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抑武
崇文抑武
結束五代戰亂、平定天下的大宋王朝，從一開始便埋下了衰亡的禍根：北方少數民族的軍事威脅和衝擊，迫使王朝內部日漸軟弱、退讓求和；“崇文抑武”的國策帶來文化藝術的空前繁榮與經濟飛速發展，卻造成國民性格中尚武精神的逐漸弱化，最終導致亡國。
崇文抑武的意思是：在地位上、工資待遇上以及文化宣傳上，抬舉(尊崇)文官，貶低(抑制)武將。
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統一南方
南漢被滅之後，南方的割據勢力只剩下了南唐、吳越和偏處一隅的泉、漳。其中南唐是最強大的，但此時宋佔據了長江上中游和下游的江北地區，以及珠江下游地區，對南唐呈現出三麵包圍的態勢，因此下一個目標就是南唐。
南唐國主李煜也不是傻子，他採取了兩手準備：一面主動削去南唐國號，表示臣服，對趙匡胤像父親一樣地恭敬；一面暗中招兵買馬擴充實力，以防宋軍進攻。
為了獲取南唐最新情報，趙匡胤一面積極拉攏吳越，對南唐形成夾擊之勢，一面派翰林學士盧多遜出使南唐，去摸摸情況。
李煜盛情招待了間諜盧多遜，盧多遜在臨走時說：“朝廷要重修天下圖經，資料都齊全了，就是唯獨缺少江東諸州的，未免美中不足。”提出要這些州的資料。李煜這個書獃子，根本沒有“保密”的概念，感覺編撰圖經是好事，就讓手下人連夜抄寫了一份詳細的“江南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資料給了盧多遜，把自己的家底全盤送上。
趙匡胤看了這些難得的寶貴資料，心裡暗暗發笑：李煜這傢伙，不打你打誰？！
在采石磯附近的長江上，最近總是有一艘小船在遊盪，船上一名白衣秀士拿著釣竿，悠閑地釣著小魚。這人名叫樊若水，在南唐屢次失意科場，便有了改換門庭的想法。他盯上了大宋，也看出了大宋和南唐必有一戰，南唐依仗的是什麼？長江！樊若水就把詳細的長江水文資料當了換取富貴的敲門磚，跑到趙匡胤面前獻了建浮橋渡江的計策。
就是這個浮橋打得南唐出其不意，暈頭轉向。看來小人物照樣也能影響歷史。而且，小人物也得罪不起。
開寶七年（974年）九月，一切都準備好了，缺少的是開戰的一個借口。於是趙匡胤就開始找茬兒，遣使命李煜入朝，李煜害怕被扣留，就說自己有病，一再推脫。
十月，趙匡胤任命曹彬為西南都部署，率荊湖水軍順流而下，攻取池州以東長江南岸各要點。潘美為都監，率步騎兵由和州與采石磯之間渡江，會合曹彬東下直攻金陵。另以吳越王錢淑為東南面招撫制置使，派丁德裕為先鋒，率吳越兵為偏師由東向西攻南唐，使南唐東西兩面受敵。
宋軍自荊南東下，水陸並進，佔領了采石磯。十一月，宋軍把巨艦、大船連接起來，搭起了浮橋，宋軍主力迅速跨過長江。開寶八年正月，形成對金陵的包圍態勢。
這時出現了戰爭史上的奇觀：金陵被圍數月，身為南唐後主的李煜竟然一點都不知道！直到五月李煜登城巡視，才看見城下駐紮著宋軍。
但南唐的軍隊還是盡職盡責地戰鬥著，宋軍攻了半年多，依然沒有破城。戰局在九月下旬發生了轉變，吳越軍攻下潤州，南唐後主李煜惶恐了，派徐鉉去求和。
徐鉉見到趙匡胤，一再申辯南唐“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徐鉉的口才很好，把趙匡胤說得理屈詞窮，最後只好拿出少年時的無賴相，按著寶劍大聲說：“我的床邊能容忍別人呼呼大睡嗎？”（原文：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
開寶八年十月，南唐大將朱令率十萬大軍順江東下援救金陵，在皖口被宋軍打敗，金陵的最後一線希望也破滅了。十一月宋軍攻破金陵城，李煜被迫投降，南唐滅亡。
至此，趙匡胤終於基本上統一了南方。
杯酒釋兵權——根除動亂的心腹大患
與征伐南方同時進行的，還有另一條戰線上的戰爭。這就是趙匡胤削奪手下將領的兵權。
趙匡胤登基后不久，和宰相趙普談論起五代時的動亂，趙普一語道破：“過去的動亂，就是由於藩鎮太重，君弱臣強。若想改變這種狀況，也並不太難，只要削奪其兵權，管制他們的谷錢，收了他們的精兵，天下自然就會安定了。”
趙匡胤聯想到自己親身經歷的那次陳橋兵變的場面，想到擁立自己的那些將帥和弟兄，有的是禁軍的高級將領，掌握著全國最精銳的部隊，如慕容延釗、韓令坤、石守信等人；還有的自恃擁立有功，已經出現不服管制的跡象。於是，趙匡胤下決心削奪他們的兵權。
961年秋天的一個晚上，明月當空，趙匡胤準備了一席豐盛的晚宴，把石守信等幾個手握重兵的軍事將領請到一起，飲酒歡歌。
酒過三巡，趙匡胤突然屏退左右，對石守信等人說：“諸位愛卿，如果沒有你們的幫助，我哪裡有今天？因此，我對你們感恩不盡。不過這天子也並不是怎麼好做的，從登基到現在，我還沒睡過一個安穩覺。”
石守信等人忙問緣由，趙匡胤說：“這還不明白？我這個天子的位置，誰不想坐？”
