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文字

金石文獻包括“金文文獻”和”石刻文獻“二大部分作為文獻載體，在我國古典文獻學史上，金石常常並稱成為一個名詞，金石是指以青銅器和石塊為文獻的載體，也是鐘鼎和碑石的總稱。

金文--是指各種鏤刻或鋳在青銅器上的文字；商代至秦漢時期，統治者和貴族主要採用銅和錫的合金構成青銅，因為加了錫的成分，鑄造出來的器物呈青灰色，故稱青銅器。其上常常鋳上或刻有文字，通稱銘文，又稱金文。青銅器中的禮器以鼎居多，樂器以鍾居多，所以前人便把鍾和鼎作為青銅器的別稱，其銘文又稱為鐘鼎文。

石刻--指刻在石頭上的文字，包括石經、碑版、墓誌、石闕等。如果不算原始的石刻岩畫、石刻符號，石頭作為文獻載體的歷史可能同青銅器一樣早。《墨子-明鬼》就說過：鋳之盤盂，鏤之金石。秦漢以來，石刻逐漸取代了金刻的主要地位。

金石文獻不僅可以用來訂正文獻記載的訛誤，修正史書記載的差錯，還可藉以了解當時的社會情況。鄭樵在《通志-金石略》中指出：方冊者，古人之語言；款識者，古人之面貌…..今之方冊所傳者，已經數千萬傳之後，其去親承之道遠矣。

金文中國古漢字一種書體的名稱。商、西周、春秋、戰國時期銅器上銘文字體的總稱。清代吳式芬把商周銅器銘文編成《捃古錄金文》一書，收集的資料多，考釋嚴謹，影響頗大，金文一詞遂有了界說。這時所謂金文皆指整篇的銘文，不稱單字。1925年容庚編《金文編》把商周銅器銘文中的字按照《說文解字》的順序編為字典，從此金文成為一種書體名稱。

金文出現在商代中期，資料雖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金文下限斷在秦滅六國，也就是秦用小篆統一中國文字時。宋代人收藏銅器極重視銘文，如呂大臨《考古圖》等；也有專門摹刻銘文的，如王俅《嘯堂集古錄》等；把銘文中的字編為字典則有王楚和薛尚功《鐘鼎篆韻》。清代由於《說文》之學興盛、聲韻訓詁研討日深，在這種學風的影響下，銘文研究進步較快，不斷出現專家，如吳大《字說》、《說文古籀補》，孫詒讓《古籀拾遺》、《古籀餘論》、《名原》等，皆有創見，突過前人。

金文的年代長，使用區域廣，材料如果不整理清理，則研究工作會收效不大。過去學者已理解這一點。王國維《兩周金石文韻讀·序》對時間地點觀念很清楚。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 序文》說：“當以年代與國別為之條貫，……余於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其依據國別者，於國別之中亦貫以年代，得列國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這在金文研究中是劃時代的創舉。

1985年容庚《金文編》修訂第四版採用銘文3902件，收正文（可識的字）2420字，附錄(還不能確定的字 )1352字，共計3772字。這是今日可見金文的總數。先秦文字資料不限於金文，而金文終究是主要的，它反映秦用小篆統一文字前1000多年間中國文字發展變化的基本情況。

比甲骨文稍晚出現的是金文，金文也叫鐘鼎文。商周是青銅器的時代，青銅器的禮器以鼎為代表，樂器以鍾為代表，“鐘鼎”是青銅器的代名詞。所以鐘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鑄在或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

金文的內容是關於當時祀典、賜命、詔書、征戰、圍獵、盟約等活動或事件的記錄，都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金文字體整齊遒麗，古樸厚重，和甲骨文相比，脫去板滯，變化多樣，更加豐富了。金文基本上屬於籀篆體。這些文字，在漢武帝時就已被發現，當時有人將在汾陽發掘出的一尊鼎送進宮中，漢武帝因此將年號定為元鼎(前116)。以後金文又陸續有所發現。宋代文人歐陽修、趙明誠都善書，對金文作過研究和記載。

周宣王時鑄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銘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銅器銘文最長者。《毛公鼎》銘文的字體結構嚴整，瘦勁流暢，布局不馳不急，行止得當，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銘、《散氏盤》銘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歷代典籍大多是經過作者加工取捨過的，特別是官方文獻，必須要為尊者、長者諱，等等，於是乎曲筆、誤筆層出不窮，這給學術研究帶 來了諸多不確定性，甚至是一個個永遠無法破解的謎團。另外一種情況，是當朝人隨著政治風向或是其他因素而重新修訂以前的文本，這種現象在中國古代可謂不勝枚舉。

