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

宋代文學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特殊地位，它處在一個承前啟後的階段，即處在中國文學從“雅”到“俗”的轉變時期。所謂“雅”，指主要流傳於社會中上層的文人文學，指詩、文、詞；所謂“俗”，指主要流傳於社會下層的小說、戲曲。傳統所謂“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戲曲”的說法，指明了各個朝代文學樣式發達繁榮的側重點。我們應該充分評價元明清詩文詞的成就，但其未能超宋越唐，則可斷言。如果說，宋代詩文詞（特別是文和詞）是元明清作家們不斷追懷、仰慕的昨天，那麼，元明清小說戲曲的大發展就是宋代剛剛發展起來的白話小說和戲曲的燦爛明天了。

宋代繼唐代以後出現了又一個詩歌高潮。雖然至今還沒有一部《全宋詩》，但其總量超出《全唐詩》好幾倍則是無疑的。宋代詩人大都一生勤奮寫作，作品眾多，如現存蘇軾詩二千七百多首，楊萬里四千多首，陸遊近萬首，遠比唐代李、杜為多（李詩近千首，杜詩一千四百多首），充分說明宋詩繁榮的盛況。

公元九六〇年，後周大將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一舉奪取政權，建立了北宋王朝。此後近二十年中，宋朝統治者通過軍事征伐和外交活動，消除了南北的一些較大的割據勢力，逐漸實現了統一，從而結束了唐五代以來的分裂局面，使動蕩不安的社會進入了相對穩定的時期。

北宋初年，統治者為了鞏固政權，採取了一系列的緩和社會矛盾的措施。農民因此獲得了喘息機會，廣大農村從勞乏困疲中解脫出來，部分地區甚至出現“稻穗登場谷滿車，家家雞犬更桑麻”的富裕景象，農村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隨著農業生產的進步，手工業和商業也呈現為與之相應的興盛局而。冶礦、紡織、瓷器；印刷業也都迅速發達起來。並逐漸地出現了一些新的繁華都市。這一切都為宋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社會條件。尤其是活字印刷的出現，使大量書籍得以迅速刊行於世，促進了文化知識的傳播和交流，擴展了文人學者的視野。提高了他們著書立說的興趣，以致私家著述紛紛問世，其規模和數量遠遠超過了前代。開封、杭州、成都、揚州等大城市的日益繁盛，這為宋詞的創作擴充了題材，豐富了內容。並由於市民階層文化生活的迫切需要，促成了民間說唱技藝的高度發展，使話本小說等通俗文學迅速興盛起來。

宋代思想界提倡“道學”或“理學’，講究“推理以存義“(程頤《答揚時論西銘書》).這種學術空氣瀰漫開來，就使宋代詩文創作帶有較濃厚的說教色彩，文意刻露.‘’唐詩主情，故多蘊籍。宋詩主氣，故多徑露”(王士禎《師友詩傳續錄》)。宋代詩文的這一特殊風貌，與多為言情的唐代詩文比較，恰成鮮明的對照。

北宋鞏固中央集權，太祖杯酒釋兵權時，勸諸大將“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上層官僚地主廣置田園，過著沉迷於歌台舞榭的生活。又優待文臣，除俸錢祿米外，又有職錢和職田，“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趙翼《廿二史札記·宋制祿之厚》）。又廣開科舉，宋初進士，依唐舊制，每歲不過二、三十人，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放進士幾500人，比舊制多20倍（王栐《燕翼詒謀錄》卷一）。宋的疆域小於唐，“官五倍於舊”（宋祁《景文集·上三冗三費疏》）。這也使中下層地主階級士子有更多的可能進入仕途，可以過著酣歌曼舞的生活。這跟宋朝的經濟發展有關。宋初興修水利，擴大農田，增加農戶。農業有了發展，工商業更得到空前的發展。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汴京（今河南開封）的繁華景象；周密《武林舊事》記南渡后臨安（浙江杭州）的盛況。宋代都市的繁榮，造成廣大的市民階層。歌樓舞榭，盛極一時，“瓦子”中表演技藝的場所空前繁榮。這都是宋代詞和話本發展的重要條件。

宋代為了加強中央集權，不讓地方勢力對抗中央，對地主階級士子採取思想上的控制政策。北宋孫復《春秋尊王發微》，既尊朝廷，又謂“《春秋》有貶無褒，大抵以深刻為主”，“變為羅織之經”（《四庫全書總目》），適應宋朝的加強思想控制，跟著產生“正統”理論。司馬光論正統，稱“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通鑒》魏紀黃初二年），強調思想統一，宋代道學家又提出“道統”，在散文創作上又有“文統”的說法。道統、文統都推本於韓愈。這又成為宋代的古文革新運動的社會背景。

宋代文學中貫穿著愛國主義精神，憤慨國勢削弱，外族侵凌，懷抱破敵立功的壯志的，早在蘇舜欽的詩里，就有《慶州敗》一類的詩。稍後，蘇軾的〔江城子〕《密州出獵》里，有“射天狼”的豪情。到南宋陸遊、辛棄疾等多數作家的大量作品里，更充滿著愛國憂國之情。而到南宋滅亡前後，文天祥、謝翱等作家的詩文里，這種感情就更加強烈。這一特色，是宋以前文學所沒有的。這種愛國主義精神一直感染著後來的讀者，成為宋代文學的重要特色。

