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臨

呂大臨，號芸閣，京兆藍田人，其祖父呂通曾任太常博士，父比部郎中呂蕡共有六子，一個夭折，五人登科及第，今有史可考者，只有呂大忠、呂大防、呂大鈞和呂大臨四兄弟，大臨為幼。呂氏四兄弟均在北宋朝廷任職，不但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影響，而且在文化、學術領域也頗有建樹和貢獻。為關學代表性人物。呂大鈞還在同胞兄弟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編寫了《呂氏鄉約》、《鄉義》等。《鄉約》主要提出同約人要“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經過推行，扭轉了漢魏以來佛學盛行，造成儒家禮教衰敗的混亂局面，對改化關中風俗起到了實際功效。主要著作有《四書注》、《誠德集》等。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理學大使張載最初在關中開始講學時，首和者為呂大鈞，其弟大忠、大臨相繼都尊張載為師，由此帶動了關中學者奔向張門求學之風。史載“橫（即張載）倡道於關中，寂寥無有和者。先生（呂大鈞）於橫渠為同年友，心悅而好之，遂執弟子禮，於是學者靡然知所趨向”，使“關學鬱郁滿秦川”，並形成“關學之盛，不下洛學”的局面。呂大防雖不屬張載門人，《宋元學案》記載其人與張載同調，張載辭官回橫渠（在今陝西眉縣）講學后，呂大防曾向宋神宗再次舉薦復其官職，后詔為太常禮院，因與禮官不合，辭官行至臨潼，病逝館舍。這些情況表明，關學的領袖和思想支柱是張載，關學的政治經濟支柱則是藍田諸呂。這正是關學得以形成發展，並與二程洛學及王安石新學構成鼎立之勢的重大政治因素。再加之，呂氏四兄弟自身的學術成就，故明清之際的著名思想家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稱“呂氏為關中學派藍田系”。在四呂中，又以呂大臨的學術貢獻最為突出。他雖登第，卻以門蔭入官，稱“不敢掩祖宗之德”；雖人在仕途，卻心繫學術，與兄長呂大忠、呂大鈞追隨張載，投身關學，潛心研究《六經》，尤深於三禮的精研與實踐。是諸呂及張載弟子中對“關學”發展貢獻最大、“守橫渠學甚固”之人。

呂大臨一生，先投張載，后投二程求學，無心仕途，最後以門蔭得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

呂大臨和他 的三個兄長呂大忠、呂大防、呂大鈞均出身於一個世代書香的官宦之家，兄弟四人人皆登及第，唯獨呂大臨氣質剛強，尊橫渠先生教誨，“不留連科舉”，更無心仕途，一生追求學術研究。當時，關中地區湧現出以張載為首的博學鴻儒，被後人公認為“關學派”。呂氏兄弟也被公認為關學大家。呂大臨與他倆個兄長呂大忠、呂大鈞投入張載門下求學，潛心研究《六經》尤深於三禮（即《儀禮》 、 《周禮》 、 《禮記》 ）的精研與實踐。晚年開始對青銅器的收集與研究和文字註解。

元佑七年（1092），范祖禹以其學行和人品出眾，向朝廷舉薦他為太學博士講官，但還沒來得及任用，他就去逝了，時年僅四十七歲。

呂大臨雖然拜張載為師，但對二程也十分推崇。宋神宗治平三年（1066年），張載應長安京兆尹（西北的最高行政長官）王樂道之邀到長安講學。在講學期間，著名理學家“洛學派”程顥、程頤兄弟來也關中講學，呂大臨聽后覺得他們的學說很有見地，大為嘆服。張載去逝之後，他便奔洛陽拜程頤為師。在此期間，他記錄彙集二程語錄，著成《東見錄》，對後世學者研究“洛學”提供了很多難得的第一手資料。

張載逝世后，呂大臨雖轉師二程，並成為程門高足，卻不放棄關學的基本思想宗旨，不背其師，成為關學最有力的捍衛者。對此，二程就一再申明：“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才有說了，便不肯回。”二程還說：“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背之，卻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正因為關中學者不背叛其師之教、之說，所以，張載死後，關學雖不“復講”，但仍然流傳，擁有眾多私淑弟子。從宋至元、明、清，都有許多關學的信仰者、傳播者，在捍衛、傳播、弘揚、踐行關學，使關學不斷發展，關學精神不斷發揚。