諸位將領大驚失色，慌忙問：“現在天下已定，誰還敢有異心？”
趙匡胤說：“你們雖然沒有異心，怎奈你們部下有些貪圖富貴的人，如有一天，他們也把黃袍加在你們身上，難道還容許你說不做嗎？”
將領們聽罷，跪倒頓首說：“請陛下給指示一條生路！”
趙匡胤說：“人生追求的不過是多積金錢，再替子孫們攢下些基業，讓他們過上好日子。你們何不放棄兵權，選買些好的田宅，替子孫們置備下產業，多置些歌兒舞女，天天飲酒作樂，豈不快哉！我還同你們結成兒女親家，君臣和睦，上下相安，這不是很好嗎？”
趙匡胤將自己的兩個女兒分別許配給石守信和王審琦的兒子，又讓其弟光義做了張令鐸的快婿。趙匡胤通過政治聯姻，讓這些高級將領消除了離心傾向，來共保富貴。
趙匡胤是厚道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開國皇帝和開國功臣之間以這麼完整的結局收場的。
開寶二年（969年）十月，趙匡胤再次設下酒宴，招待幾位掌握兵權的節度使，喝到興頭上時，趙匡胤感慨地說：“你們都是咱大宋的功臣啊，在馬背上征戰了大半輩子，都是德高望重，勞苦功高。可到了現在還辛辛苦苦在各地駐守，讓我心裡真是過意不去呀。”
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等人，不斷表白自己戰功輝煌、經歷艱險，企圖打動趙匡胤，保住兵權。趙匡胤冷冷說了一句：“說的都是你們為前朝乾的事，現在說這些有意思嗎？”
結果第二天，參加宴會的五位節度使都被解職，給了個吃糧不管事的虛職回家養老去了。另外那些節度使如向拱、袁彥等，都明白了趙匡胤的心意，主動自覺地趕快交出兵權了事。
這樣，在不動刀兵的情況下，趙匡胤把各路豪強的兵權、財權、司法權、行政權收了回來，加強了中央政府的權力，從此為害中原的藩鎮割據再也沒有出現過。
重用文臣——繁榮的文治時代
與抑制驕兵悍將相呼應的是，趙匡胤將文人擺到了國家統治這個金字塔的頂尖。有宋一代，文士地位的顯赫尊崇是歷代都不曾有過的。
黃袍加身後，趙匡胤很尊重文人，文人也很爭氣。平蜀之後，他曾因年號問題產生疑問，便去問自己的智囊趙普，誰知道趙普卻支支吾吾說不出來，最後還是學士陶轂、竇儀給出了答案，趙匡胤感慨地說了句：“宰相須用讀書人！”
提倡讀書，重用文人，這裡既有“不能馬上治天下”的客觀需要，更重要的是以此來抑制武將權勢。因此，歷宋一朝，高級官員都使用文人，就連專門掌管全國軍事的樞密院長官樞密副使都是由文官擔任的。除去南宋建炎，紹興年間岳飛、韓世忠、劉琦這幾個名將做到樞密副使，北宋在穩定以後，只有一個狄青當過樞密副使，這已是武將能做的最高官職了。像唐朝那樣出將入相的事，在宋朝是不可想象的。
大宋的基層政權都是文人出身的官員，那時哪怕做個小小的縣令，皇上都要親自和他面談一次，這不僅是對官員的考察，對官員來說，榮寵的意味就更重了。
綜觀宋代，文官地位不僅很高，而且生活待遇之好更是現代人不敢想象的。除了工資薪水，還有茶酒錢、職錢、給券（差旅費）、廚料乃至僕人的衣食等各種各樣的雜費，另外還有“職田”，依官階高下可得田四十頃至一二百頃不等。哪怕退休了，也會給一個管理道教宮觀的名義，藉此還能領取俸祿。總之，宋代文官就算吃定朝廷了，是真正的“鐵飯碗”。
不殺文人，是宋太祖趙匡胤留下的“祖宗家法”，北宋的每一位新君即位之前，都要在他留下的“誓碑”前發誓，其中的一條就是凡上奏章的士大夫絕對不殺，不管他寫的奏章多麼激烈，也不能殺。文人即使犯了罪，通常都是被流放了事。享受到此等待遇的就有鼎鼎大名的蘇東坡先生。
文人跨馬掄刀不行，種地不行，可他們會算計，搞經濟建設是強項，短短几十年間，全國耕地擴大了將近一倍，農作物種類和產量也成倍增長，人口也有所增加。
宋朝還是中國歷史上少數幾個不抑制商業的朝代之一，商業十分興旺繁榮，十萬戶以上的城市達四十多個。
宋代的造船、礦冶、紡織、染色、造紙、制瓷業在生產規模和技術上，比唐代要大得多和高超得多。四大發明中的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三樣，開發和應用主要是在這個階段。
宋朝的官多，待遇豐厚，責任卻很小，只要不出大錯，會通過政績考核“磨勘”，一路綠燈地上升，真是文人的理想時代。可惜，這樣的制度雖然保證了大宋沒有短命夭折，卻造就了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因循守舊、重文輕武、喪失血性的官場習氣。濫觴於宋太祖，又經宋太宗放大強化的這種官制，最後葬送了繁榮一時的大宋。據《新聞午報》
1.崇文與抑武這一雙管齊下的基本國策使宋代成為一個以成熟的文官制度為基礎、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空前強化的王朝。
2. 鑒於唐代滅亡的歷史教訓？宋太祖於建國之初即以“杯酒釋兵權”解除了禁兵統帥石守信等人的兵權？力避“方鎮太重？君弱臣強”態勢的重演?
