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淵之盟

自咸平二年（公元999）開始，遼朝陸續派兵在邊境挑釁，掠奪財物，屠殺百姓，給邊境地區的居民帶來了巨大災難。雖然宋軍在楊延朗（又名楊延昭，也就是人們熟知的楊六郎）、楊嗣等將領率領下，積極抵抗入侵，但遼朝騎兵進退速度極快，戰術靈活，給宋朝邊防帶來的壓力愈益增大。

自雍熙北伐慘敗后，宋朝對遼朝就一直心存畏懼，逐漸由主動進攻轉為被動防禦。相反，遼朝對宋朝卻是步步緊逼，不斷南下侵擾宋朝。

從中原王朝來看，燕雲十六州的得失，關係一代江山的安危。這十六州的幽、薊、瀛、莫、涿、檀、順七州在太行山北支的東南，稱為“山前”，其餘九州在山的西北，稱為“山後”。今長城自居庸關以東向西南分出一支，綿亘於太行山脊，到朔州以西復與長城相合，這就是內長城。中原失“山後”，猶有內長城的雁門關寨可守，失“山前”則河北藩籬盡撤，契丹的騎兵就可沿著幽薊以南的坦蕩平原直衝河朔。所以中原王朝從後周柴榮起，就開始了與遼爭奪幽雲十六州的戰爭。

宋遼戰爭長達25年，其目的在於爭奪燕雲十六州。由於燕雲十六州是一個先進的農業區，它的農業、手工業和其他文化活動都比契丹本部地區發達。因此契丹統治者對這一地區的重要性有著足夠的重視，他們把燕雲十六州中的幽州升為南京，改皇都為上京，把原先的南京（遼陽）改為東京，又在南京幽州建立了相應的許多官職，視為腹地，儼然以大國的姿態屹立於宋朝對峙的北方。

從這時的遼朝來看，蕭太后逐漸地治理內政，勵精圖治，國內逐漸穩定下來，奠定了發動戰爭的基礎。

遼軍至定州，兩軍出現相峙局面，王繼忠乘間勸蕭太后與宋朝講和。遼恐腹背受敵，提出和約，初為真宗所拒。十一月，遼軍在朔州為宋軍大敗，岢嵐軍的遼軍因糧草不繼撤軍。遼軍主力集中於瀛州（今河北河間）城下，日夜不停攻城，宋軍守將季延渥死守城池，激戰十多天未下。蕭撻凜、蕭觀音奴二人率軍攻克祁州，蕭太后等人率軍與之會合，合力進攻冀州、貝州（今河北清河），宋廷則“詔督諸路兵及澶州戌卒會天雄軍”。遼軍攻克德清（今清豐），三麵包圍澶州（今濮陽），宋將李繼隆死守澶州城門。

遼朝統軍蕭撻凜恃勇，率數十輕騎在澶州城下巡視。宋軍大將張環（一說周文質）在澶州前線以伏駑射殺遼南京統軍使蕭撻凜，頭部中箭墜馬，遼軍士氣受挫，蕭太后等人聞撻凜死，痛哭不已，為之“輟朝五日”。《遼史》載：“將與宋戰，（蕭）撻凜中弩，我兵（遼兵）失倚，和議始定。或者天厭其亂，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此時宋真宗一行抵澶州。寇準力促宋真宗登上澶州北城門樓以示督戰，“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真宗御駕親征鼓舞了士氣，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大宋軍民多達幾十萬人。

趙恆到北城轉了一圈后，也受到這種氣氛的感染，於是也就安下心來，留寇準在北城全權總理各項事宜，自己回南城住下。而這個時候，契丹方面卻遇到了一定的困難，因為儘管他們這次出兵進展順利，但是戰線拉得過長，補給非常困難，再加上孤軍挺進宋朝腹地，萬一戰敗，後果不堪設想。蕭太后本身也是一個很務實的領導人，在出兵之前，她已經做好了可戰、可和的兩手準備，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也有心同宋朝和談，於是就聽從了降將王繼忠的建議，派人赴入澶州轉達了自己罷兵息戰的願望。

這也正是趙恆的心愿，所以當即回信表示宋朝也不喜歡窮兵黷武，願與契丹達成和解，又派出殿直曹利用作為使臣去與契丹洽談議和事宜。寇準在聽到消息后，急忙趕回南城向趙恆苦諫，稱契丹已是強弩之末了，正是打敗他們的大好時機，邊防大將楊延昭也派人上書，稱敵軍人困馬乏，我軍士氣高漲，正應該趁此良機，扼守各路要道，對敵圍而殲之，然後再乘勝北上，收復燕雲十六州。可惜趙恆畏敵如虎，只想媾和，而朝中大臣們也都懼怕契丹，紛紛表示支持合議，甚至聯合起來攻擊寇準擁兵自重，寇準無奈之下，也只得同意與契丹講和。而且遼軍初戰失利，加上孤軍深入，於是提出議和。

曹利用領命去了遼營談判，最終達成協議：

1、宋遼為兄弟之國，遼聖宗年幼，稱宋真宗為兄，後世仍以齒論。

2、宋遼以白溝河為界（遼放棄遂城及涿、瀛、莫三州），雙方撤兵；此後凡有越界盜賊逃犯，彼此不得停匿；兩朝沿邊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創築城隍。