詞這種體裁，從唐末到五代，配合燕樂，作為歌樓舞館的唱辭，所謂“拾翠洲邊，自得羽毛之異；織綃泉底，獨殊機杼之功”（歐陽炯《花間集序》），用翠羽輕綃來比，指出當時的詞，風格和語言要求輕靡。又稱“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同前），寫柔靡的戀情。到北宋初年，士大夫的流連歌舞，加上都市的歌樓舞榭中都在唱詞，這種輕靡和綺麗的詞盛極一時。北宋晁補之說詞是“當行家語”（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引），李清照稱詞“別是一家”（《論詞》），除了詞要合樂外，主要指詞的內容和風格都與詩不同。到了蘇軾手裡，以詩為詞，到了辛棄疾手裡，以文為詞，打破了詞和詩文的界線，擴大了詞所反映的生活領域，從而使詞成為宋代最重要的文學形式。隨著都市的興起，市民階層的壯大，適應市民需要的各種娛樂活動紛紛興起。周密《武林舊事》稱臨安有瓦子23處，最大的一處有勾欄十三個。其中“說話”的，以小說、講史最受人歡迎。吳自牧《夢梁錄》稱小說有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撲刀、桿棒、發跡變泰等類。還有“講史書”，講歷代史傳戰爭興廢之事。說話的底本稱話本。說話在唐代已經出現，到宋代有了更大的發展。宋代的話本反映市民生活，使小市民成為話本的主角。話本由說話人用當時的口語和淺近的文言詞語來講說，形成了一種新的文體。它刻畫人物，運用性格化的語言，勝於過去文言小說里記述的語言。

北宋提倡古文，繼承韓愈《原道》的道統說。韓愈論文是文道合一的。因此，北宋初柳開提倡古文，他在《應責》里說：“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這裡隱約含有道統、文統的意味，但柳開講的道沒有新義，且所作文不免艱澀，影響不大。而歐陽修領導古文革新運動，所講的道，不限於以儒家的仁義為道，他反對“棄百事不關於心”（《答吳充秀才書》），認為應從關心百事中求道；用音樂作比，不僅要知道“八音、五聲、六代之曲”，還要懂得“動蕩血脈，流通精神”，使人悲喜歌泣得所以然（《書梅聖俞稿后》），即要有所自得。這是他擴大了對道的認識。韓愈的古文，有提倡“文從字順”的一面，又有主張“沉浸濃郁”、追求詞藻、用險難字的一面。歐陽修的古文，避難取易，力求平易暢達，開一代風氣，加上追隨者的響應，就使宋代散文的發展不同於唐代散文，對後世的影響極為深遠。

歐陽修的散文不取韓愈的散文奇險濃郁的一面，但宋代在詩文革新運動時期的詩，卻學習韓愈的以文為詩，又有取於他的鍊字琢句的一面。大概唐詩以風神情韻為主，宋代革新時期的詩人，要求有自己的風貌，發展以議論為詩，以筋骨思理見勝。宋詩“取材廣而命意新”（曹學佺《宋詩選序》）。在命意新上，宋詩人創作了富有理趣的詩，構成了宋詩的特色。宋人“以才學為詩”，用古典成語來表達情意，成為黃庭堅江西詩派的一個特點。這樣，宋代的詩文具有不同於唐代詩文的獨特風貌。

宋代加強了思想控制，宋真宗大中祥符中，“嘗下詔禁文體浮艷。議者謂是時館中作《宣曲》詩，‘或謂頗指宮掖’”，“賴天子愛才士，皆置而不問，獨下詔諷切而已，不然亦殆哉？”（陸遊《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跋西昆酬唱集》）唐朝人寫詩來諷刺本朝史事、時事都沒有事。楊億、劉筠等在被信任時，寫了“頗指宮掖”的詩，就被詔書借“文體浮艷”為名而加禁止。夏竦罷樞密使，范仲淹等執政，石介作《慶曆聖德頌》，歌頌進賢去佞，孫復說：“子禍始於此矣！”由此招來了夏竦的忌恨而招致石介在死後差一點被發棺，並使石介子弟受連累，很久羈管他州。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蘇軾在詩中反映新法推行中的缺點，即被逮捕下獄，幾乎被處死，世稱“烏台詩案”。宋代表面上對文人在政治上表示寬大，在思想上則注意控制，當是宋詩在諷喻興寄上較唐詩遜色的原因。從此開始，封建統治階級就編織成一張“文網”，歷明代而至清代的前期，這張網愈收愈緊，終於發展到了政治上的大規模迫害。

宋初文學，元代方回《送羅壽可詩序》稱，“宋剗五代舊習，詩有‘白體’‘昆體’‘晚唐體’”。仿效白居易體的有王禹偁，他也提倡杜甫的詩。倡“昆體”的為楊億、劉筠等的《西昆酬唱集》，效李商隱體，以《宣曲》詩諷刺宮掖，被下詔禁止。效晚唐體的有九僧（見“惠崇”）、林逋、魏野等人，用清淡的風格來寫幽靜的隱居生活，都受到晚唐詩人賈島、姚合的影響。這時