3. 宋王朝高度重視文治、重用文臣？擴大科舉取士的範圍及職能？提高文臣的政治、生活待遇。官僚階層多任用文人？上至宰相？下至州郡長官？甚至主兵的樞密使也由文官擔任。君主還進一步分散大臣的權力？分設更多的官職？使文臣間互相牽制？防止專權。 “開口攬時事？議論爭煌煌”成為宋代文人特有的精神風貌。
4. 內外交困的政治社會局面直接促使一部分有責任感的文人積極爭取改變社會現實？兩宋時期圍繞國家大政方針的討論與制定形成了激烈尖銳的黨派之爭。北宋時期主要是革新與保守之爭？圍繞政治的改良展開？以慶曆新政和熙豐變法為代表？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也就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中展開的。
5. 社會政治風氣的變化必然影響到士大夫文人的政治態度？崇文抑武的國策激勵起文人愈發強烈的參政意識？外憂內患的深重則引發他們更加深刻的憂患意識。“進亦憂？退亦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可以看作是宋代文人士大夫努力追求的風範節操？是他們關注國家和社會的精神寫照？遠遠超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傳統觀念。他們不僅是處士橫議、坐而論道？而且進一步去改革制度、參與實施？以期改變本朝內憂外患的窘境。所以宋代“士”階層的很多人兼具文人、官僚、政治家三重身份。
6. 文人自覺的參政意識使時事政治自然而然成為文學表現的一大主題。宋人文集中談及朝政史事、社會現實。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文學的社會政治功能逐漸加強？在廣度、深度上遠超前代。文學創作的高潮往往是伴隨著政治鬥爭高潮而出現的？譬如慶曆新政、熙豐變法期間都出現了相應的創作高峰。
7. 深沉的憂患意識掀起了愛國文學的高潮。愛國主題是源遠流長的文學傳統？從屈原到杜甫？每逢多事之秋？愛國的熱血就會在文人士大夫的身軀里沸騰？愛國主題就會在文學作品中大放異彩。宋代的民族矛盾空前激烈？三百年間外患不斷。屈辱的處境使文人士大夫心中的憂慮更加深重？這種心緒自然流露於筆端？佳作層出不窮。
8. 宋人的參政意識與憂患意識不僅影響了文學的主題？而且對文風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作用。出於為現實政治服務的觀念？宋人多會考慮文章表達與接受的效果。由於國力脆弱、外戰屢敗？宋人的自信與熱情受到打擊？不自覺地流露出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無奈與惆悵。較之漢唐？宋人很少用文學來歌功頌德？也很少有“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豪情壯志？即便是雄心與魄力兼具的王安石也只說“材疏命賤不自揣？欲與稷契遐相希”。宋人的心態變得謹慎、平鈍、收斂？文中的議論也從鋒芒畢露一變而為平實深沉。
9. 較之外患的深重？宋王朝的內部統治卻始終是相對穩定的？沒有出現過真正能夠威脅中央集權統治的力量。這客觀上創造出一個相對安定和平的環境？對促進文化的繁榮乃至文學的輝煌都非常有利。宋代文化的重要特質是恢宏的整合氣度與內斂自省的精神風貌？這是一種與唐代文化迥然不同的新的文化范型？必然對宋代文學的發展起到深刻的制約影響作用。
宋朝統治集團的構成發生重要變化。唐宋之際社會發生重大變遷，宋初門閥世族已經消亡，而加強皇權和收兵權的結果，又抑制了軍功貴族的崛起。第二，宋朝的統治思想發生變化。宋代之前，儒家雖然長期成為官方的輿論工具，但並未取得完全的思想統治地位，多種思想文化和價值觀都對統治集團內部產生影響。宋統治者建國后，在重文政策的推動下，不僅儒家文化的教化功用得到高度重視，而且其價值觀也進一步獲得提倡和宣揚，這都使儒家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傳播。第三，宋朝募兵制度盛行，進一步影響了社會風尚的變化。第四，宋朝軍事決策和統率體制發生變化。宋代之前，實施軍事決策和統軍作戰主要由將帥承擔，但到宋代，這一局面卻逐漸發生變化。宋朝開國后，為了防止軍權旁落、武人干政，設置樞密院掌管最高軍事決策和機要，正副長官由武官、文臣出身的親信大臣擔任。第五，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對統治集團處理邊防問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
宋朝歷史上，統治集團的治國思想與方略與以往發生很大的轉變，即長期貫穿著“崇文抑武”的原則，在這一原則的作用之下，其內政以及邊防都深受影響，乃至於形成有宋一代獨特的氣象。目前，學界對此問題雖已有所關注，但因角度不同，尚缺乏專門的研究，故仍有進一步探究的必要。本文在前人的基礎上，專就宋朝“崇文抑武”治國思想與方略的形成加以論述。
關於宋朝歷史上存在的“重文輕武”問題，早已為學者所提及，並幾乎成為學界耳熟能詳的概念。前輩著名學者鄧廣銘先生指出：“它（北宋）雖在實質上是‘依重兵而為國’，而在另一方面，它卻又深恐，若使軍權高於一切而無所制裁，則‘黃袍加身’的戲劇性事件可能還要繼續演出。因此，它特別提高文職官員的地位，在王朝內外和舉國上下都造成一種重文輕武的氣勢，把一些根本沒有造反能力的士大夫壓在將帥等類武職官員之上。”漆俠先生認為：“重文輕武的涵義是，重文事，輕武略，把文臣放在第一位，武將第二位，絲毫不重視養兵這一武事的最根本方面。”鄧廣銘和漆俠兩位先生的論述切中要害，抓住了這一突出的現象。黃寬重先生也指出：“宋代是中國歷史變遷的關鍵。它不但是中國轉化為近代型的時期，而且由於它重文輕武，聲容盛而武備衰，是文武地位轉變的重要時代。”不過，學術界雖對“重文輕武”的概念大致得到了認同，但對此仍有持不同看法者，甚至還有學者撰文對此提出了批評。
