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釋兵權

在結束五代十國局面的過程中，北宋統治者著重考慮的問題有二：一是如何重建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使唐末以來長期存在的藩鎮局面不再出現；二是如何鞏固新生王朝，使之不再成為五代之後的第六個短命王朝。

建隆元年末（公元960年），在宋太祖平定李筠及李重進叛亂后的某一天，他召見丞相趙普，問道：“為什麼從唐末以來，數十年間帝王換了八姓十二君，爭戰無休無止？我要從此息滅天下之兵，建國家長久之計，有什麼好的辦法嗎？”

趙普精通治道，對這些問題也早有所考慮，聽了太祖的發問，便提出問題之癥結就在於藩鎮權力太重，君弱臣強，治理的辦法也無奇巧可施，只要削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安定。趙普的話還沒說完，宋太祖就連聲說：“你不用再說了，我全明白了”。

於是一個重建中央集權專制制度的計劃就這樣醞釀出來了，並逐步付諸實施。在北宋中央集權方面，最重要的是兵權，也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范浚在《五代論》中指出：“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揭示了唐末五代以來，在政治局面變換中兵權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因此，宋朝剛剛建立，趙匡胤就吸取了後周滅亡的教訓，加強對禁軍的控制。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太祖鑒於當時已控制局勢，就著手陸續採取了一些措施，逐步加強中央集權。起初，太祖以為石守信等人是自己的故友，並不介意，而趙普數次進言說：“臣也不擔心他們會背叛陛下，但是如果他們的部下貪圖富貴，萬一有作孽之人擁戴他們，他們能夠自主嗎”？這些話實際上是提醒宋太祖，要他記住陳橋兵變的歷史，一定要避免類似的事件重演。果然，宋太祖不久后就採取措施解除了禁軍高級將領的兵權。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初九日。晚朝時，宋太祖把石守信等禁軍高級將領留下喝酒，酒興正濃時，宋太祖突然屏退侍從。他嘆了一口氣，口吐苦衷，說：“我若不是靠你們出力，是到不了這個地位的，為此我從內心裡一直念及你們的功德。但是啊，做皇帝太難了，還不如做節度使快樂，我整個夜晚都不敢安枕而卧啊！”石守信等人驚駭地忙問其故，宋太祖繼續說：“這不難知道，我這個皇帝位誰不想要呢？”

石守信等人聽了，知道這話中有話，連忙叩頭說：“陛下何出此言，現顯德年間在天命已定，誰還敢有異心呢？”

宋太祖說：“不然，你們雖然無異心，然而你們部下如果想要富貴，把黃袍加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當皇帝，到時候恐怕也是身不由己了。”

這些將領知道已經受到猜疑，弄不好還會引來殺身之禍，一時都驚恐地哭了起來，懇請宋太祖給他們指明一條可生之途。

宋太祖緩緩說道：“人生在世，像白駒過隙那樣短促，所以要得到富貴的人，不過是想多聚金錢，多多娛樂，使子孫後代免於貧乏而已。你們不如放棄兵權，到地方去，多置良田美宅，為子孫立長遠產業；同時多買些歌姬，日夜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同你們再結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這樣不是很好嗎？”

石守信等人見宋太祖已把話講得很明白，再無迴旋餘地，而且當時宋太祖已牢牢控制著中央禁軍，幾個將領別無他法，只得俯首聽命，表示感謝太祖恩德。

第二天，石守信等上表聲稱自己有病，紛紛要求解除兵權。宋太祖欣然同意，令罷去禁軍職務，地方任節度使，並廢除了殿前都點檢和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司。禁軍分別由殿前都指揮司、侍衛馬軍都指揮司和侍衛步軍都指揮司，即所謂三衙統領。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將的兵權后，太祖另選一些資歷淺，個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擔任禁軍將領。於是禁軍領兵權析而為三，以名位較低的將領掌握三衙，這就意味著皇權對軍隊控制的加強。

以後，宋太祖還兌現了與禁軍高級將領聯姻的諾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給高懷德，後來又把女兒嫁給石守信和王審琦的兒子，把張令鐸的女兒嫁給太祖三弟趙光美。

