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香林

1924年，興民中學畢業后，往上海政治大學學習。兩年後考取清華大學史學系，先後從王國維、梁啟超、朱希祖、陳寅恪、顧頡剛及美國人韓廷敦等諸名懦治史學，畢生效法諸師之治學精神與態度，成績斐然。在學期間被舉為《清華周刊》總編輯。

1926-1930年，獲清華大學文學士學位，留校入研究院專治唐史與百越源流問題。

1926年考取清華大學經濟系，後轉至歷史系，師從王國維等大師。1930年畢業，即轉入清華大學研究院，師從陳寅恪、顧頡剛二導師。

1931年翌年春，兼讀燕京大學研究院。

1932年獲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赴華南考察民間問題及客家源流，獲第一手資料甚多。返京后，在清華、燕京兩校上課。

工作經歷

1932年，接廣州中山大學聘約，任校長室秘書，兼廣東通志館纂修。次年春，改任中山大學副教授，兼學校《文史研究所月刊》編輯。年末，整理其歷年來收集之客家史料，撰寫和出版《客家研究導論》，後來，該書被日本人元剛譯成日文出版。後來又撰《客家源流考》《客家史料彙編》《客家遷移及分佈地圖》，進一步探討客家源流、轉徙與具體分佈諸問題。他是第一位系統研究客家問題的中國學者，被學術界譽為客家問題專家。

1934年秋，他辭去中山大學各職，執教於南京中央大學，兼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審核事宜。次年3月，他與朱希祖女兒朱俄在南京結婚。9月，兼任上海暨南大學教授。

1936年，任廣州中山圖書館館長，兼中山大學教授。與館內同事創辦《廣州學報》季刊與《書林》半月刊。羅香林在整理館藏書籍時，發現林鳳超著《坤甸歷史》與《蘭芳公司年冊》，細讀之餘，始知羅芳伯在西婆羅洲所建大總制，實為共和國政體，而羅芳伯竟為梅縣石扇人氏。羅香林認為如此富有開拓精神又具有先進思想之客家人，實應撰專書志之，乃著《西婆羅洲羅芳伯所建共和國考》一書。這一大總製為共和國政體，始為世人所知。抗戰不久，日本侵略軍在大亞灣登陸，廣州告急，他乃日夜揀選館藏善本與貴重圖籍，舶運廣西。甫抵蒼梧，廣州即告淪陷，旋雇船溯柳江將圖書運抵桂平存放，珍貴圖籍倖免戰火。此時中山大學各院系亦已搬遷至各後方地區。羅香林短期寄居重慶岳父朱希祖家，並共同建議國民黨當局設立國史館，並擬定史館諸條例。

1940年春，赴重慶任國民黨中央專門委員，籌劃學術會議及開展經常性學術研究工作，完成《唐代文化史》出版。年末，回粵北乳源中大文學院授課。次年5月，於紫金縣中壩孫桂香家索閱《孫氏族譜》舊鈔本，始知孫中山上世原居廣東紫金（客家地區），以抗清事敗，遷居增城，再遷香山，歷世義不仕清，以耕讀自勵。據此，《國父家世源流考》，此書深得孫中山先生哲嗣、前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孫科之肯定，開為之作序。9月，中大由雲南遷返粵北。曾率領文科研究所部分研究員，先抵桂林考察文物古迹，於桂林西山觀音峰發現唐高宗調露元年（679）阿佛造象及其有關石刻。嗣後又在廣州將光孝寺內所見前代遺跡如經典譯述，高僧往來，鐵塔、佛象。以及現在仍然生長良好之柯勒樹與菩提樹結合起來，潛心研究。發現由海道傳入兩粵之佛教，無論其所演宗派及藝術發展，皆與西域傳入者有其不同系統與獨特地位，並由此而察知其與中印海上交通發達之關係。他特將研究成果寫成《唐代之光孝寺及桂林摩崖佛像》專著，深為佛教界及日本史學家所推重。1941年，發起“中國史學會”。常與中山大學黃現璠教授一道探討民族研究的問題。

抗日勝利后，廣東省政府改組，羅香林出任廣東省政府委員兼省立文理學院院長，創辦《廣東建設研究》季刊。次年初，倡議設立廣東文獻館。9月，廣東文獻館成立，他為9人理事會成員之一，對維護和發展廣州文獻事業，作出顯著成績。

1945年，任廣東省政府委員兼廣東省立文理學院院長。

1947年-1949年，任廣州國民大學特約教授。不久，他辭卸廣東省政府委員及所兼各職，專任中山大學教授。後來又出任香港《星島日報》《文史副刊》主編兼廣州文化大學研究所史學部主任。1949年6月辭職，舉家移居香港，先後在香港文化專科學校、廣大書院、新亞書院，官立漢文夜校及香港大學任教。