期的宋詩，還是模仿唐詩，沒有形成自己的獨特風貌。到梅堯臣起來，他的詩用思深遠，風格平淡，雖作近體，而存古意，“意新語工”，蘇舜欽跟他並稱。蘇舜欽的詩，筆力豪俊、超邁橫絕，好作古體，內容多結合當時現實。歐陽修學韓愈的以文為詩，又受李白詩的影響。但韓詩矯健，歐詩舒暢，風格不同，這時開始顯出宋詩的特色。

北宋初期的散文，仍襲五代浮靡的文風。柳開倡言“革弊復古”，提出重道、致用、崇散、尊韓等觀點，但他的文辭不免艱澀。繼柳開之後倡導古文的有王禹偁，他主張“傳道而明心”，繼承韓愈“文從字順”的一面，強調文貴乎“句之易道，義之易曉”（《答張扶書》），語言平易近人。此後提倡古文的有穆修、尹洙、石介等人。穆修訪求校正韓柳集，提倡古文，爾後為尹洙。尹洙通知古今，為文簡而有法，再後為歐陽修。尹洙稱范仲淹《岳陽樓記》為“傳奇體”（《後山詩話》），不滿意他的描繪景物用辭藻及對偶。歐陽修不反對偶儷，所見較廣。歐陽修是宋代古文運動的領袖，他對“道”與“文”有自己的看法。他的文“紆徐委備，往複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蘇洵《上歐陽內翰書》），平易暢達，有情韻之美，開創了一代文風。他獎引後進，在他周圍，團結了曾鞏、王安石及蘇洵、蘇軾、蘇轍父子等人，使宋代散文有了空前的發展。

北宋前期的詞，代表作家有晏殊、歐陽修、柳永等。晏、歐的詞主要是小令，多寫閒情逸緻，詞風則承襲五代，受南唐馮延巳影響尤深，但基調有所變化。晏詞趨向雍容淡逸，和雅溫婉；歐詞較為疏宕俊朗，深摯清麗。柳永是北宋第一個大量寫作慢詞的詞人。他的詞長於鋪敘，不避俚俗，以白描的手法，極寫都市繁華和悲歡離合之情。“尤工於羈旅行役”，且多以同情態度描寫伶工樂妓的生活和願望，發展了詞體，擴大了詞境。但也時有下筆率易、跡近淫靡之病。這一時期以小令著稱的還有宋祁、范仲淹、晏幾道等。宋、范均存詞不多，前者有一些佳句流傳很廣，後者在內容上有重要突破；塞垣風光，戍邊情懷，蒼涼悲壯，慷慨生哀，確是俯視群流，獨放異彩。晏幾道是晏殊的幼子，與其父合稱“二晏”。所作多數是對往事的低回追憶，感傷惆悵，委婉深沉。這一時期的慢詞作家還有張先。其詞與柳永齊名，但才力稍遜，長於鍊句而短於煉意，詞風偏於纖巧冶艷，意境不高。

就北宋前期的文學說，在歐陽修領導下的詩文革新運動已取得成功，宋代的詩歌和散文，已開始呈現出不同於唐代詩歌和散文的風貌。北宋前期的詞，以柳永的創作長調最為突出，顯示宋詞比唐五代詞有了新的發展。

繼承歐陽修的古文創作理論的是曾鞏，他稱“畜道德而能文章”，認為“畜道德”“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寄歐陽舍人書》），又稱“所記者豈獨其跡也，並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南齊書目錄序》），這就本歐陽修對道和文的看法作了闡明。他的散文，平正通達，委曲詳明，在藝術性上次於歐陽修。王安石的散文，內容深刻，辭氣峭折，具有不同於歐陽修的風格。他在《上人書》里要求“自得”“資深”，加以“左右逢源”，所以他的文章深刻透闢，曲折如意。王安石的詩歌創作工於刻畫，善於議論，罷相後退居鐘山所作刻畫景物的詩，精工明麗，為人所稱道。他在修辭上的特點，就是借用古語來表達情思。由於他博極群書，“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答曾子固書》），所以造成“以學問為詩”的風氣。他的詞所作不多，但像〔桂枝香〕“登臨送目”，寫金陵懷古，已經是以詩寫詞，不過影響不大。王安石在詩文詞的創作上，都有傑出成就。

北宋後期繼歐陽修領導古文革新的運動，並取得完全勝利的是蘇軾，在詩歌的創作上有了進一步發展的是蘇軾，在詞的創作上，打破詩詞的界限，以詩為詞，開闢了詞的境界的也是蘇軾，蘇軾是北宋最傑出的大作家。

