人知所趨向處其間。異戶同門之說乃一篇之要領，然晚唐本朝謂其如此可也，謂唐初以來至大曆之詩異戶同門已不可矣。至於漢魏晉宋齊梁之詩，其品第相去高下懸絕，乃混而稱之，謂錙銖而較實有不同處，大率異戶而同門，豈其然乎？又謂韓柳不得為盛唐，猶未落晚唐，以其時則可矣。韓退之固當別論，若柳子厚五言古詩尚在韋蘇州之上，豈元白同時諸公所可望耶？高見如此，毋怪來書有甚不喜分諸體制之說，吾叔誠於此未瞭然也。作詩正須辨盡諸家體制，然後不為旁門所惑。今人作詩差入門戶者，正以體制莫辨也。世之技藝猶各有家數市縑帛者，必分道地，然後知優劣，況文章乎？仆於作詩不敢自負，至識則自謂有一日之長，於古今體制若辨蒼素，甚者望而知之。來書又謂忽被人捉破發問，何以答之？仆正欲人發問而不可得者，不遇盤根安別利器？吾叔試以數十篇詩隱其姓名，舉以相試，為能別得體制否？惟辨之未精，故所作惑雜而不純。今觀盛唐集中尚有一二本朝立作處，毋乃坐是而然耶？又謂盛唐之詩雄深雅健，仆謂此四字但可評文，於詩則用“健”字不得，不若詩辨雄渾悲壯之語為得詩之體也。毫釐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諸公之詩如米元章之字，雖筆力勁健，終有子路事夫子時氣象；盛唐諸公之詩如顏魯公書，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其不同如此，只此一字便見吾叔腳根未點地處也。所論屈原離騷則深得之實，前輩之所未發，此一段文亦甚佳，大概論武帝以前皆好，無可議者。但李陵之詩非虜中感故人還漢而作，恐未深考，故東坡亦惑江漢之語，疑非少卿之詩，而不考其胡中也。妙喜（是徑山名僧宗杲也）自謂參禪精子，仆亦自謂參詩精子。嘗謁李友山論古今人詩，見仆辨析毫芒，每相激賞，因謂之曰：“吾論詩若那查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友山深以為然。當時臨川相會匆匆，所惜多順情放過，蓋傾蓋執手無暇引惹，恐未能卒竟辨也。鄙見若此，若不以為然，卻願有以相復。幸甚！

（按他本滄浪答吳保義手書，吳陵字景先，表叔行，有詩名。）

詩要另有一種特殊的才能，這和多讀書有學問沒有什麼關係；詩要另有一種意趣，它是抽象說理所達不到的。可是古人沒有不多讀書做學問，不多通曉人情物理的。所謂不運用邏輯推理，不把話說盡而有言外之意，才是上等的。詩，是吟詠內心情志的。

盛唐的詩人著重在詩的意趣，有如羚羊掛角，沒有蹤跡可求。所以他們詩歌的高妙處透徹玲瓏，難以直接把握，好象空中的音響，形貌的色采，水中的月亮，鏡中的形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對這個問題作特別的理解，於是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以這樣的方法來作詩，哪裡是不下工夫，卻終究不如古人的詩。大概在一唱三嘆的婉轉悠長的韻味方面，有所欠缺吧。而且他們的作品多致力於使用典實，不講求神韻情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全篇讀完，也不知主旨何在。他們的末流更嚴重，叫噪怒張，大大違背了忠厚的傳統，幾乎以謾罵攻訐為詩。詩到了這種地步，可說是一次厄運，可說是詩的不幸了。

那麼近代的詩就沒有可取的嗎？回答說，有可取的，我取那些合於古人的作品罷了。本朝初期的詩還在沿襲唐人：王禹偁學白居易，楊億、劉筠學李商隱，盛度學韋應物，歐陽修學韓愈古詩，梅堯臣學唐人平淡的詩風。到了蘇軾、黃庭堅，才按照自己的法式來寫詩，學唐人的詩風才變了。黃庭堅在字句上更下了很深的工夫，他那套詩法後來很盛行，海內稱為江西詩派。近世趙紫芝、翁靈舒等人，唯獨喜歡賈島、姚合的詩，又稍稍接近清苦的詩風。江湖派詩人大多仿效這種詩體，一時自稱是唐詩的正宗，不知道他們只是進入聲聞、辟支的小乘境地，哪裡象盛唐諸公達到了大乘正法的境地呢！

唉！正法已經很久不傳了。唐詩的理論沒有大力倡導，唐詩創作的真諦卻是明白的。現今既然提倡江西詩派就是詩正宗，那麼學詩的人就會認為唐詩不過只是這個樣子，這不是詩發展的又一不幸嗎！所以我不自量力，從而定下詩的宗旨，而且借禪理來作比喻，推求漢魏以來詩歌的本源，而斷然地認定應當以盛唐為法。即使會得罪當世的君子，也是不退避的。

嚴羽的詩歌理論，集中在他所撰寫的《滄浪詩話》里。另有《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一文，扼要地說明他的論詩宗旨，可以作為“詩話”來參看。所以一般刻本常將此文附刊於《詩話》之後，充當作者自序。

