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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初期奸臣，五鬼之一
- 廣東省電源學會常務理事
王欽若
北宋初期奸臣，五鬼之一
王欽若（962年—1025年），字定國，臨江軍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北宋初期奸臣，五鬼之一。他二度為相，被時人稱為“癭相”。宋真宗時期官至宰相、主和派代表。
王欽若為淳化三年（992年）進士甲科及第。歷任秘書省校書郎、太常丞、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刑部侍郎等職。澶淵之戰時，王欽若主張遷都金陵（今江蘇南京），與宰相寇準對立，出判天雄軍。大中祥符初年，為迎合宋真宗仙道需求，偽造天書，爭獻符瑞，封禪泰山。累官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因主導編纂《冊府元龜》而知名。
大事件
0962
出生
962年出生於臨江軍新喻。
0992
進士甲科
淳化三年（992年）進士甲科及第。
1001
出任參知政事
咸平四年（1001年），王欽若出任參知政事。
1004
使寇準罷相
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大舉南下，圍瀛州（今河北河間），進逼貝（今河北清河西）、魏（今河北大名東）。他密請真宗往金陵（今江蘇南京），為寇準所阻。后出判天雄軍（今河北大名東）。因與寇準不協，要求去職主修《冊府元龜》。他為挑撥宋真宗與寇準關係，指責澶淵之盟為城下之盟，使寇準罷相。
1005
創作《冊府元龜》
1005年年王欽若與楊億等主持修纂的《冊府元龜》，歷時8年。與《太平廣記》《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合稱“宋四大書”。
1010
選官詳校《道藏經》
大中祥符三年（1010），真宗命他選官詳校《道藏經》，於九年（1016）奏上。
1017
升為宰相
天禧元年（1017年）為相。三年，出判杭州。宋仁宗即位后復為相。
1025
病逝
北宋天聖三年（1025年）病逝，追贈太師、中書令，謚號“文穆”。
塑像
淳化三年（992年）進士甲科及第。累官知制誥、翰林學士。
咸平四年（1001年），王欽若出任參知政事。
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大舉南下，圍瀛州（今河北河間），進逼貝（今河北清河西）、魏（今河北大名東）。他密請真宗往金陵（今江蘇南京），為寇準所阻。后出判天雄軍（今河北大名東）。因與寇準不協，要求去職主修《冊府元龜》。他為挑撥宋真宗與寇準關係，指責澶淵之盟為城下之盟，使寇準罷相。
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為樞密使，同平章事。次年上表領銜編纂的《冊府元龜》書成，功攬於己而咎歸於人。
《冊府元龜》共1000卷31部1116門，它雖與《太平御覽》卷數相同，但各卷容量較大，所以總字數約超《太平御覽》一倍，有940 余萬字，在《四庫全書》中是僅次於《佩文韻府》的第二部大書。這部書的編纂目的是“欲載歷代事實，為將來典法，使開卷者動有資益”，編纂的特點是所采資料不改舊文，不恰時原文下加註，資料範圍都是正經正史，每部前有總序，每門前有小序，言簡意賅，有助於使用本書。但因所采多為常見書，不注資料出處，以至自宋至清不為學者所重視。
直至近代，始為史學家陳垣所注意並予以肯定和提倡。這部書材料豐富，引文整篇整段，自上古至五代，按人事人物，分門編纂，以年代為序，凡君臣善跡、奸佞劣行、禮樂沿革、法令寬猛、官師議論、學士名行，無不具備，可以說概括了全部十七史。它所收的史書又都是北宋以前古本，可用來補史校史，清朝輯佚家未加利用，實屬遺憾。從此以後，利用此書者方日益增多。
自上古至五代，分門排列，所輯資料出於正史、野史及唐五代詔令，奏議等，其中唐、五代詔令、奏議已多不傳。文中一些俚語，也未加刪節，原始資料價值較高，對宋前史籍的輯佚和校勘工作很有價值。
大中祥符三年（1010），真宗命他選官詳校《道藏經》，於九年（1016）奏上。八年（1015）崇文院起火，太宗、真宗二代藏書大半煨盡。又命他提點寫校館閣書籍，以陳彭年為副手，借太清樓本補寫。
