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舉

清代武舉為國家提供了大批人材，其中產生了不少傑出人物。但清朝只設武舉而無武學，可以說為近代中國軍事落後埋下了禍根。

唐代武則天始創選拔武將的武舉考試。至清朝時改稱武科。歷史上武舉 一共進行過約五百次。相對於文科舉，武科舉較為不受重視。歷朝的武舉時而被廢，時而恢復。而武舉出身的地位亦低於文科出身的進士。

明朝武舉創製甚早，但制度一直沒有確定下來。直到成化十四年（1478），才根據太監王直的建議，以文科為例，設武科鄉、會試。弘治六年（1493年），定武科 六年一試，先策略，后弓馬，策不中者不準試弓馬。后又改為 三年一試。考試內容主要是馬步弓箭和策試。

萬曆末年曾有過一次實行改革的議論，有朝臣主張設“將材武科”，初場試武藝，內容包括馬步箭及槍、刀、劍、戟、拳搏、擊刺等法；二場試營陣、地雷、火藥、戰車等項；三場各就其兵法、天文、地理所熟悉者言之。顯然易見，這是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提議，可惜並沒有引起朝廷重視，只是說說罷了，否則將會產生極為深遠的歷史影響。

崇禎四年，參加武會試的舉子中，能運百斤大刀者只有王來聘、徐彥琦兩人，發榜后徐彥琦榜上無名，議論騰起。當時正“銳意重武”的崇禎帝認為有人作弊，將考官、監試御史等一大批官員下獄、撤職，令倪元璐、方逢年等主持複試。複試后選取百人，依照文榜例，分三甲傳臚賜宴。崇禎親自調閱前三十名試卷，欽定一甲三人，王來聘居一甲第一名，也就是武狀元，授副總兵職。明代武舉一直沒有殿試，也沒有設立一、二、三甲的區分和鼎甲名號。正式有武狀元之設，王來聘是第一人。

明代武職多半由世蔭承襲，加上由行伍起家者，武舉只是個補充形式，所以，明代武舉出人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明末名臣熊廷弼，他是一位難得的文武通材。《明史》本傳說他“身長七尺，有膽知兵，善左右射。”據清人王應奎說，熊遷弼先中萬曆某科湖廣武鄉試第一名，后棄武就文，又中萬曆丁酉（二十五年，1597）湖廣鄉試第一名，次年登進士。“於是榜其堂曰：三元天下有，兩解世間無。”這在歷史上的確是獨一無二的事情。

武周創始

我國歷史上的武舉制度創始於武周。

武周長安二年（702年） “詔天下諸州宣教武藝”，並確定在兵部主持下，每年為天下武士舉行一次考試，考試合格者授予武職。

本次武舉由兵部主持武舉考試，考試科目有馬射、步射、平射、馬槍、負重、摔跤等。

一般認為，這就是我國科舉制度中“武舉”或“武科”的正式出台。自此以後，武舉考試為大多數封建王朝所承襲，成為封建國家網羅武備人材的重要制度。

武周時期的武舉偏重於技勇，重點是馬上槍法，而整個制度還不夠完備，只能說是武舉的創製時期。

宋代完善

宋代開始，武舉被納入整個科舉體系之中，確定了三組考試的程序和外場考武藝、內場考策論兵書的考試辦法，武舉制度臻於規整。

宋代規定武舉不能只有武力，還要考問軍事策略，比如孫吳兵法（孫子、吳起）等。

宋以前並沒有“武狀元”之設。首名武狀元產生於宋神宗時，為福建人薛奕，后與西夏作戰時戰死。歷史上著名由武舉出身的武將尚有唐代的郭子儀(唐玄宗開元初年武舉異等)，北宋徐徽言(文進士出身，后棄文習武，徽宗授武狀元)等等。

元代廢止

元代武舉廢止不行。

明代興盛

武舉的興盛是明清兩代，特別是在清代。

到了明朝時武舉考察內容更改為“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把軍事謀略置於軍事技術之上，如果在答策的筆試中不及格，便不能參加武試。初期的筆試考三題，試策兩題，另一題論考四書。後來四書的題目改為默寫武經。但明代的軍事職位多半由世蔭承襲，再加上由行伍逐步提拔起來的，武舉選將只是個補充形式。

明朝武舉創製甚早，但制度一直沒有確定下來。直到成化十四年（1478），才根據太監王直的建議，以文科為例，設武科鄉、會試。弘治六年（1493年），定武科六年一試，先策略，后弓馬，策不中者不準試弓馬。后又改為三年一試。考試內容主要是馬步弓箭和策試。

萬曆末年曾有過一次實行改革的議論，有朝臣主張設“將材武科”，初場試武藝，內容包括馬步箭及槍、刀、劍、戟、拳搏、擊刺等法；二場試營陣、地雷、火藥、戰車等項；三場各就其兵法、天文、地理所熟悉者言之。顯然易見，這是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提議，可惜並沒有引起朝廷重視，只是說說罷了，否則將會產生極為深遠的歷史影響。

