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疊篆

九疊文雖纏繞盤疊無虛實之變化，並極盡塞滿之能事，但取其藝術性較高者，還是有所作為的。九疊篆不像鳥蟲篆那樣繁複多變、技術性強，而是相對簡單直白，更易入手。錢瘦鐵曾刻“萬水千山得得來”、錢君陶曾刻“婁山關”、陳巨來曾刻“烏衣”等，當今許多印人也曾有所涉獵。

創作九疊篆印首先要注重選字。筆劃較少橫向多盤疊者一印中不可多，否則易失於平板；其次注意章法的平中寓奇，實處求虛，細微的虛實變化有時亦能得意外之效；第三要求線條要蒼茫老辣，以質感取勝。光潔線條往往易入工藝化；第四章法上適度的殘破，線條有意的斷漶，也是取巧之舉。另外，九疊白文印的創作，開隋唐以來九疊官印無白文之先河，雖不成熟，當亦有可觀者。再者由於章法虛實的需要，以至於哪個字是六七疊還是八九疊當任君便了。

在版別眾多的皇宋通寶錢幣中，有一種俗稱“皇宋九疊篆”的錢幣尤為珍貴。九疊篆又稱上方大篆，秦漢無此制，唐宋以來多用於官印上面。九疊篆是以小篆為基礎，筆畫反覆摺疊，盤旋屈曲，點畫皆有縱橫兩個方向，填滿空白部分，求得均勻。“曲屈平滿”是九疊篆書法最大的特點。摺疊多寡，每一個字的摺疊多少，則視筆畫繁簡而定，有五疊、六疊、七疊、八疊、九疊、十疊之分。稱之為九疊，“乃以九為數之終也，言其多也，”形容其摺疊之多。九疊篆盛行於唐、宋、元、明，一直延續至今。將這種“九疊篆”用於錢文，在數千種古錢幣中，“皇宋通寶”僅為孤例，故被歷代收藏家視為稀世珍品。關於皇宋通寶九疊篆的鑄造背景，現今錢幣學家一般認為該錢幣為“置樣錢”，或“開爐錢”，應不是正用品流通錢幣。

什麼樣的篆印叫九疊篆呢？篆刻印鑒用的篆字別體是九疊篆，這種工藝始見於宋代。這種篆刻別體的最大特點集中在筆劃處，給人的第一直觀感覺是筆劃摺疊均勻，筆劃布局呈正方形，填滿了印面。摺疊多寡，則是根據筆劃繁簡而定，有多到十疊以上者，九為數之終。九疊，形容其摺疊之多，用九疊篆形式刻制官印，以朱文的凸出九疊筆劃特徵，九疊篆盛行於宋、元、明，一直延續至今。

中國的印章文字發生了多次變化，秦八體摹印漢六體繆印有明文記載，對璽印文字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宋金時期印章文字出現了重疊筆畫，史稱九疊篆。不過九疊篆的制度如何，名稱的由來，其特徵性的纏繞重疊的形體來源均尚多闕疑。

古今璽印文字發展由鈐泥封檢轉變為鈐紙帛，印文由陰款變為陽款，印面由小變大。隋唐時代朱文印章的使用，促使了印章章法的重大變革。入宋以來，朱文印面的文字章法得到了明顯的提高，由疏變密，整齊緊湊，筆畫均勻，橫豎筆畫平直規整，有些文字筆畫反覆盤曲，形成筆畫多疊的印文。

北宋印章使用疊篆見於史載。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中央官署及京城改鑄疊篆。《宋史·輿服志六》：“乾德三年，太祖詔重鑄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使印。先是，舊印五代所鑄，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鑄印官祝溫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禮部鑄印官，世習繆篆，即《漢書·藝文志》所謂‘屈曲纏繞，以模印章’者也。思言隨僖宗如蜀，子孫遂為蜀人。自是，台、省、寺、監及開封府、興元尹印，悉令溫柔重改鑄焉”。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琢玉皇帝六璽，也疊篆。《宋史·輿服志六》：“大觀元年，又得玉工，用元豐中玉琢天子、皇帝六璽，疊篆”。