此番后，宋太祖當年執掌兵權的結義兄弟的禁軍職務全部被解除，且從此再不授人。石守信雖然保留著“侍衛都指揮使”的頭銜，卻已沒有任何實權。另一方面，宋太祖又派李漢超鎮守關南、馬仁瑀鎮守瀛州、韓令坤鎮守常山、賀惟忠鎮守易州、何繼筠鎮守棣州、郭進鎮守西山、武守琪鎮守晉陽、李謙溥鎮守隰州、李繼勛鎮守昭義、趙贊鎮守延州、姚內斌鎮守慶州、董遵誨鎮守環州、王彥升鎮守原州、馮繼業鎮守靈武，“管榷之利，悉以與之，其貿易則免徵稅。故邊臣皆富於財，以養死士，以募諜者，敵人情狀，山川道路，罔不睹而周知之。故十餘年無西、北之憂也”。

杯酒釋兵權是宋太祖為加強皇權，鞏固統治所採取的一系列政治軍事改革措施的開始。其後，他在軍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有三。

第一，建立不同於前朝的樞密院制度。長官為樞密使和樞密副使，主管調動全國軍隊，分掌軍政大權。樞密院與三衙統領各有所司。三衙雖然掌握禁軍，但卻無調兵和發兵的權力。樞密院有發兵、調兵之權，而不能直接掌握軍隊。調兵權與領兵權分離，各自獨立，相互制約，有利於皇權的控制。

第二，內外相維政策。宋太祖把全部軍隊分為兩半，一半屯駐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使京城駐軍足以制止外地可能發生的變亂，也使外地駐軍合起來足以制止京城駐軍可能發生了內變。內外軍隊互相制約，都不能發生變亂，而京城駐軍又多於外地任何一個地方，這樣皇帝也就可以保證牢牢控制全國的軍隊了。

第三，兵將分離政策。無論駐屯京城的禁軍，還是駐在外地的禁軍都必須定期調動。京城駐軍要輪流到外地或邊境戍守，有的則要到產糧的地方就糧，這種輪流駐防的辦法稱為“更戍法”。這種方法名義上是鍛煉士兵吃苦耐勞，實際上是借著士兵的經常換防，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將官再也不能同士兵結合，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聲望，也就再也不能率兵同朝廷皇帝對抗了。

第四，立而不設制度。將殿前司的首二帥和侍衛司的首三帥不再除授，以致侍衛司只餘下馬軍和步軍的統帥，而沒有了原來統合兩軍的馬步軍統帥，即是將侍衛司分裂為二。這種在制度上將最高的五個職位空置不授，降低和分割了禁軍統帥的職權，使軍權服膺於王權。

對地方藩鎮採用強幹弱枝之術。其措施主要有三：

第一，削奪其權。為削弱節度使的行政權力，把節度使駐地以外兼領的州郡——支郡直屬京師。同時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縣等地方官。3年一更換，直接對中央負責，向朝廷奏事，不再聽令於節度使。對於一些五代以來一直盤踞一方的節度使，宋太祖又故伎重演，拿出“杯酒釋兵權”的辦法將其逐一罷免。後來又設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權，利用通判與知州之間的相互制約，使一州之權不致為知州把持，防止偏離中央政府的統治軌道。

第二，制其錢穀。宋初於各路設置轉運使，將一路所屬州縣財賦，除留少量應付日常經費外，其餘的錢帛都要送到京城上交中央政府，不得占留，這樣地方的財權就完全收歸中央了。

第三，收其精兵。乾德三年（965年）八月，宋太祖下令各州長官把藩鎮所轄軍隊中驍勇的人，都選送到京城補入禁軍。又選強壯的士卒定為“兵樣”送到各路。召募符合“兵樣”標準的人加以訓練，然後送到京城當禁軍。這樣中央禁軍集中了全國精兵，而地方軍隊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殘，編成廂軍，只供雜役，地方再也沒有軍事力量可以同中央抗衡了。

