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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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銀票發行和中國的紙幣發行歷史有關。北宋的“交子”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元朝以使用紙幣為主，明初承元制，明太祖洪武年間發行的"大明寶鈔"用桑皮紙為鈔料，一貫鈔高一尺、寬六寸，是我國最大的紙幣。清初不印製紙幣，後由於國家困難，印發“戶部銀票”，簡稱“官票”。以後又發行“大清寶鈔”，簡稱“寶鈔”，面額複雜，很快就急劇貶值。到咸豐末年、官票已成廢紙，寶鈔一貫僅值二三文。同治以後，停止使 用紙鈔貨幣，仍行銅錢。

銀票發行和中國的銀票發行歷史有關。

銀票由商人自由發行。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現了專為攜帶巨款的商人經營現錢保管業務的“銀票鋪戶”。存款人把現金交付給鋪戶，鋪戶把存款人存放現金的數額臨時填寫在用楮紙製作的卷面上，再交還存款人，當存款人提取現金時，每貫付給鋪戶30文錢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費。這種臨時填寫存款金額的楮紙券便謂之“銀票”。這時的“銀票”，只是一種存款和取款憑據，而非貨幣。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銀票”的使用也越來越廣泛，許多商人聯合成立專營發行和兌換“交子”的銀票鋪，並在各地設銀票分鋪。由於銀票鋪戶恪守信用，隨到隨取，所印“銀票”圖案講究，隱作記號，黑紅間錯，親筆押字，他人難以偽造，所以“銀票”贏得了很高的信譽。商人之間的大額交易，為了避免鑄幣搬運的麻煩，直接用隨時可變成現錢的“銀票”來支付貨款的事例也日漸增多。正是在反覆進行的流通過程中，“銀票”逐漸具備了信用貨幣的品格。後來銀票鋪戶在經營中發現，只動用部分存款，並不會危及“銀票”信譽。於是他們便開始印刷有統一面額和格式的“銀票”，作為一種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場發行。這種“銀票”已經是鑄幣的符號，真正成了銀票。

但並非所有的銀票鋪戶都是守法經營，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圖、貪得無厭的鋪戶，惡意欺詐，在濫發銀票之後閉門不出，停止營業；或者挪用存款，經營他項買賣失敗而破產，使所發“銀票”無法兌現。這樣，當存款者取錢而不能時，便往往激起事端，引發訴訟。於是，景德年間（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張泳對銀票鋪戶進行整頓，剔除不法之徒，專由十六戶富商經營。至此“銀票”的發行始取得政府認可。

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政府設益州銀票務，由京朝官一二人擔任監官主持銀票發行，並“置鈔紙院，以革偽造之弊”，嚴格其印製過程。這便是中國最早由政府正式發行的銀票——“官交子”。它比美國（1692年）、法國（1716年）等西方國家發行銀票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發行最早的銀票。

“官銀票”發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間“私交”，加蓋本州州印，只是臨時填寫的金額文字不同，一般是一貫至十貫，並規定了流通的範圍。宋仁宗時，一律改為五貫和十貫兩種。到宋神宗時，又改為一貫和五百文兩種。發行額也有限制，規定分界發行，每界三年（實足二年），以新換舊。首屆銀票發行1256340貫，備本錢360000貫（以四川的鐵錢為鈔本），準備金相當於發行量的28%。“銀票”的流通範圍也基本上限於在四川境內，後來雖在陝西、河東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廢止了。

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銀票”為“錢引”，改“銀票務”為“錢引務”。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廣等地仍沿用“銀票”外，其它諸路均改用“錢引”。后四川也於大觀三年(1109年)改銀票為錢引。“錢引”與“銀票”的最大區別，是它以“緡”為單位。“錢引”的紙張、印刷、圖畫和印鑒都很精良。但“錢引”不置鈔本，不許兌換，隨意增發，因此紙券價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時期，每緡只值現錢一百文。

到了元代，進一步完善了銀票制度。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來到中國后，發現了元代使用的銀票，於1298年撰寫的《馬可波羅記》中，詳細介紹了中國銀票印製工藝和發行流通的情況。從此，歐洲人了解了銀票。美國學者羅波特·坦普爾說：“最早的歐洲銀票是受中國的影響，在1661年由瑞典發行。”