崇禎四年，參加武會試的舉子中，能運百斤大刀者只有王來聘、徐彥琦兩人，發榜后徐彥琦榜上無名，議論騰起。當時正“銳意重武”的崇禎帝認為有人作弊，將考官、監試御史等一大批官員下獄、撤職，令倪元璐、方逢年等主持複試。複試后選取百人，依照文榜例，分三甲傳臚賜宴。崇禎親自調閱前三十名試卷，欽定一甲三人，王來聘居一甲第一名，也就是武狀元，授副總兵職。明代武舉一直沒有殿試，也沒有設立一、二、三甲的區分和鼎甲名號。正式有武狀元之設，王來聘是第一人。

明代武職多半由世蔭承襲，加上由行伍起家者，武舉只是個補充形式，所以，明代武舉出人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明末名臣熊廷弼，他是一位難得的文武通材。《明史》本傳說他“身長七尺，有膽知兵，善左右射。”據清人王應奎說，熊遷弼先中萬曆某科湖廣武鄉試第一名，后棄武就文，又中萬曆丁酉（二十五年，1597）湖廣鄉試第一名，次年登進士。“於是榜其堂曰：三元天下有，兩解世間無。”這在歷史上的確是獨一無二的事情。

清代興衰

清代制度上基本沿襲明末，考試程序、辦法等。

至清朝時，改為先試馬步射，馬射二回六矢，中三為合。步射九矢中五為合。之後比力氣，包括拉硬弓、舞刀、舉石。弓分八、十、十二力；刀分八十、一百、百二斤；石分二百、二百五十、三百斤。合格者才考筆試。

● 考試

清代制度上基本沿襲明代，考試程序、辦法等並無多少變化。

清代武舉一依文榜程序，考試大致分四個等級進行。

一：童試，在縣、府進行，考中者為武秀才。二：鄉試，在省城進行，考中者為武舉人。三：會試，在京城進行，考中者為武進士。四：殿試，會試后已取得武進士資格者，再通過殿試（也稱廷試）分出等次，共分三等，稱為“三甲”。一甲是前三名，頭名是武狀元；二名是武榜眼；三名是武探花。前三名世稱為“鼎甲”，獲“賜武進士及第”資格。二甲十多名，獲“賜武進士出身”資格。二甲以下的都屬三甲，獲“賜同武進士出身”資格。

殿試的規格很高，一般由皇帝親自主考。考試揭曉后，在太和殿唱名，西長安門外掛榜，並賜給武狀元盔甲。然後由巡捕營護送武狀元歸第，炫耀恩榮。第二天，在兵部舉行盛大的“會試宴”，又賞給武狀元盔甲、腰刀等，賞給眾進士銀兩等。清代科甲等級差別甚大，同樣是武進士，一、二、三甲的等級和榮譽卻大不相同。自然狀元是出盡了風頭的，登第后的三天內，可以披紅挂彩，上街誇官，真所謂春風得意、風光十足了。

殿試以後，通常立即由兵部授予官職。順治三年（1646）丙戌科是清朝武舉第一科，當時規定武狀元授正三品的參將，武榜眼授從三品的游擊，武探花授正四品的都司。二甲授正五品的守備，三甲授從五品的署守備。康熙年間又有變動，改為一半授營職，是直接帶兵的官，另一半授衛職，是皇帝的宮廷侍衛。雍正五年（1727）規定，武狀元授御前一等侍衛，武榜眼、探花授二等侍衛。再從二甲中選頭十名，授三等侍衛。其餘全在兵部註冊授於守備等營職。雍正以後各朝武進士的授官情況還有一些變化，不過所授品階基本上以康熙朝定製為準，沒有太大的變更。

三場是考文，當時叫“程文”，也稱“內場”，相當於文化課考試。內場考試對大多數武人來說，比外場考試更難應付，所以考試辦法不得不屢有變動。最初是考策、論文章，“策”相當於問答題，“論”是按試題寫一篇議論文。順治時定為策二篇、論二篇，題目選自四書和兵書。康熙年間改為策一篇、論二篇。策題出自《孫子》、《吳子》、《司馬法》三部兵書，論題只從《論語》、《孟子》中出，考試難度有所降低。乾隆時，又改為策一題，論一題，題目都選自《武經七書》。

到嘉慶年間，考慮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論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場成績突出者又往往敗於內場，於是乾脆廢除策、論，改為按要求默寫《武經七書》中一段，通常只一百字左右。這樣一味遷就，使內場考試的水平越來越低，最後差不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了。當時社會上歧視武人之風很盛，經此一改，武人更加被文士們看成纖纖武夫，武舉的社會地位大不比清代前期了。清代著名學者趙翼有一段記述，最能反映武舉內場考試的實情，也反映了當時文人對武人的輕蔑：

“武闈但以弓馬技藝為主，內場文策不論工拙也。余嘗主順天乙酉科武鄉試，其策有極可笑者。如‘一旦’二字多作‘亘’字，‘丕’字又作‘不一’字，蓋緣夾帶小本字畫甚密，不能分晰，故抄謄訛錯耳。又如‘國家’字應抬高一字，則凡論古今地名處，如‘國家四郊多壘’、‘社稷危亡’之類，亦無不抬頭。武生自稱‘生’，則應於行內稍偏，乃又將‘生人’、‘生物’、‘生機殺機’之生字，一概偏在側邊。如此者不一而足。然外場已挑好‘雙好’字型大小，則不得不取中。幸武闈無磨勘之例，可不深求耳。”