通過這些措施，唐末五代的那種專制一方的藩鎮，宋初就逐漸消失了。

在官僚制度方面，側重削弱宰相權力。軍政大權歸樞密院掌握，而財政大權則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僅限於民政了。在軍、財、民三權分立中，樞密使與宰相“對掌大政”號為二府。皇帝利用這兩者間的異同發號施令，獨斷專行。

宋初不僅以三權分立的辦法削弱相權，而且設置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為宰相、樞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與各部門長官發生制約的作用，以削弱各部門長官的權力。此外，宋初還在設官分職、科舉制度等方面，也進行了有利於加強皇權的政策。

宋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加強了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造成了統一的政治局面，為經濟、文化的高度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但是由於“以防弊之政，作立國之法”，一些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政策和措施，轉化成為它的對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費”與日俱增，使宋封建國家陷於積貧積弱的局勢中。這也是宋朝最終滅亡的根本原因。

1. 鞏固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

從中國歷史朝代演變來看,當中央集權出現不穩定的時候,武將所帶來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也就是兵權的歸宿,能直接決定朝代的更迭。所謂“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因此,要想鞏固中央集權,就必須加強對軍權的控制,這也是“杯酒釋兵權”的重要意義。趙匡胤深知五代之弊,採取“罷功臣,釋兵權,制將帥,立兵制”的政策,為有效削弱領兵大將的兵權提供了重要的途徑,改變了“方鎮太重,君弱臣強”的局面,大大減少了武將專權和軍隊嘩變事件的產生,加強了皇權對軍權的控制,為中央集權的穩定和各項事業的發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政治基礎。

2. 為削平割據勢力實現區域統一奠定基礎

宋太祖登基之時,宋朝面臨著巨大的發展危機。從內部環境來看,沒有形成相對穩定的國內基礎,大量藩鎮都在處心積慮爭奪地盤。外部環境上,北有契丹在內的民族勢力心圖不軌,時有侵擾。面臨複雜的內外環境,只有全面加強皇權,才能促成宋初政局的穩定,避免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轍。因此,統治者將調兵權、統兵權、握兵權分為三家,形成了樞密院、三衙和率臣相互制約的軍事領導體制,這樣,就將兵權的管理權和所有權徹底移至中央,使得當時的統治者完全有足夠能力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削平藩鎮,剷除割據勢力,實現國家統一戰略。

3. 推進了政治制度的創新

4. 促進了文化教育事業的繁榮

陳寅恪先生在評述中國歷史時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杯酒釋兵權以後,北宋的職官制度逐漸發生變化。宋太祖深諳“馬上得天下,馬下治天下”的道理,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於文人治國平天下。因此,朝廷在打壓武將的同時,刻意提高文官地位,宋朝興起了重文權輕武權的氛圍。宋初政治改革及重文國策,亟須吸引知識分子參與政權,擴大封建統治基礎。因此,帶動了科舉制度的完善和發展,“東華門唱名”,天下艷羨,而大批有政治抱負的寒門子弟參與國家治理,亦為政治帶來一股清新的風氣。實行崇文抑武的國策,宋朝出現了空前絕後的文官政治局面,也促進了中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繁榮。書院的昌盛,理學的形成,宋詞的興盛，六大散文家的橫空出世,還有宋四家的書法和張擇端的風俗畫等等無不閃爍著耀眼的光輝。文人的地位受到極力推崇。晁沖之作《夜行》雲,“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宋真宗也作《勵學篇》,以“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來勸勉世人讀書,甚至直白地告訴那些有遠大志向的男子:“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