清朝末年，清王朝經濟困難，國庫空虛，為籌措軍需費用，不得不一改長達二百年不印發銀票的初衷，於咸豐三年(1853年)印製了清王朝建立以來的首種銀票戶部官票。此次發行的戶部官票，以銀兩為單位，分一兩、三兩、五兩、十兩、五十兩五種。票面正中上方用滿、漢兩種文字額書，戶部官票；四字。中書，准二兩平足色銀壹兩。票面下方有注文楷書；戶部奏行官票凡願將官票兌換銀錢者與銀一律並准按部定章程搭交官項偽造者依律治罪不貨。戶部官票的背面，在市場流通中依次簽字花押。

徠清代發行的銀票品種複雜，有官鈔和私鈔之分，官鈔即由官府金融機構發行，私鈔由民間金融機構發行，紙鈔又可分銅錢票（可兌換方孔銅錢）、銅元票（可兌換銅元）、銀兩票（可兌換白銀）、銀元票（可兌換銀元）四種。發行銀票開始有庫銀準備金、鈔本來憑證。清代的銀票，除政府印發的，戶部官票和大清寶鈔之外，清末官私銀錢行號和私營銀錢店也在印發鈔票。其中私營銀錢店又有錢莊、錢鋪、錢店、銀號等多種稱謂，是一種地方性的金融行業。其業務主要是兌換銀錢和印發錢票銀票。起著配合制錢和紋銀、發揮支付手段的作用。私人錢莊印發的銀錢票，印刷質量簡單粗糙，票面金額數字多用手書寫，缺乏必要的防偽措施，使得當時的幣制更加混亂。大清銀票本為中國古代清朝時期用於流通的銀票，這種銀票有輕巧便攜的好處，解決了銀子金子等貨幣不便大量攜帶的困難，因此被廣為使用。銀票的使用在中國始於宋朝，最早出現在當時的四川地區，被稱為“銀票”，但那時銀票還不太規範。到了清朝，銀票的使用規範起來，被廣為使用，清朝政府定其名為“大清銀票”。

銀票的出現是貨幣史上的一大進步。錢幣界有人認為中國銀票的起源要追溯到漢武帝時的“白鹿皮幣”和唐代憲宗時的“飛錢”。漢武帝時期因長年與匈奴作戰，國庫空虛，為解決財政困難，在鑄行“三銖錢”和“白金幣”（用銀和錫鑄成的合金幣）的同時，又發行了“白鹿皮幣”。所謂“白鹿皮幣”，是用宮苑的白鹿皮作為幣材，每張一方尺，周邊彩繪，每張皮幣定值40萬錢。由於其價值遠遠脫離皮幣的自身價值，因此“白鹿皮幣”只是作為王侯之間貢贈之用，並沒有用於流通領域，因此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銀票，只能說是銀票的先驅。“飛錢”出現於唐代中期，當時商人外出經商帶上大量銅錢有諸多不便，便先到官方開具一張憑證，上面記載著地方和錢幣的數目，之後持憑證去異地提款購貨。此憑證即“飛錢”。“飛錢”實質上只是一種匯兌業務，它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貨幣的職能，因此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銀票。北宋時期四川成都的“銀票”則是真正銀票的開始。

銀票出現在北宋並不是偶然的，它是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宋代商品經濟發展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貨幣，而當時銅錢短缺，滿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當時的四川地區通行鐵錢，鐵錢值低量重，使用極為不便。當時一銅錢抵鐵錢十，每千鐵錢的重量，大錢25斤，中錢13斤。買一匹布需鐵錢兩萬，重約500斤，要用車載。因此客觀上需要輕便的貨幣，這也是銀票最早出現於四川的主要原因。再者，北宋雖然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但全國貨幣並不統一，存在著幾個貨幣區，各自為政，互不通用。當時有13路（宋代的行政單位）專用銅錢，4路專用鐵錢，陝西、河東則銅鐵錢兼用。各個貨幣區又嚴禁貨幣外流，使用銀票正可防止銅鐵錢外流。此外，宋朝政府經常受遼、夏、金的攻打，軍費和賠款開支很大，也需要發行銀票來彌補財政赤字。種種原因促成了“銀票”的產生。