實際上康熙注意到了科舉文武分途不利於造就兼備人材的問題，他曾要求打破考試中的傳統界線，允許文武生員舉人交叉考試，武科舉人可以改考文科進士，文科舉人可以改考武科進士。康熙認為：“如此則各得展其所學，文武兩途，皆得真才矣。”然而，整個清代，文武交叉考試者寥寥無幾。文武各成畛域而壁壘森嚴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文人不武，武人不文，文武兼長的人材也就越來越少。文武分途的考試製度培養了大批專門人材，卻很難造就出允文允武的博通人材，應該說這是科舉制度的弊端之一，也是清朝中後期政壇上出將入相人材日見匱乏的原因之一。

上面所講考試辦法，是會試一級的，鄉試、童試的考試辦法與會試大致相同，只二場弓、刀、石的份量相應降低，馬步射降為九發二中為合格。

● 錄取名額

清朝對武科鄉試、會試的錄取額有具體規定。康熙二十六年（1687）規定，武鄉試錄取名額約為文鄉試的一半，全國共八百四十名左右。其中河北省（直隸），一百零八名，其他各省六十名以下不等。會試錄取名額康熙初年以前，大致在每次錄取二百名到一百名之間。康熙十八年定額一百名，後來又規定不拘定額，特別是不拘各省分配的定額，只按考試成績，奏報皇帝，由皇帝和主考大臣臨時酌定錄取人數。酌定時也要考慮到各省都有名額，但一甲、二甲只依據成績圈定，排除其他因素的影響。每科參加會試的武舉人，一般在千人左右，有時多到兩千人左右，進士錄取額如果平均以一百二十人計，那麼錄取比例差不多是在十人或十幾人中取一名，顯然，考取武進士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落第的武舉人，雍正年間曾規定按路程遠近發給回家路費，多則十兩，少則四、五兩。而大部分武舉人，按規定可到兵部註冊，由兵部依據個人成績分三等授予武職，也可以到本省軍營中效力。總之，只要有一個武舉人資格，就算有了進身之機，同樣也有逐步升遷的機會。

● 沒落

清代武舉制度與大清帝國相始終。鴉片戰爭以後，頻繁的禦侮戰爭中，早就顯露出武舉人材不能適應新的戰爭，除了長矛大刀與堅船利炮之間的差距外，更重要的還是基本素質和軍事思想上的差距。然而朝野上下株守陳規，玩歲愒日，武舉考試竟一直被延續下去。光緒二十一年，榮祿首先提出廢止武舉考試，他說：“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習非所用，與八比試帖之弊略同。積弱之端，未始不由於此。”他主張各省創設武備學堂，以西洋軍事課程培養新式軍人。然而榮祿的倡議並沒有得到大多數朝臣的響應。一拖便是幾年，光緒二十四年照例舉行武舉會試——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武會試。不久，要求改革的呼聲又一次響起來，“內外臣工請變更武科舊制，廢弓、矢、刀、石，試槍炮。”然而依舊未能實行改革。直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武舉制度才終於被宣布廢止。可惜這已經太晚了，僅僅十年後，大清帝國便宣告滅亡了。

清代的武會試，自順治三年（丙戌）開科，到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截止，一共進行了一百一十二次。也就是說一共產生了一百一十二個武狀元，還有一百一十二名榜眼和探花，總計武科前三名（鼎甲）是三百三十六名。一百一十二年武狀元的姓名都有記載，但能確知其籍貫者只九十二人，其餘二十一人還有待於考求。這九十二個武狀元，河北省出的最多，共三十二名。以下山東十三名，浙江八名，江蘇六名，河南、山西各五名，廣東四名，甘肅、福建各三名，江西二名，四川、陝西各一名。此外，漢軍旗六名，滿軍旗三名。

這個統計不完備，也不是很準確的，不過大略可見各省武舉基礎的差別。所謂武舉基礎，可從兩個方面認識，一是尚武風氣，二是文教水平。河北省武狀元最多，武榜眼、探花也比別的省多，這與河北省武風素盛分不開。正因為河北省武風基礎好，所以清朝對河北省特別重視，鄉試名額總比他省給得多。陝、甘二省古多名將，尤其是甘肅，雖然經濟、文化都比較落後，但自來“人材健壯，強勇者多，騎射嫻熟，勝於他省。”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中的名將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都出在隴右，所以清朝對陝、甘二省總是另眼相待。武鄉試名額，順治朝規定陝、甘各二十名，后經康、雍、乾三朝追加，兩省都增至五十名，這比許多大省的名額都多。有清一代，甘肅出了三名武狀元，一名榜眼，四名探花，以甘肅的經濟文化和人口而言，這個數字不能算小了。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的甘肅包括寧夏，三名武狀元張文煥、馬會伯、李如柏都出在寧夏，五名榜眼、探花中，也有三人出在寧夏。人口不及江南一個大縣的寧夏，居然出了六名武科鼎甲進士，這不能不是一個引人注意的現象。

武周的武舉主要考舉重、騎射、步射、馬槍等技術；此外對考生外相貌亦有要求，要“軀幹雄偉、可以為將帥者”。

宋代時規定武舉不能只有武力，要“副之策略”，問孫吳兵法等。

到了明朝時更改為“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如果在答策的筆試中不及格，不能參考武試。