靖康之變，北宋寶璽被劫，中央官署遭到徹底毀壞，此類印璽多散失，湮沒無聞，僅有零星存世。傳世的“內府圖書之印”諸字均纏曲反覆，其中“之”字十三疊、“印”字九疊，都是特地留出空間給疊筆的。吉林舒蘭徵集到北宋塗金印，據說是金人劫掠之物。“中書門下之印”，中書門下為中央官署，此印也為疊篆。江蘇丹陽發現的南宋爵號印“弋陽開國”，也是疊篆，其中“弋”字七疊，其他字均有疊筆。此三印風格接近，筆畫中粗，剛柔相濟，“內府圖書之印”尤其精美，呈現皇家風範。對於一般官印，史籍並無疊篆的記錄，從各地發現的數量龐大的宋代官印看，雖然偶見疊筆，卻構不成制度。例如河北昌黎出土不晚於宋太祖開寶七年（974年）的“歸化左曹第一軍使記”，“化”左旁疊筆，“第”下疊筆、“記”左側的疊筆、“曹”字下“日”字變成空框內“吉”字，相反上部筆畫簡化了。陝西三原縣高渠鄉發現北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年）少府監鑄的“蕃落第四副指揮使朱記”，僅“第”末筆往返成疊，“蕃”字上部四畫加疊，“朱”明顯，也僅二疊。北宋和南宋的官印一般沒有加疊。例如北宋的“雄勝第十軍指揮使記”、“神衛左第一軍第二指揮第二都朱記”、“神衛軍右英烈第四指揮都虞侯記”。均無疊筆。杭州西湖發現的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的“宣撫處置使司隨軍審計司印”，沒有疊筆。據此，曾廣慶指出，有些文章把宋代官印統稱九疊篆似為不妥。對照文獻和發現的實物，宋代疊篆制度是有範圍的，只限於皇帝璽印、爵位印、中央官署和京師衙署用印，少量官印中的疊筆，疊數也不多，不在於制度所定疊篆範圍。

金代開始官印普遍使用疊篆。各地發現的金代官印數量不少，尤以河北省為多。所見的金代官印都是疊篆。如，承德發現的金代早期的“元帥府印”、保定徵集甲申“都元帥府之印”、承德發現的“元帥監軍之印”、保定發現的“元帥府監軍印”，隆化發現“興安西北等路元帥府印”、唐縣發現“都統之印”、易縣發現“副統之印”、懷來發現“山東路副統軍之印”、岳城發現“行軍萬戶地字之印”、平泉發現“萬戶往字型大小印”等。金代的官印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所有官印無一例外，均有疊筆。二。每印並非每字皆疊，如“行軍萬戶地字之印”“行軍”中“印”三字和“山東路副統軍之印”中“統軍”“印”三字沒有疊筆。三. 同樣的印文疊筆並不相同。如“都統之印”，唐縣發現的和內蒙古發現的疊筆並不相同。

宋金時代的疊篆制度記載很有限，特別是具體的疊篆之法，更是語焉不詳。可以根據實際情況推測疊篆字形的處理辦法，至少包括四個方面：

其一，直線變曲線。通過對直線的加屈，把相對簡單的線條變得複雜，使得稀疏的筆畫變得茂密。這是疊篆的主要標誌，所謂八疊、九疊等等均以此為準。北宋“內府圖書之印”是典型的例子。“內”“之”“印”字都是在尾端伸展處加疊。“府”字中“付”中，“寸”是尾筆伸展疊筆，而“人”卻是把兩筆直線改成平行的曲線。可以發現一個規律，印面越大，疊得越多，字數越少，疊得越多。“元帥府印”四字，“元”字六疊、“帥”字七疊；“都元帥府印”五字，“元”字四疊、“帥”字五疊；“元帥監軍之印”六字，“元”字三疊、“帥”字四疊；“元帥府監軍印”六字，“元”字二疊、“帥”字三疊。

