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錢

鐵錢是中國貨幣文化中的一朵奇葩。自漢至民國初的兩千餘年中，中國鑄行鐵錢的時間斷斷續續大約有五、六百年左右。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地區，鐵錢的流通，較青銅及其他貨幣更能反映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狀況及商品貨幣的關係，更能反映諸行用鐵錢的封建政權對幣制的變革給社會政治、經濟造成的巨大影響。

在世界貨幣文化史中，中國並非最早以鐵為貨幣的國家，但任何一個國家，歷史上都沒有像中國這樣使用過這麼長時間的鐵錢，更沒有像中國這樣鑄行過種類、幣值等級異常繁多複雜的鐵錢。可以說，中國鐵錢不僅在東方貨幣文化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而且在世界貨幣文化史中，亦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如果拋開中國鐵錢，恐怕人類幾乎就不存在鐵錢貨幣文化了。因此，對中國鐵錢的研究，既有豐富中華民族貨幣文化的作用、又是對人類貨幣文化這門學科的開拓和發展。

從漢代到五代十國的發展，至宋代進入鼎盛時期，自南宋理宗朝後，鐵錢開始走向衰落。元、明兩朝基本未興鐵錢，到清代咸豐時期出現短暫的迴光返照。鐵錢流通雖不系主流，卻從漢至清末鑄行近兩千年，在中國貨幣史上留下了光輝燦爛的篇章。

中國鐵錢自西漢始鑄，幾乎各朝都沿襲續之。西漢早期的半兩，公孫述鑄的五銖，王莽貨幣中的大泉五十和貨泉，南梁的五銖，唐時期的開元，五代十國的永隆、永通泉貨以及金代的正隆等。縱觀鐵錢的發展里程，可以看出鐵錢在中國貨幣史上層出現過三次鑄行高峰，鐵錢成為本位幣與銅錢并行流通，在經濟貿易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從而推動貨幣制度的發展與演變。

下面對鐵錢鑄行的兩次高峰簡作略述：

南朝梁武帝普通四年（公元523年）大同元年（公元535年），歷時十年，《隋書·食貨志》曰：“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南梁政府鑄行四種五銖（即四齣五銖、大吉五銖、大通五銖、大富五銖）鐵錢，主要是以禁止銅錢流通為前提。這是繼公孫述后一次大規模的鑄行鐵錢，並成為本位幣。對南梁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及其貨幣制度的改革起了重要的作用，可稱為梁朝貨幣史上的黃金時期。

五代十國時期，國家分裂，政治動蕩，經濟凋敝，造成貨幣流通混亂不堪，雖有不少鑄錢，但數量較少，民間多用舊錢，而鐵錢的使用佔據優勢。五代政府曾一度下令禁用鐵、鉛錢，無濟於事，民間流通貨幣乃是銅錢並用。尤其在十國，不僅統治地區廣大，人口眾多，不少政府大量鼓鑄鐵錢，其數量之巨，造成幣值下跌，政府為挽救鐵錢的流通，下令以一當十與銅錢并行流通。五代十國先後鑄行“永隆、天德、乾封泉寶、永通泉貨”等各制鐵錢，除此之外，其它政權也曾鑄過微量鐵錢，各朝政府的鐵錢均是伴隨銅錢并行流通，再次將鐵錢的鑄行推向高峰。

中國鐵錢產生和發展演變的歷史，雖然具有自身內在的聯繫及規律，但其中制幣形等，自始至終都受到銅錢發展演變史的影響，並以銅錢幣制的變化為其幣制變化的依據。從某種意義上講，銅錢與鐵錢，僅僅是幣材的更替。因為除了幣材、幣值和購買力不同外，二者本身的形制、幣文、鑄造等，總體上均無什麼大的差別。銅半兩產生后，鐵半兩始出現，五銖、開元錢制首先表現在銅錢上，然後才有鐵錢。追隨銅錢的鐵錢，因之有補充或調解銅錢與商品矛盾的功能。而鐵錢的特殊作用，只有在封建幣制嚴重影響商品貿易活動時，才能較清晰地呈現出來。