在以往提出的“重文輕武”概念中，學者都注意到宋朝重視文官及文事，輕視武將及武略這樣的事實。但在一般閱讀這一概念中“輕武”的語義時，往往也容易使人對“輕武”的理解加以延伸，認為宋朝有輕視武備乃至於軍隊之意。而軍隊從來是國家存在的重要保障，即使是再愚蠢的統治者也不可能忽視軍隊的重要性。因此，便有學者對此概念提出爭論，指出：說宋朝“重文”符合實際，說“輕武”則不然。又列舉宋太祖以下歷朝重視軍隊、兵員龐大、軍費驚人以及政治家幾乎無不談“兵”等等事實，認為宋最高統治者重用文臣，採取抑制武將的措施，是接受唐末五代的歷史教訓，恰恰是“懼武”，也是“重武”。因此，最後得出的結論為：宋朝是“重武”不是“輕武”。
基於宋代文官、武將之間權力失衡和大量抑制武將的具體事實，更重要的是宋統治者不僅僅是一般的重視文教事業和輕視武略，而是長期側重於以意識形態化的儒家道德思想文化治國，有意抑制武將群體和武力因素在國家政治及社會生活中的影響，這種主導思想落實為治國方略，而貫穿於宋朝歷史以及各個方面之中。因此，本人在前賢“重文輕武”認識的基礎上，依據歷史發生的實際全過程，提出“崇文抑武”的概念。本人認為提出“崇文抑武”之概念，不僅僅是改變了個別字眼，而是對“重文輕武”概念的發展，既可避免宋朝對軍隊及武備輕視的理解上的誤解，又可以更深刻地認識宋朝的統治思想及治國方略，在更高的層面上透視當時“抑武”的動因及其影響。
綜觀宋朝歷史，“崇文抑武”是一種極其突出的社會政治現象，提倡和貫徹者，非一朝一帝，也非一時權宜之計，而是宋主朝所採用的具有綱領性的治國思想與方略。它源於專制集權主義，反過來又推波助瀾，強化了專制皇權。它還與“守內虛外”密切聯繫，意味著不僅憑藉軍隊，而且憑著意識形態化的儒家的道德規範、綱常倫理來控制社會，維繫世道人心，以求長治久安。
如所周知，中唐開始的藩鎮割據局面，至五代時進一步造成武夫跋扈、悍將稱雄的後果。如以後宋太宗說：“自梁、晉已降，昏君弱主，失控馭之方，朝廷小有機宜，裨將列校，皆得預御坐而參議，其姑息武臣乃如此。”數十年間，王朝更替頻仍，文官武將之間的關係嚴重失衡，割據局面愈演愈烈。正因為如此，當時社會上便形成了強烈的重武輕文峰氣，“五代以來，四方多事，時君尚武，不暇向學。”長期存在的這種武力左右政局的因素，其影響十分深遠。西方學者也認為：“在960年以前，北方一直被一系列不穩固的、短命的軍事政權所統治。正是在這一時期，軍事力量決定著政治狀態，並繼續成為宋初幾十年間的一個主要因素。”
在歷經戰亂的背景之下，通過兵變上台的宋王朝開國伊始，就遭到李筠、李重進等藩鎮的武力抵抗。還有如王彥升在任京城巡檢時，敢於夜闖宰相王溥家門，以索酒為名進行敲詐ix。此事雖有新貴漠視舊臣的意味，但連同二李造反的現象，都反映出武將積習已久的跋扈作風，是深層而嚴重的問題。結合歷史的教訓和自身的兵變經歷，使宋太祖清楚地看到，政權面臨的最大威脅便是擁兵自重的武將勢力，朝野上下遂皆視武人及武力因素為動亂的根源所在。
於是，宋建國不久便採取一系列的“收兵權”措施，作為全力強化中央集權的核心任務，以重新確立天子的權力，這正是事物發展的邏輯結果。然而，單方面地收兵權，雖能收一時之效，卻不能完全解決武將跋扈的社會根源，也無法剷除武人意識中追逐兵權的觀念。惟有恢復並強化儒家意識形態化的道德規範，重振綱常倫理，以維繫世道人心，才能控制社會。在此基礎上矯正以往風氣，在社會意識中剷除重武輕文的觀念，也才能更大限度地穩定新生的統治秩序；同時，對以往長期存在的文臣、武將之間關係嚴重失衡的問題加以解決，才能在體制上牽制武將集團。從根本上杜絕來自武將勢力及武力因素的危害，以求長治久安。因此，從宋太祖朝開始，便結合收兵權的目的，一方面對驕兵悍將逞強的狀況進行整頓；另一方面則提高文官及士大夫的社會地位，提倡儒家道德倫理，培植崇文的社會風氣。
宋太祖朝，對武將採取的直接打壓手段，主要是通過“杯酒釋兵權”以及“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更戍法”之類收兵權的舉措，將功臣宿將罷為閑職，將藩鎮的事權予以剝奪。與此同時，又提拔一批資歷較淺的將領，分別擔任軍隊要職。這樣便壓制、剷除了軍閥擁兵自重的勢頭。
在提高文臣地位和權力，以對武將群體構成制衡機制方面，宋太祖也採取了諸多措施，概括而言主要有：
其一，在朝中重用文臣。
先後重用趙普、薛居正、沈義倫、呂餘慶及盧多遜等人為宰執，禁止將帥干預朝政。如建國之初，就任命趙普為樞密副使，以牽制武人出身的樞密使吳廷祚。以後，趙普獨任宰相，更深受信任，“事無大小，悉咨決焉”x。這就扭轉了五代時樞密使欺壓宰臣的局面；
其二，任用文官掌管地方。
宋太祖稱帝后，不斷從中央派出文臣到各地任職，陸續取代原來藩鎮手下的爪牙。趙匡胤對此的看法是：“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xi
其三，注意保護文臣。
宋太祖在宮廷之中立碑，告誡後世繼承者勿殺文臣士大夫xii。如宋太祖親信幹將王彥升騷擾因宰相王溥而被逐出京師；寵將史珪誣陷國子監丞、知德州梁夢升迫害武將郭貴。宋太祖不僅沒有治梁氏之罪，反而加以提拔，並繼續令其留任。此事恰與以往史氏誣告大將張瓊致死的結局形成反差；
其四，尊崇儒學。