其二，單線變複線。如山東蒼山興明鄉出土金末銅印，疊篆：“虎威副都尉印”。右側鑿刻“壬辰年正月春”，印鈕上刻“上”字。其“印”字上部少一筆，“副”字內“田”中“十”，寫成雙鉤“十”。

其三，改變結構。為了增加疊筆，或者便於處理疊筆，改變結構是常見的現象。如上述金代兩個監軍印相同，一個比較工整，一個比較粗放，兩者字形、疊筆不同。其中“監”字，前者下部“皿”字似“亞”，後者似“巫”，寫法不一。有的只是筆畫的改變，牽動了整個結構的改變。如“元帥府監軍印”中“印”字下面部分行筆方向相反，便於順勢加疊。

其四，採用減筆字。某些筆畫繁多的字，沒有空間可以加疊。就採用它的異體字，無論俗體或者古體，只要筆畫少即可。例如金代“行軍萬戶地字之印”中用“”字正體，而在“萬戶往字型大小印”中卻用俗體字“萬”，不用正體“”，用了俗體“號”。前者因為筆畫繁多，沒有疊筆，後者筆畫變少，均有疊筆。九疊篆的疊要害在於增筆來平衡疏密，因此手段是多樣化的。

宋之疊篆，雖未稱為普遍的官印製度，卻成為遼、西夏的官印格式。契丹文、西夏文是採用漢字形式創製的民族文字，它們與漢字關係密切，依然沿用漢字的一些制度，楷書、篆書、草書具備，印文也採用疊篆。遼之契丹文官印、如遼寧鳳城發現的契丹大字印，西夏的西夏文官印，“戊辰五年印”。如元代的八思巴文官印，如河北東光發現至元十六年中書禮部造“侍衛軍副都指揮使印”。都仿造宋朝制度使用疊篆盤曲纏繞，酷似漢文。元代的漢文印使用九疊篆，文字基本與金代官印一致，可知兩者的承襲關係。北宋以來，疊篆實際成為官印的象徵。

官印疊篆制度在明代得到完善。成化時明陸容《菽園雜記》卷十五云：“本朝文武衙門印章，一品二品用銀，三品到九品用銅，方幅大小，各有一定分寸。惟御史印比他七品衙門特小，且用鐵鑄，篆文皆九疊。”《明史·輿服志四》：百官印信，正一品至從九品，乃至未入流者條記，“俱直紐，九疊篆文”。又“其他文武大臣，有領敕而權重者，或給以銅關防，直紐……九疊篆文”。

又洪武二十三年，“巡安某處監察御史”，“銅印直紐，有眼，方一寸五分，厚三分，八疊篆文”。御史印用八疊之說僅見於《明史》，八疊與九疊實在難以區別，實際操作並不容易，至今也沒有發現此類八疊印章，恐是僅僅在洪武年間使用，以後廢除了。明代正史出現了“九疊篆”這個名稱，“九疊”之“九”含義多有說辭。萬曆年間沈德符《野獲編·列朝二·符印之式》：臣下印信，則文武一品二品衙門，得用銀造，三品以下俱用銅，惟以式之大小分高卑，兩京兆雖三品，印亦銀鑄，則以天府重也。以上俱用九疊篆文，不知取義謂何，唐宋以來並無此篆法，蓋創自本朝，意者乾元用九之意乎？沈德符唯知當朝，不知宋以來已經流行疊篆之法，“乾元用九”作為九疊出意純屬猜測。按，《易·乾·文言》：“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朱熹本義：“君道剛而能柔，天下無不治矣。”九疊篆柔屈盤纏，字之至柔。體現以君道之陽剛馭臣下之陰柔，所以天下大治。不過沈德符的說法，已經說明“九”不是實數。