相對而言，金石文字雖然存在同樣的弊端，尤其是碑刻，很多都是依據他人寫就的文本鐫刻上石的，有些則是後代翻錄、翻刻的，但大多數是當時或時隔不久雕刻的。因此，金石文字通常要比文獻資料更為原始。尤其重要的是，刻錄者通常不會故意改動底本，當然不能排除誤刻的現象。而且，金石文字是很難修改的，除非完全磨去原刻，再徹底重新雕刻，否則就會被原樣保留下來。而金屬器物上的文字則更難以去除，要麼熔化后重新鑄造，或者隨著歲月的流逝而被腐蝕，人為磨損是有相當難度的，尤其是在古代。正因為如此，雖然流傳至今的金石文字數量遠遠不及文獻多，但其史料價值卻是難以估量的。

歷史上流傳至今的文獻毫無疑問遺漏或淹沒了許多歷史的記錄。古代文獻最大的不足之處在於對廣大民眾生活的關注過少，即便有一些零散的記錄，也都是特殊情況下才出現的。總體說來，傳世文獻中格外欠缺有關社會、宗教、婦女、文化、風俗等方面的史料，尤其是歷朝歷代的普通人、平常事，很少見諸史籍。舉例而言，在歷代文獻資料中，有大量人物傳記流傳至今，尤其是官修史書，無論是紀傳體，還是編年體，都是如此。其中，紀傳體當中專門設有“列傳”，但這些人物都是經過精心挑選出來的。而在大量私人著作中，特別是歷代文集中，保存有很多神道碑、墓誌銘、行狀，等等，這些無疑都是研究歷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問題在於，歷史上的芸芸眾生卻很難在文獻中留下蹤影。眾所周知，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歷史就是一部帝王將相史，幾乎很少見到普通人的生活軌跡。

相反，碑刻中卻記錄了不少難見於史乘的人物。這些人或許沒有顯赫的聲名，但他們創造了屬於自己的歷史，而正是這些個體的人生構成了豐富多彩的歷史內涵。法師義從就是一個極為普通的僧人 ①，其生平事迹根本不可能納入高僧傳等佛教史籍的行列，更不具備寫進以帝王將相為主體的正史的資格。在其去世之後，為了得到神靈庇佑而由他人為其建立了一座經幢，其一生經歷才有了簡略的再現。顯而易見，義從並無什麼值得誇耀的榮譽，也無輝煌歷程可言，但作為一個平凡的僧人，他勤奮刻苦地研讀佛經，孜孜不倦地講解經文內容，其平淡的一生或許就是當時社會眾多僧人的縮影。正是有了如義從這樣的人的活動，古代社會方才生機勃勃。因此，金石文字有意無意間所展示出的諸多不見於史書的珍貴資料，有補史乘之缺的重要價值。可以肯定，很多金石文字都是史籍所不曾刊載的，內容涉及歷代的典章制度、朝廷政令、文人墨客的詩詞文章，等等，這些都可以在金石中有所發現，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唯一流傳下來的罕見史料。毫無疑問，這些資料是其他類型史料根本無法替代的，完全可以彌補現存文獻之不足。

需要注意的是，不少金石文字亦保留在現存的文獻之中，但這種現象並不能說明金石文字便失去了其史料價值。史學工作者完全可以用金石與典籍相互印證，進而恢復二者的本來面目，為歷史研究提供更加準確的史料。眾所周知，歷代典籍絕大多數是後代刊印的，就中國古代而言，宋版、元版書籍質量優良，但數量極少，而流傳下來的宋代之前的雕版印刷品更是屈指可數。然而，元代以前的金石史料卻是非常豐富的，其數量遠遠超出書籍之類的文獻，這些文字除了少量是後代翻刻的而外，絕大多數都是歷朝歷代雕刻而成的。顯而易見，就保存時間而言，金屬、碑石通常要比書籍長得多，因而也更原汁原昧地保留了當時歷史的真實狀態。