王欽若對落魄的知識分子和林岩之士曾寄予憐憫、敬仰之情。大中祥符年間，欽若失帝眷出判杭州時，見一老尉，蒼顏華髮，有些不悅；及問其履歷時，乃是他的同榜進士，即惻然同情，又上奏朝廷進升為京官。尉感慨萬千以詩謝欽若曰：“當年同試大明宮，文字雖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東風原沒兩般風。”仁宗即位，欽若以刑部尚書知江寧府時，有次路過杭州，拜訪隱居在西湖孤山上的詩人林逋（人稱和靖先生）。臨別，林以詩送之曰：“虎牙熊軾隱鈴齋，棠樹陰陰長碧苔。丞相望崇賓謁少，清談應喜道人來。”
畫像
大搞荒誕無稽的迷信活動。有一次，真宗曾夢見神人對他說：“（吾）賜（汝）天書於泰山。”真宗是迷信道教的，信以為真，並將這事暗中告訴了王欽若。后大中祥符初年王為泰山封禪經度制置使兼判兗州時，為了迎合帝意，偽造天書，即所謂《天書再降祥瑞圖》，通過朝廷中官，奉獻真宗。
且事前部署周詳，八方縫合，捏造情節，說是某年六月甲子日，有木工董祚於泰山醴泉亭之北見有一方黃絹飄搖草上，走近一看，除上有御名“真宗”二字外，其他字都不能識，便拾來請欽若過目。欽若細看，乃知是《天書再降祥瑞圖》，便盥手威儀迎奉至社首，然後又跪授中官，馳奉皇上。同時他還說，他來到泰山任職后，曾兩次夢見神人，要求增建廟庭。
王欽若把他編的這一套鬼話一說，真宗信以為真，既封禪泰山，在泰山上廣建宮觀，勞民傷財，而王欽若也因此大撈一把，命他為天書儀衛副使，遷吏部尚書（因前與寇準不和，已罷參知政事，為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次年，又升為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
讒語傷人，打擊政敵。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北方契丹（即遼國）軍隊大舉南侵，深入到北宋都城開封以北的澶州（今河南省濮陽縣），宋朝君臣上下驚惶失措。為避契丹鋒芒，參知政事王欽若主張遷都金陵（今南京），大臣陳堯叟（四川人）主張遷都成都，只有宰相寇準堅決主張抗戰，不僅不主張遷都，還主張宋真宗親征，說當今“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若向南遷都，“所在人心崩潰”，契丹乘勢深入，則天下不可保。
最後宋真宗勉強聽了寇準的話，穩住陣腳，與寇準一起親征。河北軍民聽到皇帝與宰相來，抗戰情緒十分高漲，“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由於宋真宗把軍事指揮權全給寇準，“號令明肅，士卒喜悅”，寇準在大敵當前，抗戰堅決、果敢，指揮機智、鎮定。故宋軍和契丹一接觸，契丹軍被“斬獲大半”，並射死其大將軍撻覽。
這一戰役的勝利，本可乘機北進，收復失地；但因宋真宗的親征，原非出於自願，又“厭兵”，加上投降派從中作梗，流言蜚語，打擊寇準，結果在自己處於絕對優勢的情況下，真宗同意與契丹講和，寇準也被迫認可，與契丹訂立了一個歲輸幣“三十萬”的所謂“澶淵之盟”（澶淵是澶州西南一個湖澤）的屈辱和約。澶淵之盟本身當然是不值得稱道的，但澶州一戰打得敵方落花流水，余敵棄甲曳兵而走，主要是寇準的指揮得當。這點，宋真宗是非常清楚的，因而戰事結束，他給寇準加官進爵，更加器重。
然而“素與寇準不協”的王欽若卻“深嫉之”，乘機挑撥離間，讒言中傷。一日會朝，寇準先退，真宗目送之。欽若見此則進言曰：“陛下敬寇準，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又問：“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准有社稷功，何也？”帝一時愕然，說不出道道，只反問一問“為什麼”后，欽若又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
宋真宗聽了有些不痛快，未等他開口，王欽若又加尖：“陛下聞博（賭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盡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原來就認為寇準“剛直難獨任”的真宗經欽若這樣一挑撥，對寇準產生了疑慮，景德二年就用王旦為宰相，將寇準降為刑部尚書，知陝州。寇準雖然背了黑鍋，但他的愛國精神和優良的政治品質卻為人民所承認，故在戲劇中，他是作為一個“清官”的典型出現的。
宋真宗咸平年間，王欽若為科舉主考官。考生臨津任懿為錄取開後門，間接通過王要好的一個僧人惠秦搭橋引線，送了三百五十兩的賄賂銀票到王家撮成其事。其時王在試院監考，任懿這名字，是王的妻子李氏暗中寫在他家奴僕祁睿的手臂上，祁睿以進試院給王送湯飲為名而告訴王的，任懿的賄賂銀數也由祁睿同時告訴了王。這場腌臟交易雖然做成了，但事後為人檢舉揭發，御史中丞趙昌言逮捕了祁睿、任懿等人，並疏請皇上要逮欽若歸案懲處。