5. 帶動了科技水平的提升

宋朝整體保持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農業和工商業的發展,海外貿易的興盛,教育事業的繁榮,促進了科技水平的提升,宋朝科技成就遙遙領先於世界,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的全盛。英國現代傑出科技史學家李約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指出,中國封建社會的科技發展到宋代已經呈現巔峰狀態。在許多方面實際上已經超過了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或歐洲的水平。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中的三項——雕版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都是在宋朝完善、成熟並逐漸走向世界的。中國的這三大發明導致歐洲快速結束了中世紀並進入了近代文明時代。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也首屈一指。蘇頌、韓公廉運用天文學和機械原理,製成世界第一台天文鐘水運儀象台;秦九韶著有《數學九章》;李誡撰建築技術專著《營造法式》;王惟一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和針灸銅人的鑄造,為針灸學的發展做出卓越貢獻;沈括的《夢溪筆談》是一部綜合性科學專著;《武經總要》收集了大量有關軍事技術的報告,記載了世界上最早的火藥配方。後世使用的熱兵器,很多在宋朝出現了設計原型。宋朝開創了人類戰爭史上冷熱兵器並用的時代。

1. 導致北宋積貧積弱

“杯酒釋兵權”加強了中央集權,但重文輕武的政策又導致科舉考試中文士的錄取規模擴大。唐代進士及第每次不過二、三十人,北宋每次錄取七、八百人。宋仁宗在位41年,科舉13次,由進士一科而得官者有4517人、諸科則有5000餘人。官僚隊伍的膨脹,官僚機構的臃腫和重疊,形成了嚴重的“冗官”問題。邊疆形勢的嚴峻需要維持一支數量龐大的防禦力量,災荒之年的養兵募兵制度以及士兵的終身制,助長了“冗兵”現象。官僚要從國家手中領取薪俸,而軍隊又要耗費龐大的日常軍費開支,產生“冗費”。“三冗”現象,降低了北宋的行政效率,導致國家機器運轉不暢;耗損了國力,增加了政府的財政負擔;導致士兵整體素質低下,軍隊戰鬥力下降;嚴重壓抑了社會活力,導致北宋積貧積弱,而利益集團的紛爭,又為後續的政治改革埋下了巨大的隱患。

2. 軍隊將領水平下降釋兵權

雖然可以最大程度上避免大將擁兵自重,鞏固中央集權,但是後續的軍事改革中,頻繁調換將領,造成的惡果就是兵不識將,帥無常師,將兵之間難以達成默契,嚴重挫傷了武將的積極性,束縛了武將軍事才華的發揮,也使得整個軍隊無法形成強有力的作戰整體,嚴重削弱軍隊戰鬥力,且文官強勢控制軍權,軍事指揮能力有限;將領經常受到皇帝派遣的內臣監督,內臣“與帥臣抗禮,而脅制天下,無所不至”,武人頗為喪氣。可以說,自“杯酒釋兵權”之後,除狄青外幾乎無一名將。隨著軍隊將領水平下降,宋朝軍隊作戰能力很難快速提升,而同時期北方的契丹、黨項、女真等游牧民族的農業和軍事發展較快,在宋遼、宋夏、宋金戰爭當中,宋朝並沒有必勝把握,甚至連連敗北,只能奉送“歲幣”以求苟安,結果邊患愈演愈烈,最終亡於北方少數民族政權。

3. 軍事力量難以集中

宋朝軍隊的兵權是相對分散的。各部門互相掣肘,有的文官好論武將過失,卻不去認真探究武將的功績;有的主帥一味聽從皇帝安排,缺少機動靈活的策略;有的士兵享受優厚的待遇,不願意為陌生的將領奮勇殺敵。軍事管理體制的過度制衡,軍隊自身缺乏強大的作戰信息,這就導致軍事力量渙散,當有外部勢力突然入侵時,無法及時調整軍備進行強力應對,貽誤戰機,遭至慘敗。

“杯酒釋兵權”是宋朝加強中央集權的重要反映。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使用和平手段，不傷及君臣和氣，輕而易舉地就解除了大臣的權力威脅，成功地防止了軍變，是歷史上有名的安內方略，影響深遠。

不同意此觀點的人則認為宋太祖專力鞏固中央政權，“杯酒釋兵權”含有對內嚴防的性質，直接造成內政腐朽。在外患強烈的背景下，削奪大將兵權也削弱了部隊的作戰能力，原因是皇帝直接掌握兵權，不懂軍事的文官控制軍隊，武將頻繁調動，致使宋朝與遼、西夏、金的戰爭連連敗北，無力解決邊患。軍事積弱，還使兩宋亡於社會制度落後於自己的游牧民族。

