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文字

金石文字

所謂金石文字,大體上是指鑄在金屬器物或是雕刻在磚石上的文字,這些文字與流傳至今的文獻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研究歷史彌足珍貴的史料,但它又不同於純粹的歷史文獻。由於有些金屬物品銹跡斑斑,有的碑刻嚴重風化,以至無法辨認,還有一些被人為損壞,只留下了拓片,或是為前代學者所徵引而得以保存下來。但大部分金石是實物,是有形的,因而兼具考古材料的性質。正是因為金石文字的這種特殊性,隨著考古工作的進展,古代的金石將會源源不斷地被發掘出來,被埋在地下的文字就能成為學術研究的新史料。

金石文獻


金石文獻包括“金文文獻”和”石刻文獻“二大部分作為文獻載體,在我國古典文獻學史上,金石常常並稱成為一個名詞,金石是指以青銅器和石塊為文獻的載體,也是鐘鼎和碑石的總稱。
金文--是指各種鏤刻或鋳在青銅器上的文字;商代至秦漢時期,統治者和貴族主要採用銅和錫的合金構成青銅,因為加了錫的成分,鑄造出來的器物呈青灰色,故稱青銅器。其上常常鋳上或刻有文字,通稱銘文,又稱金文。青銅器中的禮器以鼎居多,樂器以鍾居多,所以前人便把鍾和鼎作為青銅器的別稱,其銘文又稱為鐘鼎文。
石刻--指刻在石頭上的文字,包括石經、碑版、墓誌、石闕等。如果不算原始的石刻岩畫、石刻符號,石頭作為文獻載體的歷史可能同青銅器一樣早。《墨子-明鬼》就說過:鋳之盤盂,鏤之金石。秦漢以來,石刻逐漸取代了金刻的主要地位。
金石文獻不僅可以用來訂正文獻記載的訛誤,修正史書記載的差錯,還可藉以了解當時的社會情況。鄭樵在《通志-金石略》中指出:方冊者,古人之語言;款識者,古人之面貌…..今之方冊所傳者,已經數千萬傳之後,其去親承之道遠矣。
金文中國古漢字一種書體的名稱。商、西周、春秋、戰國時期銅器上銘文字體的總稱。清代吳式芬把商周銅器銘文編成《捃古錄金文》一書,收集的資料多,考釋嚴謹,影響頗大,金文一詞遂有了界說。這時所謂金文皆指整篇的銘文,不稱單字。1925年容庚編《金文編》把商周銅器銘文中的字按照《說文解字》的順序編為字典,從此金文成為一種書體名稱。
金文出現在商代中期,資料雖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金文下限斷在秦滅六國,也就是秦用小篆統一中國文字時。宋代人收藏銅器極重視銘文,如呂大臨《考古圖》等;也有專門摹刻銘文的,如王俅《嘯堂集古錄》等;把銘文中的字編為字典則有王楚和薛尚功《鐘鼎篆韻》。清代由於《說文》之學興盛、聲韻訓詁研討日深,在這種學風的影響下,銘文研究進步較快,不斷出現專家,如吳大《字說》、《說文古籀補》,孫詒讓《古籀拾遺》、《古籀餘論》、《名原》等,皆有創見,突過前人。
金文的年代長,使用區域廣,材料如果不整理清理,則研究工作會收效不大。過去學者已理解這一點。王國維《兩周金石文韻讀·序》對時間地點觀念很清楚。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 序文》說:“當以年代與國別為之條貫,……余於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其依據國別者,於國別之中亦貫以年代,得列國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這在金文研究中是劃時代的創舉。
1985年容庚《金文編》修訂第四版採用銘文3902件,收正文(可識的字)2420字,附錄(還不能確定的字 )1352字,共計3772字。這是今日可見金文的總數。先秦文字資料不限於金文,而金文終究是主要的,它反映秦用小篆統一文字前1000多年間中國文字發展變化的基本情況。
比甲骨文稍晚出現的是金文,金文也叫鐘鼎文。商周是青銅器的時代,青銅器的禮器以鼎為代表,樂器以鍾為代表,“鐘鼎”是青銅器的代名詞。所以鐘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鑄在或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
金文的內容是關於當時祀典、賜命、詔書、征戰、圍獵、盟約等活動或事件的記錄,都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金文字體整齊遒麗,古樸厚重,和甲骨文相比,脫去板滯,變化多樣,更加豐富了。金文基本上屬於籀篆體。這些文字,在漢武帝時就已被發現,當時有人將在汾陽發掘出的一尊鼎送進宮中,漢武帝因此將年號定為元鼎(前116)。以後金文又陸續有所發現。宋代文人歐陽修趙明誠都善書,對金文作過研究和記載。
周宣王時鑄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銘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銅器銘文最長者。《毛公鼎》銘文的字體結構嚴整,瘦勁流暢,布局不馳不急,行止得當,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銘、《散氏盤》銘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史料價值