1949年，在香港廣大書院，新亞書院和香港大學任教。

1956年秋至1963年底，先後被邀赴歐洲、日本、美洲、中國台灣等地作學術演講並進行考察，對漢學、史學研究影響巨大。

1956年-1968年，任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擔任該校中文系主任。

1965年10月，發表其香港大學中文系系列講座資料，他用英語發表題為《中國族譜研究》演講。這是他首刨的研究課題，可說是繼甲骨學之後，又一新學科領域。除以族譜中之資料撰著各有關專著及論文外，還就族譜研究之史學意義、中國族譜之源流與特徵、中國族譜之流傳與保存諸問題，發表了自己獨特的見解，後補充並撰成《中國族譜研究》一書，從此奠定中國族譜之學術地位，成為歷史學中的一個重要分支。這是羅香林在學術研究方面的突出貢獻之一。

1967年，他就任香港大亞洲研究中心管委會副主席，對促進亞洲學術文化研究方面作出貢獻。當時香港各研究機關和高等學校，紛紛聘他任職，他只任珠海書院文學院院長一職，重點是考慮研究所博士班計劃和學校出版事宜，繁忙之餘多參加客屬會議和中外學術文化活動以及編輯興寧家鄉文獻。

1968年底，他任期屆滿退休，香港大學贈予他終身名譽教授銜。1969年，任香港珠海書院文學院院長及中國文史研究所所長

在退休后的10年間，曾去中國台灣、美國旅遊、講演並為鄉梓文化和客家文獻操勞。

父親，羅幼山。妻子，朱倓，系朱希祖次女。興寧羅氏，自元代其祖“小九公”從江西贛州寧都遷至廣東興寧定居，人口不斷繁衍，子孫遍及海內外。羅香林夫婦一共生了四個兒子一個女兒，四個兒子分別名為：文、武、成、康，女兒名渝；除了羅成幼年夭折外，剩下的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多是香港大學畢業後到美國哈佛大學深造。現在他們都在外國。大兒子羅文，是美國佛羅里達大學歷史系的退休教授；二兒子羅武，是美國醫學科學院的院士，擅長內科；四兒子羅康曾在香港當過多年的中學校長。女兒羅渝是神學博士，也曾在香港從事與教會有關的工作。

晚年因患糖尿病、肝硬化，雖多方醫療效果欠佳，於1978年4月29日病逝，終年73歲。

出版著作

1932年曾至南方考察客家文化和社會組織。1932年10月，任中山大學校長室秘書兼廣東通志館纂修。1933年在中山大學歷史系講授“方誌研究”。1934年9月，在中央大學歷史系講“中國民族史”，兼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審核事宜。

歷任香港大學、珠海書院教授，獲香港大學終身名譽教授銜。生平著書41種，發表學術論文近300篇。他首創族譜學，乃繼甲骨學、敦煌學、簡犢學之後，開拓了歷史研究新領域；其《客家研究導論》等開創性著作，為客家研究之學奠定基礎。抗日戰爭期間，任廣州中山圖書館館長，將館藏善本與重要圖籍，舶運至柳州石龍，之免罹戰火。畢生獻身學術，盡瘁教育，弘揚中華文化，享譽中外文史學界，梅州八賢之一。

學術成就

羅香林歷任中山大學、暨南大學、中央政治大學（今南京大學）、廣州國民大學、廣州文化學院等校教授，並任廣州中山圖書館館長，廣東省政府委員兼省立文理學院院長。1949年移居香港，先後在新亞書院、香港大學等校任教，獲香港大學終身名譽教授銜。羅香林學識淵博，治學嚴謹，執教之餘勤於著述，畢生著書42種，發表學術論文近300篇，凡所著述，恪守科學態度，具有較高學術價值，深為史學界所推崇。

羅香林在史學方面具有兩大建樹：

一、開拓了客家研究的先河

20世紀30年代，黃某等學者編著的廣東鄉土歷史、地理教科書及某些報刊、志書對客家進行侮蔑，妄稱客家“非漢種”，並將客字加上“犭”旁，引發了多次關於客家族屬大論爭。羅香林積極參與論爭，並據其多年對民族史的研究及客家文化的考察，撰寫了《客家研究導論》，科學地證明了“客家為漢族裡頭的一個支系”，有力地批駁了將客家誣為“語言啁啾不甚開化”、“野蠻的部落，退化的人民”等種種論調，捍衛了客家人的社會地位。

50年代初，羅香林推出了客家研究的又一力作《客家源流考》，從中華民族的構成和演進說起，對中華民族中客家的源流和系統、客家的分佈及其自然環境、客家語言的特徵四個方面進行詳細的剖析和考證，是客家研究方面的經典之作，為客家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現擷錄 《客家源流考》中關於純客住縣和非純客住縣的記載：

（一）江西省：江西一省，計有純客住縣：尋鄔 安遠定南龍南虔南 信丰南康大庾崇義上猶；其非純客住縣，已知的則有：贛縣興國 雲都 會昌寧都石城瑞金廣昌 永豐 萬安 遂川 吉安萬載萍鄉修水吉水 泰和