清代情況大不相同。從制度上看，基本沿襲明末，考試程序、辦法等並無多少變化，但重視程度大大超過明代。清代武官雖然仍以行伍出身為“正途”，科舉次之，但科舉出身者數量不斷增大，在軍中佔有很大比例。加上封建國家大力提倡，制度日益嚴密，錄取相對公正，因此，民間習武者爭先恐後參加武舉考試。清代武舉為國家提供了大批人材，其中產生了不少傑出人物。

清代武舉一依文榜程序，考試大致分四個等級進行。

一：童試，在縣、府進行，考中者為武秀才。二：鄉試，在省城進行，考中者為武舉人。三：會試，在京城進行，考中者為武進士。四：殿試，會試后已取得武進士資格者，再通過殿試（也稱廷試）分出等次，共分三等，稱為“三甲”。一甲是前三名，頭名是武狀元；二名是武榜眼；三名是武探花。前三名世稱為“鼎甲”，獲“賜武進士及第”資格。二甲十多名，獲“賜武進士出身”資格。二甲以下的都屬三甲，獲“賜同武進士出身”資格。

殿試的規格很高，一般由皇帝親自主考。考試揭曉后，在太和殿唱名，西長安門外掛榜，並賜給武狀元盔甲。然後由巡捕營護送武狀元歸第，炫耀恩榮。第二天，在兵部舉行盛大的“會試宴”，又賞給武狀元盔甲、腰刀等，賞給眾進士銀兩等。清代科甲等級差別甚大，同樣是武進士，一、二、三甲的等級和榮譽卻大不相同。自然狀元是出盡了風頭的，登第后的三天內，可以披紅挂彩，上街誇官，真所謂春風得意、風光十足了。

殿試以後，通常立即由兵部授予官職。順治三年（1646）丙戌科是清朝武舉第一科，當時規定武狀元授正三品的參將，武榜眼授從三品的游擊，武探花授正四品的都司。二甲授正五品的守備，三甲授從五品的署守備。康熙年間又有變動，改為一半授營職，是直接帶兵的官，另一半授衛職，是皇帝的宮廷侍衛。雍正五年（1727）規定，武狀元授御前一等侍衛，武榜眼、探花授二等侍衛。再從二甲中選頭十名，授三等侍衛。其餘全在兵部註冊授於守備等營職。雍正以後各朝武進士的授官情況還有一些變化，不過所授品階基本上以康熙朝定製為準，沒有太大的變更。

清朝武舉各級考試，通常每三年舉行一次，每科錄取人數也有定額。但常科以外，還時常增設所謂“恩科”，常額以外，也增加一點“恩額”。

這類“恩科”、“恩額”都由皇帝直接掌握。無非籠絡人心，吸收更多的武勇人士為統治者效命。考試辦法差不多與明代一樣，分一、二、三場進行。一、二場試了弓馬技勇，稱為“外場”；三場試策論武經，稱“內場”。一場試馬上箭法，馳馬三趟，發箭九枝，三箭中靶為合格，達不到三箭者不準參加二場。乾隆年間，一場又增加了馬射“地球”，俗稱“拾帽子”，專為考察伏射能力。二場考步射、技勇。步射九發三中為合格。

所謂“技勇”，實際上主要測膂力。一共三項。頭項拉硬弓，弓分十二力、十力、八力三號，另備有十二力以上的出號弓。應試者弓號自選，限拉三次，每次以拉滿為準。二項 舞大刀，刀分一百二十斤、一百斤、八十斤三號，試刀者應先成左右闖刀過頂、前後胸舞花等動作。刀號自選，一次完成為準。第三項是拿石礩子，即專為考試而備的石塊，長方型，兩邊各有可以用手指頭摳住的地方，但並不深。也分為三號，頭號三百斤，二號二百五十斤，三號二百斤。考場還備有三百斤以上的出號石礩。應試者石號自選，要求將石礩提至胸腹之間，再藉助腹力將石礩底部左右各翻露一次，叫做“獻印”，一次完成為合格。凡應試者，弓、刀、石三項必有兩項為頭號和二號成績，三號成績超過兩項者為不合格，取消三場考試資格。

三場是考文，當時叫“程文”，也稱“內場”，相當於文化課考試。內場考試對大多數武人來說，比外場考試更難應付，所以考試辦法不得不屢有變動。最初是考策、論文章，“策”相當於問答題，“論”是按試題寫一篇議論文。順治時定為策二篇、論二篇，題目選自四書和兵書。康熙年間改為策一篇、論二篇。策題出自《孫子》、《吳子》、《司馬法》三部兵書，論題只從《論語》、《孟子》中出，考試難度有所降低。乾隆時，又改為策一題，論一題，題目都選自《武經七書》。

到嘉慶年間，考慮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論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場成績突出者又往往敗於內場，於是乾脆廢除策、論，改為按要求默寫《武經七書》中一段，通常只一百字左右。這樣一味遷就，使內場考試的水平越來越低，最後差不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了。當時社會上歧視武人之風很盛，經此一改，武人更加被文士們看成纖纖武夫，武舉的社會地位大不比清代前期了。清代著名學者趙翼有一段記述，最能反映武舉內場考試的實情，也反映了當時文人對武人的輕蔑：

