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熙增幣
重熙增幣
慶曆增幣,遼國人稱為“重熙增幣”,遼興宗重熙年間(宋仁宗慶曆年間),遼國借北宋內外交困,迫使北宋增加對遼歲輸的金帛的歷史事件。由於,宋朝因不承認西夏李元昊建國稱帝的合法性,與西夏爆發了長達三年的戰爭。北宋與西夏之間發生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等三次大規模戰役,都以宋軍失敗而告終。慶曆二年正月,遼朝本打算南下侵伐北宋,在徵求張儉的意見后,一面派皇弟耶律宗元和大將蕭惠在宋遼邊境製造侵宋聲勢,一面派蕭特末(漢名蕭英)和劉六符去宋朝索要瓦橋關南十縣地。
重熙增幣又叫 慶曆增幣,是遼興宗重熙年間(宋仁宗慶曆年間),遼借北宋內外交困,迫宋增加對遼歲輸的金帛的歷史事件。
澶淵之盟以後,宋遼之間實現了穩固、持久的和平,一直維持到遼興宗親政。興宗親政以後,一方面是自己地位的不穩固,主要由於遼朝內部發生激烈的權力紛爭,直至迎回法天太后,興宗的地位仍不時受到威嚇;另一方面是外部環境的變化,宋朝方面,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年─1048年),內部財用匱乏,盜賊蠭起。外部方面,自李元昊稱帝,宋與西夏爆髮長達數年的戰爭,屢戰屢敗,遼又迫宋增加對遼歲輸的金帛。
富弼
澶淵之盟以後,宋遼之間實現了穩固、持久的和平,一直維持到遼興宗親政。興宗親政以後,一方面是自己地位的不穩固,主要由於遼朝內部發生激烈的權力紛爭,直至迎回法天太后,興宗的地位仍不時受到威嚇;另一方面是外部環境的變化,宋朝方面,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年─1048年),內部財用匱乏,盜賊蜂起。外部方面,自李元昊稱帝,宋與西夏爆髮長達數年的戰爭,屢戰屢敗,遼又迫宋增加對遼歲輸的金帛,造成了北宋中期的危機。
興宗決定圖謀關南十縣地,后聽從張儉的建議,於遼重熙十一年(1042年)正月,遼一面在邊界重兵壓境,一面派遺南院宣徽使蕭英和翰林學士劉六符與北宋交涉,他們帶去了遼興宗致宋仁宗的一封信,就以下四個問題對宋朝進行指責。
在提出各項指責后,還提出府將原遼的藩屬北漢的領土及關南十縣地歸還,只有如此,才能“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計”。
遼本想對宋發動一場突如其來的外交攻勢,但在遼使到來前一個月,北宋卻己購得遼興宗致書提出各項要求的底本,同時對遼聚兵幽薊、準備入侵也早有洞察,使宋有較充商的時間商量對策,但宋仍然處於被動。遼使劉六符在開封期間對宋朝官員口出狂言,聲稱宋經營塘濼毫無用途,“一葦可航,投棰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遂可逾矣”。王洪辰向宋仁宗指出:“這都是劉六符故意誇大其詞,進行恫嚇。兵不厭詐,他們如果真有這類計謀,豈肯向敵方透露!塘濼決非無用,設險守國應按照計劃進行,不應受遼方干擾。”宋仁宗聽了王洪辰的話,即命他起草複信,對遼方提出的指責一一予以駁斥:
一,指出景德元年(1004年)雙方訂立好,己確認前此諸細故“咸不置懷”。二,宋太宗進攻燕薊是因遼援北漢、阻撓宋朝統一所致,曲不在宋。三,瓦橋關南十縣地,已是異代之事,故不應重提。四,西夏問題,宋方認為元昊先人早已“賜姓稱藩,稟朔受祿”,現在僭號擾邊,理應討除,且事先己聞達於遼。五,關於遼朝指責宋“備塞隘路,閱集兵夫”,認為這是“邊臣謹職之常”。六,最後提出,雙方應令“緣邊各守疆界,折書之外一無所求”。
六月,富弼與副使張茂實至遼朝,由於更換了國書,因此他們的使命不是回絕遼朝的各項指責,而變成對遼表示妥協和退讓。他們提出宋、遼聯姻,也可增加歲幣,二者聽憑遼朝選擇其一。遼方堅持割地,富弼不與。富弼勸遼興宗與宋保持和好,說“宋遼通好則歲幣盡歸人主,如對中原用兵,虜獲的金幣則盡歸臣下,而損失則盡歸人主,何況用兵並不能保證必勝。”他的話打動了遼興宗,於是他又提出“議婚即不增歲幣,不如增幣對遼更有利。遼如能令夏國對宋臣服,則歲幣增金帛二十萬,不然則只增十萬。”
八月,富弼等人再次使遼,興宗要求宋朝對遼輸送歲幣應稱“獻”,富弼認為此乃下奉上之詞,不可用於兩個對等的朝廷之間,且宋為兄,遼為弟,豈有兄獻於弟之理。遼退而求“納”,富弼亦堅決不從。興宗見他不肯讓步,遺耶律仁先及劉六符使宋。富弼上奏不可答應遼方。但宋仁宗講和心切,聽從晏殊的主張,許稱“納”。
由於宋仁宗缺乏堅定、明確的立場,他選定右正言知誥富弼為回謝遼方信使,除了複信外,又帶去了妥協退讓的口信。后富弼赴遼途中他懷疑國書與口信不一致,發書視察內容,果然不同。又馳還見仁宗,仁宗同意惠換國書。
遼在此次,經濟與政治方面皆有巨大的收穫。之後遼興宗為了實現與宋朝《 重熙增幣》之約,於明年正月派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敵烈、樞密院都承旨王惟吉諭令西夏與宋講和。李元昊不滿遼方借宋夏戰爭謀利,開始侵擾遼朝邊境,招誘部落,向宋稱臣求和以避免兩面受敵。而遼朝於1044年、1045年、1049年三次對夏作戰,皆敗。增幣之後,宋遼關係趨向緩和,而遼夏卻不時出現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