御史拷問任懿作弊情節，任說：妻兄張駕認識考官洪湛，曾與張一起到過洪家裡說過考試開後門的事；但後來真的賄賂行事，是間接通過僧人惠秦等人暗中進行的，被賄賂者是誰他不清楚。拷問祁睿、惠秦，雖承認幹了這上述勾當，但於太常寺另外鞫問王欽若時，王卻將祁睿、惠秦口供全盤否定。且說祁是前幾日才到他家為佣的（祁原是王任亳州判官時小吏，雖跟隨王多年了，但祁的戶藉一直在亳州，後來才移來王家，故王詭稱祁前幾日來他家為佣），還不信任祁，祁也不可能幹這種勾當。說到與惠秦的關係，王承認彼此友情甚厚，但惠秦從未登過他家的門。
因王的狡辯，這兩點都落實不了。鑒於王當時是真宗的紅人，法司不敢深究，最後把這考場賄賂舞弊事落到考官洪湛身上，既削籍，又流放儋州以死。當時人們雖知洪是冤案，但因王當時是副宰相，權勢大，誰也不敢出來抱不平。
這也就是群眾說的一句俗話：“取到經是唐僧的，犯了禍是孫猴子的。”這裡舉修纂《冊府元龜》為例。王欽若與寇準不和，罷為副宰相兼任刑部侍郞、資政殿學士后，宋真宗命他與楊億等人主修《冊府元龜》一書。該書專錄上古至五代君臣事迹；所錄以正史為主，兼及經、子、集。全書正文一千卷，分三十一部，一千一百零四門。每部有“總序”，類似小沿革史；每門有“小序”，類似每門的總論。
《冊府元龜》從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開始修纂，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完成，前後共八年。在修纂過程中，因每修輯一部分要向真宗彙報，如得到真宗的褒獎稱讚，王欽若則將自己的名字列在第一以謝皇上；如果出了毛病，受到真宗的譴問時，則推卸責任，叮囑書吏說是楊億等人乾的。
王欽若諸於上述的“姦邪險偽”，大中祥符七年馬知節與王一起在樞密院任事時，馬曾當著真宗的面進行揭露醜詆，曾使王一度罷了宰相；但因王能委曲、巧合帝意，賣力為真宗上玉皇尊號、建祥源觀等等，而王本身從年幼起就崇通道教，（年青時，在宜春的湖崗寺和奉新華林書院讀過書，這兩地都是當時有名的道教所在地，可能有深厚影響），特別是當了大官后，更“好神仙之事”（著有《天書儀制》、《五嶽廣聞記》等書，校刊道書數百卷），“情人眼裡出西施”，因此真宗對他有種特殊感情，罷相后不久，又官復原職，重登相位，他的齷齪行徑不能得到徹底揭露。
宋真宗死駕崩，宋仁宗即位，王欽若又獻《遷敘圖》，論述“平時百官敘進，皆有常法”，得到仁皇欣賞，加上太后從中賜以青睞，欽若仍得為宰相，並封為冀國公，恩寵日隆。欽若最後染疾歸家，“帝臨問，賜白金五千兩”；既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穆，錄親屬、親信二十餘人入官。“國朝以來宰相恤恩，未有欽若比者”。在此情況之下，欽若的齷齪行徑更得不到揭露。只是到了以後，仁宗的頭腦冷靜下來，可能聽到各方的反映，他自己也有所覺察、體驗，才對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姦邪也。”
關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從有的同志有關這個問題的一些論證來看，似乎是肯定。如《歷史研究》1987年第二期任爽在《唐宋之際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地域特徵》一文中說：
唐宋之際，南方社會經濟與文化的迅速發展，造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地理與文化地理的根本改觀，同時給南北中國政治力量的對比帶來了深刻變化，從而使當時地主階級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衝突表現出鮮明的南北分野的特色；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由西北移向中原，再由中原移向南方，這一循序漸進的發展，包含了極為複雜的內容。
大體上，五代以前，由於南方較為落後，所以基本上是南方接受北方的影響；五代以後，由於南方的發展，這一趨勢出現了逆轉，南方開始更多地影響北方。這一進步，意味著北方地主階級集團傳統的優勢地位，首先是政治優勢地位的喪失。因此，這一進步絕不可能被北方地主階級集團所輕易接受。唐宋之際，大多數北方人士對這一進步，特別是對南方政治勢力的崛起採取了一致的敵對態度。北方人士如此，當然南方人士也不會自甘菲薄，雙方從各個角度、利用各種手段展開攻擊，其勢頭之猛烈、目標之明確、陣線之清晰，前所未有。