金石文字辨異
金石文字辨異
歷代典籍大多是經過作者加工取捨過的,特別是官方文獻,必須要為尊者、長者諱,等等,於是乎曲筆、誤筆層出不窮,這給學術研究帶 來了諸多不確定性,甚至是一個個永遠無法破解的謎團。另外一種情況,是當朝人隨著政治風向或是其他因素而重新修訂以前的文本,這種現象在中國古代可謂不勝枚舉。
相對而言,金石文字雖然存在同樣的弊端,尤其是碑刻,很多都是依據他人寫就的文本鐫刻上石的,有些則是後代翻錄、翻刻的,但大多數是當時或時隔不久雕刻的。因此,金石文字通常要比文獻資料更為原始。尤其重要的是,刻錄者通常不會故意改動底本,當然不能排除誤刻的現象。而且,金石文字是很難修改的,除非完全磨去原刻,再徹底重新雕刻,否則就會被原樣保留下來。而金屬器物上的文字則更難以去除,要麼熔化后重新鑄造,或者隨著歲月的流逝而被腐蝕,人為磨損是有相當難度的,尤其是在古代。正因為如此,雖然流傳至今的金石文字數量遠遠不及文獻多,但其史料價值卻是難以估量的。
歷史上流傳至今的文獻毫無疑問遺漏或淹沒了許多歷史的記錄。古代文獻最大的不足之處在於對廣大民眾生活的關注過少,即便有一些零散的記錄,也都是特殊情況下才出現的。總體說來,傳世文獻中格外欠缺有關社會、宗教、婦女、文化、風俗等方面的史料,尤其是歷朝歷代的普通人、平常事,很少見諸史籍。舉例而言,在歷代文獻資料中,有大量人物傳記流傳至今,尤其是官修史書,無論是紀傳體,還是編年體,都是如此。其中,紀傳體當中專門設有“列傳”,但這些人物都是經過精心挑選出來的。而在大量私人著作中,特別是歷代文集中,保存有很多神道碑、墓誌銘、行狀,等等,這些無疑都是研究歷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問題在於,歷史上的芸芸眾生卻很難在文獻中留下蹤影。眾所周知,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歷史就是一部帝王將相史,幾乎很少見到普通人的生活軌跡。
相反,碑刻中卻記錄了不少難見於史乘的人物。這些人或許沒有顯赫的聲名,但他們創造了屬於自己的歷史,而正是這些個體的人生構成了豐富多彩的歷史內涵。法師義從就是一個極為普通的僧人 ①,其生平事迹根本不可能納入高僧傳等佛教史籍的行列,更不具備寫進以帝王將相為主體的正史的資格。在其去世之後,為了得到神靈庇佑而由他人為其建立了一座經幢,其一生經歷才有了簡略的再現。顯而易見,義從並無什麼值得誇耀的榮譽,也無輝煌歷程可言,但作為一個平凡的僧人,他勤奮刻苦地研讀佛經,孜孜不倦地講解經文內容,其平淡的一生或許就是當時社會眾多僧人的縮影。正是有了如義從這樣的人的活動,古代社會方才生機勃勃。因此,金石文字有意無意間所展示出的諸多不見於史書的珍貴資料,有補史乘之缺的重要價值。可以肯定,很多金石文字都是史籍所不曾刊載的,內容涉及歷代的典章制度、朝廷政令、文人墨客的詩詞文章,等等,這些都可以在金石中有所發現,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唯一流傳下來的罕見史料。毫無疑問,這些資料是其他類型史料根本無法替代的,完全可以彌補現存文獻之不足。
需要注意的是,不少金石文字亦保留在現存的文獻之中,但這種現象並不能說明金石文字便失去了其史料價值。史學工作者完全可以用金石與典籍相互印證,進而恢復二者的本來面目,為歷史研究提供更加準確的史料。眾所周知,歷代典籍絕大多數是後代刊印的,就中國古代而言,宋版、元版書籍質量優良,但數量極少,而流傳下來的宋代之前的雕版印刷品更是屈指可數。然而,元代以前的金石史料卻是非常豐富的,其數量遠遠超出書籍之類的文獻,這些文字除了少量是後代翻刻的而外,絕大多數都是歷朝歷代雕刻而成的。顯而易見,就保存時間而言,金屬、碑石通常要比書籍長得多,因而也更原汁原昧地保留了當時歷史的真實狀態。
一般說來,古代典籍並非當事人自己主持刻印的,而往往是稍晚一些甚至是其後代編輯修訂的,因而不太可能完全準確。相反,金石文字通常是組織刊刻之人出於不同目的,或炫耀聲名,或擴大影響,或出於某種信仰,等等。在作者寫作后不久便刻寫上金石的,因而較書籍更具原始性。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同樣的文本,金石史料總體上也會比書籍提供更為豐富翔實的信息,如很多碑刻題碑者、刻碑者、刻工及其相關人員的一些情況,即珍貴而難得的史料。
總之,歷代金石文字是流傳至今最為重要的歷史資料之一,其中許多是保存至今的文獻中所全然不載的,這些彌足珍貴的資料,不僅是其他類型史料所無法替代的,而且也完全可以彌補現存文獻的缺陷。同時,金石史料可與史籍互證,使二者都有可能恢復其本來面目,這既能糾正現存文獻的某些錯謬,也可用文獻校對金石文字,為歷史研究提供更為可靠、準確的史料,進而加深對歷史的認識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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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關義從的事迹,《八瓊室金石補正》卷82《法師義從尊勝幢記》中有所記載,文曰:“法師諱義從,本鄭州管城人也。幼歲出家,年十二於本郡龍興寺石佛院禮范大德為師,至年十六,剃髮為沙彌,十七受具,自后辭師雲遊諸處。習諸經論,不舍晝夜。至年二十三,為眾講《百法論》近二十餘遍,自后講《彌勒上生經》三十餘遍,志求兜率,願覩慈尊,本所願也。於天聖年中,蒙請於寶積應蓮宮講《百法》、《上生》十五餘遍。俗壽六十三,僧臘四十六,於明道二年正月二十九無疾而終於寶應之房。學法門人近二十餘人,不能具錄其名矣。當年五月中建此幢記,講經律論、傳大小乘戒同行願賜紫沙門德政書。”
金石學、碑學、帖學