蘇軾繼歐陽修起來，在完成北宋詩文詞的革新運動方面，發揮了更大的更全面的作用。歐陽修講的道是關心百事，有所自得。蘇軾講的道，如學潛水的“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日喻》），是在生活實踐中有所體會，才能“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瞭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為辭達”（《答謝民師書》）。其實蘇軾的所謂“道”，在概念上和儒家道家以及宋代程朱的所謂道都有不同，更多地偏重於生活體驗，從生活中獲得創作構思。他會運用“博 喻”，用豐富、新鮮、貼切的比喻，來表達這種口未能言的體會。他的創作，“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隨物賦形”（《文說》），既有深厚廣闊的生活體驗，又有“隨物賦形”的形象表現手法，顯示了北宋最傑出的文學成就。他的散文，論辯滔滔，氣勢雄壯，縱橫變化，汪洋恣肆。他的賦，象《前赤壁賦》，是敘事、描繪、哲理的結合，情韻相生。他的小品，富有詩情畫意，有豐富的想象力。他的詩“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書吳道子畫后》），才情奔放，曲折變化，無不達之意。“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趙翼《甌北詩話》卷五）。他的詞，打破了詩詞的界限，以詩為詞，風格多樣，有清新俊逸的，有剛健豪放的，給詞開闢了新的境界。他完成了北宋詩文詞的革新運動。

蘇門四學士是黃庭堅、秦觀、張耒和晁補之，四學士外還有陳師道也極有名。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開創者，陳師道是江西詩派中僅次於黃庭堅的作者。黃庭堅主張“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答洪駒父書》）。這是把王安石、蘇軾等的以學問為詩的實踐發展而建立的一套理論。他“搜獵奇書，穿穴異聞”來引用“陳言”，顯示他的學問；這種“陳言”是用來“陶冶萬物”的，所以他的詩是有內容的，也表達了他的感慨和激情。對黃庭堅，論者毀譽不一，但他的主張和詩歌作品在宋代產生了很大影響。陳師道初學黃庭堅，後來改學杜甫。他表達切身體會的五言古詩，寫得極為朴摯。張耒的詩較多地反映人民生活。秦觀的詞有很高成就，“寄慨身世，閑雅有情思，酒邊花下，一往而深”（馮煦《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若以其詞論，直是初日芙蓉，曉風楊柳，倩麗之桃李，容猶當之有愧色焉”（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二）。他跟蘇軾的詞不同，是當時婉約派詞的傑出者。當時著名詞人還有賀鑄，他的詞穠麗中有清剛之氣。

稍後的著名詞人有周邦彥。他精通音律，創作了許多新調。他的詞“多用唐人詩語，?括入律，渾然天成；長調尤善鋪敘，富艷精工”（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在當時和後代都為人推重。李清照《論詞》“乃知別是一家，要“協音律”，又稱“晏（殊）苦無鋪敘，賀（鑄）苦少典重，秦（觀）則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非不妍麗，而終乏富貴態”。她推崇的別是一家大概即指周邦彥的詞，協音律，講鋪敘，較典重，有故實，這代表了當時的看法。李清照的詞，是婉約派的正宗，工於抒情，用白描的語言曲折地表達深摯的情意，姿態百出。她南渡后的作品，經歷了國破家亡的苦難，流露了極為凄苦的感情。這時期她的詩歌，又充滿愛國激情，具有豪邁猷勁的風格。

經歷了北宋覆亡的“靖康之難”，激起了南宋詩人抵抗侵略、保衛祖國的愛國主義精神。他們雖然或多或少地受到江西詩派的影響，但時代的劇變，迫使詩人拋開江西詩派“取古人陳言”的寫法，寫出表現愛國主義精神的詩篇。這時期取得傑出成就的是陸遊和辛棄疾的作品。稍早於陸、辛的詩人有陳與義，“建炎間，避地湖嶠（兩湖五嶺），行萬里路，詩益奇壯，造次不忘憂愛。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諸家之上”（《宋詩鈔·簡齋詩鈔》）。他的身世漂泊與杜甫相似，他的詩也轉向杜甫學習，學到杜詩的音節宏亮，風格沉著。“中興四大詩人”，“尤、楊、范、陸”並稱。尤袤的詩大都散失。楊萬里的詩，自稱“步後園，登古城，採擷杞菊，攀翻花竹，萬象畢來，獻予詩材”（《誠齋荊溪集序》）。他從生活中抓住一點感受就寫詩，這就擺脫了江西詩派的以學問為詩的規範，作出活潑自然的詩。只是他的愛國感情不夠強烈。范成大出使金時所作72首七絕，表達了北宋亡國之痛，反映了遺民盼望恢復的心情。他的《四時田園雜興》60首，對農民的疾苦有了深入反映，勝過以前的田園詩。這時期最傑出的詩人是陸遊。陸遊的詩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體會生活的雋永滋味，熨貼景物的曲折情狀；另一方面是表達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要為國家報仇雪恥，收復失地，解救淪陷區人民，悲憤激烈。他在詩和詞里都表現了這種精神，在詩里更為突出。陸遊的散文也很有成就。他的論文、記敘，不少貫串著愛國感情。他的《入蜀記》，寫景、議論、抒情，均極為生動。

