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封泉寶

乾封泉寶”錢為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鑄，是唐代第一枚年號錢。《新唐書·食貨志》載，此錢“徑寸，重二銖六分，以一當舊錢之十”。圖為一枚從一唐代錢幣窖藏中尋得的“乾封泉寶”錢，此錢鑄制精美，字口深峻，錢身硬綠銹，徑2.5厘米，穿寬0.7厘米，厚0.14厘米，重4.4克。

乾封泉寶錢文之意，乾封，意為曬乾新築的的祭台。乾；即“干“字的繁體；封，即封禪時所見的祭台，后泛指天旱。錢文”乾封“二字筆畫中蘊含楷書的意味，“泉”字則完全為楷書，唯“寶”字乃作隸書。以此而言，乾封泉寶錢文，當為楷書入錢文之始。

有關乾封泉寶的背景，有史籍可證：“乾封元年造乾封泉寶錢，直開元十，周年以後廢。二年詔：開元錢依舊施行，乾封錢貯”。“乾封元年封岳之後，又改鑄新錢，文曰乾封泉寶，徑一寸，重二銖六分。仍與舊錢并行，新錢一文當舊錢之十”。

乾封是唐高宗李治的第五個年號，在封泰山後，改麟德為乾封。李治在母舅長孫無忌的幫助下，被立太子，於公元649年即皇位。李治性格昏懦，毫無主見，恭聽長孫無忌輔政。尤其是在娶唐太宗李世民幼妾武則天入宮后，唐朝生死大權逐漸操縱在武則天手中。乾封元年，武則天涉理朝政，在泰山舉行規模空前的封禪盛典，參加者竟排數百里，在中國歷史上是絕對的罕聞。同年改元乾封，在泰山立“雙束碑”，意旨武則天與高宗共創天地。並鑄乾封泉寶錢行用於市，帶來的卻是“谷帛騰貴，商賈不行……”。次年便廢止停鑄，鑄時僅八個月，新錢不但未能達到目的，反而造成了不良後果，這是統治者始料未及的。在此期間，李治下詔自批：“采乾封之號，改鑄新錢。靜而思之，將為不可”。李治認為，唐高祖鑄開元錢，在太宗貞觀鼎盛之時都未更改，自己卻鑄新錢取而代之，恐違天意，便即令收回新錢復行開元，予以儲存以作萬代之法。可見造成乾封短暫的直接原因是改鑄虛值錢導致通貨膨脹，造成經濟動蕩，儘管迅急而停，但利益驅使，不法之徒仍私鑄牟利，使錢幣更趨泛濫。

唐朝開元之初，在貨幣方面主要是私鑄問題。儘管法律規定“盜鑄者死，沒其家屬”，但是“私錢犯法日蕃”，“盜鑄漸起，而所在用錢濫惡”。“則天長安中……自是盜鑄蜂起，濫惡益眾。江淮之南，盜鑄者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濤險峻，人跡罕到，州縣莫能禁約……亦堪行用”。錢幣私鑄並非唐代特有，唐以前有之，漢代為重。可是唐前期私鑄的緣由與前代不同，以前發生私鑄、濫鑄情況，均是由於封建帝王遇到財政危機時實施貨幣貶值政策，官府首先鑄造不足值惡錢所致。民間仿鑄牟利，造成“錢益薄小，百物踴貴”。自唐高祖鑄開元以後，直到唐玄宗光天之際，只有高宗鑄“乾封泉寶”提高名價，變相貶值，其名義價值並沒有高於實際價值。“私錢”和“法錢”相比，不具備無限法償的權力。在“法錢”輕小的情況下，大量的“私錢”能在流通中被人們接受，而且未造成“物價踴貴”的後果，這個事實說明了在唐前期私鑄的背後，早已孕育著錢幣匱乏的萌芽，只不過還沒有成為嚴重的經濟危機。