解讀方法


金石文字並不是完美無缺的,與其他文獻資料一樣,也存在諸多問題和缺陷。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刻工粗心而誤刻,這幾乎可以說是任何人都難以避免的,不過是多寡的差別而已,不管是文本出現后不久雕刻的,還是後代出於某種目的翻刻的,基本上都無法保證沒有任何紕漏;
●二是由於金石歷經歲月侵蝕,腐蝕、風化現象極為嚴重,加之人為毀損,無論是金石原件,還是拓片,多會出現漫漶不清的文字。通常而言,年代越是久遠,損毀的程度就越嚴重。就古代金石文字整體來看,宋代以前漫漶不清的金石總體上要多於以後各代的,因而也更難以辨認和解讀;
●三是拓碑者或抄錄者個人的失誤。現在能夠看到的有些碑文錯錄或缺字很多,這大概與錄碑之人有很大關係。在這種情況下,金石史料自然會出現脫落、模糊和無法辨認的現象,這不僅破壞了金石本身的史料價值,而且為解讀這些文字帶來了莫大的困難。
由是之故,使用者在運用金石史料時必須要對金石本身進行儘可能準確的辨別,尤其是那些沒有註明時間的金石,判定其具體年代顯得格外重要。通常而言,刻寫於金石上的文字長短不一,有的甚至僅有一二字,有的則多達數千字,甚至更多。其中,多數金石從其內容和題款便可作出準確判斷。對於那些無法確定的金石,特別是字數少而不能判定其年代,抑或那些難以辨認的文字,在將其作為史料應用時必須要非常謹慎。
在對金石本身作出適當判斷之後,還要對金石文字進行儘可能詳細的解讀。由於年代久遠,很多金石上的文字變得模糊起來,有些是缺損筆畫,有些甚至根本無從辨認。在這種情況下,考訂清楚每一個字,實際上就是挖掘金石文字的史料價值。有時就如猜謎一樣,要根據前後文或其他內容增補缺字、辨別模糊不清的文字,等等,否則很難發揮金石文字的史料作用。
研讀金石文字必須具備極強的專業知識,否則是不可能發掘金石史料內在的巨大價值的。應該說,古代流傳下來的金石涉及到各個時代非常特殊的歷史,其中包括社會、宗教、風俗、婦女、民間信仰等諸多領域的史實。如果讀者缺乏對當時歷史的深刻認識,那麼,理解金石史料就很容易出現偏差或錯誤。正因為如此,金石史料的研究必須要與時代的大背景、金石文字所反映的小環境有機結合起來,方能全面而透徹地把握其所包含的豐富內涵。民國時期,繆荃孫等人修撰《江蘇通志稿》(1927年影印),在其《藝文志》的金石部分收錄了《宋故贈檢校少保王公神道碑》一文,清人汪士鐸等所撰(同治)《江寧府志》卷九亦刊載了這一碑文,題日《宋少保威定王公神道碑》,不過是篇名不同而已。其中,記載南宋初年著名將領王德有六個女兒,“女六人,長適武翼大夫兼閤門宣□舍人、帶御□□、添差浙東路兵馬鈐轄張彥攸”。文中脫落或模糊不清的有三字,無論是繆荃孫,還是汪士鐸,幾乎所有抄錄者都沒有仔細推敲,也可能是缺乏宋代歷史常識。實際上,前一字無疑是“贊”,后二字應該是“器械”,都是宋朝的兩個官名。由此可見,金石史料的解讀必須要具備相當的專業素養,不然是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的。