趙匡胤登基不久就下令擴修儒家先聖祠廟，親自為孔子作贊文，並率群臣幸臨國子監，拜謁孔廟。建隆三年又下詔對文宣王廟行使一品禮儀，在廟門兩側豎起16枝戟。宋太祖還公開要求武將學習儒經，“今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此舉的目的在於宣揚儒家的君臣之道，和“崇文”的氣象，而非一般性地鼓勵武臣增進文化素養，或培植文人學子進入武將隊列的意願。這都向天下傳遞了尊儒重文的信息。宋人范祖禹對此評說道：“儒學復振，是自此始，所以啟佑後嗣，立太平之基也”；
其四，重視科舉制度。
在宋太祖朝，不僅科舉錄取人數較以往擴大，而且開創“特奏名”先例，又固定“殿試”制度。宋人對此給予高度評價：“故聖朝廣開科舉之門，俾人人皆有覬覦之心，不忍自棄於盜賊姦宄”。
經歷了五代兵亂的宋太祖，切身感受到的是武將對皇權的直接威脅，而對文臣、士大夫在認識上則更為放心，故其有：文官“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的看法。還有這樣的記載：吳越王向宰相趙普私賄瓜子金十瓶，此事恰巧被宋太祖碰見，“帝嘆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因此，除採取以上措施外，宋太祖還有意做出崇尚文翰的姿態，如趙匡胤不僅自己讀書，而且要求大臣趙普等也多讀書，以便為天下做出表率。宋太祖曾公開表示：宰相須用讀書人來做。
宋太祖朝的上述舉措，無疑反映出在治國上已初步萌芽了“崇文抑武”的思想及方略。宋人陳亮甚至認為：“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當然，宋初脫胎於五代，又處於統一四方之時，尚不可能完全以儒立國，也不可能忽視武將的作用。故其所為的宗旨，更大程度上乃在於將過低的文臣地位提升和提倡“儒道”。
宋太宗登基初宣示：“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逾越。”在昭示繼承成憲的旗幟下，沿襲“崇文抑武”的治國思想與方略是很自然的事。所不自然的是，宋太宗稱帝是通過篡位所實現，因此對臣下加意防範，其中將領又是猜忌的主要對象。這便是其所強調的“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原則。
太平興國四年北伐幽州期間發生的部分將領擁戴宋太祖之子的事件，對宋太宗刺激、教訓尤大。從此，宋太宗統治集團進一步強化了抑制武將的決心和措施力度。宋太宗在晚年所說的“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即顯然是主要針對武將所言，而非日益獲得倚重的文臣。分析同年宋太宗與臣下的另一段對話，就不難進一步說明問題：
上嘗與近臣論將帥，因言：“前代武臣，難為防制，苟欲移徙，必先發兵備御，然後降詔。若恩澤姑息，稍似未遍，則四方藩鎮，如群犬交吠……今且無此事也。”呂蒙正曰：“上之制下，如臂使指，乃為合宜。倘尾大不掉，何由致此！”上曰：“今之牧伯，至於士卒，盡識朕意，苟稍聞愆負，固無矜恕之理，所以人人各務檢身也。”
可見，宋太宗君臣視武將勢力為禍亂的主要潛在對象。清初人王船山即針對宋太宗朝敏銳地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因此，對武將加以壓制乃至於打擊，以制約其政治影響，同時進一步重用文臣力量，在政壇和全社會營造崇文氣象，以貫徹儒家道統，成為當政者的共識。正因為如此，宋太宗登基後繼續採取措施，以保證“崇文抑武”思想與方略的順利推行，並基本確立其在治國各個層面中的根本地位。
一方面，在以往的基礎上，宋太宗朝進一步對武將處處設防。如：
宋太宗即位后，逐步將宿將轉為虛職、閑差，而起用了資望俱淺的武將掌管禁軍，以達到既剷除乃兄遺留禁軍將帥的目的，又獲得降低高級將領影響力的結果；
太平興國二年，下詔將各地節度使子弟調入京城，給予他們殿前承旨的武職頭銜，實際上等於將其變為人質，以制約四方將領；
在北伐幽州失敗后，宋太宗不僅逼死了皇侄趙德昭，而且通過貶責從征的重要將領石守信、劉遇等人，嚴厲地教訓了帶兵武將；
雍熙元年，宋太宗親自考核禁軍各級軍官，“皆按名籍參考勞績而升黜之，凡逾月而畢”。值得注意的是，其要求武臣的主要標準在於“循謹”的條件，所謂：“朕選擢將校，先取其循謹能御下者，武勇次之。”“自是，率循其制。”
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由於對武將的猜忌心理進一步加劇，所以宋太宗對武將處處設防，實施“將從中御”之法，如慫恿監軍牽制、甚至欺壓將帥，更多地使用“陣圖”約束戰場指揮官的行動等等。
宋太宗還對兵家學說及兵武氣息表現出貶損和懷疑的態度。據李攸《宋朝事實》卷三《聖學》記載：“上覽兵法《陰符經》，嘆曰：‘此詭詐奇巧，不足以訓善，奸雄之志也。’至論《道德經》，則曰：‘朕每讀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複以為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敵，終須以文德致治。”據《宋史》卷二七九《呼延贊傳》記載：猛將呼延贊滿門投身抗遼事業，但宋太宗對其並不欣賞，在親征幽州時，僅僅因為厭惡呼延贊裝束的緣故，竟幾乎將其斬首。
在打壓武將群體的同時，另一方面則大張旗鼓地推行“崇文”的方針政策。有關的具體史實主要有：宋太宗在位期間，率領群臣三謁文宣王廟，以表示對儒學的尊重。而對象徵武學宗師的武成王廟，則從未光顧；
宋太宗即位初便親自操持科考，錄取進士、諸科及特奏名達五百多人，不僅人數大大超過以往，又對他們超等任官，甚至連執政大臣都覺得過分。但“上意方欲興文教，抑武事，弗聽”。這就再清楚不過地反映出宋太宗的“興文教，抑武事”的決心。“國朝科舉取士，自太平興國以來恩典始重。”此後，科舉得到空前發展，大批舉子由此步入仕途，成為官僚隊伍的主力軍。