一般說來，古代典籍並非當事人自己主持刻印的，而往往是稍晚一些甚至是其後代編輯修訂的，因而不太可能完全準確。相反，金石文字通常是組織刊刻之人出於不同目的，或炫耀聲名，或擴大影響，或出於某種信仰，等等。在作者寫作后不久便刻寫上金石的，因而較書籍更具原始性。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同樣的文本，金石史料總體上也會比書籍提供更為豐富翔實的信息，如很多碑刻題碑者、刻碑者、刻工及其相關人員的一些情況，即珍貴而難得的史料。

總之，歷代金石文字是流傳至今最為重要的歷史資料之一，其中許多是保存至今的文獻中所全然不載的，這些彌足珍貴的資料，不僅是其他類型史料所無法替代的，而且也完全可以彌補現存文獻的缺陷。同時，金石史料可與史籍互證，使二者都有可能恢復其本來面目，這既能糾正現存文獻的某些錯謬，也可用文獻校對金石文字，為歷史研究提供更為可靠、準確的史料，進而加深對歷史的認識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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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關義從的事迹，《八瓊室金石補正》卷82《法師義從尊勝幢記》中有所記載，文曰：“法師諱義從，本鄭州管城人也。幼歲出家，年十二於本郡龍興寺石佛院禮范大德為師，至年十六，剃髮為沙彌，十七受具，自后辭師雲遊諸處。習諸經論，不舍晝夜。至年二十三，為眾講《百法論》近二十餘遍，自后講《彌勒上生經》三十餘遍，志求兜率，願覩慈尊，本所願也。於天聖年中，蒙請於寶積應蓮宮講《百法》、《上生》十五餘遍。俗壽六十三，僧臘四十六，於明道二年正月二十九無疾而終於寶應之房。學法門人近二十餘人，不能具錄其名矣。當年五月中建此幢記，講經律論、傳大小乘戒同行願賜紫沙門德政書。”

金石學、碑學、帖學

金石文字並不是完美無缺的，與其他文獻資料一樣，也存在諸多問題和缺陷。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刻工粗心而誤刻，這幾乎可以說是任何人都難以避免的，不過是多寡的差別而已，不管是文本出現后不久雕刻的，還是後代出於某種目的翻刻的，基本上都無法保證沒有任何紕漏；

●二是由於金石歷經歲月侵蝕，腐蝕、風化現象極為嚴重，加之人為毀損，無論是金石原件，還是拓片，多會出現漫漶不清的文字。通常而言，年代越是久遠，損毀的程度就越嚴重。就古代金石文字整體來看，宋代以前漫漶不清的金石總體上要多於以後各代的，因而也更難以辨認和解讀；

●三是拓碑者或抄錄者個人的失誤。現在能夠看到的有些碑文錯錄或缺字很多，這大概與錄碑之人有很大關係。在這種情況下，金石史料自然會出現脫落、模糊和無法辨認的現象，這不僅破壞了金石本身的史料價值，而且為解讀這些文字帶來了莫大的困難。

由是之故，使用者在運用金石史料時必須要對金石本身進行儘可能準確的辨別，尤其是那些沒有註明時間的金石，判定其具體年代顯得格外重要。通常而言，刻寫於金石上的文字長短不一，有的甚至僅有一二字，有的則多達數千字，甚至更多。其中，多數金石從其內容和題款便可作出準確判斷。對於那些無法確定的金石，特別是字數少而不能判定其年代，抑或那些難以辨認的文字，在將其作為史料應用時必須要非常謹慎。

在對金石本身作出適當判斷之後，還要對金石文字進行儘可能詳細的解讀。由於年代久遠，很多金石上的文字變得模糊起來，有些是缺損筆畫，有些甚至根本無從辨認。在這種情況下，考訂清楚每一個字，實際上就是挖掘金石文字的史料價值。有時就如猜謎一樣，要根據前後文或其他內容增補缺字、辨別模糊不清的文字，等等，否則很難發揮金石文字的史料作用。