“武闈但以弓馬技藝為主，內場文策不論工拙也。余嘗主順天乙酉科武鄉試，其策有極可笑者。如‘一旦’二字多作‘亘’字，‘丕’字又作‘不一’字，蓋緣夾帶小本字畫甚密，不能分晰，故抄謄訛錯耳。又如‘國家’字應抬高一字，則凡論古今地名處，如‘國家四郊多壘’、‘社稷危亡’之類，亦無不抬頭。武生自稱‘生’，則應於行內稍偏，乃又將‘生人’、‘生物’、‘生機殺機’之生字，一概偏在側邊。如此者不一而足。然外場已挑好‘雙好’字型大小，則不得不取中。幸武闈無磨勘之例，可不深求耳。”

實際上康熙注意到了科舉文武分途不利於造就兼備人材的問題，他曾要求打破考試中的傳統界線，允許文武生員舉人交叉考試，武科舉人可以改考文科進士，文科舉人可以改考武科進士。康熙認為：“如此則各得展其所學，文武兩途，皆得真才矣。”然而，整個清代，文武交叉考試者寥寥無幾。文武各成畛域而壁壘森嚴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文人不武，武人不文，文武兼長的人材也就越來越少。文武分途的考試製度培養了大批專門人材，卻很難造就出允文允武的博通人材，應該說這是科舉制度的弊端之一，也是清朝中後期政壇上出將入相人材日見匱乏的原因之一。

上面所講考試辦法，是會試一級的，鄉試、童試的考試辦法與會試大致相同，只二場弓、刀、石的份量相應降低，馬步射降為九發二中為合格。

清朝對武科鄉試、會試的錄取額有具體規定。康熙二十六年（1687）規定，武鄉試錄取名額約為文鄉試的一半，全國共八百四十名左右。其中河北省（直隸），一百零八名，其他各省六十名以下不等。會試錄取名額康熙初年以前，大致在每次錄取二百名到一百名之間。康熙十八年定額一百名，後來又規定不拘定額，特別是不拘各省分配的定額，只按考試成績，奏報皇帝，由皇帝和主考大臣臨時酌定錄取人數。酌定時也要考慮到各省都有名額，但一甲、二甲只依據成績圈定，排除其他因素的影響。每科參加會試的武舉人，一般在千人左右，有時多到兩千人左右，進士錄取額如果平均以一百二十人計，那麼錄取比例差不多是在十人或十幾人中取一名，顯然，考取武進士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落第的武舉人，雍正年間曾規定按路程遠近發給回家路費，多則十兩，少則四、五兩。而大部分武舉人，按規定可到兵部註冊，由兵部依據個人成績分三等授予武職，也可以到本省軍營中效力。總之，只要有一個武舉人資格，就算有了進身之機，同樣也有逐步升遷的機會。

清代武舉制度與大清帝國相始終。鴉片戰爭以後，頻繁的禦侮戰爭中，早就顯露出武舉人材不能適應新的戰爭，除了長矛大刀與堅船利炮之間的差距外，更重要的還是基本素質和軍事思想上的差距。然而朝野上下株守陳規，玩歲愒日，武舉考試竟一直被延續下去。光緒二十一年，榮祿首先提出廢止武舉考試，他說：“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習非所用，與八比試帖之弊略同。積弱之端，未始不由於此。”他主張各省創設武備學堂，以西洋軍事課程培養新式軍人。然而榮祿的倡議並沒有得到大多數朝臣的響應。一拖便是幾年，光緒二十四年照例舉行武舉會試——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武會試。不久，要求改革的呼聲又一次響起來，“內外臣工請變更武科舊制，廢弓、矢、刀、石，試槍炮。”然而依舊未能實行改革。直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武舉制度才終於被宣布廢止。可惜這已經太晚了，僅僅十年後，大清帝國便宣告滅亡了。

清朝以鐵騎勁弓得天下，所以前期幾個皇帝都很重視講習武藝，時時強調“文武並重”，力圖保持滿族勁悍尚武的傳統。然而，由於受到漢文化的不斷浸潤和持續執行“右文”政策，使朝野上下重文輕武之風日益濃烈。於是，不但在觀念上，就是實際待遇上，武科地位也比文科低得多。文科殿試揭曉后，新科進士的姓名、籍貫及名次都要鄭重其事地刻在“進士題名碑”上，這些碑至今還完整無損的保存在北京國子監舊址。此外，官私刊印的《館選錄》、《鼎甲錄》和《明清進士題名碑錄》一類書籍很多，差不多隨處可見，因此清代文科進士的情況非常清楚。武科就大不相同了，既沒有“題名碑”制度，也很少有專載其事的書籍，對整個清代武科概況，包括武科鼎甲情況，不要說後代，就是當時人也往往不能言其詳。

幸好近人朱彭壽曾做過一番統計，留給我們一份珍貴材料。加上還有其它方面的材料，使我們對清代武舉鼎甲情況大致有所了解。

清代的武會試，自順治三年（丙戌）開科，到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截止，一共進行了一百一十二次。也就是說一共產生了一百一十二個武狀元，還有一百一十二名榜眼和探花，總計武科前三名（鼎甲）是 三百三十六名。一百一十二年武狀元的姓名都有記載，但目前能確知其籍貫者只九十二人，其餘二十一人還有待於考求。這九十二個武狀元，河北省出的最多，共三十二名。以下山東十三名，浙江八名，江蘇六名，河南、山西各五名，廣東四名，甘肅、福建各三名，江西二名，四川、陝西各一名。此外，漢軍旗六名，滿軍旗三名。