宋太宗對號稱天下文淵之藪的昭文館、集賢院和史館進行遷址和大規模重建，又親賜名為“崇文院”，以示“崇文”的態度。又為翰林學士院題寫“玉堂之署”，以示尊崇。時人評說道：“自唐置學士來，幾三百年，今日方知貴矣。”
淳化三年，新建的秘閣落成后，宋太宗不僅率文臣登樓觀書，而且還要求三衙將帥也來參觀，所謂：“上意欲武將知文儒之盛也。”還值得一提的是，宋太宗將沿襲已久的宮中內殿——“講武殿”，更名為“崇政殿”，此舉看似枝節小事，實則反映“崇文抑武”方略的深化。
宋代文獻中有關宋太宗表示崇儒重文的記載還有頗多，如宋太宗曾對近臣曰：
天下州縣闕官，朕親選多士，忘其饑渴，召見臨問，以觀其才，豈望拔十得五，但十得三四亦岩穴無遺逸，朝廷多君子矣。朕每見布衣縉紳間有端雅為眾所推舉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擇良日，欲其保終吉也。朕於士大夫無所負矣。
史稱：“太宗崇尚儒術，聽政之暇，觀書為樂。”宋太宗本人也頗好翰墨，常為臣下饋贈所書字幅，因此贏得了文臣的好感。李昉有“君恩無似此時深”的詩句xl，集中表達了士大夫對當朝天子的感激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第二次北伐的失敗，宋太宗既失去用兵的信心，由急於建立不世之功轉為怯懦懼戰，又接受了以趙普為代表的大臣“兵久則生變”的告誡，遂放棄了收復燕雲的重大邊防戰略，將主要注意力轉向內部，厲行加強其專制的統治，實行“守內虛外”之策。於是，在政治上日趨保守，“因循”、“防弊”成為施政的重要信條。
揆諸宋太宗朝形勢，以科舉出身為主體的士大夫階層已重新獲得崇高的地位，成為統治集團的中堅力量。但是當門閥世族消亡之後，使得累世公卿、富貴長存的局面一去不返。這就決定了士大夫地主必須更緊密地與專制皇權相結合，效忠最高統治者。因此，在人主過分強化皇權統治和因循治國理念的左右下，他們為了維護自身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既得利益，也勢必成為保守政治的參與和貫徹者。
歷仕宋初兩朝的重臣趙普，就是當時保守官僚的突出代表，其不斷焚燒上言時政利害奏書的行為，便為典型之舉。其餘宰臣也大都以謹慎、保身為居官要務。如沈義倫，“然十年相位但齷齪固寵，不能有所建明”xliv；李昉“循謹自守，無赫赫稱”；賈黃中更是“專務循默、無所發明”，以至於連宋太宗也覺得過分。元人修史時，遂針對以上情形評說道：“有是君則有是臣，有是臣則足以相是君也。”事實上，就政治利益的分配而言，實施“崇文抑武”的方略，不僅不會危害到士大夫集團，相反對其還更為有利。因此，當政的文臣保守集團和在政治上既得利益的士大夫群體，自然密切予以支持、配合。
當時文官大臣大多反對用兵的主張，固然有息兵休民的意思，但也不能不看到有防止軍事將領權勢壯大的用意。如趙普對武將指責道：“事成則獲利於身，不成則貽憂於國。”於是，武臣不僅成為妨害國家的隱患，而“守內虛外”論對北伐、用兵的否定結果，勢必又降低了對武將群體作用及價值的認識。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如秦、漢、隋、唐等王朝建國后，軍功階層能夠維持相當長時間的崇高地位，並能左右朝政。但在北宋歷史上卻看到的是另一種情形，以開國將領為代表的軍功階層在政治舞台上消退得如此迅速，以至於幾乎很難界定宋代歷史上是否有一個軍功階層。
可以說，大致在宋太宗朝後期，文官已在政壇上佔據主導的地位，武將群體則地位下降，精神狀態也呈現一派頹勢，並受到士大夫的輕蔑。而這一切，都可視為當時“崇文抑武”方略基本確立下的必然結果。面對如此局面，個別清醒的文臣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如端拱時，王禹偁在上奏中指出：“自陛下統御，力崇儒術，親主文闈，志在得人，未嘗求備。大則數年便居富貴，小則數月亟預常官”。因此，王禹偁甚至還提出“抑儒臣而激武臣”的激進主張l。王禹偁出身科舉，故其議論自然更能說明問題。由此不難看出，宋太宗時期，“崇文抑武”作為治國思想與方略已得到確立。
到宋真宗、仁宗兩朝，特別是以“澶淵之盟”為重要轉折點，“崇文抑武”被作為祖宗之法不僅得到繼承和貫徹，並且完全形成治國的思想與方略。宋真宗曾公開宣稱：“朕每念太祖、太宗丕變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實有深意。朕謹遵聖訓，紹繼前烈……”王安石則指出：“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以文持之。”在這裡，將“以文持之”視為宋真宗朝統治的突出特點，正說明“崇文抑武”方略深化的事實。而宋仁宗時代，在“崇文”方面較之於乃父，更有過之，其與儒臣關係之密切，受文官影響之大，也更為突出。故范祖禹認為：“仁宗皇帝在位四十年，以堯舜為師法，待儒臣以賓友。”
正因為“崇文抑武”方略獲得進一步推行和貫徹，宋真宗、仁宗兩朝便在政治上更加重用、依賴文官隊伍。可以說，至北宋中葉已完全形成文臣治國的局面，幾乎當時國家各方面的重要職責皆由文官承擔，如時人所云：“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穀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雖有武臣，蓋僅有也。故於文士，觀其所長，隨其才而任之，使其所能，則不能者止其術。”甚至在中央軍事機要機構的樞密院和在外軍事統軍體系中，文臣也逐漸成為主宰者，武將則淪為輔助性的副職、部將，武將原本應有的權力和職責大為降低lv。一時，文臣主掌中央、地方軍事組織的情況遂日益制度化。《宋史》卷二九二“論曰”因此云：“時治平而文德用，則士之負藝致位政府矣。”