從史籍文獻中可知乾封泉寶從乾封元年(666)四月鑄，到乾封二年(667)正月罷鑄並回收停用，該錢正式行用僅八個月，因鑄造時間短鑄量有限又被很快詔令收回，故流通地域不廣，加之行用時間不長，又因以一當十屬於大錢，商民留於手中為免遭損失，亦積極兌換小錢而被官方回爐銷毀，這就是造成該錢難得一見的重要原因。

乾封泉寶，唐代：高宗乾封元年鑄，以一當開元通寶錢十。錢體略大於開元錢，徑2.5厘米，重3.3----3.5克，因鑄期短，傳世少，出土多在陝西境內。出土品，銅質發白。市面上常見多為贗品。

鑒於乾封泉寶發行的特殊背景，故歷來得到藏家的珍視，在民國時期即可售大洋一元，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泉學又興，著名錢幣學家華光普、孫仲匯等將該泉定為稀有品種，其時市場參考價僅RMB200元左右。而今，隨著錢幣研究的廣泛深入，對歷史人文的日益關注和在錢幣愛好者的大力推捧下，2014年市場價已經飆升至4000元左右，極美10000元以上。但還是有價無貨，藏友偶有所獲也是深藏不讓，隨著時光推移，該幣價格有望得到進一步的攀升。

五代十國時期，由於缺銅，各割據政權較少鑄造銅錢，民間仍是沿用唐開元舊錢。馬殷建立的楚，都於潭州（即今湖南長沙）馬殷已鑄鉛、鐵錢，行用於城內，而城外則用銅錢，而且鉛鐵等劣錢的鑄量不小。

楚政權，它的建立者是河南鄢陵人馬殷。馬殷，字霸圖，少年當過木工，亂世投軍，唐中和（881至885）初，在唐軍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劉建鋒軍中，以驍勇著稱，后孫儒被豪強楊行密擊殺，劉建鋒帶殘部沿途收攏逃散約十萬人，以馬殷為先鋒指揮使，逃往江西。但不久被江西軍閥鍾權所敗，於是率軍直趨混亂不已的湖南，並佔領了潭州。但劉建鋒非大器之才，享樂嗜酒不理政事，姦汙親兵之妻被親兵所殺，於是以行軍司馬張佶為首推請馬殷作劉建鋒的繼任。乾寧三年（896年）九月，唐王朝承認馬殷，授潭州刺史，判湖南軍府事，從此，馬殷名正言順地統領了這支軍隊。昭宗光化元年（898年），馬殷被唐王朝升為武安節度使。同年，攻克邵州，從此，馬殷一路凱歌，先後佔領了桂、宜、嚴、柳（均在今廣西境內）等州，后又攻佔嶺南五州。在此之後，馬殷又圖謀湘北、荊南一帶。907年四月，朱溫廢唐哀帝自立，史稱後梁。後梁朱溫封馬殷為楚王。馬殷的力量不斷擴大，地盤也不斷拓展，又先後取得昭、賀、梧、蒙、龔、富等州（均在今廣西境內）。隨著地盤的擴大，馬殷越來越不滿足於“楚王”的封號，後梁末帝時，馬殷上章，要求按唐高祖李淵為秦王李世民加天策上將軍先例，加封天策上將軍之號，末帝無奈，按其要求加封。公元923年，李存勖滅後梁，即帝位，改元同光，國號唐，史稱後唐。馬殷又遣子入覲，向後唐稱臣納貢，得授太師、尚書令之銜。天成二年（927年），後唐明宗李嗣源遣冊禮使至湖南，封馬殷為楚國王。馬殷以潭州為長沙府，設丞相，置百官，建楚國。

公元930年，定湘建楚的馬殷死去，是年79歲。馬殷死後，諸子爭位，政局混亂，公元951年，楚被南唐所滅。馬楚政權共傳五主，歷四十五年，其中馬殷執政24年，馬氏諸子執政21年。