金石學研究


金石學是指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的一類考古學,其主要研究對象為前朝的銅器和碑石,特別是其上的文字銘刻及拓片;廣義上還包括竹簡、甲骨、玉器、磚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
劉恆《中國書法史》中說:“帖學”指宋以來形成的崇尚王羲之王獻之及屬於“二王”系統的唐宋諸大家書風的書法史觀、審美理論和以晉唐以來的名家墨跡、法帖為取法對象的創作風氣。由於這一風氣是在宋代出現的《淳化閣帖》等一大批刻帖的刺激和影響下形成的,故稱“帖學”。“碑學”則指重視漢、魏、南北朝碑版石刻的書法史觀、審美主張以及主要以碑板為取法對象的創作風氣。
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前,以古代銅器和石刻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問。近似歐洲的銘刻學,被視為中國考古學的前身。研究對象屬零星出土文物或傳世品,未經科學發掘;偏重於銘文的著錄和考證,以證經補史為研究目的。形成於北宋,至清代正式有“金石之學”的命名。
北宋至元明的金石學 從西漢開始,已有人研究古代文字,考釋古銅器,整理竹簡,記述古迹。但研究者少,無專著問世,沒有形成一門學科。北宋統治者獎勵經學,提倡恢復禮制,對古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出現熱潮;墨拓術及印刷術的發展,為金石文字流傳提供了條件。金石學逐漸產生。宋仁宗時的劉敞,刻《先秦古器圖碑》(已佚),對研究金石有開創之功。呂大臨撰《考古圖》,在編古器物書的體例方面多有建樹,該書是流傳至今的最早的古器物圖錄。其後又有《宣和博古圖》、《歷代鐘鼎彝器款式法帖》等銅器著錄書,《集古錄》、趙明誠(李清照的丈夫)的《金石錄》、《隸釋》等石刻著錄書,金石研究已相當興盛。元明時期金石學成就較少,《河朔訪古記》和《古玉圖》為代表性著作。另有《格古要論》,是中國早期的文物鑒賞書。
金石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始於宋代,並出現了一批對後學影響深遠的金石學家和專著,當世名儒多投身其中,趙明誠便是其中傑出代表。他歷經二十年搜集收藏兩千卷金石碑刻,整理成集撰成宋代金石學集大成之作<金石錄>,共三十卷。通過敘述趙氏生平及金石碑刻的搜集整理和<金石錄>的成書過程,力圖完整闡釋<金石錄>在金石收藏領域的地位及其內在的史學價值.
《金石錄》這本傾注了趙明誠,李清照夫婦畢生心血的巨著,著錄了他們所收藏的夏、商、周三代至隋、唐、五代金石拓片二千種,為目錄10卷、辨證20卷、跋102篇。因趙明誠自己生前已寫了書的序文,列於書首,李清照又作了這篇“序”,附於書後,故稱“後序”。《金石錄》是李清照亡夫趙明誠的一部關於金石收藏整理的學術著述。李清照為之作"後序"之時,夫亡已六載,個人生活又幾經曲折,故百感交集,情不能禁,寫下了這篇著名的“金石錄後序”。
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是一篇散文,介紹了他們夫婦收集、整理金石文物的經過和《金石錄》的內容與成書過程,回憶了婚後三十四年間的憂患得失,婉轉曲折,細密詳實,語言簡潔流暢。這是一篇風格清新、詞采俊逸的佳作,它的特點主要在一個“真”字,李清照把她對丈夫趙明誠的真摯而深婉的感情,傾注於行雲流水般的文筆中,娓娓動人地敘述著自己的經歷和衷曲,使讀者隨著她的歡欣而歡欣,隨著她的悲切而悲切,心馳神往,掩卷凄然。