至於這一時期有關崇儒尚文的表現，可謂不勝枚舉。現取其要者列舉如下：
其一，宋真宗、仁宗先後親自拜謁文宣王廟，以表示對儒教的虔誠。
宋真宗還專程巡幸曲阜，拜謁文宣王廟，“初有司定儀肅揖，帝特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親制贊，刻石廟中”；
其二，大興科舉。
在此期間，不僅科舉規模繼續擴大，甚至不惜造成嚴重的冗官後果，而且所錄之人成為官僚隊伍的骨幹力量。其中宋仁宗一朝十三榜，“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事實上，對北宋時期的宰相進行統計后，不難發現在七十一名宰相中，出身進士或制科者竟佔據六十四人，而非科舉出身者又主要集中在宋初兩朝。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學界已有充分的論述，故不再贅述；
其三，強調文尊武卑的理念。
如特奏名進士李正辭論文武先後，“‘文者本乎靜，武者本乎動，動以止亂，而至乎靜，則先後可知”。宋真宗對此大加讚賞，“嘉其近理”；
其四，宣揚“偃武修文”的主張。
如景德二年，宋真宗在幸國子監時對文教繁盛的局面表示滿意，並說：“國家雖尚儒術，然非四方無事，何以及此。”宋人曹彥約對此感慨道：“此古之聖賢所以偃武而後修文，息馬而後論道也。真宗皇帝四方無事之語發於景德二年，是時澶淵之盟契丹才一年耳，而聖訓已及此，則知兵革不用，乃聖人本心，自是絕口不談兵矣。”影響所至，官場皆好崇儒之名，如宋仁宗時的一道詔書曰：“頃者嘗詔方州增置學官，而吏貪崇儒之虛名，務增室屋，使四方游士競起而趨之……”云云，即從反面說明了當時各地崇儒的情況；
其五，對士大夫禮遇備致，公開表示不用典刑。
據宋人記載：“大中祥符二年詔曰：‘朕念四方士子雖應刈楚之求，未著贖刑之典，深可憫惻。繼自今曾應舉士人有犯公私罪，杖以下聽贖。’此意尤為忠厚，所以士大夫亦罕犯法。” “澶淵之盟”的訂立，使宋王朝避免了與遼軍的一場殊死決戰，統治集團由此片面地獲得了一種啟示，即：通過金帛贖買的辦法也能夠消弭邊患，並且代價比用兵更小。因此，宋遼議和后，當政者在以往“守內虛外”的基礎上又有所退步，視議和為醫治邊患的一劑“良藥”。於是，當政集團對用兵和武將價值的認識進一步降低，君臣之間奢談太平，朝堂上下羞言武備。如宋真宗曾對身邊的朝臣說：“自契丹約和以來，武臣屢言敵本疲睏，懼於兵戰，今國家歲贈遺之，是資敵也……武臣無事之際，喜談策略，及其赴敵，罕能成功。好勇無謀，蓋其常耳。”大臣馮拯則提出“邊方不寧，武臣幸之以為利”的觀點。
其六、最後得出
如此一來，與以上“崇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宋真宗、仁宗兩朝，在“抑武”方針之下，武將群體受到更大的壓制和排擠。在濃烈的“崇文抑武”氣氛之下，武臣在相當大程度上不過扮演著統治集團中陪位的角色而已。如頗有見地的良將馬知節在任職樞密院期間，長期遭到主政集團的冷遇，無法作為。據當時的宰相王旦之子王素以後追憶：馬知節與王欽若、陳堯叟“同在樞府。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至則見冀公（即王欽若）喧嘩不已，馬則涕泣”。由此可窺見其所受到王欽若等文臣壓制情況之一斑。一時，軍隊將領也避諱談論用兵，而以崇尚文儒為榮，如殿前都指揮使高瓊請求賞賜經史，宋真宗遂予以滿足。對此現象，宋代史家評說道：“上崇尚文儒，留心學術，故武毅之臣無不自化。”
宋仁宗即位之初，垂簾聽政的劉太后及執政大臣大致延續了以往的保守政治格局。到對夏大規模開戰後，抑制、鄙視武將的態度依然沒有改變。如寶元二年富弼所反映：“伏聞西鄙用兵已來，不住差移武臣往彼，每有過闕下而求見者，多不許見……謂之武臣多鄙，不可令容易面對。”可見，武將“多鄙”顯然也已成為當時士大夫的定論。
在宋仁宗朝，“自來武臣在邊，多被文臣摯肘”的現象已非常突出。於是，出現了歐陽修所說的“大凡武臣嘗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爭，實是武人理曲，然終亦不服，但謂執政儘是文臣，遞相黨助，輕沮武人”的問題。而這一問題的癥結，正在於武臣長期所遭受的壓制，故不可能對文官產生信任感。由此不難發現在當時政壇內已明顯地存在著文武失衡的狀況。
到宋英宗朝以後，雖因對西夏實行“開邊”之策，於武將及軍功有所重視，但“崇文抑武”的總體方略卻並沒有發生變化。如宋神宗便承認：“武臣自來安敢與帥臣抗？”三朝重臣文彥博也對宋神宗說出“為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名言。蘇軾針對《孫子兵法》“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的論斷，得出如下驚人見解：
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
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強，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
愈強，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
如此，則是盜賊為君之患，而將帥之利之；敵國為君之仇，而將帥幸之。
按照蘇軾的看法，軍事將領之害幾與敵國相等，故人主于軍隊莫大於制將。於是，繼續任用文臣集團壓制武將群體，自不待言。