明代印製，官印疊數多寡與官職高低無關。監察御史選用八疊，只是為了與其他官印區別，顯示其特殊身分而已。清姚晏《再續三十五舉》之十二舉曰：“後世官印有九疊、八疊、七疊。皆朱文，私印亦間為之，九疊又名上方大篆。劉昌曰：取乾元用九之義，八疊，明監察御史印用之，取唐台儀八印義，七疊，曆日用之，取日月五星七政義也。”明代官印除了“八疊”有史載外，其他疊篆還沒有實證。明代官印存世數量不少，羅福頤《古璽印概論》收錄了三方明代九疊篆官印，都是九品以上的方印，其中一枚“禾屯吉衛指揮使印”是永樂七年（1409年），禮字四十三號。它在1974年吉林洮安出土。各地的考古發現，數量較多。例如內蒙古呼倫貝爾盟浩特市發現明代銅印，印文“木答里山衛指揮使司印”，圓柄左方刻“禮部造”“永樂四年十月日”，湖南澧縣徵集到南明唐王朱聿鍵給藩封華陽王朱敬一的王印。印面“華陽王鎮撫司之印”，背陰刻楷書“隆武二年五月初八日給王臣”。

雲南大理洱海退水時，經常發現明代衛所官印，1986年為止，計有28方。除永樂元年（1403年）、弘治七年（1494年）、嘉靖四年（1525年）各一枚外，均為洪武年款印，最早洪武十六年（1383年），最晚嘉靖四年（1525年），為大理、洱海、蒙化、瀾滄、大羅衛所建制。為九疊篆。值得注意的印文筆畫之間距離均衡，而且印面多見橫線，與元代八思巴篆體印相似。它是經過處理的，以筆畫簡單的加疊，如“戶”變直線為折線，如“洱海衛右千戶所百戶印”，而且同一個字在一個印面中加疊有變化。此印中行“千戶”之“戶”，下成四橫，后“萬戶”之“戶”下成六橫。甚至不惜在不宜變化的部件也加疊，如“大理衛右千戶所百戶印”之“理”字，左旁“王”就最末橫筆向上延伸加疊外，右旁“里”之“田”左右兩側加疊多出四短橫，形成整字左右相仿的格局。“大理衛指揮使司經歷司之印”，雖同為九疊，“理”字“王”旁中間寫成一個“田”字，沒有前二印加疊。而“印”字疊文完全相同。湖南城步苗族自治縣發現明代千戶所千戶玉印“湖廣靖州衛守御城步正千戶所千戶張關防”，為明弘治年間正千戶張升之印，此印規整嚴謹，無論每字筆畫多寡，所佔空間相等，每筆之間距離完全相等。它是九疊篆中章法最佳的作品之一。嘉善縣鳳桐鄉發現南明關防“總理兩淮鹽法兼督江防軍務關防”，印體右側楷書刻款：“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日”，左側刻款“敕字五百十四號禮部造”。此印寬邊，字形茂密，筆畫較粗，除了“江”“防”有明顯的九疊外，大多數字只是稍有加疊，“鹽”“法”“兼”“督”“關”根本沒有疊筆。

在西藏、青海收藏明代敕賜地方的印章。永樂五年（1407年）二台銀印“朵甘衛都指揮使司印”，九疊篆，線條剛勁挺拔，後世稱之為鐵線篆。洪武五年（1372年）螭紐玉印“灌頂國師之印”，九疊篆，筆畫粗方，有稜角。永樂四年（1406年）螭紐玉印“灌頂國師闡化王印”（圖二六），九疊篆，線篆，雙邊，粗框內，加細框。永樂十一年（1413年）駝紐金印“闡教王印”，也為九疊大方篆。宣德二年（1427年）象牙印章“真修無礙”。線框，字形規正，方中見圓，類似後世之閑章。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塗金銅印“廣慧悟法凈覺妙善翊國衍教灌頂戒定西天佛子大國師印”。印面文字大小錯落，筆畫均勻{21}。兩印皆九疊篆，但是疊筆很少。明代的官印文字基本上繼承了宋代以來的疊篆制度，並且具有時代的特點。首先嚴格遵照傳統小篆的字形結構，放棄宋金官印違背文字結構，各種離奇寫法。其次，印內各字所佔的空間相等，同樣大小，而且不管筆畫眾寡，各字筆畫密度統一。大大減少大小字錯落，盡量各字空間相等，使得文字排列更加整齊。再次，字形整飭嚴謹，筆畫方圓合度，新創的鐵線篆，細如毫髮，一絲不苟。總之，明代的九疊篆在各個規範方面均有很大的提高。