無論是師從張載，還是後來改隨二程，呂大臨均享有極高的聲譽。作為張載門下的高足弟子，因其學識文采出眾，張載之弟張戩將女兒嫁給呂大臨，其妻對人說“吾得顏回為婿矣”，足見其對呂大臨的器重。改隨二程后，在當時眾多的二程門徒中，呂大臨因其淵博的學識與謝良佐、游酢、楊時三人一起被時人稱為“程門四先生”。二程贊其為學“深潛縝密”、“涵養深醇，妙達義理”。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認為呂大臨的學術成就高於當時與他並稱的諸家，“於程子門人中最取呂大臨”，並把他與程頤相比而論。朱熹非常看重呂大臨，認為自己假如“只如呂年”，即指活倒呂大臨那樣的歲數，也不見得能達到爾後那樣高的學術成就。由於呂大臨的德行、學問、才能均為上乘，所以他逝世后，許多人都哀悼其不幸早逝。蘇軾晚年游藍田時，有《挽呂與叔學士》詩曰：“言中謀猷行中經，關西人物數清英。欲過叔度留終日，未識魯山空此生。議論凋零三並友，功名分付二難兄。老來尚有憂思嘆，此淚今從何處傾。”呂大臨的早逝，其師程頤更是十分悲痛，直到大臨逝世后三年，程頤“因閱故編”《雍行錄》，回憶往昔“關西學者相從”的情景，乃“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為之泣下”，這既反映了程頤的真情，也說明了呂大臨在當時學界的聲名和地位。像呂大臨這樣，先後師從理學兩個重要學派的創始人、被兩個學派均視為代表性人物、同時還得到當時及後世著名理學家一致高度評價的學者，在宋明理學史上還是極其少見的。因此，稱其為理學家是絲毫不為過的。

關學”為理學開創階段的重要學派之一。因其創始人張載家居關中，且從學弟子多為關中人，故後人稱他開創的學派為關學。張載的關學與同時代周敦頤的濂學，程顥、程頤兄弟的洛學以及南宋朱熹的閩學，並稱理學四大派。他創設的“以氣為本”的唯物主義宇宙論，是中國哲學史上第一個系統地以氣和陰陽說明世界運動的哲學體系。其著作被認為是理學的代表作，在明清兩代是開科取士的必讀書。但關學作為理學中獨立的思想學派，具有不同於其他學派的特點。關學主張“以實用為貴”，要求學以致用，力圖把學術思想與現實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問題聯繫起來，為現實服務，反對虛浮空談的學風。關學注重實用知識，注重社會實際問題的特徵，與後來只知道“低頭拱手，空談性命”的理學家是完全不同的。此外，關學還特別重視恢復古代的禮儀制度，尤其注重恢復祭喪婚冠的儀式，對當時流行的不合古禮的禮儀極力予以糾正。

作為關學的傑出代表，呂大臨一方面與諸兄一起大力支持推動關學的傳播和發展，另一方面又積極躬行和發展張載的思想學說，並多有創新。他始終堅持張載的“氣”為人和萬物本原的一元論的樸素唯物主義，沿著張載的思維路徑，繼續論證了“天人合一”、“天下一人”、“萬物一體”的學說，體現了關學的“仁民愛物”的寬闊胸懷和救世精神，同時又根據張載“一物兩體”的辯證思想，在《易章句》、《老子注》等著作中，提出了自己“一體二用”、“生生不窮”、“與時消息”、“隨時識事”的辯證法思想以及認識事物的變化規律，適應事物變化形勢，因勢利導，不斷變革圖新的發展觀。他認為，如果“執一不變”，就會遭遇兇險。