這個統計不完備，也不是很準確的，不過大略可見各省武舉基礎的差別。所謂武舉基礎，可從兩個方面認識，一是尚武風氣，二是文教水平。河北省武狀元最多，武榜眼、探花也比別的省多，這與河北省武風素盛分不開。正因為河北省武風基礎好，所以清朝對河北省特別重視，鄉試名額總比他省給得多。陝、甘二省古多名將，尤其是甘肅，雖然經濟、文化都比較落後，但自來“人材健壯，強勇者多，騎射嫻熟，勝於他省。”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中的名將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都出在隴右，所以清朝對陝、甘二省總是另眼相待。武鄉試名額，順治朝規定陝、甘各二十名，后經康、雍、乾三朝追加，兩省都增至五十名，這比許多大省的名額都多。有清一代，甘肅出了三名武狀元，一名榜眼，四名探花，以甘肅的經濟文化和人口而言，這個數字不能算小了。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的甘肅包括寧夏，三名武狀元張文煥、馬會伯、李如柏都出在寧夏，五名榜眼、探花中，也有三人出在寧夏。人口不及江南一個大縣的寧夏，居然出了六名武科鼎甲進士，這不能不是一個引人注意的現象。

我們把清代文武兩科狀元的籍貫對照一下，能發現一些有趣的方化差異。

清朝文科會試也是 一百一十二科，狀元一百一十二名。其中江蘇四十九名，浙江二十人，安徽九名，山東六名，河北、廣西各四名，江西、福建、湖北、廣東各三名，湖南二名，江南、四川、陝西各一名，山西、甘肅、雲南沒有。顯而易見，從整個比例來看，武狀元是北方多，文狀元則南方領先。河北省武狀元三十二，文狀元僅四名，與此相對，江蘇省是文狀元四十九，武狀元六名，南北文武各有偏長，至少在清代科舉考試中確實存在這個問題。應該說山東、浙江兩省發展相對平衡，這兩省文武基礎都比較好，兩科狀元的比例顯得合理一些。

從武鼎甲的民族比例上看，無疑漢族佔了絕大多數，而少數民族中回族顯得突出一些。回族是以尚武勇健著稱的民族，乾隆曾說：“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姓，每出將種。”所以清朝歷來注意從回族中選拔武備人材。武狀元中能確知是回族的是：江都楊謙，先獲康壬午武鄉試第一名（解元），又獲康熙丙戌科武狀元；乾隆丁巳科狀元河北任邱哈攀龍；壬申科狀元河北獻縣哈廷梁；丙戌科狀元河北河間白成龍；丁未科狀元山東臨清馬兆瑞；嘉慶丙辰科狀元河南鄧縣馬殿甲；甲戌科狀元山東益都丁殿寧；咸豐壬子科狀元河北撫寧馬鳴圖；同治甲戌科狀元河南西平張鳳嗚等，至少是九個，或者還要多一些，尚待繼續考索。榜眼、探花也有一批。如雍正丁未科榜眼安徽懷寧馬大用；嘉靖已丑科控花河南杞縣張萬清，丁丑科武榜眼甘肅固原馬維衍；光緒丙子科榜眼河南西平張忠祥等。楊謙家族是南方回族中的望族，其弟楊凱也是武進士出身，官至湖廣提督。哈攀龍之父哈元生，其子哈國興，都是武進士出身，哈廷梁則是哈攀龍的族弟，諸哈都做到提督職務，是善戰的將領，“三世擁旄，時人榮之。”乾隆所謂“哈其大姓，每多將種”就是在誇獎哈國興時所言。

清朝武科出現過不少著名人物和軼聞，有些是值得介紹一下的。

古代科場的最高榮譽是“獨佔三元”，即一個人得了三個第一名：鄉試第一解元，會試第一會元，殿試第一狀元。清朝二百多年中，文科得三元者僅兩人，一個是乾隆時代江蘇常州的錢棨；另一個是嘉慶時代廣西臨桂的陳繼昌。武科得三元者只有一位，此人是清初浙江仁和的王玉。說來王玉不止是三元，而是獨佔“四元”。他本來是明朝崇禎十二年（1639）浙江武鄉試的解元。入清以後，又參加新王朝的武舉，獲順治八年（1651武鄉試解元，接著順治九年武會試會元，殿試又得狀元，是名符其實的“連捷三元”。王玉體貌偉岸，武力絕倫，甚得順治賞識，曾任天津鎮總兵等職。

武狀元馬全，本名馬瑔，山西陽曲人，是一位性格耿直，武勇超群的英雄人物。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他考中一甲第三名進士，即武探花，授官福建游擊。他與同僚某人語言失歡，發生鬥毆。某人敵不住馬全，由衙門逃到城門外，馬全騎馬追到城濠的橋上，兩人再次奮拳搏鬥，後來竟一起落入城濠。因為這件事，他被參劾罷官，只好流落北京。過了幾年，他改名馬全，重新參加乾隆二十四年的武鄉試，取得武舉人資格。第二年（庚辰科）參加武會試、殿試，居然以優異成績獲取一甲一名武狀元。殿試外場的時候，乾隆認出了這位技勇出眾新科狀元馬全，其實就是幾年前的武探花馬瑔。馬全不勝惶恐，乾隆愛才心切，居然不咎既往，使馬全重新獲得為國效力的機會。後來，他參加了平定金川叛亂的戰爭，在木果木之役中，率部殿後，英勇殉職。馬全的經歷成為清代武科膾炙人口的佳話。⒁