研讀金石文字必須具備極強的專業知識，否則是不可能發掘金石史料內在的巨大價值的。應該說，古代流傳下來的金石涉及到各個時代非常特殊的歷史，其中包括社會、宗教、風俗、婦女、民間信仰等諸多領域的史實。如果讀者缺乏對當時歷史的深刻認識，那麼，理解金石史料就很容易出現偏差或錯誤。正因為如此，金石史料的研究必須要與時代的大背景、金石文字所反映的小環境有機結合起來，方能全面而透徹地把握其所包含的豐富內涵。民國時期，繆荃孫等人修撰《江蘇通志稿》(1927年影印)，在其《藝文志》的金石部分收錄了《宋故贈檢校少保王公神道碑》一文，清人汪士鐸等所撰(同治)《江寧府志》卷九亦刊載了這一碑文，題日《宋少保威定王公神道碑》，不過是篇名不同而已。其中，記載南宋初年著名將領王德有六個女兒，“女六人，長適武翼大夫兼閤門宣□舍人、帶御□□、添差浙東路兵馬鈐轄張彥攸”。文中脫落或模糊不清的有三字，無論是繆荃孫，還是汪士鐸，幾乎所有抄錄者都沒有仔細推敲，也可能是缺乏宋代歷史常識。實際上，前一字無疑是“贊”，后二字應該是“器械”，都是宋朝的兩個官名。由此可見，金石史料的解讀必須要具備相當的專業素養，不然是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的。

金石學是指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的一類考古學，其主要研究對象為前朝的銅器和碑石，特別是其上的文字銘刻及拓片；廣義上還包括竹簡、甲骨、玉器、磚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

劉恆《中國書法史》中說：“帖學”指宋以來形成的崇尚王羲之、王獻之及屬於“二王”系統的唐宋諸大家書風的書法史觀、審美理論和以晉唐以來的名家墨跡、法帖為取法對象的創作風氣。由於這一風氣是在宋代出現的《淳化閣帖》等一大批刻帖的刺激和影響下形成的，故稱“帖學”。“碑學”則指重視漢、魏、南北朝碑版石刻的書法史觀、審美主張以及主要以碑板為取法對象的創作風氣。

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前，以古代銅器和石刻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問。近似歐洲的銘刻學，被視為中國考古學的前身。研究對象屬零星出土文物或傳世品，未經科學發掘；偏重於銘文的著錄和考證，以證經補史為研究目的。形成於北宋，至清代正式有“金石之學”的命名。

北宋至元明的金石學 從西漢開始，已有人研究古代文字，考釋古銅器，整理竹簡，記述古迹。但研究者少，無專著問世，沒有形成一門學科。北宋統治者獎勵經學，提倡恢復禮制，對古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出現熱潮；墨拓術及印刷術的發展，為金石文字流傳提供了條件。金石學逐漸產生。宋仁宗時的劉敞，刻《先秦古器圖碑》（已佚），對研究金石有開創之功。呂大臨撰《考古圖》，在編古器物書的體例方面多有建樹，該書是流傳至今的最早的古器物圖錄。其後又有《宣和博古圖》、《歷代鐘鼎彝器款式法帖》等銅器著錄書，《集古錄》、趙明誠（李清照的丈夫）的《金石錄》、《隸釋》等石刻著錄書，金石研究已相當興盛。元明時期金石學成就較少，《河朔訪古記》和《古玉圖》為代表性著作。另有《格古要論》，是中國早期的文物鑒賞書。

金石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始於宋代，並出現了一批對後學影響深遠的金石學家和專著，當世名儒多投身其中，趙明誠便是其中傑出代表。他歷經二十年搜集收藏兩千卷金石碑刻，整理成集撰成宋代金石學集大成之作<金石錄>,共三十卷。通過敘述趙氏生平及金石碑刻的搜集整理和<金石錄>的成書過程，力圖完整闡釋<金石錄>在金石收藏領域的地位及其內在的史學價值.

《金石錄》這本傾注了趙明誠，李清照夫婦畢生心血的巨著，著錄了他們所收藏的夏、商、周三代至隋、唐、五代金石拓片二千種，為目錄10卷、辨證20卷、跋102篇。因趙明誠自己生前已寫了書的序文，列於書首，李清照又作了這篇“序”，附於書後，故稱“後序”。《金石錄》是李清照亡夫趙明誠的一部關於金石收藏整理的學術著述。李清照為之作"後序"之時，夫亡已六載，個人生活又幾經曲折，故百感交集，情不能禁，寫下了這篇著名的“金石錄後序”。

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是一篇散文，介紹了他們夫婦收集、整理金石文物的經過和《金石錄》的內容與成書過程，回憶了婚後三十四年間的憂患得失，婉轉曲折，細密詳實，語言簡潔流暢。這是一篇風格清新、詞采俊逸的佳作，它的特點主要在一個“真”字，李清照把她對丈夫趙明誠的真摯而深婉的感情，傾注於行雲流水般的文筆中，娓娓動人地敘述著自己的經歷和衷曲，使讀者隨著她的歡欣而歡欣，隨著她的悲切而悲切，心馳神往，掩卷凄然。