馬殷定湘建楚的方略，多來自於謀臣高郁，政治上，高郁建議馬殷“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訓率歷兵，以修霸業”（《資治通鑒》卷二六0《唐紀七六》），馬殷聽從高郁建議，向後唐稱臣，在佔據了以湖南為中心的大片地盤后，“土宇即廣，仍養士息民，湖南遂安”（《資治通鑒》卷二六七《後梁紀二》），對外戰爭明顯減少，如天成二年（928年），吳國進攻楚轄岳州戰敗，吳將被俘，后“吳遣使求和於楚”，楚即歸其俘將（《資治通鑒》卷二七六《後唐紀五》），從此以後楚、吳很少戰事，並互通商旅。由於高郁對政治形勢判斷準確，楚國制定保境安民的政策措施恰當，社會保持了相對穩定，為發展經濟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經濟上，馬殷採取了兩項扶植商貿的政策，效果明顯：一是不征關稅。“是時王（指馬殷）關市無征，四方商旅聞風輻輳”（《十國春秋》卷六七《楚一·武穆王世家》）。這一政策引來外商入楚經營，楚賈也樂意外出經商，雖然沒有關稅收入，卻增加了其它稅源，實際是財政增收，經濟發展。二是發展茶葉生產和茶葉貿易。馬殷採納高郁建議“聽民摘山”、“聽民售茶北客”，且在湖南北上的交通線上，設“回圖務”（即商業貨棧），將茶葉運往北方出售。“令民得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歲入凡百萬計”（《十國春秋》卷七二《楚六·高郁傳》）。茶葉貿易成了馬楚的一個重要財政來源。

馬殷投軍於唐末亂世，曾被唐王朝封為潭州刺史、判湖南軍府事，使用唐錢，當為常理。加之楚少銅，唐錢又多系銅質，幣值不虛，百姓樂用，其繼續流通於五代十國之一的楚，應無疑議。從五代十國時期的湖南墓中“開元通寶”等錢幣與楚錢的伴出，也能說明這個問題。但尚不知唐錢在楚的流通領域中所佔的比重。

公元911年，馬殷為紀念求封天策上將軍之號成功，鑄造了錢文為“天策府寶”的銅幣。此銅幣銅質厚重，文字遒勁、富有力度。這與馬殷以實力作後盾上奏求封，形成了對應。此幣屬紀念性質，加之湖南銅材不足，鑄量應該很少，所發現的實物，亦屈指可數。天策府寶銅幣，雖鑄量極少，但流傳的故事頗具傳奇：諸如一錢家在病中得到此種錢幣，大喜過望，居然在把玩時多吃了一碗飯，故有“喜遇翁嘗一飯加”的詩句；又如杭州一光棍小販得此種珍品，疑為偽作，遂送靈隱寺高僧鑒定。高僧只說了一句：“你老婆可到手了”。這些趣聞，無疑說明此種錢幣的珍貴，但同時也說明，作為行用錢，此幣在流通中所佔的比重很小。天策府寶除銅質大錢外，還有鐵質大錢，存世數量也極其有限。此外，在馬楚鑄行的錢幣中，還有“乾封泉寶”大錢，此錢也有銅、鐵兩種，鐵錢較多，背文有“天”、“策”、“天府”等字。除天策府寶、乾封泉寶銅、鐵大錢之外，楚鑄行的鉛錢“還有乾封泉寶和乾元重寶”（《中國貨幣史》313頁，彭信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第1版1988年8月第三次印刷）。馬殷所鑄的鉛、鐵錢與銅錢的比價，據《通鑒》卷二七四載，十文當銅錢一文，沒有說明鑄的是什麼錢。故馬殷所鑄的銅、鐵、鉛錢兌換比例，尚不明了。馬殷所鑄的銅、鐵、鉛錢在流通的貨幣總量中各所佔的比重，也不知曉。這些都有待考證。

面文“乾封泉寶”，背有“天、策、天府、天策”等，書體有楷書、隸書等。

乾封泉寶大銅錢極為罕見，為古錢名珍之一，華夏古泉網藏有一品，隸書背天，疑為鐵母，品相甚佳，鐵錢較多見，背天府市場價格在1000元左右，背天價格在500元左右，背策在1000元左右，鐵錢好品不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