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文
八思巴文
八思巴文——字形
憲宗三年(公元1253年)八思巴被忽必烈召至左右,為忽必烈夫婦等二十五人授佛戒。忽必烈即位后,他於中統元年(公元1260年)被尊為“國師”,授以玉印,任中原教主,統天下教門。至元年間,奉詔創製蒙古文字並於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頒行全國,稱“蒙古新字”或“蒙古字”,俗稱“八思巴文”。次年又升號“帝師”,進封“大寶法王”,統領西藏十三萬戶。至元十三年八思巴返回西藏,由元世祖忽必烈作施主,集康藏七萬僧眾興曲彌法會。自任薩迦寺第一代法王,執掌西藏政教全權,為西藏實行貴族僧侶統治之始。他還曾將藏族建築技巧,雕塑等引進內地,又將內地印刷術等傳入西藏。有著述三十餘種,傳世至今的有《薩迦五祖記》。圖示為忽必烈的聖旨金牌,用八思巴文書寫,據內蒙古大學教授包祥解讀為:“憑長生天的氣力,皇帝的稱號是神聖的,若有不服,問罪致死。”出土於內蒙古興安盟的索倫河谷。
八思巴所創製的“八思巴文”屬拼音文字,共有41個字母(脫胎於古藏文字母)。至元六年八思巴文作為國字頒行全國后,其推廣卻受到很大阻力。除政治和文化傳統因素外 ,主要是因為這種文字字形難以辨識,再加之在有的地方使用時還仿效漢字篆書的寫法,這就更加劇了識別的難度。因此雖然元廷屢次下令用八思巴文"拼寫一切語言"(也確曾用八思巴文譯寫過一些書籍,還拼寫過漢語,藏語等),但民間還是用漢字,所以,八思巴文最終還是主要應用於官方文件。元代主要流通紙幣,鑄錢比其它朝代都少,且多以漢文錢為主,但也用八思巴文鑄過有限的幾種錢幣。計有世祖至元年間“至元通寶”,成宗元貞和大德年間的“元貞通寶”和“大德通寶”,武宗至大年間的“大元通寶”等幾種。這些鑄幣的錢文讀法均為“順讀”,且除較厚大的"大元通寶"當十錢存世尚多外,其餘均很稀見。
當時忽必烈委託八思巴創造八思巴文,可能是由於當時蒙古人所使用的文字源自回鶻人,而非蒙古人原創的,這樣的字母不能很好地表達蒙古語語音。1352年,是該文字最後用來寫作的可考年份,當然,這樣的文字在後期仍然偶爾被使用,如刻在印章及寺廟碑文上作裝飾之用。如今也偶爾可見一些蒙古企業用八思巴文作為名字。
此外,在元末順帝至正年間所鑄的面為漢字"至正通寶"的大小錢中,有的背穿上分別有“寅”,“卯”,“辰”,“巳”,“午”五種八思巴文地支紀年,有的則背穿上,下分別為八思巴文和漢文的對照紀值數字。另有資料說還有一種面為漢字"貳拾伍文",背八思巴文"權"字的鉛質權鈔樣錢,如確有此錢當實屬罕見珍品.除以上鑄幣外,在元代"寶鈔"(流通紙幣)上也出現過八思巴文字,如"至元通行寶鈔"上就印有"至元寶鈔","諸路通行"八個八思巴文。
伴隨著蒙元帝國的消亡,八思巴文亦被逐漸廢棄,成為一種"死文字".但我們今天仍能在各種八思巴文錢幣及其它元代文物上見到它.至於八思巴其人,也應得到歷史公正的評價,因為他的一生畢竟為加強西藏與中原地區的聯繫,促進漢藏文化的交流,發揮過相當重要的作用。
八思巴文
書寫系統類型:母音附標文字,一個字母包括一個輔音及一個附著其上的母音(和藏文字母,及梵文所使用的天城體字母屬同一類字母系統)。
從上到下,從左至右的書寫方向:垂直。
有八思巴字母有三種不同風格,第一種稱標準體,主要用於書寫在中國和蒙古的印刷文本和文件;第二種稱印章體,主要用於加蓋公章,及在一些在紀念碑上題詞;第三種稱藏文體,主要用於書籍的標題和寺廟碑文。
如下三圖即為八思巴文的三種書寫體。
八思巴字母(標準體)
八思巴字母(印章體)
徠八思巴字母(藏文體)
八思巴文屬於拼音文字,有音無義,類似音標,元代用來拼寫蒙古語,回鶻語,漢語。國家培養專門人才學習該文字。使得八思巴文成為貴族文字。皇帝派遣只懂得八思巴文而不懂蒙古語的漢族官吏,到軍營傳達情報。這就類似密碼,漢族官吏不懂得蒙古語,不了解自己帶來的聖旨真正含義為何,而蒙古族將帥卻能安全準確地收到情報。
八思巴文最初稱為“蒙古新字”,不久改稱“蒙古字”。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頒發詔書推行,官方採取了一系列行政措施,擴大其使用範圍。1368年元朝滅亡后,八思巴文遂逐漸被廢棄。現在國內外學術界通用兩種名稱,一是按創製者命名,稱作“八思巴文(字)”;一是按字母形狀特徵命名,稱作“方體字”。
按忽必烈的規定,八思巴文是用來" 拼寫一切語言"的。現存資料也說明,它的書寫對象包括蒙、漢、藏、梵、維吾爾等多種語言。拼寫各種語言時,有兩種拼寫原則:一是按口語語音拼寫,如拼寫蒙古語和漢語;一是按所拼寫語言的書面形式轉寫,如拼寫藏語和梵語。在蒙古語文獻中出現的個別藏語借詞的寫法有兩種形式,一種與藏語書面形式相同;一種與藏語書面形式不盡相同。後者可能是依據蒙古人的讀音。(見彩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