（二）福建省：福建一省，純客住縣，僅：寧化長汀 上杭武平永定將樂沙縣南平；其非純客住縣則有：清流 連城明溪平和詔安崇安

（三）廣東省：廣東的純客住縣，計有：梅江區梅縣區興寧五華平遠蕉嶺大埔連平和平龍川紫金仁化赤溪始興英德翁源

至其非純客住縣則有：南雄曲江區樂昌乳源連縣連山陽山惠陽區海豐陸豐博羅增城區龍門 深圳寶安區東莞 廣州花都區清遠 佛岡開平中山番禺區從化區揭陽饒平信宜潮安區河源豐順鶴山封川 徐聞陽春三水區防城合浦臨高陵水欽縣廣寧惠來儋縣定安崖縣化縣澄邁萬寧潮陽區新豐羅定台山

（四）廣西省：廣西一省，沒有純客住縣，其非純客住縣則有：桂平貴縣蒼梧平南 博白 郁林 北流藤縣賀縣武宣象縣橫縣武鳴陸川宜山柳州融縣昭平平樂永淳鐘山荔浦 三江羅成柳城來賓陽朔蒙山興業隆山 遷江東蘭南丹 信都 修仁鳳山那馬 榴江 崇善 宜北 綏淥 中波寧明明江河池

（五）湖南省：湖南一省，亦無純客住縣，其非純客住縣則有：汝城郴縣瀏陽 平江 宜章

（六）四川省：四川一省，亦沒有純客住縣，惟非純客住縣則較湖南為多，計有：涪陵巴縣榮昌隆昌瀘縣內江 資中 新都廣漢成都華陽新繁 灌縣

（七）西康省：客家遷到西康的，僅有非純客住縣的會理縣一縣。

（八）貴州省：客家遷到貴州的，也僅有非純客住縣的榕江縣一縣。

（九）台灣省：台灣無純客住縣，其非純客住縣則有：彰化新竹高雄 屏東苗栗

二、奠定了中國族譜學的地位

60年代，羅香林撰寫成《中國族譜研究》一書，揭示了中國族譜的撰述對象，闡明了中國民族的遷移，社會演進，文物盛衰，遺傳優生，及其與中國歷史之關係，中國族譜今後發展方向等，開闢了繼甲骨學、敦煌學、簡牘學之後的又一史學新學科領域，成為中國歷史科學中的一個重要分支。

羅香林主要著述有

附錄一：

羅香林《客家民系的形成》

何謂“客家”？中國史學界歷來認為，從中原南遷的漢人稱客家。由於唐宋間有“給客制度”，有“客戶”之籍，與當地的土著相對而言。《辭海》在“客家”條目載：“相傳西晉永嘉年間（4世紀初），黃河流域的一部分漢人，因戰亂南徙渡江，至唐末（9世紀末）以及南宋（13世紀末），又大批過江南下至贛閩以及粵東、粵北等地，被稱為‘客家’，以別於當地原來的居民，以後遂相沿而成為當地漢人的自稱。”近幾年來，許多學者發表不少學術論文，對“客家”稱謂的界定有不同的看法，計有下列幾種：

（1）“客家”一詞，作為民系的稱謂，在內涵上有其規定性，是由其區別於其他民系的特徵所決定的，並不是與當地原來居住的土著相對稱謂。如果“客家”的稱謂是與當地原來土著相對稱的說法能夠成立，那麼，歷史上流落他鄉的流民，在定居之後，都可以稱為“客家”，可是事實並不是這樣。

（2）歷史上的“給客制度”的所謂客戶，實際上是漢魏以來在殘酷的封建剝削和土地兼并下，不堪戰亂和壓迫而流離失所的農民，稱為“流民”或“流人”、“佃客”等，唐朝時更在戶籍上有“主戶”與“客戶”名目。“客戶”實際上專指佃客、佃戶。主戶、客戶以是否佔有土地為區別標準，主戶失去土地即為“客戶”，客戶能有土地，也成為“主戶”。可見“客家”稱謂不可能是來自“給客制度”的“客戶”一詞。

（3）如果“給客制度”的“客戶”指中原遷來的民族，那麼同是由中原遷來的漢人，定居閩南漳泉一帶則稱為“河洛人”，其方言為“河洛話”；定居閩東的通稱為“福佬人”，其方言為“福佬話”；定居廣州一帶（包括大部珠江三角洲）的稱為“廣府人”，其方言是“粵語”。他們並不稱為“客家人”。