唐宋之際持續三百年之久的南北政治勢力的鬥爭中，首先說了唐代後期永貞革新運動是南方人爭取全國政治地位的初次嘗試，因為革新派的主要人物的“二王”（王叔文、王伾）是南方人。以後在談到王安石變法中，以王安石為首的一派同以司馬光為首的另一派之間的尖銳對立，其原因，除了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的觀點不一致外，作者認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誰來改革的鬥爭，因為改革派的核心人物王安石、呂惠卿、章惇、曾布等人都是南方人，而反對派的中堅人物司馬光、文彥博、呂誨、程顥等人都是北方人。作者在論述北宋初年南北政治勢力的鬥爭時，對南北兩派的尖銳對立作了更多形象具體的描繪。他說：
《道山清話》載：“太祖嘗有言：‘不用南人為相。’實錄、國史皆載。陶谷《開基萬年錄》、《開寶史譜》言之甚詳。皆言太祖親為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嘗上。”及真宗欲相臨江軍人王欽若，大臣王旦即以“祖宗朝未有南人當國者”為理由大加阻撓。王旦死後，王欽若始大用，發牢騷說：“為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宋史·王旦傳》）王旦以識人善任著稱，尚需找些“公議”一類的理由搪塞輿論，不敢過分露骨。寇準則公開以北人自居，排斥南人，肆無忌憚。
撫州人晏殊，七歲以神童其薦。真宗召其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晏殊神氣不懾，援筆立成。真宗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寇準不高興，曰：“殊江外人！”連真宗也覺得不象話，反駁說：“張九齡非江外人耶？”（《宋史·晏殊傳》）及臨江軍人蕭貫（新喻人）當作狀元，寇準又說：“南方下國，不宜冠多士。”結果北人蔡齊奪魁。寇準出院，居然對同僚誇耀：“又與中原奪得一狀元！”（《鄰幾雜誌》）
這種狀況，使得在朝南人如履薄冰，戰戰兢兢，始終有一種“弱羽驚弦勢未安”（《東軒筆錄》）的惆悵。但是，南方政治勢力的發展，並非統治者個人意願所能阻止。自真宗破例以王欽若為相，其後居相位者五十四人，而南人有二十九，超過了半數，與唐代僅佔十分之一相比，不可同日而語。至於太祖御筆刻石的下落，尤其發人深省。據《道山清話》：“自王文穆（欽若）大拜后，吏輩故壞壁，因移石他處。后寢不知所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石為人竊去。”
“不用南人為相”，“南人不得坐吾此堂”，這是宋太祖趙匡胤的遺訓。據此典則，王旦阻撓南人王欽若入相當國；寇準以北人自居，打開窗子說亮話，說“南方下國”之人，“不宜冠多士”，要入閣拜相當然更是不允許的。最後終於衝破了這個“門戶之見”，王欽若登了相位，成了北宋南方人當宰相的第一人。而王曾說王欽若等五人為“五鬼”，南北“門戶之見”可能是個因素，因為王欽若、丁謂、林特、陳彭年等四人都是南方人，只有山陽人劉承珪，他是屬山東的北方人，還是南方人？尚不清楚。
拒收禮金
他中進士後為亳州判官、監會亭倉時，一年天久雨，谷難干，倉司以老百姓送來的谷不幹拒絕收納。好些人遠道送谷，因等候收糧時間太長，盤纏用完了，真是發急。欽若了解到這情況，令倉司全部收下。為使這筆谷不致霉爛變質，在另放一處的同時，又奏請凡來倉要糧者，不分先後，一列先支濕谷。真宗見疏大喜，說他有相才，改判三司。
《宋史·王欽若傳》
趙禎：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姦邪也。
王曾：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鬼”。姦邪險偽，誠如聖諭。
脫脫：王欽若、丁謂、夏竦，世皆指為姦邪。真宗時，海內乂安，文治洽和，群臣將順不暇，而封禪之議成於謂，天書之誣造端於欽若，所謂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竦陰謀猜阻，鉤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何其患得患失也！欽若以贓賄幹吏議，其得免者幸矣。然而黨惡丑正，幾敗國家，謂其尤者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