辛棄疾是南宋前期最傑出的愛國詞人。他在詞里充滿了洗雪國恥的豪情，寫出了壯志難酬、國勢衰落的悲憤。他在蘇軾以詩為詞后，“別開天地，橫絕古今，《論》《孟》《詩小序》《左氏春秋》”，“拉雜運用”（吳衡照《蓮子居詞話》卷一），以文為詞。他的詞有縱橫奔放的一面，又有穠麗纖綿的一面。這時期的辛派詞人，有陳亮和劉過等人。陳亮詞筆力矯健，氣勢豪放。劉過詞有豪氣，多壯語。陳亮又是著名的政治家，堅持抗戰，反對投降，要“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宋史》本傳）。還有葉適的散文，多論時事，獨抒己見。“文章雄贍，才氣奔逸，在南渡卓然為一大宗”（《四庫全書總目·水心集》）。

南宋後期文學，由於宋金媾和以後，經歷一段相對安定時期，愛國主義的歌聲逐漸衰退，格律派詞人興起。這一派，以姜夔為最著名。“白石脫胎稼軒，變雄健為清剛，變馳驟為疏宕”（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格調較高，音調和婉。他的〔揚州慢〕寫“自胡馬窺江去后，廢池喬木，猶厭言兵”，反映了一些戰亂的感嘆，但缺少愛國的激情。史達祖〔滿江紅〕《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懷古》：“老子豈無經世術，詩人不預平戎策。”表達了一些憂憤。他以詠物詞著名，工於刻畫。姜夔替他的《梅溪詞》作序，稱為“融情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花庵詩選》引）。吳文英的詞，在修辭協律上用力，過於雕琢，不免晦澀。周密的詞，講求清麗，曾和吳並稱“二窗”（周草窗、吳夢窗），詞風相近，但周並不象吳的晦澀。他選南宋詞為《絕妙好詞》，代表了雅正派的觀點。張炎的詞，表達南宋亡國后的凄涼哀怨。他研究聲律，在唱腔上用功。他提倡“清空”。姜夔、張炎的詞對後世影響較大。清代以朱彝尊、厲鶚等人為代表的浙派詞人，就是推崇他們的。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亦極推重他們，稱：“姜堯章詞，清虛騷雅，每於伊鬱中饒蘊藉。”又稱：“張玉田詞，如並剪哀梨，爽豁心目。”此外，史達祖、吳文英、周密等南宋詞人，也得到清代詞人的推重。跟格律派詞相當的，有四靈派和江湖派的詩。“永嘉四靈”，學晚唐賈島、姚合的詩，凄清幽咽，境界太狹，抒情太偏。江湖派是受四靈派影響的詩派，其中最著名的詩人首推劉克莊，他在學晚唐體的詩裡面填嵌成語典故，可是還不能擺脫晚唐體的格局。

南宋末年，文學中的愛國主義精神再度發揚，有反侵略的忠憤，有崇高的民族氣節，也有遁跡山林寧死不屈的孤高。象文天祥的《指南錄》和《指南后錄》中的詩文，劉辰翁表現亡國之痛的詞，汪元量表現忠憤氣節的詩，以及記錄亡國之痛的《越州歌》20首，謝翱的血淚文《西台慟哭記》，構成了宋代文學的強烈尾聲。

宋代文學還有白話短篇小說的話本和平話，是說話藝人的底本。話本是適應市民階層的壯大產生的。它反映了城市中小商人、手工業者和下層婦女的生活，以這些人為話本中的主人，塑造了各種人物，具有性格化的對話，有生動的故事情節，運用接近口語的白話。它適應聽眾陸續到達的需要，在正式講故事前有詩詞或其他簡短故事組成的“入話”，用韻文來對人物或情景作描寫，全文用詩詞作結束。宋代話本讚美婦女對愛情的追求的，有《碾玉觀音》、《鬧樊樓多情周勝仙》；寫公案故事的，有《錯斬崔寧》，暴露封建官吏的草菅人命；寫俠盜故事的，有《宋四公大鬧禁魂張》，讚美宋四公等劫富濟貧、懲罰為富不仁者的俠義行為等。