私鑄鐵錢早於官鑄，官鑄鐵錢后又禁私鑄及禁止使用私錢，看上去似乎是官、私之間圍繞貨幣鑄行權的鬥爭，但其中卻隱藏著貨幣流通狀況發生變化，需要調整或改進幣制的先兆。行商坐賈，每日與商品貨幣打交道的逐“末”之流，較封建統治者先覺察到商品貨幣關係的變化，他們對貨幣購買力低昂的敏感，利益的誘惑，使其中“不法”之徒往往鋌而走險，率先破壞原有幣制而對錢幣的輕重、金屬成分乃至幣值進行改造或“創新”。早期鐵錢，即其在鑄幣惡劣、流通狀況惡化的條件下“創新”的產物。後來，至南朝梁朝，由於銅錢幣制的破壞，政府索性以鐵錢代之，使鐵錢跨上了法幣的階梯。唐以後，封建社會發展至鼎盛時期，商品貨幣貿易的發達，造成了嚴重的“銅荒”、“錢荒”，加之銅錢外流及封建割據的政治局面長期持續存在，鐵錢便因此而得以興旺發展，敲開了中國鑄行鐵錢鼎盛時期之門。

商品經濟的發展，本應創造出優越於銅鑄幣的貨幣，但中國卻在封建社會商品經濟達到空前繁榮的時候，大行鐵錢，這說明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極不平衡，說明封建政治、軍事對其幣制政策的制定有強大的干預力量，說明自然經濟仍處於國家經濟的主導地位，小商品交換仍為商品貿易的主要形式。儘管如此，笨重值低的鐵錢仍阻礙著商品貿易的發展。於是，在信用、契約關係日見發達的情形下，人類歷史上最早的紙幣早產了。胡如雷先生在《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一書中指出：中國古代錢幣的交替變化，“是中國封建社會周期性發展的經濟特點造成的”，“我們只能根據中國封建社會的特點探討紙幣產生和泛濫的根源”。顯然，紙幣產生的根源既有特定的歷史條件，又與宋代幣制對鐵錢在一定區域內的放任、強行使用有關。封建社會小商品生產的不穩定造成了商業的不穩定，二者又共同導致了其幣制的混亂與流通波動頻率的難以估測，釀成了鐵錢流通時間的間斷現象。

宋代的第一種鑄錢是“宋元通寶”，鑄於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錢式沿襲“周元通寶”成規，為小平錢。錢文順讀，是國號加寶文的國號錢。后宋太祖傳位於弟，宋太宗趙光義即位，於太平興國年間（公元976－983年）鑄“太平通寶”錢，錢式同“宋元通寶”。當時四川及福建出鐵錢。福建所出鐵錢，背郭清晰，鑄工頗精，大受歡迎，於是又推出一種直徑4.2厘米的當十大錢，書法鑄工均不錯，背穿上有一個圓點，可能是一種紀念錢，現存世不多。這兩種“太平通寶”都為五代風格，而鑄工精整，深厚淳樸可比開元錢。

宋仁宗在位四十年，其間改元九次，也發行了九次年號錢。在這段時期里宋朝的錢監增多，管理上卻不十分嚴格，各地錢監所出的錢，版式銅質差別頗大，鑄工精細程度也相去甚遠。天聖年間所出的“天聖元寶”，明道年間所出的“明道元寶”，以及景祐年間所出的“景祐元寶”，錢文書法皆有篆、楷兩種，其直徑輪廓也完全相同，為“對錢”。這一階段的鐵錢，仍有當五、小平兩種。寶元年間，因為年號帶有“寶”字，用為錢文不方便，便出了“皇宋通寶”，有銅、鐵兩種，銅錢版式較多，一般篆、楷成對。此外有一種篆書體錢——九疊篆“皇宋通寶”，或稱之為“九疊皇宋”，應為一種賞賜錢，鑄工精美，數量極少，為極罕見品。慶曆年間，西夏王李元昊叛亂進攻陝西等地，宋朝派兵討伐，因而鑄行“慶曆重寶”當十錢，以解軍需之用，此錢直徑2.9厘米，錢文楷書，有順讀、旋讀兩種；又有當十鐵錢，直徑3.2厘米。兩國交戰延續了三年，北宋國力大損，錢幣不斷減重，同時又大量地發行紙幣，因而造成物價上漲，至戰爭結束時改當十錢為折三流通。至和年間，曾鑄行“至和通寶”和“至和元寶”，小平銅錢，光背無文，有篆、楷兩體成對，大小兩種。此外有“至和重寶”折二、折三錢。嘉祐元年出“嘉祐元寶”及“嘉祐通寶”，皆為小平錢，銅質。

南宋建炎年間（公元1127年－1130年）鑄“建炎通寶”，有小平、折二、折三等，錢文有篆、隸成對，四川鑄有錢文為瘦金體的小平錢，篆、隸成對，極罕見；“建炎重寶”當十錢，直徑3.2厘米，錢文篆書，書法鑄工均精良。紹興年間出“紹興通寶”，有小平、折二、折三，錢文楷書，另有一種瘦金體折三錢，旋讀，較罕見；“紹興元寶”有小平、折二、折三，錢文楷、篆成對，折二、折三數量較少。紹興時期，銅材較少，價格昂貴，一度曾將小平錢收回改鑄折二錢，故現傳世的紹興元寶小平錢較少，篆、楷對錢更是難得，其楷書體極罕見。