《宋史·輿服志六》明言疊篆取法漢代繆篆，“屈曲纏繞，以模印章”。它主要出於章法，朱文篆書印面大，字少，或者印文中某些字筆畫特別少，就需要根據情況，增加不等的疊筆。無論宋、金，此類少筆字加疊都是如此，所謂疊篆主要在這些字上體現出來。從宋金四種疊篆法看，莫不是從平衡印面，處置疊篆措施。明代官印文字整飭，充分利用疊筆調節字之大小，筆畫之疏密，使得印文平均，飽滿。清代繼承明代制度。甘《印章集說·國朝印》云：“國朝官印文用九疊而朱，以曲屈平滿為主。”指明了九疊篆的作用在於印面的飽滿平實。在疊筆為特徵的官印形成的風格，具有明顯的區別功能。金宋對峙，南北分裂，金朝的九疊篆與南宋的篆文明顯不同，可以資區別。同樣官印九疊和民間的印文也可截然分開，一方面印文纏曲難以辨認，便於保密，另一方面文字茂密，異乎尋常，使人肅然起敬，產生威嚴感覺。

九疊篆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篆體，它並非篆體本有的體式。它的來源很少有人論及。

《宋史·輿服志》雲蜀中鑄印官祝溫柔，自言其祖為唐禮部鑄印官，世習繆篆，它暗示了九疊篆出於漢代的繆篆。漢代之繆篆，其含義爭訟不止，至今尚未有可信的結論。不過我們反觀漢印的實際情況，只是印文方正，印面較為飽滿，並沒有見到反覆重疊的文字，所以認為疊篆出於繆篆並不是客觀的。元吾邱衍早就指出：“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且以為法，大可笑也。”已經斷然否認疊篆與繆篆的關聯。

在宋代以前就存在屈曲纏繞的篆法，疊筆是一種成熟的書法技巧，流傳有緒。洛陽東郊發現的鄭（隋末王世充所建政權）“孟夫人銘”，“夫”下為疊筆，成“”字狀。山西長治唐代王惠墓發現高宗上元三年（676年）的墓誌一合，志文楷中帶行，筆畫柔勁，字跡精美。志蓋俗體篆文“唐故王君墓誌之銘”，系雙鉤字體，筆畫體形均呈方形。其字結構多有疊筆，橫畫兩端向上短豎，或短豎在加二疊，“口”成山字形，其中間豎筆呈長“口”字形，“唐”“王”“墓”“志”“之”, 形。可見疊筆的歷史相當悠久，至少隋唐時期就流行了。不過唐代疊篆不成規模，而且與官印無關，兩者沒有直接的繼承關係。