江蘇泰州人劉榮慶，是乾隆四十九年甲辰科（1784）武狀元。只隔了三年，他的弟弟劉國慶又獲乾隆五十二年丁未科武狀元。兄弟兩人都是武狀元，這在清朝是唯一一例。

清代的天津武風很盛，武科出人亦多。武狀元出了三位，但都在晚清，即咸豐三年癸丑科（1853）溫常涌；光緒三年丁丑科（1877）佟在棠；光緒二十一年乙未科（1895）武國棟。另外還出了兩位名聲顯赫的武榜眼：韓琦，“猿臂善射，射無虛發。”武鄉試第一，武會試又第一，后中乾隆丙辰科武榜眼。李經世字槐圃，“任俠尚義，孔武多力。”也是鄉試、會試均為第一，后中乾隆乙丑科榜眼。二人事迹如出一輒，是過去天津的老人們喜歡講述的人文掌故。⒂

清代文科考生不拘年齡，老於場屋而終身無尺寸進取者大有人在，八十以上還下考場的事情並不罕見。清政府對這種人通常都要給予褒獎，無非吸引更多的士人把畢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但武科是有年齡限制的，規定武生、武舉年齡超過六十，地方不許發給參加鄉試和會試的手續。道光二十六年（1846），安徽有個叫符成梅的武童生，以八十四歲高齡參加武鄉試，居然三場都應付下來。主持鄉試的官員奏請皇帝授予職銜，道光以“違例妄請”的罪名將報請官員革職，並下令將送考、收考的學政、巡撫等一律“嚴加議處”。從保證武舉的質量來看，道光的處理不無道理。

上面談到，武科鼎甲統計為三百三十六名，而實際上狀元是足額的，榜眼、探花有缺額者，大抵在遇到確實不得其人的時候，便留下空缺。當然這種情況並不多，主要發生在道光朝。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1847）只取狀元河北晉州李信、榜眼四川越雋姜國仲，探花虛缺。道光三十年庚戌科（1850）只取狀元四川華陽彭陽春、榜眼河北靜海岳汝忠，探花虛缺。因特殊原因而丟失了鼎甲榮譽的只有一例。清代制度，殿試後由皇帝親自宣布登第進士名次，稱為“傳臚”，嘉慶二十四年己卯科（1819）狀元徐開業、探花梅萬青均以傳臚未到而被除名，榜眼陝西神木秦鍾英被推補為狀元。

山西省汾陽市杏花村發現之古石礩子：

杏花村所發現健身器為一對，其一正面落款：“咸豐庚申”，為咸豐十年（1860）；反面：“重三百觔”；高68、底邊長32厘米，為方柱抹楞收殺體。分別有兩組手摳著力槽、石窩。底部有一半圓型石窩，蓋為精確重量“三百觔”，鑿去多餘之重量。

觔：重量單位“斤”的異體。古時一斤16兩，一兩十錢，一錢約為3.69克。一觔就是一斤，約為590克。

公元629年（唐太宗貞觀三年），唐太宗下詔曰：“白屋之內，閭閻之人，但有文武才能，灼然可取。”

公元656～680年（唐高宗顯慶至調露年間），高宗先後詔令五品以上官員及諸州牧守薦舉武勇之才。

公元702年（武則天長安二年），始創武舉。武則天下詔：“朕聞武之道憑經緯而開國，春秋之功，借生殺而成歲。……可令文武內外官五品及七品以上，清官及外官刺史都督等，於當管部內，即令具舉，且十室之邑，忠信尚存，三人行，我師猶在，會須搜訪，不得稱無，薦若不虛，自從異之曲，舉非明士，豈漏貶責之科，所司明為條例，布告遠近，知朕意焉。”

初令天下諸州有練習武藝者，每年准明經進士舉送。第一次把武科放在與進士、明經兩科同等的地位。正月十七日，武則天令兵部主管武舉。考生為六品以下文武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勛官子弟，年滿18歲並已交納十三年“品子課錢”者。考試內容共有七項：靶射、騎射、步射、身高相貌、言論、舉重（翹關）。通過考試錄取身軀魁偉，應對詳明。有勇有才且可為統帥的舉子。如文職官員則錄取身高六尺以上，年齡40以下，強勇且能統帥部隊之人。凡觸犯令者、工商之子、州縣衙門小吏，不得參加考試。

公元713～724年（唐玄宗先天二年至開元十二年），唐玄宗開元年間，始設武學（專門培養軍事人才的學校）。

公元731年（唐玄宗開元十九年），朝廷詔令武貢舉人與明經、進士同行鄉飲酒禮。

公元738年（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朝廷詔令由兵部侍郎取代兵部員外郎主持武舉考試。

公元798年（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唐王朝停廢武舉，長達10年，這是武舉史上的首次停廢。起因是諫議大夫田敦認為武舉人拿著弓箭出入皇城，可能威脅到皇帝的安全，上表請求廢止武舉。