“銀票”的出現，便利了商業往來，彌補了現錢的不足，是中國貨幣史上的一大業績。此外，“銀票”作為中國乃至世界上發行最早的銀票，在印刷史、版畫史上也佔有重要的地位，對研究中國古代銀票印刷技術有著重要意義。

過去的研究者曾認為，成都東門的“椒子街”應該是當時官方印製“銀票”的地方。因為《成都城坊古迹考》對成都東門“椒子街”有這樣的解釋，“一說街名曰‘銀票’，以宋代嘗設銀票務於此。”但是當地的貨幣收藏家對此說法提出了質疑，因為根據《成都金融志》中的文字解釋：“北宋益州的‘銀票鋪’實為四川歷史上最早的貨幣金融機構，而益州的銀票務則是最早由國家批准設立的銀票發行機構。”顯然，說銀票發行機構就是印製地，是沒有依據的。也就是說，沒有直接證據表明，“椒子街”就是“銀票”的誕生地。由於“銀票”誕生已900多年，又無具體的實物考證，只有從文獻資料中查找。貨幣博物館的詹星就開始從歷史典籍入手，查找“銀票”的誕生地。他從圖書館找來《全蜀藝文志》，查到了元代費著的《楮幣譜》中有一段文字：“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增1員；掌典10人，貼書69人，印匠81人，雕匠6人，鑄匠2人，雜役12人，廩給各有差。所用之紙，初自置場，以銀票務官兼領，后慮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興元年(公元1163年)，使特置官一員蒞之，移寓城西凈眾寺。”

這說明官方發行的“銀票”印製地就在城西的凈眾寺，不過經過了900餘年，成都早已沒有什麼凈眾寺了，怎麼找呢？後來，經過四川南充市的學者丁祖春的幫忙，詹星的查證又深入了一步，原來，凈眾寺最早建於東漢桓帝延熙年間，六朝時名為安浦寺，唐時名為凈眾寺，宋代換名凈因寺，元末明初更名為萬佛寺，明末張獻忠進川后毀於戰火，清代康熙初年重建，仍名為萬佛寺，地址就在成都西門金花橋側。

史學界一直認為，產生於北宋的“銀票”是世界上最早的銀票。南宋錢幣博物館館長屠燕治解釋，四川的地理閉塞，促使北宋時期出現“銀票”，但“銀票”不直接參與流通，商人從四川攜帶“銀票”外出，仍然需要將“銀票”再兌換成金銀銅錢等貨幣進行交易。“銀票”是有價證券，相當於支票。到了南宋時期，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銅幣的製造已經不能滿足流通的需要，再加上南宋經濟主要靠海外貿易，導致錢幣大量流失海外，民間由此出現可以用於交易的“會子”，公元1160年臨安府知府錢端禮率先統一由政府出面發行“會子”，隨著他升任為戶部官員，“會子”也在全國範圍內發行。直到元朝，馬可波羅才將銀票傳播到伊朗，而後傳到日本、高麗。直到500年後，即1690年，歐洲瑞典才出現銀票。

銀票的產生某種程度上講也是經濟發達的象徵。在南宋152年的歷史中，使用銀票的時間長達100多年，共發行“會子”近14億貫，如果按照南宋當時1兩黃金兌換35貫銅錢的換算方法，相當於發行了1600多噸黃金。銀票的重要用途由此可見。在具體證據方面，宋代吳自牧的《夢梁錄》記載：“造會紙局，在赤山湖濱。”赤山，在蘇堤第一橋西南，與玉岑山對峙，北連大麥嶺，東接太子灣。而且800多年前的另一部古書《咸淳臨安志》有一張現存最早的南宋《西湖圖》，圖中赤山教場與南山第一橋之間，清楚地標有“會子紙局”四個字，從中可以看出會子紙局的大致位置。它應是靠近杭州南山路、西山路和虎跑路三路交叉口的南山路以北一側。

自明清以來，晉商、徽商逐漸興起，民間的貿易十分頻繁。山西的“日升昌”私營票號，經營的起因充分顯示了老一輩實業家們獨特的眼光。當時人們做買賣奔波於平遙與外地之間，由於隨身攜帶銀兩既不安全又不方便。於是，日升昌的創業者們便做起了匯兌的買賣。商人拿著銀票就可以到日升昌的各個票號換取銀兩，方便、安全。而兩地銀價的差異和銀兩成色的不同，則成為日升昌賺取的利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