（4）認為衣冠南渡的漢族是編戶齊民，乃是主戶，土著不屬編戶，免納貢賦，應是客戶，所以“給客制度”的客戶不是指南遷的漢人。

（5）認為在唐宋以前遷來的漢人是主戶，唐宋時遷來的是客戶。

總之，眾說紛紜，觀點不一。我們認為，客家人的界定應根據科學的尺度，既不能完全從源流來確定，也不能拋棄歷史事實來臆斷或推理。儘管源流說在一定意義上能解釋中原民族南遷形成客家人這一史實，但還說明不了漢民族多民系的複雜演變成客家人這一史實，但還說明不了漢民族多民系的複雜演變問題，尤其南遷后的演變結果。“……界定客家人，應該全面地、本質地對客家人進行科學概括，即應從民族概念的內涵共性和構成民眾的特性即個性相結合的角度進行科學概括，特別是對客家民系的個性特徵作出科學概括，給予準確的定義……那麼，什麼叫做客家人呢？我認為可概括為：由於歷史原因形成的漢民族的獨特穩定的客家民系，他們具有共同的利益，具有獨特穩定的客家語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態（即客家精神）。凡符合上述穩定性人，就叫客家人，否則就不能稱之為客家人。”

“客家民系作為漢民族共同體中的一個重要民系，在其自身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除其所具有的本民族的地域、語言、經濟生活和心理素質外，又有著自身的諸多特徵，從而與本民族的各歷史、文化特徵既同又異、同中有異，呈現出共性與個性統一，一般性與特殊性共存的關係。""南遷的中原漢族、客家先民及其後裔在遷徙過程中和在自己民系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所遭遇到的種種挑戰，自然不同於中原地區。一方面，客觀的生活環境迫使他們對自身原有的心理素質要作些適當調整；另一方面，遷徙過程中心然發生的與客居地土著、他族的相互影響、融合乃至爭鬥，也會以這樣或多或少那樣的方式，改變著他們原先的心理因素。這樣，在地理環境、歷史傳統、民族融合以及遷居地經濟生活等諸多作用的相互影響下，南遷的中原漢族在心理素質方面，自然會有這樣或那樣的調整，改變和重新整合。一旦這種調整、改變和重新整合得以完成，客家民系也就最終形成了。”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客家語言至今仍作為古代漢語的“活化石”而流行於粵東、閩西和贛南等客家地區，並成為現代漢語中一個獨立的方言系統。這種獨特的方言系統的最終形成，也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一個重要標誌。故客家民系的形成亦應是以共同地域、共同語言、共同經濟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質四大要素為其標誌。“當然，形成民系的第一要素是人，要有優勢的人群勢力，才能形成自我優勢的環境，才能釀成以自我祖源為本，又同新環境相融合的個性，並繼續保持和發展。”客家民系的形成時期為五代至趙宋年間，至今已有近千年的歷史。

總的說來：

1、客家人是漢民族（中原民族）獨特穩定的民系之一。在古代歷史上，中原民族南遷后曾與百越族或其他少數民族相融合，歷經千年，但其形神氣質還是中原民族而無變異，有獨特的穩定性。

2、客家話是客家人的獨特語言。閩粵贛三省相連的客家人，語言基本上相同或相通（只是有個別縣的語言受其他語系的影響，但也還保留客家話的基礎，只是語調上有所差異）。如長汀城與寧化治平人的語言完全相同；長汀城客家話與廣東本系梅州、江西贛南的客家話完全可以相通。離別家鄉五六十年歸來的華僑，完全不會忘記而且能很自然流利地講家鄉客家話。客家話與粵語（廣府話）、福佬話（閩東）、河洛話（漳泉）方音都無關係，而與河南中州（鄭州一帶）音韻卻有不少相通的地方。美國耶魯大學韓廷敦教授說："客家話源出北方，他們的方言……像中州河南的話。"中州話為河南鄭州的土話，與客家話非常相似。

3、客家人有特殊的客家文化和習俗。從明清遺留下來的永定圓形、四方形土樓群，結構厚實，高峻雄偉。寧化安樂、安遠，長汀塗坊、宣城，廣東興寧、梅州市梅縣區的多層圍龍屋，長汀的九廳十八井，標誌著客家的的建築藝術，其結構獨特，是客家人客居他鄉聚族而居，群體式的"客家大屋"的見證。尤其永定土樓獨特的建築引起了世界建築學界的關注與讚賞。“永定土樓是永定人民的文化財富，也是中國人民的文化財富，也是世界人民的文化財富。”武平中山的“百家姓聚居地”和“軍家方言島”是客家研究中值得重視的文化現象。

《晉書·王導傳》云：“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南遷的結果，形成了洞庭湖、鄱陽湖、太湖三個支派的漢族民系。鄱陽湖支派即為現在客家民系的先民。他們是原來居住在山西和河南等地的漢人，逃到安徽、湖北、江蘇至江西，再沿鄱陽湖遷贛南和閩西各地。

據《嘉應州志》載：“今之土著多來自元末明初，以耳目所接之人，詢其所來自，大抵多由汀州之寧化，其間亦有由贛州來者。其語言聲音皆以汀贛為近……。”現在嘉屬不少氏族的族譜、家譜明載由元末明初遷來，足資佐證。