《滄浪詩話》共分“詩辨”“詩體”“詩法”“詩評”和“考證”五章，合為一卷。“詩辨”闡述理論觀點，是整個《詩話》的總綱。“詩體”探討詩歌的體制、風格和流派；“詩法”研究詩歌的寫作方法，“詩評”評論歷代詩人詩作，從各個方面展開了基本觀點。“考證”對一些詩篇的文字、篇章、寫作年代和撰人進行考辨，比較瑣碎，偶爾也反映了作者的文學思想。五個部分互有聯繫，合成一部體系嚴整的詩歌理論著作，在詩話發展史上是空前的。正由於此，它受到世人的普遍重視。1244年（宋理宗淳祐四年）刊行的詩話彙編《詩人玉屑》中，曾將它的內容全部採錄。歷代刊刻《滄浪吟卷》，也大多同時收錄《詩話》。另有單行刻本，並被輯入多種叢書中，成為研究中國詩學的基本讀物。為它作註釋的，有清人胡鑒《滄浪詩話注》、王瑋慶《滄浪詩話補註》、近人胡才甫《滄浪詩話箋注》和今人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以最後一種最為嚴謹豐富。

《滄浪詩話》論詩，是針對宋詩的流弊而發的。它把宋詩的演時分為三個階段：早期沿襲唐人，至蘇軾、黃庭堅“始自出已意”，變革唐風，南宋中葉以後又轉向晚唐學習。它對於宋詩的變唐很不以為然，尤其反對黃庭堅為代表的江西詩派“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的作風，謂其並不理解詩歌的特點，違背了詩學的傳統。對於“四靈”和江湖詩人的倡導晚唐，它也認為“止入聲聞辟支之果”（旁門小道），未進入“大乘正法眼”（均見《詩辨》）。

根據這樣的情況，《詩話》特彆強調詩歌藝術的特殊性，提出了“別才”“別趣”的中心口號。《詩辨》云：“夫詩有別材（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這裡所說的“別趣”，是指詩歌作品有別於一般學理性著述的美學特點；所謂“別才”，則是指詩人能夠感受以至創作出具有這樣審美屬性的詩歌作品的特殊才能，也正是藝術活動不同於一般讀書窮理工夫之所在。“別才”和“別趣”緊密相關。它們的共同特點在於“非關書”“非關理”，或者也叫作“不涉理路，不落言筌”。這就是嚴羽論詩的基本宗旨。

嚴羽所說的“別才”和“別趣”有其具體內涵。“別趣”，《詩話》中也稱作“興趣”，這就是嚴羽特創的文學批評術語。不同於日常用語中所說的對某某事物發生興趣。《詩辨》說：“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唯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這段話里講到“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用的是佛經上的比喻，說羚羊到晚間把自己的雙角掛在樹上棲息，可以避免獵狗找尋蹤跡。參照《詩評》中有關“詞理意興，無跡可求”的說法來看，是指詩歌作品的語言、思想、意念、情趣等各方面要素，組合為一個整體，達到水乳交融的地步，這才能給人以“透徹玲瓏，不可湊泊”的感覺，取得“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因此，所謂“興趣”或“別趣”，無非指詩人的情性融鑄於詩歌形象整體之後所產生的那種蘊藉深沉、餘味曲包的美學特點，這是嚴羽認可的好詩的首要條件。

必須說明，嚴羽論詩並不局限於“興趣”這一點。《詩辨》談到作詩的法門有體制、格力、氣象、興趣、音節五個方面，還談到詩歌的品類、技巧、大致的分界與最高的境界，範圍相當廣泛。儘管如此，“興趣”仍然是他衡量詩歌的最基本的標尺。他批評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宋人“尚理而病於意興”，都是說他們未能將詞、理、意、興合成一個整體，從而失去了那種渾成而又含蓄的美質。作為對立面，他稱許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又推崇漢魏古詩“詞理意興，無跡可求”（均見《詩評》），亦皆出於形象整體性與含蓄美的要求。他這樣重視詩中“興趣”，對於糾正一部分宋人詩作忽視詩歌審美特點的弊病，是有積極意義的，但強調過了頭，也容易導致重藝術而輕思想的偏頗。

如果說，“別趣”是對於什麼樣的詩才算好詩的解答，那麼，“別才”便是對怎樣才能作出這種好詩的說明。“別才”，在嚴羽詩論中也稱作“妙悟”，這原是佛教禪宗學說的用語，指佛教徒對於佛性的領悟，《詩話》中藉以表示人們對詩歌美學特點，亦即詩中“興趣”的心領神會。在嚴羽看來，詩人的藝術感受和創造的才能，跟一般讀書窮理的工夫是截然兩碼事。讀書窮理固然有可能促進詩歌藝術的提高以“極其至”，而藝術活動的根柢則並不依賴讀書窮理。《詩辨》中談到：“大抵禪道唯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唯悟乃為本色。”這就意味著“學力”並不能保證一個人的詩歌成就，“妙悟”才是關鍵所在。