宋金的疊篆與當時的道教印文十分相似，反映了兩者非常密切的關係。洛陽機車廠出土的“治都總攝之印”銅印。印文兩行六字，方體，中間穿插北斗七星。《上清天樞院回車畢道正法》卷上亦載此印，為雲篆，多取圓勢，字形的變形很大，不易識別，值得注意的是名之為“疊篆”。記文云：“夫治都總攝之印者，為之兵印。有此印者，能管天下三界。鬼神仙官，分野城隍，社廟吏兵，皆得差使。不論高下，此印佩之，如上天帝命，兇惡鬼神皆伏。若行法職官不得此印者，難用鬼兵。印闊二寸二分，方正，厚八分，印文分六字，作兩行疊篆。”趙振華認為：“道教印或模仿當時政府官印得制式和書體，考察其曲折流暢的九疊篆印文和窄邊知為宋代印式。”比較宋代的道教印和金代的疊篆官印，面貌相似。例如上述兩個道教印之“攝”字提手旁和保定徵集金代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合札左監軍印”中“札”字的木字旁同樣改作兩個相疊的兩個“山”字。保定徵集金大定三年（1163年）“涿州節度使印”中“涿”“度”等字的大變形與道教的圓篆印的處理如同一轍。四川建陽萬年村挖土發現銅印，陽文篆書“道經師寶”篆文道教印，鈕兩側陰刻楷書款“正德三年”（1508年），“先天”鑄。這是難得見到有明確紀年的道家用印。字形依然是疊篆體，不循文字結構變形，如“道”字、“經”字之右旁，“師”字，均與通行篆字不同，同時疊篆，不類明代的官印疊篆，卻與宋金疊篆結構相似。道教印章文字破壞結構的變異方式，與宋金、特別金代的疊篆十分接近。有三種可能造成這種狀態：一種是道教印模仿官印，另一種是官印模仿道教印，再一種就是兩者同出一源。我認為最後一種同出一源更合乎事實。

道教秘文是一種宗教字式，它來源於東漢時期的民間俗體，早就與通行字分道揚鑣。漢代復文是較早的秘文，以堆疊同樣文字（主要是“日”字）為特徵，南北朝時期形成了一種篆體秘文——雲篆，就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雲篆的特徵是破壞字的原來結構，筆畫往來盤曲，似祥雲纏繞連綿不斷。雲篆在唐宋時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成為道教的隱秘文獻的重要形式，唐宋墓葬出土的鎮墓真文就是此類秘文。鎮墓真文已經發現了多處。唐代有咸陽梁王武三思墓內出土一合，為“靈寶赤帝三炁天文”。西安龐留村唐壽王第六女清源縣主墓，出土鎮墓石全套五合。陝西蒲縣唐橋陵發現兩方鎮墓石，稱為“南方鎮符瘞石”“西方鎮墓鎮符瘞石”。宋代的真文鎮石的年代集中在北宋後期，以徽宗朝最多。20世紀50年代成都近郊宋墓不斷發現，最早在宣和年間，最晚在紹興年間其中一墓出土八件，1984年成都北宋張確夫婦墓出土真文墓石兩件，1996年成都市石羊鄉宋墓出土真文七件，1996年成都北郊甘油村宋墓宣和六年（1124年）出土磚制鎮墓真文四件。成都北宋宋京夫婦墓兩墓共出鎮墓真文10方，為東、南、西、北、中，各一套五方。根據墓誌記載，生於宋哲宗元豐元年（1078年）卒於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

隋唐石刻上的疊筆篆文、唐宋真文、道教的秘文印章，以及宋金時期的疊篆均來源於道教的雲篆文。雲篆文較為難認，筆畫多疊，一眼望去，篇都是雲纏霧繞。它以變形為特徵，其法有增筆、減筆、變換部件等，同時大量使用疊筆。如“一”可以七疊，“八”左四疊、右六疊等，此類文字在道教經書中有專門介紹。

官印疊篆是從秘文、或者直接從道教印章文字借用過來，但是道教的雲篆隨機性變化很多，如果照搬的話，文字會變得無法辨認。宋金以來的官印的疊篆，排除了那些過度變異的方法，基本保持了篆文的框架。因此疊篆出於雲篆，卻有別於雲篆，是可以識別的，並沒有釋讀的問題。西夏文、契丹文和八思巴文採用疊篆的形式，因為這些文字結構上沒有漢字複雜，筆畫要少，特別是八思巴文是字母文字，形體簡單，疊筆來回繁複，根本無法認辨。唐宋時期因為朝廷尊奉，道教盛極一時，採用疊篆有其宗教和政治背景。秘文不是一般的文字，道教認為它是具有法力的，能鎮鬼驅魔，號令天下。官印採用疊篆，不僅給人以神秘感，同時寓意了道教的無邊的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