這種話本成為白話短篇小說的開端，對後代的白話短篇小說有深遠的影響。平話講歷代故事，有《新編五代史平話》和《大宋宣和遺事》，對後代長篇小說的創作有一定影響。

往往體現為一定的質量。作為一代詩歌，宋詩在繼承唐詩的基礎上，發生了顯著的新變，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從思想內容看，宋詩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會黑暗和反映統治階級內部政治鬥爭方面都有所擴展，但又缺乏唐詩、特別是盛唐詩歌中追求遠大理想的積極昂揚的精神；而在抒發民族鬥爭中的愛國憂國的情緒上，又比唐詩熾熱和深切。這是由時代的條件決定的。宋朝比之以往的幾個統一王朝來，是中央集權最為集中的朝代。這一方面對鞏固宋朝統一、安定社會秩序、發展經濟和抵禦少數民族統治者的侵擾，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軍權集中帶來了宋朝軍隊訓練不良，戰鬥力削弱，政權集中帶來了官僚機構龐大臃腫，腐敗無能，財權集中又刺激了統治階級窮奢極欲，揮霍享樂。所以開國不過三十多年，宋太宗時就爆發了王小波、李順的農民起義，人數達數十萬。正是在積貧積弱局勢逐漸形成、社會危機急劇發展的情況下，地主階級中的有些改革家就出來倡導“變法”，改革弊政，形成了變法運動。王安石就是傑出的代表。北宋的詩文革新運動，詩歌中反映民生疾苦、社會黑暗和統治階級政治鬥爭的現實主義傾向，都和這種社會政治情況有關，跟變法運動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如梅堯臣《汝墳貧女》、《田家語》；歐陽修《食糟民》、《邊戶》；王安石《兼并》、《省兵》；蘇軾《荔支嘆》等一批作品。但是如同變法運動只是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缺乏遠大的政治前途一樣，在宋詩中也缺乏唐詩中積極昂揚的政治進取精神，往往悲慨多於壯歌。這是一。其次，宋朝從開國之初直到滅亡，一直處於少數民族統治者的不斷侵擾和威脅之中，是中國歷史上統一朝代中最缺乏抵禦力量的軟弱王朝。宋王朝對他們一再割地求和、輸幣納絹、稱臣稱侄。但是，統治集團中的一部分愛國將領和官員，尤其是廣大漢族人民群眾，是不能忍受這種受侮辱、被奴役的處境的，他們表現了可歌可泣的鬥爭精神，因此宋代詩歌中（包括詞）所反映的愛國思想也就越來越顯得突出。宋初路振《伐棘篇》對國恥國難的慨嘆，蘇舜欽《慶州敗》對敗於西夏的“羞辱中國堪傷悲”，蘇軾《祭常山回小獵》、《和子由苦寒見寄》等所表達的“與虜試周旋”的決心，都是例證。而在北宋滅亡以後，更成為南宋詩歌的基調。偉大詩人陸遊正是在南鄭戎馬生活中找到了創作的生命，為苦難的祖國歌唱了一生；在南宋滅亡前後，文天祥、謝翱、林景熙、鄭思肖、汪元量等人的愛國詩篇，為宋代詩壇增添了最後的光彩。這是唐詩中所沒有的。

宋詩主要向思理、顯露和精細方面發展。南宋嚴羽《滄浪詩話·詩評》說：“詩有詞、理、意興”，“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明楊慎《升庵詩話》卷四說：“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卻遠矣。”今人錢鍾書先生《談藝錄》說：“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他們所持的褒貶態度不同，但都共同認為“理”、“思理”為宋詩特點。重情韻者往往含蓄，重思理者則較顯露。清沈德潛《清詩別裁集·凡例》說：“唐詩蘊蓄，宋詩發露，蘊蓄則韻流言外，發露則意盡言中。”吳喬《圍爐詩話》卷一也指出唐詩多比興，因而“其詞婉而微”；宋詩多賦，“其詞徑以直”。他們都指明了這種特點。此外，宋詩又追求精細。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說：“詩至宋而益加細密。蓋刻抉入里，實非唐人所能囿也。”所謂“細密”、“刻抉入里”，一方面指宋詩對客觀事物的描摹，趨於求新、求細，形容盡致，纖微畢現，與唐詩的渾成淳滀（tingxù）各異其趣；另一方面指宋詩對用典、對仗、句法、用韻、聲調等用工更深，日臻周詳密緻。與上述幾點相聯繫，宋詩又呈現出議論化、散文化和以才學為詩的傾向，則對詩歌藝術的發展造成好壞兼具的影響。如同寫水勢湍急，李白《早發白帝城》在駿發豪爽中蘊含著歡快舒暢的情緒，而蘇軾《百步洪》卻說：“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一連用七個比喻，窮妍極態，炫人眼目，後半首又以議論出之。黃庭堅《題竹石牧牛》在句法上仿效李白《獨漉篇》，但李詩渾然而意在言外，黃詩刻露而見新意，情趣有別。南宋以來詩歌史上發生過尊唐或尊宋的長期論爭，這在客觀上承認宋詩在唐詩高峰之後另闢蹊徑，自立門戶，具有某種典範性。詩歌的歷史也表明，後世作品在總體上未能超出唐宋詩藝術境界的範圍。

宋代散文是中國散文史上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在三百多年間出現了人數眾多的散文作家。所謂“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宋人就佔了六位（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寫作了不少文學散文和帶有文學性的散文，也有許多議論文的名作。

宋代散文的重要成就之一，在於建立了一種穩定而成熟的散文風格：平易自然，流暢婉轉。唐代韓愈是古文運動的領袖，在他的古文理論和古文實踐中，都遇到過作文“難”和“易”或“奇”和“平”的問題。韓愈雖然企圖把兩者統一起來，所謂文“無難易，唯其是爾”（《答劉正夫書》），但他的藝術個性卻崇尚“難”、“奇”一路。宋代古文家卻著重發展平易風格。我們讀韓愈《上兵部李侍郎書》和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兩信徠都是“干謁”之文，對象都是掌管全國軍事的高級長官。但韓文一開頭便自稱“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礱（lóng同礲）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儼然以經綸奇才自居；然後說到對方身為“朝廷大臣”，正當“天子新即位”之際，提拔人才義不容辭。要求延引之意，咄咄逼人。用語新穎，戛戛獨創，符合他提出的“詞必己出”的標準。蘇文卻從寫文章要養“氣”說起；再說到氣應從增加閱歷、擴大交遊中去獲得；然後講他離蜀來京，訪古都，游名山，會名流，但所會名人還不多，這才把希望對方引見的意思委婉曲折地表露出來。行文紆餘徐緩而無急言竭論之態，語言明白淺易而絕少色澤尖新之詞。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評韓、歐文風一“難”一“易”的不同，可以看作對唐宋散文的概評。宋代散文的平易風格比之唐文更宜於說理、敘事和抒情，成為後世散文家學習的主要楷模。宋文比唐文的影響更大。