客家是中華民族中的漢族南遷的一支民系，即閩、粵、贛系。客家人的聚居地為閩西、粵東、贛南這塊三省相連的地區。這裡有33個純客家縣，是客家人上千年歷史的開拓地。汀州寧化石壁村是宋元以前客家南遷的中轉站；梅州市、興寧、大埔等地是明末清初客家人的中轉站。向海外發展的以粵東、粵南、閩西、閩南為多。汕頭、廈門自清末民初以來，已是中國兩個著名的華僑口岸。香港、深圳、南洋群島各商埠的港胞、僑胞（其中一部分是客家人及其後裔）所保存的譜牒，以及有關海外客家源流的研究資料，都說明他們的祖先是中原漢族南遷入閩，曾留居汀州寧化石壁，后經長汀、上杭、永定入廣東汕頭出海，或由閩西、閩南經廈門出海，或經廣州遷徙香港、深圳及南洋各地的。

客家歷史上經過幾次大遷徙，輾轉南來，源遠流長。客家兒女分佈世界五大洲，足跡啟蒙遍天下。他們天涯飄泊，客居異邦，而愛國愛鄉的傳統世代相傳。客家人是當代世界上分佈範圍最廣、影響最為深遠的民系之一。

附錄二：

羅香林《客家人的遷徙》

客家人是漢族一個系統分明的支派。客家先民是因為受到了中國邊疆部族的侵擾，才逐漸從中原輾轉遷到南方來的。秦始皇滅六國，統一中國后，為了防止邊疆游牧民族的侵擾，修築萬里長城，戍駐重兵。旋又派尉屠睢率大軍區50萬駐嶺南，以防南越族的入侵。秦皇還將先期滯留在豫、皖、閩的流亡客人驅趕到廣西興安不受歡迎築靈活渠運河，於鏵咀地方將先期滯留在豫、皖、閩的流亡客人驅趕到廣西興安縣築靈渠運河，於鏵咀地方將汀江和湘江和灕江鑿通，以便運軍輸糧，繼續向南疆用兵。秦亡后，這支龐大的部隊沒有北返，繼續留在當地，成為客人，這是大批漢人南下之始。

客家先民自中原遷居南方，總計大遷移5次。其他零星遷入或自各地以服官或經商而遷至的，那就不能悉計。秦漢之間，趙佗自立為南越王。漢武帝時，發大兵南下平定南越，然後在秦代南疆三郡的基礎上設置九郡，其中就有閩中郡。東漢末年，黃巾起義，群雄割據，戰亂頻繁，烽火連天。居住在黃河流域的大批漢族民眾，紛紛往南遷移，這就是所謂“群雄爭中土，黎庶走南疆”。三國時，曹魏曾採用招致邊民內遷的政策，延至西晉。建武年間，晉元帝率臣民南渡，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永嘉之亂，衣冠南渡”。從漢末至東晉，中原漢人南遷長江流域，這是第一次大遷徙。東晉時期，長江流域戰火紛飛，漢族民眾又繼續向南遷移。羅香林教授《客家源流考》稱：“迄晉武帝統一中國，又以只見及三國割據的由來，而盡罷州郡兵權，邊州因而空虛。會八王相繼作亂，國力因而削弱，邊區內徙的部族，便得相繼乘機而起，於中國內地的一部分，建立他們的割據政權。晉代的中央政府，不得已也遷到建康，就是現在的南京，內地的人民有遷移力量的，或有遷移機會的，都相率南遷，當時稱為‘流人’。”當時，福建地處東南海濱，局面較為穩定，因此南遷的中原民眾一批一批湧來，沿武夷山南下或由贛南到汀州、寧化的石壁寨（現名石碧村）一帶，然後繼續移遷汀州郡各屬地；一部分人則由贛北散居各邑。入汀的中原民眾與當地閩越族、畲族逐漸融合，成為汀州早期客家人。前廈門大學、中山大學魏應麟教授曾說過：“汀州的客家人來自中原的氏族與閩越族的結合。”《客家源流考》指出：“這些南渡的人們，在政治方面，支撐了東晉以來朝代的局面；在經濟方面，開發了南方的產業，增進了南方的生計；在民族方面，增加了內地人民和南方部族如百越族（包含閩越族）、一部分苗裔（包含畲族）的融合……”

據李吉甫《無和郡縣誌》載：唐代“開元時有29690戶近兩年10萬人入閩”。大批的移民入汀始於此時。由於中原漢人陸續流入，人口不斷增加，遂於唐開元二十四年設置汀州。汀州位於閩西，與粵東、贛南接壤，最早有長汀、黃蓮（寧化）、新羅等邑，範圍廣闊，縱橫近400公里。據《通典》，唐貞元前已有5330戶，人口1.6萬人。戶口統計所顯示的數字主要是漢人。