宋朝確立的文人治軍的軍事制度，其目的是為了徹底消除造成強唐滅亡的藩鎮軍制，其出發點是好的，結果是富有成效的，思想也是先進的。兩宋亡於游牧民族原因則是多方面的，與兩宋朝對峙的先是遼、夏，再是遼、金，最後是金、蒙，從作戰態勢來看，北宋面臨的是兩線作戰只能主守；更重要的是，此時的游牧民族不但具有勇猛強悍、靈活機動的特點，而且已經跨過農業社會門檻，實現了封建化，農業生產力得到了初步發展，兼具游牧社會和農業社會的優點。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一事，歷來的史學家大都深信不疑，而且在民間廣泛流傳。但也有學者經過考證，對這件事下了這樣的評價：故事性強、子虛烏有。

認為“杯酒釋兵權”實有其事的論者，主要依據是北宋中期以來的一些史籍的有關記載。現存“杯酒釋兵權”的最早記載，是北宋丁謂的《丁晉公談錄》（以下簡稱《談錄》）和王曾的《王文正公筆錄》（以下簡稱《筆錄》）。《談錄》記述了趙匡胤與趙普關於此事的一段對話。書中記載，趙普對趙匡胤說，禁軍統帥石守信、王審琦兵權太重，“皆不可令主兵”。趙匡胤聽后不以為然，認為石、王這兩位老將是自己多年的老朋友，決不會反對自己。趙普則進一步做工作，說石、王這兩位老將缺乏統帥才能，日後肯定製伏不了部下，後果將不堪設想。趙普終於說服了宋太祖，罷了兩人的兵權。《筆錄》則更明確地記述道：相國趙普屢以為言，宋太祖“於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舊相樂”，最後讓他們“自擇善地，各守外藩，勿議除替”。事隔半個世紀，北宋史學家，文學家司馬光在《涑水紀聞》（以下簡稱《紀聞》）中，對此事的記載則更為詳細。書中記載，在宴會的第二天，趙匡胤的部將個個心領神會，“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

上述三種記載，矛盾百出。首先，《談錄》只講罷石守信、王審琦二人的兵權，並無設宴請客這一情節。而《筆錄》記載罷去兵權的宿將，除了石守信、王審琦外，還有其他幾位將領，並增添了太祖設宴與宿將“道舊相樂”的情節。後世所謂“杯酒釋兵權”一說，基本上都出於此。《紀聞》則稱石守信、王審琦等皆被罷軍權，以散官就第，而又大事鋪張設宴道舊情節，繪聲繪影，恍如身歷其境，明顯不可能，距離當事人的時代愈遠，記載卻愈詳細，就愈是不可信。

其次，三書都說此事與趙普有關，但說法卻不一致。據《談錄》一書所記載，罷石守信、王審琦的兵權是宋太祖聽了趙普一次談話之後就決定的。但若根據《筆錄》所載，此事則是太祖在趙普多次苦諫之下才“不得已”而罷去他們的兵權。但若根據《紀聞》所記載卻是太祖、趙普兩人共同謀划的結果，如此矛盾的說法怎麼沒能成為史實，蓋棺定論呢。

第三，上述三種史料，對石、王被削去兵權后的出路，說法也各不相同，有的只說“不令石、王主兵”，有的說他們“尋各歸鎮”，有的則說他們“皆以散官就第”。

第四，關於“釋兵權”的內容史學界也說法不一，有的說是指罷石守信等四人典禁軍，有的則認為主要是為了削弱藩鎮勢力。

另外，“杯酒釋兵權”這樣一件大事，在北宋史官修的《太祖實錄》和《三朝國史》中卻未見一字。元末，史學家根據《太祖實錄》與《三朝國史》編撰而成的《宋史·太祖記》對此事也不著點墨，因而有學者認為這件事發生過的可能性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