宋代散文的高度成就給其它文體也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在宋代文學中，我們可以看到存在著一種普遍的散文化傾向。宋詩從梅（堯臣）、歐開始，發展了杜、韓“以文為詩”的傾向，進一步用散文的筆法、章法、句法、字法入詩，逐漸顯露出宋詩的自家面目。詞也在蘇、辛手中加重了散文成分。賦從《楚辭》、漢賦、魏晉時的抒情小賦到唐代應舉用的“律賦”，創作已趨衰微，缺乏藝術創造性；宋代卻從散文中得到啟示而重獲藝術生命，形成一種類似散文詩的賦體，歐陽修《秋聲賦》、蘇軾的前後《赤壁賦》等都是歷久傳誦的名篇。宋代的駢文也不太追求辭藻和用典，採用散文的氣勢和筆調，帶來一些新面貌。歐陽修《採桑子·西湖念語》、蘇軾《乞常州居住表》、南宋汪藻《隆佑太后告天下手書》、方岳《兩易邵武軍謝廟堂啟》等都是相當出色的駢文。這種普遍的散文化傾向是宋代散文繁榮的結果，構成宋代文學的一大特色。

詞作為新興的詩歌形式，從隋唐發軔，至宋代進入鼎盛時期。唐圭璋先生所編《全宋詞》收詞人千家以上，詞作二萬首。最近還陸續有所增補（如孔凡禮先生《全宋詞補輯》等）。雖因詞在開始時還未被承認為“正統”文學，亡佚很多，但目前搜集的成果就足以反映出宋詞的繁榮興盛和豐富多彩了。

前人論詞，有“婉約”、“豪放”之說，歷來聚訟紛紜。此說首見於明張綖所作《詩餘圖譜》。其《凡例》後有按語說：“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辭情醞籍，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弘。蓋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詞體以婉約為正。”張綖關於婉約、豪放的界說，是從藝術風格著眼的，但又把它們看作詞的兩“體”，後人又引申為兩“派”（如王士禎）。這就與宋詞實際風格的多樣性發生矛盾：宋詞顯然不止這兩種風格，即以豪放派創始人蘇軾的作品而言，真正豪放者也不過二三十首，爭論即由此產生。其實，在許多詞學家的具體評論中，豪放、婉約兩派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流派，也不是對藝術風格的單純分類，更不是對具體作家作品的逐一鑒定，而是指宋詞在內容題材、手法風格特別是體制聲律方面的兩大基本傾向，對傳統詞風或維護或革新的兩種不同趨勢。認識這種傾向和趨勢對於宋詞的深入研究是有重要意義的。大致說來，蘇辛豪放詞派即革新詞派，與傳統婉約詞派的不同在於：在內容題材上，婉約派堅守詞為“艷科”、“詩壯詞媚”的樊籬，抒情則男歡女愛，傷春傷別，狀物則風花雪月，綺羅香澤，豪放派擴大了詞的題材，提高了詞的意境。蘇軾手中，諸凡記游、懷古、贈答、送別，皆能入詞，幾乎達到“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藝概·詞概》）的境地；南宋辛派詞人，更把表現愛國精神作為詞的主旨，標誌著宋詞的最高思想成就。在手法風格上，前者長於比興，以清切婉麗為當行本色，後者善於直抒胸臆，以豪健奔放為主要特色。在體制聲律上，前者強調合樂，如李清照《詞論》要求詞“協音律”、“可歌”，並批評蘇軾“往往不協音律”，後者卻重文不重聲，不肯遷就聲律而妨礙思想感情的自由表達，所謂“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能改齋漫錄》卷十六）。這是宋詞中實際存在的兩大傾向和趨勢。

應該指出，北宋以來不少詞評家把豪放、婉約說成“正格”、“別格”的觀點，是錯誤的。署名陳師道的《後山詩話》說：“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並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四庫總目提要》卷198也說，詞應“以清切婉麗為宗”，蘇辛一派詞“尋源溯流，不能不謂之別格。然謂之不工則不可。”他們雖然承認蘇辛詞“工”，但又囿於傳統成見，把它視為“非本色”、“別格”，對蘇辛詞派的革新意義沒有足夠的認識。但解放以來有的論者又把兩派說成“主流”、“逆流”的觀點，也是錯誤的。一般被認為婉約派的作家，情況複雜，但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思想藝術成就，逆流說導致全盤否定，顯然不符實際；豪放派作家不僅仍有一些婉約之作，而其豪放詞往往吸收、融化婉約詞的藝術手法，仍然保持詞區別於詩的特性，並不被詩同化。我們為“大江東去”這種俯仰古今的巨大感慨所感動，也能體味“揚柳岸，曉風殘月”的側悱纏綿的羈旅者的心情；張元干《賀新郎·送胡邦衡謫新州》、岳飛《滿江紅》、張孝祥《六州歌頭》、陳亮《念奴嬌·登多景樓》乃至辛棄疾的許多佳篇，固然大聲鏜鞳（tangta，鼓鞞聲），悲歌慷慨，充分體現了時代的精神，但周邦彥《蘭陵王·柳》、史達祖《雙雙燕》、吳文英《鶯啼序》、王沂孫《齊天樂·蟬》等體物精細的工筆之作中，也包蘊著迴腸盪氣的情操。春蘭秋菊，各盡其妙，都能滿足人們多方面的審美需要。在充分估計豪放詞派革新意義的前提下，應該把兩派統一起來。