唐總章二年，閩粵之間有少數民族不滿政府壓迫，聚眾反抗。朝廷下旨命左郎將陳政為嶺南行政總管，統率大軍入閩鎮守。唐咸通年間，駐軍因故反叛，以寵勛為首，率軍進攻中原，朝廷費了相當力量方予以平定。不久，冤句人黃巢聯合龐勛餘眾，揭竿起義，其勢甚速，從河南、山南二道進軍淮南、浙東、贛北、贛中、閩北、閩中，又折回贛、湘、桂東，南下廣州，出轉湘、楚、安徽，渡淮水，攻下洛陽，進入長安。十幾年動亂，使得中國各地人民分頭遷徙。昭宗時，王潮、王審知參加壽州王緒起義，有5000餘人渡江南下。這些人多來自河南光州一帶，稱為中原氏族，入閩汀者大多留居。

黃巢的部下朱溫投降唐朝，被授予宣武節度使之職。天佑元年，朱溫弒唐昭宗，越兩年受禪為帝，終於篡奪了唐朝政權，改國號梁，開始了五代紛爭的割據局面。據志載：後梁時（897年），王審知被朱溫封為閩王。王審知為了順時應人，確實做了一些有利於人民的事。他"折節下士，開門興學，以育才為急。凡唐末士大夫避地南來者，皆厚禮延納，築'招賢院'以館之。"於是中原士大夫紛紛攜帶家眷，不避艱辛，爬山越嶺，分路入閩為王審知效力。從東晉至五代，漢人又由長江流域南遷，這是第二次大遷徙。當時中原氏族入汀者數以千計。故汀城建有白馬廟，奉祀王審知。

宋高宗南渡，金人南下，元人入主，客家人之一部分，又由閩贛分遷至粵東、粵北。這是第三次大遷徙。在此期間，中原氏族流亡入汀者日眾。據說陳朝皇室陳元光裔孫陳叔明共有九子，成為巨族，奉諭凡巨族分居，乃散處九州。“九子分九州，滿子封汀州”的陳魁（其實為第六子），字參琬，敕封大夫，攜帶家室97口遷汀州，為汀州陳姓始祖。陳氏就是宋代入汀的。當時的汀州，地廣田多，人口日殷，竟達成10萬之眾，可謂盛矣。據史志記載，自東晉以來直到宋代末期，是中原人民大量湧入閩、粵、贛三省邊區的時期，因為閩西、粵東、贛南山水相連，土地肥活，氣候溫和，有江河之利，而人口相對稀少，遷來的中原流徙民眾到這裡有田可耕，有安身之地，環境較為穩定。汀州寧化石壁寨是當時江西入閩和閩北南來的重要通道，成為中原人入閩的中轉站和客家許多姓氏先祖的居留地。黃遵楷所撰之《先史公度事實述略》一文中說，就在此時，“散居於汀州、邵武各屬的客家人，再遷梅州”。《嘉應州志》卷三十二《叢談》也說：“閩之鄰粵者相率遷移來梅，大約以寧化為最多……”客家人從中原遷徙到中國南方，以及出海至南洋群島乃至世界各地，有一大部都經過了汀州寧化石壁。從《客家源流考》、《客家源流研究》所引的“族譜”和客家姓氏淵源的研考，大致可以梳理出曾留居汀州寧化石壁的客家早期姓氏。據《百家姓辭典》及“族譜”初步統計：

晉代永嘉之亂后，由中原南遷入汀州寧化石壁寨的有：卓、羅、郭、詹、邱、何等姓。

唐朝安史之亂先後八年（755-763年）及至唐末遷至汀州寧化石壁寨和長汀縣的有：廖、鄭、溫、陳、王、蔡、楊、古、吳、沈、薛、鍾、周、劉、盧、李、蘇、張、闕、曹、羅、鄧、伍、江、梁、謝等姓。

北宋、南宋抗禦遼、金，以及宋末抗元，烽火江南，幾無寧日，在這期間先後遷徙汀州寧化石壁寨和長汀等地的有：曾、謝、鄒、歐陽、胡、孫、賴、游、蘭、魏、鄧、巫、吳、宋、羅、林、江、黃、彭、梁、簡、汪、范、趙、官、徐、傅、潘、翁等姓。

據《上杭縣誌·氏族志》載：自汀州寧化石壁經長汀遷上杭縣境的計有：丘、江、朱、伍、嚴、李、官、羅、陳、袁、范、張、龔、黃、曾、詹、謝十七姓，所遷年代多在宋朝，宋代以前的很少。據永定縣調查：唐末五代遷徙入永定的現僅存闕氏一姓，南宋遷入的有：盧、廖、鄭、胡、江、巫、林七姓。