現狀認識


流傳至今的金石史料有很多是“孤本孤證”,也就是沒有任何文獻資料加以印證。這類史料運用起來有著很大的難度,由於這些金石異常零散,無法進行分類整理,更不太可能納入專題研究的範圍,因而在很多人看來,它們似乎並無多少價值可言。其實,這是一種錯誤的認識。
◆首先,金石文字所承載的歷史內涵異常豐富,絕不能因為是“孤本”而忽視其本身的意義。無論是古代史,還是近現代史,任何流傳至今的金石都是其時代風貌的反映,更是當時歷史的真實再現。因此,即便沒有其他文獻佐證,金石文字依然有其特殊的含義。清人劉喜海所編的《金石苑》收錄了趙尚的一段題刻,“尚之任焚道,因省先人墳,邀族兄濟之、損之、晉陽公儀會此兩宿。治平二年重陽前一日趙尚題”。這一題記在綿州富樂山。顯而易見,雖然僅有寥寥數十字,且只是記述了趙尚一生兩天的經歷,但其中包含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內容,從表面上看,至少說明了趙尚任職之處、歸省原因及經過、接觸之人,等等。更重要的是,“晉陽公儀”的籍貫應該是太原,趙尚邀請他在富樂山共度兩日,這種事實背後的原因不得而知。依筆者推測,此人極有可能是在綿州當地任職,趙尚利用其地位,將兩位族兄引見給他,大概是有著某些潛在意義的。然而,遺憾的是,在宋代的典籍中並未發現趙尚任何相關記錄,雖然是唯一的史料,但卻是宋朝官員衣錦還鄉的真實寫照。由此可見,“孤本”金石無疑具有其獨特的史料意義,無非是如何加以科學的研究而已。
◆其次,從史料的角度來看,研究者應該更關注金石的其他意蘊,亦即擺脫金石本身的束縛,從多方面、多角度去認識金石史料潛在的內涵。迄今為止,歷代流傳下來的某些金石文字,如果僅僅從單一的層面去考察,恐怕只能看到其外在的價值,這僅僅是理解了這些史料本身,也應該是相對容易的“求證”工夫。然而,這種情形很難對歷史研究有所助益,因為史學研究的重點除了讀懂金石本身而外,更需要全面的分析、歸納,也就是通過研究者的思維去審視看似“孤證”的金石史料。惟其如此,方能探詢出隱藏在金石文字背後諸多鮮為人知的豐富內涵。這種對金石史料由表及裡的認知過程,將挖掘金石表面和內在價值有機結合起來,無疑是研讀金石文字的最佳境界。例如,蔡京在宋朝歷史上被稱為奸臣,但作為一代書法名家,其藝術造詣卻是有口皆碑的。民國時期,劉靖宇在撰修《東平縣誌》時尚能見到蔡京所題寫的“州學”兩個大字,“筆力雄厚”(卷14),而流傳至今的蔡京真跡非常罕見。因此,至少作為藝術史史料,其價值是不言而喻的。再如,《金石苑》收錄了宋代西山觀的題名六種,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開封府界第四將副太原霍中謹子庄、方渠張誡遵約奉命統全軍赴瀘南,權駐左綿,乘暇遊仙雲觀,從行部將、崇班折繼承已下三十員。時元豐辛酉季夏初一日命工刊石”。這一史料中提到的霍中謹、折繼承等人物在宋代史籍中幾乎沒有留下任何記載,唯有張誡在《續資治通鑒長編》中有簡單敘述 ①。這一碑刻為我們透露了相當豐富的信息,一是該將部將人數,二是開封府第四將的行軍路線,三是宋軍行軍過程中的閑暇生活,等等。與大史學家李燾的記載相比,這一題刻反映出來的情況顯然更符合當時的歷史實際。因此,在認真關切金石史料本身的同時,更要深刻理解並領會其蘊藏的內在價值,這是研讀金石時必須遵循的原則。
概而言之,金石史料雖然有著其他文獻資料所無法替代的史料意義,但如果不認真加以研讀,恐怕是難以發現其蘊藏的重要價值的。通常情況下,解讀金石文字需要遵循一些普遍原則,除了認真細緻地考究金石的字面含義而外,還必須要與其所處的時代密切關聯起來,更重要的是要深入探究金石文字背後隱藏的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