宋詞是中國詞史上的頂峰，其影響籠罩以後的整個詞壇。宋詞實際上是宋代成就最高的抒情詩，使它取得了與“唐詩”、“元曲”等並稱的光榮。

宋詩方面則受到唐詩的巨大影響，北宋初期，主要沿襲中晚唐詩風餘韻，大致可歸為三體。最初是效法白居易詩風的白體詩，主要詩人是李昉、徐鉉、王禹偁等，其中王禹偁特別關注民生疾苦，風格通俗，暗示了宋詩發展的新方向。白體詩后，流行了以賈島、姚合為正統的晚唐體，主要詩人有林逋、潘閬、寇準等。除了白體和晚唐體，另一派就是推崇李商隱的西昆體，代表人物有楊億、劉筠、錢惟演，西昆體注重採用典故，風格雍容華貴，可是缺乏思想內容，不能反映時代精神。北宋中期，隨著第二次古文運動，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開創了宋詩的新局面。他們既掃除了西昆體綺麗浮艷的習風，又確立了宋詩散文化和議論化的標準。隨後有王安石、蘇軾等人和應。王安石的早期作品注重民生，精於議論，晚年則講求技巧，詩律精嚴。蘇軾作品題材豐富，風格多樣，大大開拓了宋詩境界。北宋後期，主要詩人有蘇門四學士和陳師道，他們雖然繼承蘇軾詩風，但審美方面卻趨向分流。其中黃庭堅與陳師道對後來的江西詩派產生了重大影響。

南宋前期，江西詩派形成並壯大，代表人物有陳與義、呂本中等，但墨守成規，創作不足，南渡以後詩風才漸漸改變。南宋中期，詩壇出現“中興四大家”－楊萬里、范成大、尤袤和陸遊。其中陸遊是南宋最為傑出的詩人，他取材廣泛，詩風悲壯，意境宏大，不拘一格。江西詩派逐步淡出了詩壇后，出現了反對江西詩派、取經晚唐的永嘉四靈與江湖詩派。永嘉四靈專攻五律，取材狹窄，雕琢瑣碎。江湖詩派格局較四靈更為開闊，題材也更為廣泛，整體風格偏重細巧，未脫晚唐舊習.

宋代小說和戲曲為元明清小說、戲曲的大發展準備了良好的條件。

宋代的小說主要是“話本”，它原是說話人說書的底本，實即白話短篇小說。現存宋話本約三四十篇，散見於《京本通俗小說》、《清平山堂話本》、“三言”等書。宋話本具有兩個鮮明的特色：一是市民文學的色彩。話本是當時“瓦舍技藝”的一種，是城市人民表現自己、教育和娛樂自己的文藝。下層市民人物，第一次作為正面人物成批地在話本中湧現，如《碾玉觀音》中的碾玉匠崔寧、《志誠張主管》中的商店主管張勝、《錯斬崔寧》中的賣絲村民崔寧，尤其是璩秀秀、周勝仙、小夫人、李翠蓮等一群具有叛逆性格的下層婦女形象。小說的社會性、現實性都得到加強，為以後小說的發展開闢了道路。二是白話文學的特點。話本的語言是白話，比之文言小說（如唐傳奇）描寫更細緻生動、曲折有致，更富生活氣息。特別是人物對話的個性化，取得很大的進展。後世雖仍有文言小說，但比起白話小說來，不得不退居第二位。至於長篇的“講史”話本也為以後長篇歷史小說提供故事的素材。

宋代的民間戲曲還處在戲曲的萌芽階段。如傀儡戲、影戲、歌舞戲等，前兩種不是由人來扮演的，后一種由人扮演，但還是敘事體而非代言體。然而這些都已具備戲曲的一些條件。北宋雜劇、南宋戲文，今天雖無劇本流傳（有人認為《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中的《張協狀元》是宋人作品），但它們已是相當完整的戲曲，具備中國戲曲藝術的基本特徵，是以後戲曲發展的基礎和出發點。

總之，由於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向文學提出新的要求，也由於文學本身發展的規律，中國古典詩、詞和散文逐漸度過了它的黃金時代，失去支配文壇的地位，小說戲曲等文學樣式正在醞釀著更大的文學高潮，進而成為文壇的重心。宋代文學正是處在這樣一個過渡的轉變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