趙匡胤統一中國，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大分裂局面。但是趙宋王朝很少過幾天安靜的日子。100多年以後，金滅遼復又侵宋，破汴京，擄徽、欽二帝，北宋亡。宋高宗遷都於臨安建立南宋政權以後，政治一天天腐敗，國家一天天衰弱。公元1234年，元滅金，并吞中原。接著，元軍南下，南宋亡。景炎二年（1277年）正月，元兵攻破汀州，是時文天祥、張世傑、陳宜中、陸秀夫等猶力圖抵抗，挽救宋朝江山。閩粵贛義民紛紛起來抵抗元兵，於是閩粵贛交界地成為抗元輾轉攻守的戰場。向日居住在這裡的客民失敗后，大批輾轉流入廣東東部大埔、梅縣、興寧及粵北一帶，另闢安身的所在；有的戰死於罔州或崖山，有的流落於嶺南海隅。

明朝永樂年間，從浙江、江西、安徽遷汀大量客戶，一是避差役，二是頂軍、奉例屯田的新客戶。汀州的客家人，經過明朝一代休養生息，人口劇增。據考至明末清初，南遷來汀的姓氏已超過了百家姓。

明末政治腐敗，又值連年災荒，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加金文官貪斂，武官誅戮無辜，致使官逼民反，農民起義，各地峰起。清軍入關，進逼京師，朝祚已衰，無可挽救。石頭城內福王昏庸，馬、阮掌權，結黨營私，誣諂忠良。清兵南下，大軍壓境，大臣史可法殉難，南都失守，福王出降，腥風血雨，遍於國中。弘光元年乙酉，唐王聿鍵監國於福州，旋即皇帝位，改元隆武。隆武二年，鄭芝龍受清統帥的賄賂，並許以"閩粵王"，竟盡撤仙霞關的駐軍，清兵入閩。客家群眾奮起抵抗。然而清兵連騎追至，隆武帝汀州蒙難，隨臣殉國，汀洲、贛州文臣武將，自刎、自縊、跳水或引火自焚者均有。大批民眾倉皇逃難，分遷至粵中及濱海地區，乃至川、桂、湘及台灣，且有一小部分遷至貴州南邊及西康之會理。此為客家人第四次大遷徙。明末清初張獻忠農民起義失敗后，四川一帶遭滿清兵火之災，田園荒廢，地廣人稀。康熙年間詔命農民遷往開闢墾殖，這是清代有名的一次大遷徙，所謂：“移湖廣，填四川。”

清同治年間，受廣東西路事件及太平天國起義的影響，部分客家人分遷於廣東南路與海南島、中國台灣、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南洋群島，甚而遠至歐、美各洲等國家和地區。這是第五次大遷徙，是太平軍失敗以後的屬於世界範圍的遷移。

客家先民東晉以前的居地，北起并州上黨，西屆司州弘農，東達揚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豐。上黨在今山西長治縣境，弘家在今河南靈寶縣南20公里境上，淮南在今安徽壽縣境內，新蔡即今河南新蔡縣，安豐在今河南潢川固始等縣附近。客家先民雖未必出於這些地方，然此實為他們基本住地，欲考證客家上世源流，不能不注意及此。

陳寅恪為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引路

1926年，羅香林考入清華大學經濟系，因興趣不合，不久轉入歷史系，有幸師從國學大師陳寅恪。1930年夏，羅香林撰寫了一篇題為《客家源流》的畢業論文，呈送給導師陳寅恪審閱。陳在文稿上作了一句批語：“家譜內多有材料，須再考查。”後來羅香林在回憶錄中寫道，老師主張，“只要有史料價值，足以助我們弄清問題，什麼材料都可用，引用前人論著，不必以人廢言。”陳還特意為他講述了自己的家族源流。

陳寅恪的上代從福建汀州府上杭縣遷到江西義寧州（今修水縣），本屬客家人。他對羅香林說：這些從閩粵遷去義寧的客家人，多數以耕讀為業，因為勤奮讀書，所以考秀才的時候，本地人往往以學額被客家人多分去了，便出而紛爭。後來由封疆大吏請准朝廷，另設“懷遠籍”學額，專給客家人應考，與原來的學額無關，這才把紛爭平息。陳寅恪一家，自他高祖勝遠公，至他父親伯嚴先生（三立），都是由“懷遠籍”入學，然後逐級考上各種高科的。他的祖父陳寶箴，咸豐元年舉人，1895年任湖南巡撫，是清末維新派著名人士。父親陳三立，光緒十五年進士，官吏部主事，“同光體”詩派領袖。一家三代，有四人入《辭海》條目，為客家人爭得榮耀。