至於“妙悟”能力的獲得，《詩辨》說“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辭》，朝夕諷詠以為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字，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依據這段話，“妙悟”的能力是從閱讀前人的詩歌作品中培養出來的，而且不是任何詩作都有助於人們的“悟入”，必須是那些本身具有嚴羽所讚賞的意境渾成、韻趣悠遠特點的作品，才能促成人們對這種藝術特點的領悟。同時，這種閱讀的方式不是指的思考、分析和研究，而是指熟讀、諷詠以至朝夕把玩的工夫，換句話說，是一種直接的感覺和藝術的欣賞活動。《詩評》中說：“讀《騷》之久，方識直味；須歌之抑揚，涕洟滿襟，然後為識《離騷》。”還說：“孟浩然之詩，諷詠之久，有金石宮商之聲。”都是要人們從反覆詠嘆中去體會詩歌聲情的抑揚駘蕩，以進入作品的內在境界，領略其獨特的韻味。這正是一條“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悟入”余徑。由此看來，嚴羽心目中的“妙悟”或“別才”，是指人們從長時期潛心地欣賞、品味好的詩歌作品所養成的一種審美意識活動和藝術直感能力，它的特點在於不憑藉書本知識和理性思考，而能夠對詩歌形象內含的情趣韻味作直接的領會與把握，這種心理活動和能力便構成了詩歌創作的原動力。這一觀念的提出，表明嚴羽對於藝術活動與邏輯思維的區別，有了一定的認識，但他未能科學地闡明思維與直覺的辯證統一關係，反而趨向把兩者割裂開來和對立起來，致使其“妙悟”說帶上了濃重的玄學色彩，招來後人的種種非議與指摘。

“妙悟”既然來源於對好的詩歌作品的熟讀與涵詠，那就需要對詩歌藝術作出正確的鑒別，嚴羽稱之為詩識。《詩辨》中所謂“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就是指的這種從藝術意境、風格上識別詩作的邪正高下深淺的能力；有了這種能力，才能選擇合適的學習對象，達到“取法乎上”的目的。而詩識的形成，嚴羽認為，是來自對各類詩歌的“廣見”和“熟參”，亦即來自對詩歌體制的細心辨析。《滄浪詩話》中特辟《詩體》一章，廣泛介紹詩歌的體裁、風格及其流變，就是要人們通過精心比較以掌握詩歌藝術的“真是非”。《答吳景仙書》中也講到：“作詩正須辨盡諸家體制，然後不為旁門所惑。”所以辨別詩體是嚴羽定下的學詩的第一關，由辨體以立識，再由“識”入“悟”，而後通過“妙悟”導致詩中“興趣”，這是一個完整的藝術活動的過程，從而構成了嚴羽論詩的圓融貫通的體系。不過這個體系最終歸趨到師法前人（尤其是盛唐人）的詩歌藝術上來，根本上忽略了現實生活對文藝創作的推動作用，不免存在著以流代源的缺陷，為明清兩代的擬古思潮開了不良的風氣。

儘管如此，《滄浪詩話》仍不失為一部體系完密而具有多方面建樹的詩歌理論專著。它對古代詩歌的歷史演變，尤其是唐詩和宋詩所提供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作了深入的探討和總結，成為讀者把握這一時期文學思潮的重要樞紐。它鮮明地提出了詩歌藝術的美學特點和審美意識活動的特殊規律性問題，觸及藝術形象和形象思維的某些基本的屬性、基本的方面，把傳統的美學理論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它還全面地展開了關於詩歌創作、詩歌批評、詩體辨析、詩歌素養等各部分理論，提供了許多有用的思想資料。這眾多方面的貢獻，都應予以足夠的估價。正由於此，《詩話》在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後世詩論中，不僅“格調”“性靈”“神韻”諸派都從它裡面汲取養料，作為立論的根據，就是一些獨樹一幟的理論家如王夫之、葉燮、王國維等，也都借鑒了它的理論思維經驗，予以批判的改造，推陳出新。另外，從楊士弘《唐音》、高棅《唐詩品彙》直到沈德潛《唐詩別裁》，歷來的唐詩選本和唐詩學研究中，都可以看出其或明或暗的投影。因此，《詩話》幾乎籠罩了明清兩代的詩學。當然，《詩話》在理論觀點上的失誤及其對後世所造成的消級影響，也不容迴避。站在今天的理論高度，從歷史的實際出發，加以科學的總結，是讀者應有的態度。

宋代最負盛名、對後世影響最大的一部詩話，也是著名的詩歌理論著作。全書系統性、理論性較強，對詩歌的形象思維特徵和藝術性方面的探討，論詩標榜盛唐，主張詩有別裁、別趣之說，重視詩歌的藝術特點，批評了當時經文字、才學、議論為詩的弊病，對江西詩派尤表不滿。又以禪喻詩，強調“妙悟”，對明清的詩歌評論影響頗大。清馮班不滿其說，撰有《嚴氏糾謬》一卷。今人郭紹虞有《滄浪詩話校釋》，為各家注中最詳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