呂大臨一生著述甚豐，除《考古圖》、《考古圖釋文》外，見錄於《文獻通考》、《經籍考》的有《易章句》一卷、《芸閣禮記解》十六卷、《論語解》十卷、《中庸解》一卷、《老子注》二卷、《玉溪集》二十五卷、《玉溪別集》十卷、《西銘集解》一卷、《編禮》三卷，它們是研究呂大臨關學思想及宋代思想哲學的重要資料。只不過由於有關關學方面的著述大多失散，只留下《考古圖》十卷傳世，也正因為如此，才凸顯了呂大臨在金石學上的影響和地位。實際上，無論是學術經歷，還是學術成就，呂大臨都首先應該是理學家和關學大師，然後才是金石學家，它的金石學研究是為其論道考禮的經學研究服務的，他在經學、關學方面的成就和貢獻遠大於金石學方面的成就和貢獻。

呂大臨的主要著作有：

《禮記解》

《大學解》

《呂氏家禮》

《考古圖》10卷

《易章句》1卷

《大學說》1卷

《禮記傳》16卷

《論語解》10卷

《孟子講義》14卷

《玉溪先生集》28卷

又與其兄大防合著《家祭儀》1卷。

呂大臨的思想雖然帶有不少理論思辨的色彩，但其為學卻充分體現了關學注重實際、身體力行，學以致用，以復三代之治的特點。呂大臨雖然潛心學問，但並不是埋頭鑽研，而十分注意關心國家大事。當時，很多高官任人唯親，嫉賢妒能。針對這種弊病，他竭力主張改革考試方法和學制，選拔真正有學識、有能力的人才，委以重任，任用之後還要勤於考察，勝任者留職或者提拔，不勝任者降職甚至罷除。他的這些改革主張，有的放矢，頗有見地。范祖禹以其勤奮好學，人品出眾，曾向宋哲宗推薦，任他為太學講官，但未及抵任而逝，年僅47歲。

呂大臨的文章寫得很有特色，而且功力深厚，他為懷念張載和程顥兩位先師而寫的《橫渠先生行狀》和《哀詞》，行文婉約有致，沉痛之情溢於文中，讀後令人確有思念之感。只有一百四十四字的《克已銘》，則用詞典雅，正氣溢於言表，確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三朝元老富弼早先參與范仲淹，“慶曆新政”（改革），后又反對王安石變法，被王安石革職在家，意志消沉，信教於佛門，呂大臨當囑晚靠，亦然寫信勸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不入於士，則入於釋……”。使官弼恍然醒悟，立即複信謝之。程顥稱呂大臨守橫渠氣節甚固：“每橫渠無法說處皆相存”。說明他既學“洛學”的長處，又守“關學”、“注重氣節”、“躬行禮儀”的傳統。

呂大臨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關學研究上，到了晚年才開始從事對青銅器的收集與研究，是最早將青銅器銘文作為一門學問進行系統研究的學者。所撰《考古圖》和《考古圖釋文》兩書，奠定了現代考古學、古文字學的基礎。《考古圖》共十卷，收錄了當時秘閣、太常、官廷內藏和民間青銅器二百二十四件，石器一件，玉器十三件，大多是價值極高、造型精美的精品。每器先摹畫器物圖像，定以器名，然後又寫短文敘述出時間、地點、大小尺寸、容積重量、流傳經過及收藏情況。《考古圖釋文》是呂大臨對其他八十五件青銅器的文字用《廣韻》四部進行編排，系字於其下，用於糾正當時人們對古字的形、音、義的一些傳統看法，成為研究中國古代青銅器的第一部參考書籍。

呂大臨不但是當時著名的理學家，還是中國最早的金石學家（青銅器專家），他的著述很多，大部分著作隨著歲月的流失而失散，只留下《易章句》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奠定了現代考古學、古文學的基礎。他將青銅器銘文做為一門學問系統地進行研究，並對文字加以考證。