流傳至今的金石史料有很多是“孤本孤證”，也就是沒有任何文獻資料加以印證。這類史料運用起來有著很大的難度，由於這些金石異常零散，無法進行分類整理，更不太可能納入專題研究的範圍，因而在很多人看來，它們似乎並無多少價值可言。其實，這是一種錯誤的認識。

◆首先，金石文字所承載的歷史內涵異常豐富，絕不能因為是“孤本”而忽視其本身的意義。無論是古代史，還是近現代史，任何流傳至今的金石都是其時代風貌的反映，更是當時歷史的真實再現。因此，即便沒有其他文獻佐證，金石文字依然有其特殊的含義。清人劉喜海所編的《金石苑》收錄了趙尚的一段題刻，“尚之任焚道，因省先人墳，邀族兄濟之、損之、晉陽公儀會此兩宿。治平二年重陽前一日趙尚題”。這一題記在綿州富樂山。顯而易見，雖然僅有寥寥數十字，且只是記述了趙尚一生兩天的經歷，但其中包含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內容，從表面上看，至少說明了趙尚任職之處、歸省原因及經過、接觸之人，等等。更重要的是，“晉陽公儀”的籍貫應該是太原，趙尚邀請他在富樂山共度兩日，這種事實背後的原因不得而知。依筆者推測，此人極有可能是在綿州當地任職，趙尚利用其地位，將兩位族兄引見給他，大概是有著某些潛在意義的。然而，遺憾的是，在宋代的典籍中並未發現趙尚任何相關記錄，雖然是唯一的史料，但卻是宋朝官員衣錦還鄉的真實寫照。由此可見，“孤本”金石無疑具有其獨特的史料意義，無非是如何加以科學的研究而已。

◆其次，從史料的角度來看，研究者應該更關注金石的其他意蘊，亦即擺脫金石本身的束縛，從多方面、多角度去認識金石史料潛在的內涵。迄今為止，歷代流傳下來的某些金石文字，如果僅僅從單一的層面去考察，恐怕只能看到其外在的價值，這僅僅是理解了這些史料本身，也應該是相對容易的“求證”工夫。然而，這種情形很難對歷史研究有所助益，因為史學研究的重點除了讀懂金石本身而外，更需要全面的分析、歸納，也就是通過研究者的思維去審視看似“孤證”的金石史料。惟其如此，方能探詢出隱藏在金石文字背後諸多鮮為人知的豐富內涵。這種對金石史料由表及裡的認知過程，將挖掘金石表面和內在價值有機結合起來，無疑是研讀金石文字的最佳境界。例如，蔡京在宋朝歷史上被稱為奸臣，但作為一代書法名家，其藝術造詣卻是有口皆碑的。民國時期，劉靖宇在撰修《東平縣誌》時尚能見到蔡京所題寫的“州學”兩個大字，“筆力雄厚”(卷14)，而流傳至今的蔡京真跡非常罕見。因此，至少作為藝術史史料，其價值是不言而喻的。再如，《金石苑》收錄了宋代西山觀的題名六種，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開封府界第四將副太原霍中謹子庄、方渠張誡遵約奉命統全軍赴瀘南，權駐左綿，乘暇遊仙雲觀，從行部將、崇班折繼承已下三十員。時元豐辛酉季夏初一日命工刊石”。這一史料中提到的霍中謹、折繼承等人物在宋代史籍中幾乎沒有留下任何記載，唯有張誡在《續資治通鑒長編》中有簡單敘述 ①。這一碑刻為我們透露了相當豐富的信息，一是該將部將人數，二是開封府第四將的行軍路線，三是宋軍行軍過程中的閑暇生活，等等。與大史學家李燾的記載相比，這一題刻反映出來的情況顯然更符合當時的歷史實際。因此，在認真關切金石史料本身的同時，更要深刻理解並領會其蘊藏的內在價值，這是研讀金石時必須遵循的原則。

概而言之，金石史料雖然有著其他文獻資料所無法替代的史料意義，但如果不認真加以研讀，恐怕是難以發現其蘊藏的重要價值的。通常情況下，解讀金石文字需要遵循一些普遍原則，除了認真細緻地考究金石的字面含義而外，還必須要與其所處的時代密切關聯起來，更重要的是要深入探究金石文字背後隱藏的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