羅香林在陳寅恪的指點下，擴大族譜等史料的徵集。他於1930年冬開始，在廣東各大報紙上刊登《徵集客家史料啟事》。經過一年徵集，後來又親赴廣東各地考察，又搜集到不少族譜。他把這些資料彙編成冊，並附上編寫提綱，嚮導師請教。1933年，羅香林發表了《客家研究導論》一書。全書共25萬字，運用大量譜牒、史書等資料，詳細論述了客家“為中原衣冠舊族”、“為避戰亂遷居南方”、“歷經五次大遷移”等觀點。隨後，又撰寫了《客家源流考》及《客家遷徙及分佈地圖》等著作，從此跨進了客家研究的大門。在一系列客家著作中，他首創了“民系說”，把客家列為漢民族的七大民系之一。1931年，羅香林父親去世，羅香林回家治喪，恩師陳寅恪寄來親筆輓聯：

惜公抱經世才而未竟其用，有子治專門學能不負所期

輓聯既是對前輩的哀悼，又是對學生的鞭策和鼓勵。他後來給出版社寫信，公開稱讚羅香林：“羅君十年來，著作頗多，斐然可觀，自不用舊日教師饒舌，以妨其獨立自由之意志也。”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廣州中山大學教書的陳寅恪常常收到從香港寄來的錢物，其中有大陸十分匱乏的豬油等副食品，而署名卻是一個陌生的名字“羅漢”，只有老師才知道這是學生羅香林的一片苦心！為了不給老師添麻煩，羅香林用了自己當年的筆名。

朱希祖為羅香林的治學從教竭力相助

羅香林的早期著作《客家研究導論》和《粵東之風》出版時，朱希祖教授都為他作序，大大提高了作品的知名度。而他的序文並非敷衍之作。有學者認為，朱的序文在學理上對客家的有關論述，比青年羅香林當時的論證邏輯更加嚴密，起到理論指導和畫龍點睛的效果。而對於《粵東之風》，朱希祖給予很高的評價：“我認為羅君的《粵東之風》，雖然不能算首倡，卻希望可以集大成！他把這件事看得很重大，要追蹤十五國風，這一點見識，就高出於眾人之上啊！”“自從周朝初年算到現在，這種工作，經過三千年，方從最北採到最南，羅君的功績，實在比較收集《楚辭》的功績，更加卓越了！”

朱希祖，1879年生於浙江海鹽縣，字逖先，先後擔任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一生著作等身，又是著名藏書家。他十分重視地方史料和古籍的搜集整理，這對羅香林的史學研究影響很大。他在北大任國學研究所主任時，就曾參與發起“歌謠研究會”，刊行了一種《歌謠周刊》，採集各省歌謠數千首，比羅香林採集客家山歌早了好幾年。

1932年起，羅香林到中山大學任教，與時任中大史學系主任的朱希祖共事兩年，受到恩師的提攜，擔任史學系副教授，並推薦他兼任文史研究所編輯、主編。朱希祖在中大任教時，與羅香林同任廣東通志館纂修，商討通志體例，並主動向他提出，希望由其撰寫民族略和華僑略等內容。1934年，朱希祖到南京中央大學任史學系主任，又力薦羅香林到中央大學任教。后因校長羅家倫對羅香林有成見，一直未獲教授資格。羅香林遂於1936年8月離開中央大學，受聘為廣州中山圖書館館長，同時兼任中山大學教職。羅香林上任之初，已是岳父的朱希祖與他通信不斷，從館藏目錄到購書種類，都一一指導。羅香林採納老師的建議，購入了大批珍貴圖書文獻，面向社會發動捐書，自己帶頭捐一百多冊，組織編印圖書目錄，彙編專業史料，校注珍本，籌建廣東文獻陳列室，同時創辦了《廣州學報》季刊與《書林》半月刊，組織專家學者發表書評或論著。《太平天國洪秀全家世考》等文章就是他在這期間發表在學報上的。

1937年7月，抗戰爆發，嗜書如命的朱希祖為轉移藏在南京的大批書籍，輾轉奔波於江浙安徽一帶。從7月9日起裝運書籍六十大箱，包貨車一輛，由南京至徽州，又由徽州轉到屯溪鄉下，歷時三個月。8月間，日機瘋狂轟炸廣州，羅香林將懷孕的妻子朱倓送回老家興寧避難，自己與同事緊急挑選了5萬多冊珍貴圖書疏散到廣州郊區。翌年10月，日寇在大亞灣登陸，羅香林又將圖書安全轉移到廣西。在國憂家難之際，他忠於職守，為國家搶救了大批貴重書籍。如今，這批倖免於難的圖書，珍藏在華南師範大學的文獻館里。而朱希祖搶救出來的25萬冊圖書，由他的兒子捐獻給了國家，其中有朱先生最珍愛的明鈔宋本《水經注》。值得一提的是，在戰火紛飛的歲月，兩人始終挂念著對方的安危和圖書的轉移。

羅香林這樣評價朱希祖：“先生畢生治史，最重氣節，明是非，藏書外，無恆產；而高風亮節，不可企及。”1944年7月，朱希祖先生在重慶去世，享年66歲。後來羅香林為他整理編輯文稿，出版了《朱希祖先生文集》傳世，這是對恩師的最好回報。