呂大臨雖然在金石學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並因此受到歷代學者的重視和推崇。但與後代把呂大臨及其撰寫的《考古圖》當作現代考古學的奠基者和奠基作之一不同，呂大臨從未把自己所從事的對青銅器的收集與研究當作單獨或獨立的學問看待。可以說，呂大臨所從事的對青銅器的收集與研究完全是為其倡導和踐行的明禮教、恢復三代禮制的關學宗旨和古禮研究服務的，是其經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先生學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為空言以拂世駭俗”。他研究古器物，並不是為了收藏把玩，而是為了理解、吸取古代思想文化的精義，探求古代社會變化發展的軌跡，補救經傳之缺失，改正諸儒之謬誤，並供後學者作參考。對此，他在《考古圖後記》中也有明確的說明：“予於士大夫家所閱多矣。……非敢以器為玩也。觀其器，誦其言，形容彷彿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也。以意逆志，或深其製作之源，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天下後世之君子有意於古者，也將有考焉。”這既說明了呂大臨編纂《考古圖》的目的，也反映了呂大臨求實、貴用的治學精神。不獨呂大臨如此，北宋朝朝廷及士大夫熱衷於古代禮樂器物的搜集﹑整理與研究，也與經過唐末和五代的割據﹑混亂之後，宋朝統治者為鞏固政權，建立嚴格的綱常倫理而大力獎勵經學，試圖恢復古代禮制的政策導向和社會環境密切相關。也可以這麼說，發端於宋朝、日後逐漸成為一門獨立學術門類的金石學是宋朝復古思潮和經學研究的派生物、副產物。

南宋時朱熹說他“於程子門人中最取呂大臨”，並把他與程顥相比而論。可惜呂大臨不幸早死，時年只有四十七歲，程顥稱他“涵養深醇，妙達義理”，特哀大臨“不幸早死”。

2006年1月中旬，位於陝西省藍田縣三里鎮鄉五裡頭村的呂氏家族墓被盜掘，西安市公安局根據群眾舉報破獲了這一盜挖古墓文物案，查繳文物89件（組）。計有西周乳釘紋銅簋、漢代朱雀銅熏爐、蓋鼎、盤、鏡、燈、三國重列式神獸章紋銅鏡、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銘歙硯、鏨花銅匜、菊瓣形雙龍紋白石盤、螺杯盞、石單耳杯、執壺、“湖州照子”銘銅鏡、鎏金銅箸、匙以及宋代的青釉刻花花口瓶、鑲銀花口青釉刻花缽、包金包銀青釉瓷盞托、蚌雕圍棋子等器物。部分宋代以前的銅器有宋刻銘文和墨書題記。鑲銀花口青釉刻花缽、包金包銀青釉瓷器等均為首次發現。經陝西省文物鑒定組初步鑒定，這批文物中屬國家一級文物3件、二級文物11件（組），三級文物49件（組）。文物數量之大、級別之高均屬罕見。

這批已經追繳的被盜文物中既有北宋文物，也有不少漢唐及西周銅器，表明墓主人是一位極喜收藏且收藏宏富的收藏家。從呂氏四兄弟的經歷和身份看，人們自然首先想到的是呂大臨。但根據出土文物上的銘文及墨書題記，被盜墓葬的下葬年代不早於政和年間（1111—1117），而呂大臨卻早在元佑八年（1092）就去世了。因此，這批文物顯然不屬於呂大臨。實際上，這並不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情。根據有關資料，呂氏家族墓共有呂氏四兄弟及呂通等人墓冢15座，現封土俱夷為平地，地上已無任何標誌。據盜墓者交待及當地村民介紹，為盜掘呂氏家族墓，盜墓者曾花了近半年的時間進行踩點勘查，最後選定了位於果樹林中的一座墓葬進行爆破盜掘。由於墓內情況不明，加上時間匆忙，他們第一次僅盜走了墓內的部分文物。為了便於再次作案，他們離開時對盜洞做了精心的遮掩和偽裝。但未及再次作案，就落入了法網。因此，被盜墓以及未被盜掘的呂氏家族墓中應該還有為數不少的文物。由於呂氏乃世代書香的官宦之家，加之宋代私人收藏之風極為盛行，除呂大臨之外的呂氏兄弟收藏擁有大量宋以前的文物當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這座墓真屬於呂氏其他兄弟，那麼，我們有理由相信作為呂氏家族乃至宋代最喜收藏、影響也最大的呂大臨墓中當有更多更為驚喜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