3、宋每年向遼提供“助軍旅之費”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至雄州交割。

4、雙方於邊境設置榷場，開展互市貿易。

澶淵之盟以後，北宋在邊境上的雄州（治今河北雄縣）、霸州（治今河北霸州）等地設置榷場，開放交易。北宋的制瓷和印刷技術傳往遼。北宋政府用香料、犀角、象牙、茶葉、瓷器、漆器、稻米和絲織品等，交換遼的羊、馬、駱駝等牲畜。

考古工作者在今內蒙古和東北遼代古城和墓葬中，發現了宋朝製造的瓷器、漆器、銅錢等文物，這些都是通過貿易流入遼境的。

澶淵之盟后，寇準功高望重，受到宋真宗的疑忌。不久，宋真宗借故把他貶斥出朝，任命妥協派王欽若為宰相。

這樣，宋朝更不想收復幽雲十六州了。遼這時也發生了變故，1009年，蕭太后病死。第二年，遼與高麗發生戰爭。1011年，就在蕭綽去世后的第十五個月，韓德讓也隨之去世。接著，遼政權內部又開始發生分裂，遼再也無力大規模興兵南下。澶淵之盟后，宋、遼在百年裡沒發生過戰爭。其間只發生了兩次重要交涉。一次是1042年（宋仁宗慶曆二年），遼乘北宋同西夏交戰的機會，向北宋勒索土地。北宋增給遼歲幣銀10萬兩，絹10萬匹。另一次是1074年（宋神宗熙寧七年），遼借口北宋在山西邊境增修堡壘破壞邊界，要求劃界。第二年，宋政府允許以分水嶺為界，又放棄一些土地。

一、結束了宋遼之間長達二十五年的戰爭，“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髮長者），不識干戈”，此後宋遼邊境長期處於相對和平的狀態。

二、宋朝節省了巨額戰爭開支，歲幣（30萬）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費用（3000萬）百分之一，避免了重兵長年戍邊的造成的過量徭役和朝廷賦稅壓力，以極少的代價換取了戰爭所難以獲取的效果。

三、促進了宋遼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有利於中華民族的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民族融合。

王安石和富弼認為澶淵之盟之後，宋朝真宗、仁宗、英宗三朝“忘戰去兵”，禁軍河北軍和京師軍“武備皆廢”，只剩下陝西軍可用；馬知節、曹瑋、王德用等武臣被排擠，文臣掌握了西府的支配權，王欽若和陳堯叟深獲寵幸，以至於導致慶曆增幣。

同時，百餘年沒有發生大的戰爭直接導致宋、遼雙方兵備鬆弛，后皆為女真建立的金國擊敗。遼國殘餘勢力只得西遷，在西域建立西遼苟延殘喘。宋朝也失去淮河以北大量土地，被迫向金國稱臣。

檀淵之盟最讓人無法接受的大概是三十萬歲幣，宋本可以戰勝卻與遼談和，還要給予三十萬歲幣。便是由這一條出發，有人認為訂下澶淵之盟是喪權辱國的。但是不能以偏概全，另外三條協議都是有利於宋，或者利於雙方的，而且歲幣也並非是喪權辱國的條款，要知道，打仗所耗用的可不是區區幾十幾百萬，百姓不僅要生活於戰亂的年代，更要因為巨額戰爭開支承受過量徭役和繳稅，於是談和對於百姓來說是樂見的。雙方互市，則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與文化的交流，增進了兩族人民的友誼。在北部和平狀態下，宋可以專心對應西夏、吐蕃，也能進行內部建設。澶淵之盟后，宋遼大致保持了百餘年的和平。

然而，另一個令人憤慨的原因則是因為盟約的簽訂，宋未收回燕雲十六州使得北部邊防無險可守，並使其享受長期和平，放鬆了軍事力量，三朝政府“忘戰去兵”，“武備皆廢”，武臣被排擠，文臣為重用，是北宋滅亡的重要原因。河北軍的日漸腐化，宋廷的“重文輕武”，使得宋在金揮兵逼來時無力抵抗，就像是沒了利爪尖牙的狼，柔順似綿羊，任其蹂躪。但是，這樣的結果的主要原因並非是澶淵之盟本身，而是統治者的溺於安樂，疏忽了軍事。

誠然，和平容易使人認為一切都很美好，並且產生了對戰爭甚至軍隊操練的反感、厭惡。但一個有著理智頭腦和才幹的統治者以及有眼光謀略的為國的人才是不會只放眼於眼前的安逸和平的。更何況，除了北部的契丹族，還有西夏、吐蕃諸族等需要防範，只因為一個強敵的休戰就鬆懈了邊防、軍力，並非智者所為。一位賢明的君主不會紙醉金迷，他會致力於國事，選拔人才，吸取歷史教訓，注重兵力。

由此看來，澶淵之盟並不是導致北宋滅亡的主要原因，它是一個引子，一個誘惑後代君主卸下防備的引子，真正滅亡了北宋的是目光短淺的統治者和臣子們。而和平本就是戰爭的間斷期，並且朝代的滅亡也是由多個方面造成的，而滅亡北宋的金是從攻打遼開始的，宋與虎謀皮，沒有看到多方制衡的穩定，確實與金聯手覆滅遼國，由其地理形勢上，不可不謂是唇亡齒寒，這其中有些自取滅亡的意味。

綜上，澶淵之盟所帶來的是經濟文化上的益處與百姓生活的和平安定，以及整個國家內部建設和對外交流、擴張的有利支持。而它的瑕疵——三十萬的歲幣，卻為宋創造了遠超三十萬的經濟利益。其消極影響不外乎是軍事上的鬆懈，但這並不是北宋滅亡的主要原因。總體來說對澶淵之盟本身的評價，是利大於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