公元808年（唐憲宗元和三年），在朝野上下的呼聲中，唐王朝恢復了武舉。

公元907～960年（五代時期），由於軍閥混戰，戰亂頻仍，武舉盡廢。

公元1029年（北宋仁宗天聖七年），宋王朝初設武舉，恢復了自五代停廢的武舉考試。

公元1030年（北宋仁宗天聖八年），宋仁宗親試武舉人，標誌著武舉殿試的開始，共有14人參加殿試，張建侯、楚宏等8人被錄取為武進士。

公元1034年（宋仁宗景元年），仁宗下詔：“殿試舉人，考官日迫，多不精審。自今初考覆考詳定，以十日為限。”景佑元年二月四日，詔應進士諸科取解不獲者，不得應武舉。

公元1043年（北宋仁宗慶曆三年），在武成王廟開始設立武學，任命阮逸為武學教授。這是自有武舉以來的第一個古代軍事學校，但它只生存了九十三天。原因是無人願意入學。

公元1049年（北宋仁宗皇元年），宋仁宗下詔命令停止武舉。

公元1053年（北宋仁宗皇五年），武舉停廢前的最後一次考試。它只允許參加過省試的武舉人投考，該科共錄取61名武進士，是宋朝廷歷次武舉中錄取人數最多的一次。

公元1063年（北宋仁宗嘉八年），宋王朝復置武舉，對考試方法、學習內容以及如何授官均有了新的規定。試圖以新武舉選拔武官，提高軍官素質。

公元1070年（北宋神宗熙寧三年），翰林學士司馬光進言：“奉職考試武舉人，而法當先試弓馬，若合格即試策。緣弓馬者，先士卒之法，非所以求將帥者也。不幸而不能挽強馳穿梭，則有策略將帥之材，不得預試，恐非朝廷建武舉之意。況試弓馬法，挽與把齊，猶不應格。自今欲乞試策優並挽弓及把者，皆聽就試。”朝廷下詔令喪親者滿三個月後才可就試。

公元1072年（北宋神宗熙寧五年），復置武學於武成王廟，並為武學制訂了相應的制度，其中學習期限為三年，每期武生人員為100名。

公元1075年（北宋神宗熙寧八年），朝廷接受王致堯建議，下詔令自即日起武舉與文進士同時差官鎖試。

公元1078～1085年（北宋神宗元豐年間），朝廷規定，武學生分為高級的上捨生，中級的內捨生，低級的外捨生三等。

公元1102～1106年（北宋徽宗崇寧年間），朝廷規定各州普遍設立武學，並仿儒學立考選升貢法。

公元1120年（北宋徽宗宣和二年），朝廷置州縣武學。

公元1146年（南宋高宗紹興十六年），朝廷始復武學，一如舊制。

公元1177年（南宋孝宗淳熙四年），朝廷頒布《武舉絕倫並從法》，鼓勵武進士從軍。

公元1199年（南宋寧宗慶元五年），朝廷命各州州學皆設武士齋舍，選官教習。

公元1141～1149年（金熙宗皇統年間），金朝開始設立武舉取士。

公元1203年（金章宗泰和三年），金朝廷規定：武舉一甲第一名任職忠勇校尉，二、三名任職忠翊校尉。

公元1368年（明太祖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令設文、武科取士。“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應文舉者，察其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騎射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有出身。”

公元1387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年），七月，禮部奏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朱元璋一反常態，認為“是析文武為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遂罷不立。

公元1390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在北平行都司設立了儒學，教習武臣子弟。

公元1402年（明惠帝建文四年）始置京衛武學。設教授1人，訓導2人。后增至6人，復減其2人，教材以講習《七書》為主。

公元1402年（明成祖永樂元年），明成祖即位，罷武學。

公元1435年（明宣宗宣德十年），英宗即位，詔天下衛所皆立學。

公元1436年（明英宗正統初年），監察御史朱鑒上《請設京衛武學疏》，提出乞開武學，以典武科的建議。

公元1441年（明英宗正統六年），五月，英宗下旨“開設京衛武學”。任命教授一員，訓導八員，用以教習武臣子弟，以兵部司官提調。

公元1441年（明英宗正統六年），七月，立武學學規。規定“幼官”及武職子弟所讀之書《小學》、《論語》、《孟子》、《大學》內一本；《武經七書》、《百將傳》內一本，每日總授不過200字，有志者不拘。必須熟讀，三日一溫，就於所讀書內取一節，誦說大義，使之通曉。

公元1442年（明英宗正統七年），四月，設南京京衛武學。

公元1464年（明英宗天順八年），憲宗即位，立武舉法。凡天下取貢，舉諳曉武藝之人，兵部會同京營總兵官于帥府內考其策略，於教場內試其弓馬，有能答策二道，騎中四箭以上，步中二箭以上者，官自本職量加署職二級；旗軍舍餘人授以試所鎮撫，民人授以衛經歷，月支米三石。能答策二道，騎中二箭以上，步中一箭以上者，官自本職量加署職一級，旗軍舍余授以冠帶，總旗民人授以試衛知事，月支米二石。

公元1465年（明憲宗成化元年），四月，申定武學學規凡十五則。

公元1470年（明憲宗成化六年），會試武舉，取中劉良、魯廣等6名武進士。劉良為明朝第一位武狀元。

公元1478年（明憲宗成化十四年），五月，太監汪直請開武舉鄉、會、殿試悉如文舉。憲宗下兵部集議。尚書餘子俊會同文武大臣暨科道官員議之，眾皆知其不可，亦不敢違，遂議上武舉科條大略奏上。內閣票擬：“武舉重事，未易即行，令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學等官具奏起送處之。”遂被擱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