由於政治的腐敗，導致太平天國革命爆發，滇銅外運受阻，造成鑄錢用銅緊張。咸豐二年，寶泉局、寶源局鑄錢數比咸豐元年減少了33.1%，因此鑄行鐵錢已勢在必行。

咸豐鐵錢經歷了籌鑄、試鑄、正式鑄三個階段，至咸豐九年（公元1859年）停鑄。在5年多的時間裡，清廷及各省先後鑄行有鐵制錢及當五、當十、當五十、當百、當五百、當千諸鐵錢。制錢、當十各局多有鑄造；當五錢為寶泉、寶源等九局鑄，當五十，除寶晉、寶迪外多有鑄造；當百，除寶晉、寶迪、寶黔、寶昌外多有鑄造；當五百、當千，為寶源、河、陝、鞏、伊、蘇等局鑄造。

在清代前後統治的267年中，惟有咸豐年間（公元1851年至1861年），在其先後存在的28個鑄錢局中，大約有一半的鑄錢局鑄行鐵錢，這是咸豐朝廷內憂外患歷史的真實寫照。

“咸豐通寶”小平鐵錢，為清代收藏家、泉界聲名卓著的錢幣著錄家戴熙所書，錢文類似“瘦金體”，為收藏者深愛；其鐵質易生鏽，保存至今實屬不易，是清代一段屈辱史的見證，更是我們今天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教材。

鐵質賤甚，從古無鑄錢。起於唐藩鎮魏博(1)諸地，銅貨不通，始冶為之，蓋斯須之計也。皇家盛時，則冶銀為豆(2)，雜伯(3)衰時，則鑄鐵為錢，並志博物者感慨。選自《天工開物·冶鑄》

(1)魏博：唐末藩鎮有魏博節度使，治所在今河北南部大名縣。按鐵錢之鑄，始於漢公孫述，南朝梁時亦鑄，非起於唐也。

(2)冶銀為豆：明代皇帝賞賜臣下的物品中有銀豆。

(3)雜伯：伯即霸，雜伯指割據政權。如五代十國之馬殷即大量鑄鐵錢。

鐵這種金屬價值十分低賤，自古以來沒有用鐵來鑄錢的。鐵錢起源於作為唐朝藩鎮之一的魏博鎮地區，由於當時藩鎮割據，金屬銅無法販運，才不得已而用鐵來鑄錢，那只是一時間的權宜之計罷了。在唐代皇家興盛之時，曾經用白銀鑄成豆子來玩耍取樂，而到了後來藩鎮割據而國家衰落時，就連低賤的鐵也只好拿去鑄錢了！就一起記在這裡以表示博物廣識者的感慨吧。

《天工開物》初刊於1637年（明崇禎十年）。《天工開物》是世界上第一部關於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綜合性著作，是中國古代一部綜合性的科學技術著作，有人也稱它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作者是明朝科學家宋應星。外國學者稱它為“中國17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作者在書中強調人類要和自然相協調、人力要與自然力相配合。是中國科技史料中保留最為豐富的一部，它更多地著眼於手工業，反映了中國明代末年出現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生產力狀況。

宋應星（1587～1661），字長庚，江西奉新縣宋埠鎮牌樓村人。明末清初科學家。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他2次考中舉人。但以後五次進京會試均告失敗。五次跋涉，見聞大增，他說：“為方萬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聞”。他在田間、作坊調查到許多生產知識。他鄙棄那些“知其味而忘其源”的“紈絝子弟”與“經士之家”。在擔任江西分宜縣教諭（1638~1654）年間寫成了《天工開物》。

他在《序》中描寫這段情況時說：“傷哉貧也！欲購奇考證，而乞洛下之資，欲招致同人，商略贗真，而缺陳思之館。”（想加以驗證而無錢，想與同人們討論真偽而無場館），只得“炊燈具（備）草”，日夜寫書，但“大業文人，棄擲案頭，此書於功名進取毫不相關也。”崇禎七年（公元1634年）出任江西分宜縣教諭（縣學教官）。期間，他將其長期積累的生產技術等方面知識加以總結整理，編著了《天工開物》一書，在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由其朋友塗紹煃資助刊行。稍後，他又出任福建汀州（今福建省長汀縣）推官、亳州（今安徽省亳州）知府。明亡後作為明遺民，約在清順治年間（公元1661年前後）去世。宋應星一生講求實學，反對士大夫輕視生產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