宋哲宗朝，儒臣范祖禹在經筵，曾進《帝學》。今天，從《帝學》講授的內容可以清楚地看出，儒家學說對北宋諸帝價值觀產生了巨大影響。現存《宋會要》中“崇儒”的大量篇幅和內容，也記述了趙宋王朝堅持“崇文”方針的無數事例。故范祖禹說：“本朝累聖相承百三十有二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動植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治天下，主無不好學故也。”其後，“崇文抑武”的方略貫徹、影響綿延不絕，“三十年間，士大夫多以諱不言兵為賢，蓋矯前日好興邊事之弊，此雖仁人用心，然坐是四方兵備縱弛，不復振”。“崇觀以來，文治日興”。到北宋滅亡之際，宋欽宗也承認：“祖宗涵養士類垂二百年，教以禮樂，風以詩書，班爵以貴之，制祿以富之，於士無負。”誠如宋人孔平仲所總結：“待士大夫有禮，莫如本朝。”
還需要指出的是，北宋統治者長期對武將實行愚昧政策，錄用和提拔武官時，側重弓矢等武功，而輕視文化水平。甚至公開下詔，嚴禁民間流傳兵書，並明確將《陰符》等兵書列為禁書。據范仲淹在天聖時說：“今孫武之書禁而廢學，苟有英傑，受亦何疑？且秦之焚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吳廣豈讀書之人哉？”可知《孫子兵法》也長期遭到查禁，這便不能不對武將素質的提高造成限制。
北宋官方對諸家兵法的正式開禁，大致始於熙寧五年，“樞密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使臣未參班與門蔭、草澤人召京官保任，人材弓馬應格，聽入學，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而武舉時興時廢，完全無法與辭賦科考的地位相比擬，所錄之人既少，又很少獲得重用，自然無法發揮提升武臣隊伍素養的作用。宋哲宗朝，蘇轍即指出：“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方然，則摧沮退縮而無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家往往轉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則說明許多武臣子弟眼見武舉沒有前途，與其學習兵略不如讀詩誦經，遂轉而從文。
至宋室南渡后，最高當政集團在統治稍穩定之後，又全盤繼承了祖宗的衣缽，無視更為嚴峻的邊防形勢，對武備的作用沒有給予充分的重視，甚至不惜殺害岳飛，打壓武將群體。這顯然是繼續僵硬地沿襲了“崇文抑武”的治國思想方略。
宋代時期，“崇文抑武”最初被確立為重要的治國思想方略，是最高統治集團對唐末五代軍閥分裂割據、“武人跋扈”歷史經驗的汲取，是順應時代需要的產物。但隨著以後不斷地被加以貫徹和放大，形成一種極端化的國策，便造成突出的“雙刃劍”效應。
“崇文抑武”作為宋代治國思想和方略而被長期推行，強調文治，在處理“內”與“外”的關係上，主張“守內虛外”，不事窮兵黷武，這對維護國內專制統治秩序發揮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宋代雖農民造反、起義頻仍，卻始終未能釀成以往全國性的農民戰爭，此所謂“有外患而無內憂”。較長時間安定的內部環境，士人能享受相對較多的自由，都與“崇文抑武”的大氛圍有關。這對促進宋代經濟和文化科技的發展，無疑也產生了的積極作用。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即有“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的驚世駭俗之論。
但是，宋統治集團矯枉過正，以短淺的眼光過度推行“崇文抑武”，遂使國家武備建設不能不受到嚴重的影響。武將群體長期遭受打壓，致使其從精神到素質都趨於退化，從而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對邊防造成嚴重的後果。誠如南宋學者呂祖謙沉痛地指出：“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逾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元人修宋史時也指出：“宋恃文教，而略武衛。”
宋代長期存在的“崇文抑武”治國思想與方略，還對當時社會風尚產生重大的影響，其中又以對文武價值取向的影響最為直接。宋朝歷史上，文官、武將之間出現一道顯著的鴻溝，彼此換職呈現出日益困難的局面，特別是文臣、文士不願出任武職的現象極為突出。而作為領風氣之先的文人士大夫的這一行為，又無疑對當時社會價值觀產生重大的影響，
隨著科舉制度的迅猛發展及其地位的日益顯赫，從“文”成為宋代世人追求的目標。如宋人所言：“今也舉天下之人縂角而學之，力足以勉強於三日課試之文，則囂囂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責，朋友以此勸勵。”這就難怪田況引用時人的話，抒發了如此驚人的看法：“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敵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在“滿朝朱紫貴，儘是讀書人”的局面下，“軍功”的感召力就不能不受到嚴重地腐蝕，優質人才也不再願踏入軍營，社會上普遍存在著從軍為恥的觀念。於是，宋代形成重文而輕武的時代風尚，民族的“尚武”精神遭到嚴重的腐蝕，以往積極進取、勇於擴張的理念也自然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